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以来南北关系的初步研究_方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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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3)04-0109-07

汉语有方言乃自古而然。早在先秦,文献中有齐语、楚语、越语、雅语等等记载,不过此时似无南北方言之说。汉代扬雄《方言》采用许多地名描写方言区,也不见将南北作专门比较。明确提出方言有南北差异并重视南北之别,可能是从中古开始的。南北朝时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花了很多篇幅叙述汉语南北差异,其中有一段很著名的文字,见于该书《音辞篇》,专论南北是非:“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俱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类,两失甚多。”一代大儒,如此重视南北之别,这是前人没有过的。从此之后,南北差异则为文人正音释义、作诗写赋时所特别措意,名家大师无不斤斤于较理南北、纠偏弥错。兹引数说于下:

陆法言《切韵·序》:“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今之去取,冀祛兹弊。”陆氏这段话,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中原文照抄。

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万有文库本):“……隄防之隄字,并音丁奚反。江南末俗往往读为大奚反,以为风流,耻作低音,不知何所凭据,转相放习,此弊渐行于关中。其提封本取提挈之义,例作低音。而呼隄防之字即为蹄音,两失其义,良可叹息。”该书卷六又云:“今太原俗呼痛而呻吟谓之通,唤何?答曰:尔雅云:恫,痛也。郭景纯音呻哃音通,亦音恫。字或作侗。《周书》云:恫瘝乃身。并是其义。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谓之呻唤,关中俗谓之呻恫,音同。鄙俗言失恫者,呻声之急耳。太原俗谓恫唤云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义一也。郭景纯既有呻恫之音,盖旧语耳。”

李涪《刊误》卷下(四库本):“夫吴民之言如病瘖风而噤,每启其口,则语戾呐,声随下笔,竟不自悟。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

他们众口一词,分辨江南河北与关中吴下,言之凿凿,一定有充分事实依据。此可推知区分南北,当是中古时代汉语演变的一大特色,是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就是说,当时汉语南北地域的差异,已足够引起学人注意。上引诸家按时代先后排列,从南北朝到中晚唐,随着时代发展,学者们对南北方言的态度也有明确的转变。颜之推的话中南北各有深弊,不分高下,隋代的陆法言还以折中南北是非为己任,可到了颜师古的时代,江南被称为末俗。号称“周礼库”博学的李涪更是大贬江南吴音,宣称中华音切当以北方的洛阳为正。这一切都见出汉语的南北之分的特异之处。其一,它大致发生于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代,其二,随着唐代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北音逐渐又被认为通语,成为正音。可惜的是古人只是指出南北不同,究竟怎样不同,大多就是寥寥数语,没有多说。古人不会进行田野方言调查,方言音系与方言词汇的系统材料盖缺不传,使我们只能对当时南北之差作模糊的印象。

但中古的南北之分既为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定影响深远,以至于波及现代方言。我们知道,现代方言复杂非常,千差万别,各有特点,虽说彼此差异但又异中有同,以至于呈现出渐变的跨方言的区域性特征。而许多方言内部的又音异读,文读白读也显示出一种对应于历时演变的重迭的历史层积,这就使得“一种远古语言的构拟,在很多方面有点像考古学”。语言学家由此而知“他的材料是由不同的层次组成,是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次迁居的结果”。因此,中古以来南北方言的差异同样也会在现代方言留下其“考古层”,尽管“表明最古老层次的方言证据总是零碎的,对某些特点的保留和丢失,显得不平衡”[1](P38-41),但还是可以发掘这个层面,透过现代方言窥见历史上的不同时代的语言特征。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职责与义务。而在历史上被先贤学者屡次称说的发生南北变化的中古时代,由于存在着许多历史文献可以考校,就有可能在现代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逐步做到比较准确地给予其历史的定位。下面我们参照文献记述,对现代方言的区域差异作一些对比,试看中古以来汉语南北差异的痕迹。

先看一个很普通的字音:大。这个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读音很多,江苏教育出版社《汉语方言词典》丛书的综合本记下了“大”字在现代方言里的21个声韵不同的读音(各地声调调值不同,但大都是去声,调类相同,故暂不计声调的差别),这些音稍加整理即可成如下条理:

1.du崇明、上海;杭州;do杭州(又读);da娄底、温州(文读)

2.tai南宁平话、长沙、广州、东莞;

3.南昌、梅县、萍乡;hai黎川

4.tuai福州;tua雷州、厦门;建瓯

5.丹阳

5组音每组都有共同的特点,第1组的共同特点是声母全浊,韵母为单元音-u、-o或-a,以-u和-u衍生的复韵母为主。这组是吴方言和部分湘方言。第2组为粤方言和平话,部分湘语,声母全清不送气,韵母为复元音-ai。第3组主要为客赣方言和徽语,主要特点是声母清化送气,甚至读为气擦音。第4组是闽语,清化不送气但韵母全属合口。最后一组主要是官话,声母清化不送气,韵母全是单元音,又以-a元音为主。

5组音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先核查韵书吧,“大”字在《广韵》中收有两读,泰韵唐盖切,箇韵唐佐切。若再细考,则此两读似乎有时间先后,泰韵一读见于唐中宗龙兴二年(706)的《王韵》,《王韵》以前《切韵》残卷不见有箇韵读音,箇韵一读初见于开元天宝间《唐韵》(将斧本),似为唐代新起之音。魏晋隋代诗人用韵中“大”字只押泰韵不押箇韵可为佐证(丁邦新1975、李荣1961、1962)。宋代修的《集韵》增加泰韵他盖切,这是“大”字作为“太”字异体的读音。《集韵》又增过韵他佐切,引何休(129~182)“约誓大甚”句,但何氏并没注音。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大甚,音泰,或敕贺反”,陆氏只说“或”,不知具体是谁。能确知其名的是东晋徐邈(344~397),他在《礼记音》中注“大”为他佐切,也是作程度副词太的音,“他佐切”应当是开口,《集韵》改收于合口过韵,耐人寻味。《集韵》又增曷韵他达切一音,其音见《说文》十篇下“籀文大”条目大徐注。可知《集韵》增列三音均非大小的“大”字实际读音。所以宋末《古今韵会举要》就不收“他盖切、他达切”两音。而《蒙古字韵》更只收两音,将“大”分别收于六佳、十四歌定母去声下,相当于《广韵》箇、泰两音。到《中原音韵》就收于皆来、歌戈、家麻去声。此后《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都收大字入家麻,显然从《广韵》到近代北音,“大”字读家麻韵又是新起的音。

对照历史上的异读,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追寻。第1组主要是吴方言及湘方言一部分,声母为全浊音,当来自箇韵唐佐切,其韵母中的-u是歌韵在吴音中的音变。清末讽刺文学的著名作家,广东人吴趼人在他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34回记下了这一音变现象:

“各省的方音虽然不同,然而读到有韵之文,却总不能脱韵的。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把歌舞的歌字读成‘孤’音,凡五歌韵里的字,都可以类推起来:‘搓’便一定读成‘粗’音,‘磨’字一定读成‘模’音的了。……上海音是五歌韵,混了六鱼七虞。”

上海音是五歌混了六鱼七虞,大字读du,正是唐佐切。吴音保留唐代箇韵的读法。

第2组主要是粤方言,含湘方言另一部分,声母读清舌尖中不送音,韵母为-ai,应当是从泰韵徒盖切经过近代平透仄嘎的清化而来。第3组主要是客赣方言和徽语,其特点是声母送气甚至于读成气擦音,这是全浊声母清化的另一种模式。第4组是闽方言,与粤方言相比,有合口呼介音,是不是跟《集韵》将“大”字他佐切音隶合口过韵有关?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比较,《集韵》之后,南宋时南北两大韵书对“大”字“他佐切”音的处理是不同的。北方《五音集韵》将其隶开口箇韵(吐逻切),而南边的《古今韵会举要》则收于合口过字母韵(吐卧切)。再看明代毕拱辰《韵略汇通》将“大”字这个又音收于十三戈何部东母下去声,与“驮舵剁堕惰”等现代读tuo的字同音,可见“大”字的合口介音亦非天外来客,可能跟宋以后歌韵舌音的合口化音变相关。第5组主要是官话方言,其声母清化与粤语同,韵母为前元音-a类,其直接源头当为《中原音韵》的家麻部读音。

根据这种对应关系,或许可以作出如下的解释。从地域分布看,以长江沿线的吴方言为界分成南北两派,江以北以单韵母前低元音为主,江以南以-i韵尾的复韵母为主,可见“大”字的《广韵》箇、泰两读,实则代表了唐代以前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分歧。隋代以前只读泰韵音,唐代北音渐变至丢掉韵尾读入箇韵,渐扩展至吴方言区,就主要都读唐代新的起箇韵读音,而湘赣以南仍读早期泰韵读音。在以后的全浊清化过程中,吴方言保持浊音,客赣与湘粤闽则因清化的模式不同再行分化。而北方的箇韵字母读音清化发生后,元音前移读入麻韵,形成现代普遍的前低元音为主的官话读音。

以上是单字读音,有的方言在一些特定的词语中,大字的读音不同,如:黎川“大姑”一词当表示父亲的姐姐时读ho ku,当表示父亲的大妹妹的意思时读hai ku。表现出箇泰两读异读重迭。南昌大姑娘的大读t‘o,可见赣语中也有读箇韵的底层。又如在“大夫”一词中,哈尔滨、牟平、乌鲁木齐、万荣、太原、武汉等“大”都念tai等等,又反映官话中的比较早的泰韵底层。还有的方言大字有文白读或异读,如长沙、温州、万荣等地有文白两读,杭州有异读,这些特殊读音或许是音变中的语音交融与渗透的残留遗迹。

再看一组字音:中古止摄开口三等齿音字。它们在现代方言中变化非常复杂,从声母来说,大致有5种变化:1.精庄章三组分立,2.精庄合章组分立,3.庄章组合精组分立,4.精章分立庄组部分归精部分归章,5.精庄章三组合并。韵母跟声母相应,有的读一个元音有的分别读不同的元音,大多数读舌尖元音,有的读后面前高元音,还有的读舌面后高元音等各种精况。分合的关键在于庄组字。

从现代汉语来看,庄初两母字常用字很少,仅一个“厕”字常用,但该字现代口语按其声符变读为,很少能听见它“初吏切”的本读。崇山两母字中有很多仍是口语中常用的,如“师狮蛳士仕史使驶事柿”等。所以,止摄开口三等庄组字自然分成两组,庄初为一组,崇山为一组,最能代表庄组演变的是生崇这一组。现代北京话是“庄初”组读舌尖前塞擦音,也就是说庄初母读同精清,崇山母读同章组擦音,北京音是取前面说的第4种方式归并的。山东寿光方言却是庄章组混同读,取第3种方式。这在明代山东人毕拱辰《韵略汇通》就有记载。南京老派方言是庄组并入精组读,取第2种方式。取第1种方式三组仍能区分的方言很少,这是保留《切韵》模式没有变化暂不讨论。取第5种方式三组合并的方言很多,尤以长江以南为多。南音的三组合并绝大多数取庄章并入精组的方式,所谓南音多平舌。明朝的张位说“江南多患齿音不清。”(《问奇集》)。袁子让《字学元元》卷八以他的家乡彬州话为的例子说:“僧读心母平声是也,而合口之孙亦曰僧,审母之生亦曰僧;增为精母平声是也,而合口之尊亦曰增,照母之争、臻亦曰增,盖精照心审交相混也。”清初的潘耒说:“南人非特缺照母开口一呼……凡审禅穿床之开口合口二呼皆不能读。”(音类卷一)李汝珍《李氏音鉴》卷四云:“南音……以诗书而为思苏……以城池而为层慈……以蜘蛛而为资租。”可见南音多平舌也是古已有之。

如果把止开三的齿音字在现代方言的归并作一面上的核查,大致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以长江为界的分别。其分布大势是,江以北多取庄章合、精独立方式即北京、寿光方式,江以南多取精庄合、章独立的方式,即南京的方式。这就自然使我们联想起近代语音史上两本著名韵书。一本是成书于公元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的《古今韵会举要》,一本是成书于公元1324年(元泰定元年甲子)的《中原音韵》。两书对止开三齿音字的处理方式不同。《中原音韵》收止摄开口三等齿音字精庄章三组为一个韵部叫支思部,从小韵划分可以看出章庄组合并,精组分立(个别字有出入)。《古今韵会举要》将止摄开口三等字分别收于赀、羁两个字母韵中(举平以赅上去入),具体归并是精庄组为赀字母韵,章组与止开三其他字归入羁字母韵。两书略作比较如下:

韵会举要 中原音韵

赀字母韵:精、庄组字 精组——支思部

羁字母韵:章知等其他止开三字 庄章组——支思部

两书成书时间只差27年,其间的差异不好从时间上找原因。从空间上看,《中原音韵》是写中原之音,学界多以为元大都音,也有认为是洛阳音的,没人会认为南音。而《古今韵会举要》的编者是福建绍武人,该书的语音基础被认为南方语音是很自然的。本文无意考证两本韵书的基础语音。这里只补充一个例证,来考校两书对止开三齿音字处理的实际语音根据。

南北宋之交的古音学家吴棫 (1100~1154)留下了一本《韵补》,该书对止开三齿音字作了一些辨证,大致是说明这些字怎么读才对,怎么读不对等等。共有11条语料。简引于下:

1.资,津私切,声如赍。今读讹。咨类同。

2.荠,才资切,资声如赍,荠声亦当如齐。或读平声。今读吪。茨餈类同。

3.斯,相支切,声当如西。徐锴《说文系传》曰:凡斯皆当读如西,今惟马嘶方读如西,盖失之。疵,疾移切。赀,即移切,声皆放此。

4.私,息移切,声当近绥。《释名》私,恤也。必读近绥,方与恤声相近。亦与支韵相叶,今读吪(注:仅一处用心母“绥”字说明“私”字读音,但“绥”是合口不是开口,吴氏用该字是为了说明《释名》“私,恤也”的声训的,跟用齐韵字说明音读的性质不同。)。

5.兹,子之切,子声本如济水之济,以济翻兹,方得本音。思,息兹切。词似兹切。皆当用此音以翻。今读吪。又菑本侧持切,声当近之。慈本疾之切,声当近齐,今俗读此二音几与鱼虞等韵相叶,其失之甚矣。

6.子,奖礼切。古子有二读,与纸叶者,声近济水之济。与语叶者,如今读,耔梓一类皆仿此。泲,此本济水之字,今读讹。

7.死,小礼切。《集韵》澌音西。今读讹。

8.士,上止切,古士有二读,一与语韵相叶者,声如今读。一与纸韵相叶者,声当如始,不当如今读。士仕史使皆仿此。

9.司,相吏切,声近细。

10.祠,祥吏切,声近荠,思,相利切,声近细。

11.士,侧吏切,声近是。

从说音来看,吴氏大致是用齐韵开口四等字和止摄开三章组字来描述精庄组字正音:

精组字读齐韵精组字 庄组字读本韵章组

资声如赍 菑声当近之

荠声亦当如齐,慈声当近齐 士声当如始

斯声当如西,澌音西 士声近是

子声本如济水之济

司声近细,思声近细

非常明显,吴氏用来说明精组字正确读音的是齐韵开口四等:赍西济荠齐细;说明庄组正确读音的是用止开三章组字:之始是。

请注意吴氏说音的两组术语:1.今读、俗读、讹;2.古读、当读、声当如。从这两组术语可以推知,吴氏认定这组字有两种读音,即今读与当读。

先看“今读”。他几乎在每个字下都声明不能按今读,因为今读是俗读,讹。那么今读到底怎么读呢,吴氏在平声支韵“兹”字下有个说明:(今读)“与鱼虞等韵相叶”,在“虞麌遇”韵里,吴氏也收了止摄精庄组字可与此相印证。看来“俗读”之讹是韵的不同,即:止开三齿音精庄组俗读鱼虞,没有读成止摄本音。假如吴氏的时代支齐韵主元音为-i,虞韵主元音为-u,那么,止开三精庄组字吴氏认为正确的读音韵母为-i,而俗间误读作-u。此其一。

俗读中读作-u的是精庄组,与章组无关。他用章组字来给“当读”注音,说明止开三章组字无论“俗读”还是“当读”都读-i,是正确读音。也就是说,止开三齿音字的今读或俗读是韵的变化,其演变特点是精庄组合流,读-u;章组分立,读-i。此其二。

再看“当读”,当读的音中前所列,精组以齐韵字注音,庄组以章组注音,显然其分化演变轨迹与“俗读”不同,是精组独立,庄章合流。那么精组与庄章组之间的不同也跟前面“俗读”一样是韵的不同吗?吴氏以齐韵字给精组字注音,以章组字给庄组注音,似乎是韵不同。但吴氏在平声支韵私字下,辩明按照汉代《释名》的声训“私”字古当有读近合口“绥”的音之后,特地加上一句“亦与支韵相叶”,这一句补说相当重要绝非蛇足,这实际上就是说尽管照《释名》的声训古音有合口一读,但“私”字这类精组字也应当与支韵相叶。明白告诉我们止开三精组字的韵母与庄章组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读”的音中,精与庄章组之间不是韵的不同。那是什么不同呢?再细审前表,马上就会发现,吴氏一律选取齐韵精组字给止开三精组字注音。真像大白了,既作直音,就要俏其声与韵,止开三精组字声、韵两者唯有齐韵精组字近之,取齐韵字注音,实际上是取其声、韵母的相同;而选取止开三章组字给庄组注音却是从韵的方面着手的。显然,“当读”的音中,庄组字的韵为-i,不好用俗读为-u的精组字给它注音,故选用俗读中韵母同为-i的章组字。可见在吴氏的“当读”音中,止开三精组字与庄章组不同不是韵母的差异,而是声母的不同。就是说,吴氏认为正确的音中,庄章组声母合流了。我们可以假设“当读”的音中精读。如果以赀字代精组,菑代庄组,支代章组,这个变化可简明表解如下:

分析吴棫《韵补》语料,我们知道中古止开三齿音字在宋代发生了两种不同模式的音变,因而出现了吴氏名之曰“今读”和“当读”的两读。将这两读跟两本韵书比较,就会发现“今读”音精庄组同韵,恰同于《韵会》的赀字母韵,章组另成一类,《韵会》亦将它们排于不同的字母韵;“当读”的音庄章组与精组同韵,因声母不同分列两组,知组不在其中,这恰好就是《中原音韵》的支思部。两本韵书时间相隔不到三十年,各自的立韵跟吴棫的描述对应,这似乎不是一种巧合。

所谓“当读”,乃吴氏认可的正确读音,这个正音应当是宋金权威方言——北方话中原方言的实际读音,它是宋代通语音系基础方言,核心是汴洛中州语音(周祖谟1941、鲁国尧1991)。从宋金元诗词用韵中可以看到,在北宋时期,通语韵系止摄与蟹摄细音合为一部,成为宋词用韵的支微部(鲁国尧1991),到了与南宋对峙的金朝诗人笔下,支思部与齐微部开始分用。尤以号称“音节则为中州之正”的元好问(1190~1257)突出,他的词押支思部6次,齐微部12次,诗押支思部30次,齐微部43次,此疆彼界,了不相涉。同时稍后的词人白朴(1226~?)、卢挚(1253~1300)都莫不如此(鲁国尧1991,李爱平1985),他们都是《中原音韵》之前的北人,活动地域主要在今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故可反映北方中州之音。鲁国尧先生说:“我们揣测在13世纪初年北方汉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元好问的词韵(及其近体诗韵)是反映这种变化的较早的可靠证据,其晚年诸大曲家竞起,白朴以其词(及曲韵)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变化。他们的作品的用韵给汉语语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献。至14世纪终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而集大成。”(鲁国尧1991,又1994页170)。但元朝以后在江浙诗人如张可久(庆元人今浙江鄞县,1270~1348后)、张翥(晋宁人今江苏常州,1287~1368)笔下也出现了支思部。究其原因“简言之,至金元时代,北方汉语有较大变化,这促使词人,特别是‘通权达变’的词人用韵也随之变化”(鲁国尧1991,又1994页170)。

由此可见吴棫所描述为正音的这一批止开三齿音字,从10至11世纪北宋归属支微部,到12至13世纪的金朝逐渐分立出来而成为支思部,历时约一个多世纪,14世纪初《中原音韵》记下了这一变化。它产生的时代是13世纪、首先出现的地域是北方中原一带。支思部分立并进一步发展为舌尖元音,后来随着雅音的扩散进而播迁于江南,并沿长江波及华南、西南。到明初“一以中原雅音为准”的《洪武正韵》,其二支韵庄章合并,与精组同韵,且揉入了部分知组字,可见规模仍在扩展。这三组字在现代北方方言中有许多变化,但精组读,是占主导地位的读音。

因此,由支思部而发展成为舌尖元音,是近代汉语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由北而南的语音扩散。如果把它比作一场波及很广的地震,则震源在北方中原地域。当震源肇始之时,江南地区在空间上远离震中、加之政权的分割,与北方缺少交流,不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南宋时南方福建(刘晓南1999)、江浙(裴宰奭1996、张令吾1998)、江西(杜爱英1998)湖南(田范芬2000)、四川(钱毅2001)等诗人用韵中均看不到支思分立的迹象,就可以作为一个旁证。南宋时代,止摄开口三等齿音字在南方有它自身的发展演变。

吴棫所述的俗音,跟《韵会》所述之赀字母韵规模大致相同,吴棫明确地说与虞麌韵相叶。在宋代诗人笔下,南方江浙、闽、赣大地都广泛存在着支鱼通押。但从入韵字,及押韵方式来看,最符合吴棫描述的还是闽方言区的诗人用韵。现代闽方言5大次方言中,仅永安精庄章合流读外,其他4区均精庄与章二分,其文读系统为精庄组读圆唇元音,章组读舌面前元音,请看下表(表中“子私事”等字分别有韵母为-i、-ai的白读,此略):

界限清晰,精庄组字韵母为-u或-y、或-o,章组字为-i或-ie、-ei等等。吴棫是福建建州人,其描述跟现代闽方言主要方言点仍能对应,因而吴棫对赀字母韵俗音的描述是宋代闽方音这一点无可怀疑(邵荣芬1995)。作为一本韵书,吴棫的福建老乡绍武黄公绍、熊忠分立赀字母韵,不一定仅据闽方言。但符合闽音的分类,这似乎也不是偶然的。

现代南方诸大方言中,中古止摄开口三等齿音精庄章三组字合流的比较多,但如果三组中仍能区别,则常取精庄合流、章组独立的方式,这正是赀字母韵的模式。笔者有比较,文繁不录。

《切韵》止开三齿音字,吴棫指出实际语音有了“俗音”与“当读”的对立,这实际是止开三齿音的音变已开始南北分道而驰。南宋末年黄公绍熊忠设立赀字母韵,当有所承,然其语音性质当属南音或通语音之南方变体。若仿《中原音韵》的韵名,则可称为资思部,它反映近代汉语南方音变,跟《中原音韵》反映的北音支思部性质不同。在北音的强大影响与渗透下,赀字母韵进一步发展为止开三齿音精庄章三组字全面合流,这才形成南方的支思部。于是在与北音紧密接触的沿江区域,主元音演变为舌尖元音。而远离扩散源的闽、粤则大多仍保留为近代舌面元音的读音。

南北方言演变空间与时间的关系还可从词汇上说明。以往方言词汇研究比较注重寻找方言特色词,用以作为分区标准,把甲方言与乙方言区分开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方言词语的地域界限愈益模糊,所谓方言特色词经常跨境出现,互相交错,要找到专属于某一方言所有的词越来越难。这促使人们思考方言词语的区域性特征。看到方言词汇在长期的实际使用中交融与渗透,使得相邻的方言割不断理还乱,无法一刀切。这一切都反映了方言接触中的词语的渗透与扩散运动,这种运动在空间区域上通常呈现出波浪形状态。排比词语的空间差异,往往可以看到一种此消彼长的渐变。

比如“下”和“落”作动词用是同义词,但因使用的区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用法。北京的“下”字,《现代汉语词典》收动词义达14项之多,常用搭配有:下山、下雨、下雪、下霜、下雾、下乡、下笔、下班、下课、下车等。而这些搭配在广州话中全用“落”字。相同的搭配用“下”还是用“落”,在南边粤语与北边北京话中间的湘、赣、吴、闽等方言中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过渡状态。试略作排比如下(语料取自《汉语方言大词典》等书,详目见参考文献,其中赣语平江话是笔者的母语,“——”表示词典中不见收该词):

上表反映大的趋势正是由南而北“落”渐少而“下”渐多,这里又出现一个南北差别,其特征是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中间随空间位移而渐变,而且似乎没有绝缘的分界。但由于普通话的搭配用“下”,偏于南方一隅的粤语用“落”,因而从直观上给人一个南方用法比较保守的印象。

因此,我们假设南方的“落”是旧有的表达,北京是新兴的用法。那么是用“下”还是用“落”,表现为一场词汇扩散的演变。扩散之源是官话的基础方言,其途径当由北而南逐渐进行。由北而南空间分布上的“下”渐少“落”渐多,可能反映了官话方言对南方方言的影响力随距离渐远而逐渐降低的过程,也就是说,南方诸方言接受官话方言影响的强度随空间渐远而渐弱。这可以从吴方言至今犹残存一些“落”的说法来印证。吴方言中有些现在用“下”的词,大概在上世纪30年代还是用落的,如鲁迅杂文《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一到便是第一个。”文中“落电车”就是下电车,现代上海仍残存“落车”说法。又有把“下种”说成“落谷”(苏州)、“下孔”(把物丢入孔沟中)说成“落孔”(金华),“下班、下课”等词,现代吴语也残存有说落班、落课,落课又可说落堂等等。可见就吴语原本都是说“落”的。不但吴语,就是官话方言的济南、武汉、洛阳“下雪”又可以说“落雪”,西南官话的成都、贵阳、武汉“下雨”又可以说“落雨”,说明这些方言更早些时候一定跟吴方言一样也是说“落”的,它们跟吴语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用语的转变,不同的是转变的面广量大,比吴语来得彻底,这可以解释为转变的时间比吴语来得早,但转变的方向是相同的,即向官话基础方言靠拢。充分显示出强势方言向周边方言辐射与渗透的波浪式的演变趋势。

上面从单字音、音类以及词汇三个方面,考察现代方言分布的空间差异,然后对照文献记载,推测它们的历史上南北转移运动的痕迹或遗迹。从中隐约可见,北方方言一直是影响南方方言变化的外来推动。这些推动力有的现代已经消失,只有残存的遗迹留在方言的底层。有的可能仍在继续,其结果如何还有待今后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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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以来南北关系的初步研究_方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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