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归看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_香港论文

从香港回归看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_香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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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们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雪洗百年的民族耻辱,标志着中国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以英国殖民主义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强占香港岛为开端,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李鹏总理指出,20世纪这一百年间,前半个世纪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的斗争史,后半个世纪是中国人民振兴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争取繁荣富强的发展史。这是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做的两件大事,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壮举。在全国(包括香港)人民普天同庆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时刻,我们要以史为鉴,增强民族凝聚力,爱我中华,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使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一、英国割占香港的历史回顾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但在150多年前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占、强租,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 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依靠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残酷剥削和恣意掠夺成长起来的”〔1〕, 对殖民地的大规模掠夺成为殖民者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西方列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大肆侵略、掠夺和榨取世界弱小国家的历史。

17世纪上半期,英国殖民势力扩展到亚洲,来到中国。英国的对华贸易基于如下一种意图,即要侵占中国沿海的一些领土,作为英国的“通商据点”,进而取得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当时,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主要是从英属印度运来大批鸦片,以盘踞在香港海面的武装商船为据点,从事走私贩卖鸦片,换取中国的生丝、瓷器、茶叶和药材,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盘踞在香港海面的英国武装商船的规模越来越大,走私贩卖的鸦片数量越来越多。“从1835年起竟超过30000箱, 比30年代增长了数倍”〔2〕。据另一资料估计,到鸦片战争前夕, “中国每年全部白银流出量在一千万两以上。鸦片贸易就这样为英国资产阶级开辟了大宗财源”〔3〕。英国商人在香港海面的鸦片走私, 占英国当时对华出口商品总值的2/3。如此猖獗的鸦片走私,造成烟毒泛滥全国, 既毒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又因白银大量外流而严重地影响了国计民生。

英国商人的鸦片走私,损害中国主权,引起清政府的反应。1838年底,道光皇帝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次年6月,林则徐将英国上缴的200多万斤烟土,在虎门海滩上当众烧毁,但未能杜绝英国商人的鸦片走私活动。

为保护“鸦片贸易”,扩大在华利益,英国政府决定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1840年6月,英国从印度调来大批增援军队, 凭借它的海上优势,发动了对华战争,即中英“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不敢依靠人民群众,只好处在挨打的困境,最后在1842年6 月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条约”第三条规定,因英国商船远涉重洋,须有修理船只和存放货物之处,清朝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王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4〕,等等。但是, 英国侵略者并不以割占香港岛为满足,而是要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开辟更大市场,建立在中国的支配地位。1856年10月,英国以香港岛为基地,伙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0月签订《北京条约》。“条约”除规定扩大英国在中国的权益外,清政府将广东九龙司地区割让给英国,“并归英属香港界内”〔5〕。 历史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等列强相继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接踵来到中国争夺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其中,英国又在1898年6 月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及大小200多个岛屿(统称“新界”), 包括大鹏湾和深圳湾等海域,租给英国,租期为99年〔6〕。综上所述, 英国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占领了整个香港,陆地面积为1061.8平方公里。

二、中国坚决维护对香港的主权

进入20世纪初以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的中国人民,为民族为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军阀势力勾结帝国主义,没有改变列强瓜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构成对中国独立和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军国主义,从30年代初以后它不断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目的在于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在这一民族危难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扮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殖民主义角色的美国,凭借它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积极援助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妄想把中国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赶走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饱尝列强侵略和欺凌的时代,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亚洲东方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驱逐了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取消了它们的种种特权和一切非法的权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特别是美国的可能侵略和威胁。美国继续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采取反对、封锁中国的敌视政策;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问题也有待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主权问题上,中国政府既不是清政府,也不同于蒋介石集团。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曾以盟国地位向英国试探解决香港问题,为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拒绝。顾维钧写道:“丘吉尔愤然回复说,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7〕。 由于丘吉尔不高兴,蒋介石也不敢再提香港问题,却以牺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换取美、英的“援助”。历史已证明,蒋介石集团不能也不可能解决香港问题,维护国家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布: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绝不承认英国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次年3月,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指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8 〕。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接受中国的提议,把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对香港的主权,但解决香港问题有待条件成熟,要有有利于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将在条件成熟时,以适当方式和平解决香港问题。

三、“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实践

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取决于它的强弱,综合国力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实力占有绝对优势,但到了60年代末转化为相对优势,迫使美国调整对外政策,其中的一大举措,就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 发表中美《上海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缓和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79年初,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全面实现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我国国内也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

邓小平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也适用在香港问题上。1979年3 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与邓小平同志会谈。邓小平同志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但可以实行特殊政策,即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我国。 邓小平同志在与她会谈时指出:按“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即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制度保持50年不变。撒切尔夫人当时还不想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试图以所谓如果没有英国的管治,香港就会衰落为“理由”,继续霸占香港。但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坚定态度下,这位被西方称为“铁女人”的撒切尔夫人,再也硬不起来了。随后两年,中英两国政府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协议。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9〕。1985年5月,《中英联合声明》换文生效后,香港进入“一国两制”的过渡时期。在中英两国政府谈判期间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贺维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有远见的,对香港前途有极大的潜在价值”。〔10〕

综上所述,以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占香港岛为开端,中国人民饱尝了列强侵略和欺凌之苦。有侵略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无数革命先烈坚持不懈的英勇抗争,使中国诀别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旧时代,换来了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就是20世纪前半期的近代中国史。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中国政府即将收回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雪洗百年的民族耻辱,这是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之象征。此时此刻,所有的中国人无不为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而骄傲,深受鼓舞,更加热爱我中华。“一国两制”即将在香港实施,这是在中华民族史册的划时代事件。

注释:

〔1〕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 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2〕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 1994年版,第34页。

〔3〕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

〔4〕〔5〕〔6〕梁为楫、 郑则民主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16、371页。

〔7〕《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卷,中华书局,1996年第二版, 第14页。

〔8〕〔9〕〔10〕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40、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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