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研究中的两点不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两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研究课题，学术界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除了为数不少的学术论文之外，目前国内已有数本专著出现。不论是从微观的作品分析还是从宏观的整体把握来看，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为这一课题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毋庸讳言，任何研究都存在不足。在此，笔者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
对元典的模糊认知
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学术界近些年一个显著的特点。对于跨学科研究，专家学者的态度各有侧重，但大多持肯定意见，认为多学科研究会拓展学术视野，开启学术思路；但同时，也强调必须注意对多学科交叉有学术准备，避免出现学术硬伤。宗教与文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的一支，应该肯定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基本上是具备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准备的，但有时也会有些漏洞。笔者近日在翻阅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些论著时，发现有一问题，就是有些论者对基督教文化的元典《圣经》有某种程度上的模糊认知，而这种模糊认知又直接影响到相关结论出现偏差，从而使研究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尽管这种沙粒分布的密度并不大，但由于这一问题是该研究领域中的“硬伤”，所以笔者在此欲挑析一二，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希望借此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少一些主观臆测，多一些科学化。
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作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以翔实可靠的资料和新颖独到的立论，为该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书中惟一一处涉及《圣经》元典值得商榷的是第60页上，在提到亚伯拉罕时，作者引用并肯定了《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的一段话：“亚伯拉罕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真是不学无术、蠢笨糊涂之人。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儿子举起刀——他又是罪犯和凶手。对于我们这是自明的，在此毋庸争辩。”不知道是原作还是翻译的原因，这段话的措辞令人奇怪。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创世纪》第22章中一则有名的故事。说亚伯拉罕对着自己的儿子举起刀，因此是罪犯和凶手，这当然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解；但若说亚伯拉罕“漫无目的地走着”，则有些牵强。因为亚伯拉罕并非漫无目的，而是目的明确。《创世纪》第22章第2～3节那里有记载：“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由此可见，引用相关的翻译作品要慎重，看是否与元典相符，以免起不到应有的佐证效果。
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次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探讨了基督教文化之于中国文学的表现意义和限度，并将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纳入研究领域，以宏阔的视野、翔实的资料、严谨的逻辑和富于创新性的结论，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但书中在对中国作家与基督教的精神遇合分析过程中也出现了几处对《圣经》元典的模糊认知，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可信度。如该书第66页，在对鲁迅《药》的分析时，将《药》里的夏瑜之死与《马可福音》里的耶稣之死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有大致相似的情节结构，都有被出卖——受折磨——被残杀——探坟——显灵等五个情节系列。这种分析思路固然新颖独到，但作者在具体分析“探坟”时，却出现与《圣经》元典有差池的理解，把耶稣死后去探坟的马利亚当成了耶稣的母亲。固然，耶稣的母亲也叫马利亚，但她并非去探坟的马利亚。《新约》中一共记载了六个马利亚，分别是：耶稣的母亲；使徒雅各的母亲；马可的母亲；伯大尼的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住在罗马城中，保罗曾向她问安的一位女信徒。事实上，《马可福音》第16章第1～2节很清楚地记载了探坟者的身份：“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她们来到坟墓那里……”
另外，在该书第135页，作者在谈到许地山的《缀网劳蛛》中“多次直接引用《圣经》原文”时，所举例子有些是恰切的，但有些也欠妥当，具体而言：
第(1)例（“经里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第(3)例（“神必要帮助他，因为神的儿子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确属直接引用《圣经》原文，作者亦分别标明了出处。
第(5)例（“凡人都不可积聚日间的怨恨、怒气和一切伤心的事到夜”）勉强可算是对《圣经》原文（“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书》第4章第26节）的引用，不过作者在此虽列出引文，却未标明此引文的出处，未免显得有些语出无据。
第(6)例（“人家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学，从来是不计较的。别人伤害我，我还饶恕，何况是他呢？”）则只能算是对《圣经》一些经文的化用，因《圣经》中并无此节经文。可算是经化用的经文如“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可福音》第5章第44节；“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加福音》第6章第27至31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路加福音》第17章第3至4节等处。
第(4)例（“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可福音》第10章第6至9节）其实原文中并未出现，而只说“他又念《马可福音》十章给我听，我自得着那教训以后，越觉得我很卑鄙、凶残、淫秽，很对不住她。”
至于第(2)例（“水是一样，牛喝了便成乳汁，蛇喝了便成毒液。”）、第(7)例（“爱情本如极利斧子，用来剥削命运常比用来整理命运的时候多一些。”），则与《圣经》毫无关联。前句可能是当地的俗语，后句则是箴言式的比喻说法。奇怪的是著者虽无法标出所引的《圣经》章节，却想当然地将例子举了出来，这无疑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所应出现的情况。
通过上述举例，笔者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对于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应建立在对《圣经》元典的充分认知基础上，如此才可能对有关的作家作品有一个客观真实的把握，才可能有一个切中肯綮的结论。
有机线索的缺失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除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外，大多数论著皆受制于传统文学史的时段划分，对整个20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考察，缺乏一种总体思考。但王著虽立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重要的文学史概念，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历史性关系做了明晰的梳理，其中的各历史时期之间仍缺乏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因而这种梳理带有一种流水账式的表面化。事实上，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我们会发现一些潜在的有机线索，对这些有机线索的发掘会使我们对基督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有一个更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与把握。
“五四”时期与“非基运动”时期的内在关联，对相关作家前后态度的陡转有制约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一种误识，即有的学者认为始于1922年的“非基运动”是基督教由被推崇到被拒斥的转折点。事实上，从“五四”到“非基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基督教潜在的态度上的一致性。众所周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原因之一是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及袁的定孔学为国教。1918年，《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对一封读者来信的回复，来信中质问为什么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新青年》只集中火力攻击孔教，而忽略了西方的基督教，并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也没有必要的偏袒。《新青年》编辑部以刘复的名义回复了这封信，声称孔教所散布的毒素大大超过了西方宗教，因此可以暂时推迟对西方宗教的讨论。由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五四”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自新文化运动开始直到‘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就产生了一种对于宗教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自有其学术背景，同时针对的对象是普遍意义的宗教而非完全特指基督教，但对后来发生的反基督教风潮，却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而基督教在近代随西方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时的侵略色彩所导致的民初思想界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不少人在对其感兴趣的同时不能不持一种审慎的怀疑态度和潜在的批判态度。从1920年开始，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便开始出现对基督教的批判倾向。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次大会，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持续4年的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实际上，这一事件不过提供了一个导火索而已，它使得许多人心目中与“五四”时反封建相比不更迫切的反基督教任务提上了日程。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田汉式的由1920年的《灵光》到1922年的《午饭之前》的陡转了。概言之，“五四”时期，由于传统文化的被彻底质疑，基督教文化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视野，并成为新文学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承认的是，基督教文化之于当时的思想界，始终是处于边缘状态的一种资源。它虽然得以在少数思想家和作家身上部分地思想格式化，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的印记是浅显的，或是可疑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所持的唯物主义使他排斥宗教。他认为，宗教在阶级社会中凭借某些神圣权威的形式，来美化现存的社会秩序使之趋于稳定，并且经由一个未来世界的幻想来安抚被压迫者的痛苦，因而成为一种精神的鸦片。所以，废除被人们认为是虚幻幸福的宗教，实为他们获得真正幸福的必要条件。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使得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中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也影响了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朱执信(1884-1920)曾于1996年较早地翻译了一段《共产党宣言》，但使他更有名的是那篇发表在1919年12月25日出版的《民国日报》上的直接攻击基督教的文章——《耶稣是什么东西？》。这篇文章在20年代反基督教的文字中极受重视，曾被重印并收入当时出版的无数的反基督教的小册子中。在该文中，朱执信怀疑耶稣降生的传统说法，并强烈攻击耶稣的生活和性格。他得出结论说：耶稣是个伪善者，偏狭、自私、怀怨而且仅是一座偶像。（注：参考叶嘉炽：《宗教与中国民族主义——民初知识分子反教思想的学理基础》，载《基督教文化评论》（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203页。）五四时期倾向马克思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攻击，主要是强调科学和唯物主义，后来则转向反对帝国主义。这些观念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使得基督教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禁区，基督教语言和意象一度成为反帝国主义的讽刺语，直到“文革”之后才有所缓和。政治上的态度影响到文学，如十七年文学中的《青春万岁》里面有相当浓厚的反基督教情绪。王蒙曾说：“解放以后，我们学习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带有强烈的无神论倾向和一种对宗教的相当严峻的批判，我的小说《青春万岁》里就把我参加打击一贯通，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来残害我们的同胞，把天主教作为侵略的工具的经验写进去了……”（注：《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80年代既有对“五四”的继承又有对“五四”的反思，但在价值重建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当社会站在一片精神的废墟上考虑重新树立起价值的旗杆时，基督教凭借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再次进入人们的精神视野，也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在1981年第1期的《十月》上，礼平发表了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揭开了当代文学触发与基督教文化亲和力的帷幕。与红卫兵们从狂热走向迷惘的旅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备受磨难的南珊凭借耶和华神的同在，抗御了暴力与狂热，并建立起坚毅真实、深沉纯净的人格，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奇迹。尽管作者当时在面对诘难自我辩护时，似乎抹杀了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宗教主题而将其说成是试图表达自强不息的思想，但这部作品的开创意义仍是不容忽视的。在学术界，将对基督教的理解推向全面而深刻的是刘小枫。刘小枫试图以西方基督教神性的方舟拯救中国这片价值混乱的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他的《诗化哲学》(1986)、《拯球与逍遥》(1988)等著作以及后来主编的多辑《基督教文化评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学者的高度评价。刘小枫对基督教文化研究的推动，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八九十年代基督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纵深发展。
标签：基督教文化论文; 基督教论文; 圣经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马可福音论文; 亚伯拉罕论文; 新青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