“夜郎”研究中的三个问题_贵州民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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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太史公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以来,历代史书对夜郎的追述、考证不绝。1978年贵州社科院成立伊始,即组织贵州史学工作者先后举行了3次夜郎讨论会, 将夜郎研究向深广推进,取得可喜成绩,并引起国内学人关注,纷纷撰文一抒己见,但至今仍未求得共识。

由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著称于世。夜郎文化是中华上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夜郎文化的定位及其再现,不唯是贵州、西南古代文化研究、发掘、整理的一巨大贡献,也应是对全国乃至人类古代文明的一大贡献。

夜郎是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许许多多民族地方政权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方国。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因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愈举兵相攻,不听朝廷调解,甚而“刻木像汉使射之”,因其桀傲不驯,而为新任牂牁太守陈立所所杀(注:《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国遂灭。

夜郎历史中断迄今2千余载,史书的记载又语焉不详, 与之相关的诸多史迹也渐渐模糊或湮埋,使后世对其研讨多感困惑、迷乱。要正确地再现夜郎的原貌远非轻而易举之事,需借众手之力,集中恰当的思路与方法合力共研方见显效。

夜郎是古代西南地区存在过的一个客观社会实体,我们对其认识、探索、研究均属于主观行为。要使主观认识合符客观实际,我认为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多学科、多方位地综合研究。夜郎是历史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地跨今川、滇、黔、桂四省区的地方政权,须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及相关省区的力量作综合研究、合作探索,非单一学科所能胜任。因其不像周边巴蜀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滇文化有着较为单一明显的省区地域性。研究力量中以贵州为主,并需相关省区的通力协作。

须作时空定位。我们所谓夜郎系指司马迁所载夜郎古方国,时在战国至秦、西汉年间。其势力范围以贵州西部为主,兼及川南、滇东、桂西北部分地区。然其自身的统治领域或政治中心则狭小得多。晋、唐时期的夜郎郡或夜郎县在历史渊源上虽与古夜郎有关,但无论于时间、空间及内涵上都不能与古夜郎等同,不能以之作为探讨的对象或依据。

文献资料应以当时或与之相近的古籍为主。唐蒙通夜郎和朝廷授夜郎以王位,在夜郎境内设置郡县及夜郎国灭均在西汉时期。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稍后追记者有东汉班固的《汉书》、魏晋时之《水经》及距夜郎时代不远、地域相邻的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等书。这些古籍的作者或系当时人记当时事,或于时空上去夜郎不远,所载为第一手资料或较为近似资料。再后的许多著述因与夜郎相隔过久,只能作为参考,不可主次含混。

力避地方情绪、民族情绪和个人情绪的影响。存在数百年,曾显赫一世的夜郎随着“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留传而在内地家喻户晓。夜郎悠久的历史、文化已成为西南地区、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段重要历程、一份辉煌荣光。夜郎原貌的揭示及展现,对西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编写和旅游业的发展均有相当意义与价值。若受乡土热情、民族感情、个人功利趋动来进行研究,可能会防碍理智、客观地取舍、认识和理解相关史料,不唯无助于揭去遮掩着夜郎的神迷面纱,还会增添更多的浓云密雾,为后世添乱。

防止凭孤证作结论。自然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间有着某种相近、相似以至相同之处不乏其例。但此一事物毕竟不同于彼一事物。每一事物都有其各自特性,是不能相互取代与等同的。某些地域或民族尽管在某种名称或某种文化习俗上与古籍所载夜郎的名称、习俗相同或相关,据此认定古夜郎就在今此地,就是这一民族所建立。舍去相关的时空界定及其它重要因素、必备条件,这样的论据难免显得单薄无力,是不可取的。杂居地区的民族习俗大致可有3种类型,一是各自的传统性,一是共有的地域性,一是相互影响渗透而出现的吸纳性。

如果我们从上述研究思路、方法上能达成共识、共勉,就有可能找准切入点,合作攻关,较为有效地将夜郎研究逐渐向纵深推进。

一、牂牁江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4次提及牂牁江。 先是大行王恢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时,得食蜀蒟酱后,问是从何处运来的,回答为:“独蜀出蒟酱,多持窃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第三次乃唐蒙给汉武帝上书时说:“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最后是朝廷“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从蒟酱引出牂牁江,从牂牁江引出夜郎,从而导致汉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发巴蜀卒开修僰道至牂牁江通道以经略夜郎控制南越的战略决策。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公认的信史。其中西南夷列传的有关记述也是可靠的。太史公不仅掌握着大量的文书档案,还亲自到过“西南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据上所载可知夜郎临牂牁江,江可行船通番禺是牂牁江的地理特征。

牂牁江又名牂牁水,乃豚水中可通船河道的称谓。《汉书补注》引《水经·温水》曰:“豚水东北流经谈槀县。东经牂牁郡且兰县,谓之牂牁水。”《水经注·温水》谓,“温水出夜郎县。县故夜郎侯中也……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钩町国也”。《水经注·郁水》亦谓:“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豚水东北流迳谈县,东迳牂牁且兰县,谓之牂牁水……又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今广西境内的右江、郁江、浔江及广东境内之西江古代统称为郁水。《汉书·地理志》载,“郁水首受夜郎豚水”。是知豚水流注郁水为郁水上源。郁水流经今广州(古之番禺)入海。

随着历史的变迁,许多山名、水名、地名的称谓多渐发生变异。唐宋以来西南地区的江河中已无牂牁江或豚水之称。但如此一条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宽而长且能通航至番禺的河流定未消失,必得称谓变换而已。那么汉代的牂牁江当是今天哪条水呢?我认为当年的牂牁江应是后来所称之北盘江。北盘江自贞丰县百层至双河口段共为85.5公里流程,可行木船。据笔者80年代实地调查,咸同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时,苗族义军曾在百层开立集市,借百层河航运沟通黔桂两省贸易。贵州的桐油、鸦片等货物以马驮人挑至百层后,改用船水运入广西散销。其中的鸦片多船运至广州,再转销入香港。商人们又从香港、广州等地运来日用百货,回到百层场集散。起义军后来虽被镇压,而百层这一水陆码头的中转地位、繁华景象却一直维持到抗战期间。日寇占领香港后,贸易中断,各商号粤商撤走,百层才遂渐萧条。当年的百层场上商号林立,全系广人开设,货栈、客栈众多,则为当地人开办。官府亦于百层设厘金总办抽收税费。北盘江流至今望谟县双河口与南盘江汇合形成红水河。北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市马雄山西北麓,经宣威、威宁、水城、盘县、晴隆、六枝、贞丰、册亨、望谟等县市、特区与南盘江汇为红水河,全长449 公里。百层以上河段落差大、险滩多,除极少河段能断续可行木筏外,皆不通航。惟贞丰县百层至望谟县双河口85.5公里河段可通航。每年5~11月水位较高期,可运行50吨的机轮。1971年成立州航运管理中心站,组织30吨的机动客货轮运输。 南北盘江汇合而成之红水河蔗香以下105公里河段,全年可通行5吨木船,丰水期则可通20~30吨位机轮。 南流于广西象州县石龙与柳江汇合后为右江。右江东南流至广西桂平县与郁江合流。郁江全长1162公里,百色以下可通航。郁江流入广东称西江,为珠江干流,直经广州汇入南海。北盘江百层以下可行船至广州合符“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出番禺(今广州)城下”的特定条件。故可推知牂牁江当是今北盘江百层至双河口可通行河段。《水经注》载“有竹王兴於豚水”,则是《史记》所载“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印证。《水经注》载,“温水出牂牁夜郎县。县故夜郎侯国也……,导源于牂牁钩町县。应劭日,故钩町国也”。表明温水既在夜郎境,又在钩町境,介于夜郎与钩町之间。而钩町在今广西自治区之隆林、西林两县境内已为学术界所共识,故温水当是今之南盘江。综上所述,北盘江可通航至番禺,乃古之豚水,豚水为“竹王”(后夜郎侯、王之先祖)兴起地,在夜郎国境。温水为南盘江,介于夜郎与钩町之间。钩町在今南盘江南岸,而豚水即牂牁水(江),故可认定牂牁江即今百层至双河口之北盘江下游河段。

二、夜郎中心区考

夜郎系战国至秦汉时期出现于“西南夷”中的一个民族地方政权。其历史可分为兴起与强盛两个阶段。竹王传说时期乃其兴起期,当属氏族部落阶段;自称夜郎侯及朝廷封之为夜郎王时乃其强盛期,应为部落联盟带有早期奴隶性质阶段。兴起时期的势力范围较窄小,强盛时期的势力范围则较为广大。与此相对应的夜郎辖区有夜郎本土及夜郎势力影响所及范围两个层次。竹王兴起时的夜郎本土到夜郎强盛时则成为夜郎的中心地区。夜郎侯(王)国的势力影响范围,可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设牂牁郡为界定。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越王反时,汉武帝“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开”。 牂牁郡辖县17:“故且兰、谭封、鄨、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槀、进桑、钩町”。 牂牁郡所属17县大致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及滇东南、桂西北一带。汉武帝在夜郎国辖区内设置牂牁郡,实行郡国并治制度。牂牁17县是由“南夷”境内17个较大的有王、侯、邑君长的部落领地构成。其中夜郎县的地位最为重要。《汉书·地理志》谓,“夜郎,豚水东至广郁,都尉治”。都尉为辅佐郡守之武官,执掌全郡之军事。夜郎县为都尉治所,意味着夜郎县乃牂牁郡有重兵驻守的军事要地。朝廷之以夜郎县为都尉治所,是因为夜郎县乃夜郎部落发祥地,夜郎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正如《水经注·温水》曰:“温水出牂牁夜郎县。县,故夜郎侯中也”,“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豚水即牂牁江,亦即今北盘江下游可通航之河段。是知夜郎县即夜郎联盟的中心区——夜郎国所在地。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夜郎者,临牂牁江”的记载,可推知夜郎县当在今贵州北盘江下游可通航附近之贞丰、册亨、望谟、安龙一带。这一带属于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热量充足、雨量充沛,沿江两岸竹林丛生,拳头、碗口粗的楠竹颇多,为竹王传说的产生提供了自然前提。这一区域隔南盘江与广西之隆林、西林两县为邻,此两县为钩町国故地。正因为与钩町为邻,才会发生《汉书·西南夷传》所载:“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愈更举兵相攻”。两个刚脱胎于氏族部落社会不久的民族地方政权间因利害关系不时发生战争才成为可能。1976年省博物馆于兴义发掘汉墓7座,出土有铜马车、铜薰、铜豆、铜铣、铜壹壶、铜镜及池溏田园模型、汉砖、汉币等大量文物。兴义在南北盘江流域之间,西与夜郎为邻、南与钩町相望。兴义汉墓群及其出土物反映汉王朝于此屯驻官兵控扼夜郎势力扩展及复兴的一种战略布置。

三、夜郎族属考

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何?《史记·西南夷列传》谓夜郎与滇“皆椎结,耕田,有邑聚”,仅简略地概述其生产、生活特征,以之与西夷之雋、昆明等“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君长”以及冉、白马等“皆氐类也”相区别。并未具体指出其族称。晋常璩为蜀人,成汉时任散骑常待,得以接触有关西南地区大量档案资料,方便调查、见闻广泛。所著《华阳国志》颇受唐代史家刘知几赞誉。刘在其《史通·杂述》中称:“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常璩熟悉西南历史掌故,在其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中,首次对夜郎的族属作出明确的记载,称兴于豚水的竹王“遂雄夷濮”,“以竹为姓”。竹王被斩后,“夷濮阻城,咸怨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两书都认为后之夜郎王即竹王后裔,亦为竹王之称。竹王传说是氏族部落时代图腾崇拜的反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谓“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豚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表明夜郎人自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仍缘习着竹图腾崇拜,并以之作为开展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有如汉族视帝王为龙种,自认为龙的传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竹王“遂雄夷濮”,表明“夷濮”是夜郎的创建民族,“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嗣”,既表明“夷濮”是夜郎的创建者,还意味着又是夜郎的主体民族。《后汉书》的“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立后”,指出“夷僚”是夜郎的创建者,又是夜郎的主体居民。两书所载一为“夷濮”,一为“夷僚”,看似各异,实则同一。“夷濮”、“夷僚”乃少数民族的泛称,“濮”、“僚”才是具体民族之称谓。先秦至秦汉时期,我国长江流域自今之西南至山东散布着众多的濮人,故有“百濮”之称。“百濮”为我国长江流域的一大古族群。《逸周书·王会》载:“正南瓯、捐子、产里、百濮、九菌”,注曰“六者,南蛮之别名”;杜预《春秋释例》谓:“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左思《蜀都赋》曰:“左绵巴中,进濮所充”。三国时期,仍有若干关于濮人的记载,如《三国志·李恢传》载,“南夷多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使其豪帅於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羊,充继军资,於时费用不管”。魏晋南北朝时期,“濮”之称渐消,“僚(原文为獠,作为族称当读为“佬”)濮”或“濮僚”之称代之而起。《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谈槀县有濮僚”,“兴古郡……多鸠僚濮”,进而极少称为濮,单称之为僚。故有《华阳国志》与《后汉书》在记述同一时期的同一事件时,前者载为濮,后者记为僚的现象产生。仡佬乃古代濮人、僚人发展而成的单一民族。在唐代称为“僚”,宋代始记写为“仡佬”。《异域志》载“僚在牂牁,其妇人也七月生子,死则竖棺葬及打牙之俗。打牙仡佬乃仡佬族中的一个支系。约于东汉初年进入贵州西部的彝族先民是最早与仡佬族先民接触的最早的少数民族。他们称之为“濮”时至今日,彝族仍保持着称仡佬族为“濮”的民族称谓。彝族有古老的文字。彝文文献中

等文字均读为“濮”,所指皆为仡佬族。彝语称北盘江为“濮吐诸衣”,意为“仡佬族开发的河流”。彝族对仡佬族及北盘江的称谓,印证了今天仡佬族的先民是夜郎的创建者和主体居民。贞丰百层皎贯乡的仡佬族民间保流有古老的竹王传说:很古的时候,有根大竹自百层河上游冲到百层的河沙坝,被捞取剖开后里面出来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仡佬族的祖先。故仡佬人家在祭祖时,必于神龛上置一竹筒以作祖宗灵位。仡佬语称此专用竹筒为“母舀”。仡佬族人视竹为有灵气之物。据该地朱登科老人说,解放前他们每年除夕要取竹一根,于各节割出一口子,每节内放入一种农作物种子,灌以清水。待正月十五这一天剖竹观察,依发胀较好的种子为取向,当年多种之,会获丰收。农作物的丰歉关系到全家一年老幼生活之饱与饥。仡佬人将此关系重大的成败寄托于竹管预卜上,足见其对竹崇敬超出了一般。贵州各族民间都认为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故仡佬族又有“古族”、“古老族”之称。仡佬族老人过世出殡途中,无论经过何地何寨皆不丢纸钱“买路”。每年七八月吃新时,常按古规到距村寨数里、十数里以至数十里的田地里摘取一些新熟农作物回寨祭祀祖先时,无论到何族、何人所有的田地里摘取,均不会遭受责难,有的还希望仡佬族人能去采摘,认为如此自己来年才会丰收。在私有制社会里保存的这一民族民间传统习俗蕴含着深远的历史内涵。古老的民族在古老的贵州高原上创建古老的夜郎国,就时间、空间而言,显然是合符历史的逻辑。北盘江流域的仡佬族已很稀少,有着诸多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有的迁往南盘江以南的隆林、西林等地。这两县成为广西境内为数不多的仡佬族人聚居地。所以迁往这两县,既由于地域相近相连,更由于这里原是钩町国故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钩町县故钩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这里古代的主体居民也是濮人。同类相吸自然是夜郎故地仡佬族迁往钩町故地的一个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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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研究中的三个问题_贵州民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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