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元贬值在纠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中的作用_经常项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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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严重性

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对外部门失衡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如何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重大不确定因素(IMF2003:pp10;Greenspan 2003a;罗奇2003;斯蒂格利茨2003)。

一方面,全球经济对美国市场形成过分依赖,美国正扮演着世界最后消费者的角色。如果剔除美国,则发达国家经济项目收支仍为入超,全球经常项目收支也将呈现盈余不断扩大的局面。美国成为世界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根源。并且,这种情况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不断恶化。2002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4809亿美元,占GDP的4.6%,较1997年提高了3.1个百分点,并已接近5%的国际警戒标准。对世界商品贸易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1990-2002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15。其中,1990-1997年为+0.05,1998-2002年为+0.42,1999-2002年为+0.70。这表明9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而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振荡。这也正是2001年美国经济增长突然失速,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骤然由上年的11.5%降为5%的负增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由上年的4.2%大幅降至1.5%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项目收支急剧失衡,靠吸收大量国际资本净流入的情况也是难以持续的。在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同时,自1983年起,美国由资本净输出国转为资本净输入国,2002年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达到5267亿美元(见图1)。也就是说,美国每天需要从世界各地净吸收10多亿美元资金流入。启1985年美国从世界净债权国转为净债务国以来,到2002年底,美国对外净负债达5.22万亿美元,美国人均对外负债1.73万美元,约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48.1%。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02年美国吸收了全球75.1%的资本,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最大的输入方。将来一旦国际投资者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向美国提供如此庞大规模的资本,则美国国际收支势必难以平衡,就有可能出现美元崩溃的局面。

图1:1960-2002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单元:亿美元)

二、解决美国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可供选择的途径

美国解决经常项目失衡问题不外乎两个出路:一个是降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减少对海外进口商品的需求;另一个是美元有序贬值,进而改善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状况。

从这两条道路的可选择性来看,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就意味着国内就业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这显然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为2004年布什政府为小布什竞选连任,在增加就业岗位方面具有强烈的政治需要。这也是布什政府于2003年力排众议,大力推行减税政策,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减税政策的作用下,美国2003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高达8.2%,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1%,较上年上升了0.9个百分点。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评论美国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成长的表现时明确指出,“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良好,这得益于总统推行的减税政策。”

但是,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推动下,尽管名义和实际的广义美元篮子汇率指数分别较上年下跌了8.5%和8.7%,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赤字却依然达到489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1%,占GDP的4.5%,占比较上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而且,在美国私人部门储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靠减少政府收入、增加政府支出来谋求经济高增长,必将导致美国储蓄小于投资的缺口进一步扩大,加剧经常项目收支失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美国货物贸易平衡状况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敏感度远大于对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的敏感度,而且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要滞后一两年时间才对贸易收支发挥作用。

因此,不论主动还是被动,美国政府都有可能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第二条道路,即纵容美元汇率的有序贬值,以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2003年2月,美国政府的高级智囊团——国际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一份专题研究报告,题为《美元高估和世界经济》,鼓吹美国只有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和增加国内制造业就业(Bergsten and Williamson ed.2003)。

实际上,自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90年代中期以来奉行的强势美元政策早已名存实亡。近年来,美国方面或者以汇率应该让市场决定的名义纵容美元贬值,或者以指责他国操纵汇率的名义压迫其他货币升值。自2002年开始走软以来,过去的两年时间里,美元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和名义的广义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下跌了10.6%和10.0%。

表1:2001年底-2003年底美元对部分货币升贬值情况(单位:%)

货币名称

 变动幅度货币名称变动幅度

澳大利亚元

-32.0 新加坡元  -8.0

新西兰元

  -36.5 南非兰特  -44.2

英镑  -18.5 韩国元   -9.3

欧元  -29.3 斯里兰卡卢比

 

3.9

加拿大元

  -18.9 瑞典克朗  -31.2

人民币  0.0 瑞士法郎  -25.4

丹麦克朗

  -29.2 新台币   -2.9

港元  -0.4 泰国铢   -10.4

印度卢比

  -5.6 巴西雷亚尔

   -20.1

日元  -18.2 美元广义汇率指数  -11.4

马来西亚林吉特

0.0 美元主要货币汇率指数

 -23.1

墨西哥披索

22.8 美元其他重要贸易伙伴

 5.6

 货币汇率指数

挪威克朗

-25.7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库(CEIC)。

注:(1)符号为“+”表示美元对该货币升值,反之,则表示美元对该货币贬值。(2)美元广义汇率指数(Nominal Broad Index)是指美元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贸易加权的多边汇率指数,目前包括26种货币;美元主要货币汇率指数(Major CurrenciesIndex)是指美元对欧元、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日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和英镑贸易加权的多边汇率指数;(3)美元其他重要贸易伙伴汇率指数(Other-Important-Trading-PartnerIndex或OITPIndex)是指美元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以色列、沙特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货币贸易加权的多边汇率指数。

三、美元贬值对纠正美国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效果分析

从理论上讲,美元下跌将有助于缓解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并刺激美国经济更快增长。然而,美元贬值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其效果也值得怀疑。

首先,用美元眨值来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不平衡反映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问题,它并不是汇率造成的,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汇率调整得到解决。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经常项目差额反映了一国国内储蓄与投资的缺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膨胀,根本上是由于美国私人和政府部门的高消费、低储蓄倾向造成的(Gramlich2004)。如果美国不增加储蓄,美元贬值仍不足以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问题。而且,由于“J曲线效应”,贬值对于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作用发挥时滞较长。1985年美元开始大幅贬值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降反升,直到1988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

其次,美元贬值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操作。美元大幅贬值被认为是美国走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因为越早贬值并与金本位脱钩的国家如英国,就越早走出了衰退(Temin 1994;Cecchetti 1997;IMF 2002;pp111)。贬值被视为治理通货紧缩的一件重要武器,在当今也有不少市场(Bernanke 2002;Buiter 2003)。然而,这忽略了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其实是一种货币发行规则,即由于货币发行与黄金挂钩,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实际上以各种货币含金量为基础,停止黄金兑换纸币,进而解除了货币发行的规则约束,使得美联储可以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现在是纸币本位,货币发行与黄金无关,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货币发行又与汇率无关。因此,如果现在美元贬值,必将导致某些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而这些货币升值的经济体将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负担。自2002年4月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走软以来,美元兑欧元、日元、英镑和澳大利亚元汇率分别贬值了29.3%、18.2%、18.5%和32.0%。其中,欧元升值幅度相对较大,进而对欧元区的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其结果是欧洲经济增长停滞,而德国被逼到通货紧缩的边缘。2003年,欧元区外贸顺差下降了27%,经济增长0.4%,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1%和1.7%,欧元区是三大主要经济体中增长速度最慢的。

再次,美元贬值可能是两败俱伤的政策。随着美元汇率不断走低,亚洲货币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亚洲地区以大幅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抵制货币升值,到2004年初亚洲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突破2万亿美元。因此,美元相对亚洲货币的贬值幅度相对较缓。这造成过去两年,在美元主要货币汇率指数贬值23.1%的情况下,美元其他重要贸易伙伴货币汇率指数反而升值了5.6%(见表1)。美国对此非常不满。在2003年9月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以及2003年9月和2004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美国就多次鼓动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采取灵活的汇率安排,允许这一地区的货币对美元升值。但如果迫于美国的压力,亚洲货币被迫升值,则有可能产生以下负面效应:一是由于美国是亚洲地区重要的出口市场,货币升值无疑会损害这一地区的出口竞争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利。二是由于亚洲国家吸纳的外汇储备,大都投放在美国国债上,弥补了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如果亚洲地区因本币升值,外汇市场干预力度减轻,外汇储备增长放缓,则有可能影响美国国际资本的来源,对于美国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利。三是如果亚洲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引起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则可能动摇市场信心,引起市场抛售美元资产,令美国债券收益率飚升,这又将打击美国的股市和经济。四是由于美元持续下跌,已开始影响到美元的国际结算地位,这不符合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最近,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已着手酝酿在原油结算中用欧元替代美元,以规避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

最后,美元贬值有可能导致滞胀。在世界经济回升过程中,由于市场需求回暖,推动了世界初级商品市场价格的大幅上扬。而美元贬值,又进一步刺激了石油、钢材、水泥、棉花等原材料以美元计值的价格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测算,从2001年12月到2004年1月,世界初级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了50.9%,其中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31.1%,能源价格上涨了65.5%。在目前世界市场普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因为中下游生产部门难以将生产成本上升的部分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这将进一步压缩它们的利润空间,影响其扩大投资的积极性,进而抑制世界经济回升。美国作为世界进口大国,同样会受到世界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扬的影响。2004年1月份,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比上月上涨了0.5%,这是过去一年以来涨幅最大的月份。而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这次消费物价指数大幅上扬的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上涨,同期美国能源价格较上月上涨了4.7%。一些市场人士开始担心美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危险,同时也意味着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提高。因此,2004年2月20日美国上月消费物价数据公布后,美国三大股指均出现了深幅下跌。实际上,2003年12月以来美联储货币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例会改变了过去认为不受欢迎的物价下跌的风险大于物价上升风险的提法,转而认为这两种风险大体平衡。特别是在2004年1月28日的例会公告中,美联储取消了上次例会公告中关于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低利率的提法。市场由此认为,美联储加息的步伐越走越近。一旦美国的低利率周期结束,会给美国建立在高负债基础上的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何种冲击,则未可知。然而,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低利率环境下产生的泡沫经济,随着1989年日本银行加息而加速破灭,进而陷入长达10多年的经济停滞,可谓前车之鉴,应该引以为戒。另一方面,面对原材料涨价,生产厂商还可能通过加快技术进步的方式降低成本。但这种技术对人力的替代,就有可能导致无就业的经济复苏(joblessrecovery),进而抑制消费增长,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而这正是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Bernanke2003)。

四、“中国因素”与美国经常项目收支失衡

据美方统计,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已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2003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1240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3.1%。为此,美方一些政府官员和民间团体指责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谋取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造成了美国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和制造业岗位流失。然而,仔细分析,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第一,中国进口与出口双双较快增长,扮演了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的角色。1997-2003年,中国进口增加了2.90倍,年均增长16.4%,较同期出口增长速度高出3.1个百分点。正因为这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世界经济的威胁,相反倒成了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股重要力量。比如,日本主流媒体正逐渐从过去宣传“中国威胁论”转为宣扬中国机会论,认为中国高速成长的市场正成为日本景气复苏的强大牵引力。而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1998-2003年,美国出口年均增长0.9%,而对华出口年均增长14.2%,中国也正日益成为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

第二,中美贸易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公司和消费者,中国得益只是其中一个小头。中国外贸进出口具有两大鲜明的特色:一是外商投资企业是外贸进出口主体,1996-2003年,该类企业进出口额平均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1.1%。二是加工贸易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过去10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平均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8.9%。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80%左右为加工贸易。也就是说,加工贸易是中国外贸进出口的重要方式,而外商投资企业又是加工贸易的最主要载体。由于中国处于垂直型国际分工的下端环节,从境外拿订单加工装配,不具有对出口商品的定价能力。例如,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罗技国际集团公司,它在苏州的一个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只鼠标,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走8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原材料供应商如美国的摩托罗拉和安捷伦又要拿走15美元。中国从中只赚取了3美元。罗技在加州450个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远远高于苏州工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收入总额(国际商报2004)。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其产地虽然在中国,但设计、品牌、销售和市场等环节所获取的高利润业务却始终牢牢控制在美国公司手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1999年美国公司申报其中国关联企业的净收入达到7.55亿美元,而在2003年前三季度该数字翻了一番。如果把香港的关联企业收入也计入的话,则美国公司在大中国区前三季度的收入就达到51.6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从日本获得的收入。另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每年需多付约150亿美元。因此,如果真像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所倡议的那样,以人民币币值低估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收惩罚性关税,实际上最终受损的仍是美国消费者自己。

第三,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而且扣除加工贸易后中国外贸实际为逆差。考察一国贸易平衡状况,不应仅看双边贸易,还应看多边贸易的情况。自1998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创记录的436亿美元后,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年贸易盈余255亿美元,较1998年减少了41.5%,仅占当年GDP的1.8%。这显示,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为主的发展战略已开始见效。特别是2003年一季度,外贸出现逆差,而同期经济增长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9.9%。而且,由于加工贸易进出口是“两头在外”的贸易方式,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国内加工组装再出口,因此,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不跨境的劳务输出方式,在国际收支统计中,可反映为经常账户收益项下的职工报酬。如果将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出口差额从总贸易差额中扣除,则1993-2003年间,除1995、1997和1998年外,其他7个年份均为逆差,累计逆差达1392亿美元,而非海关公布的累计顺差2378亿美元。2003年扣除加工贸易进出口差额后的贸易逆差更是达到514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64%,为1993年以来最高。贸易赤字较上年增加259亿美元,增长101.6%,相当于当年GDP增量的14.7%。

第四,人民币汇率自并轨以来总体是升值的,近年来有所走低是对前期升值的部分回归,同时也并非中方刻意操纵。自1994年汇率并轨后,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中趋升,到1997年底升至8.30比1,较并轨初期升值了4.9%。然而,亚洲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是特殊形势下采取的特殊对策。实践证明,这种汇率安排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承受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有好处的。2002年初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走弱以来,人民币汇率随之走软,这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议论。不过,这其实忽略了从较长时期来看人民币依然是强势货币的事实。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从1994年初到2003年6月,贸易加权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升了7.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0.4%;期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的最高升值幅度分别为20.9%和32.7%。因此,最近两年人民币汇率有所走低,是对前些年人民币随美元走强而升值的部分回归。而且,与有些国家不同,当前人民币汇率趋贬是国际外汇市场波动造成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包括日元在内的亚洲货币纷纷大幅贬值,危机愈演愈烈。中国政府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避免了货币的竞争性贬值,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传染。直到2002年以前,由于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也跟随美元升值,导致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一定削弱。现在,国际外汇市场的美元强势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逆转,美元相对主要货币贬值带动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客观上有利于改善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但这种结果并非中国当局造成的,而是国际金融市场变化使然。

第五,重估人民币币值不能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相反中国正日益成为支持美国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美国国内一些人认为,是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使中国产品充斥美国市场,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然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中美两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相差悬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2%左右。即使人民币升值一倍,中国劳动力成本也不过美国的5%左右,这仍不能改变中国相对美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绝对竞争优势。况且,即使通过人民币升值能够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却不能阻挡其他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至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还反映了其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与人民币汇率问题无关。因此,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国会听证会上,都直言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能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Hubbard2003;Greenspan2003)。此外,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为世界经济金融稳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基本维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到2003年底达到4033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大都用于购买高信用等级的发达国家债券,特别是美国政府债和机构债。因此,如果将外汇储备视同官方资本输出的话,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供给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02年中国资本输出占全球资本输出的6.6%,是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在当前形势下,更是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弥补的主要提供者,形成了一种“你买我商品、我买你债券”的相互依存关系(Ma and McCauley 2002;Je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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