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产业空化的挑战:机理分析与对策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产业空化的挑战:机理分析与对策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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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各种迹象表明,处于世纪之交的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产业空洞化的挑战,并将日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产业空洞化是新产业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的经济萎缩现象,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这一问题,但我国当前的产业空洞化又有其自身特点。本文拟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运行轨迹入手,深入探究产业空洞化形成的机理及其特征,提出治理产业空洞化的应对思路。

一、产业空洞化的涵义及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典型表现

为了更好地解释与阐述现实经济中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对“产业空洞化”进行“正名”。我国理论界一般将产业空洞化理解为国民经济过度服务化或超工业化,从而使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流动日趋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制造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使国内物质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减弱,并导致物质生产下降形成危机。这种对产业空洞化的定义,是非常狭义的、并有失偏颇的理解。事实上,国际上更为通用的产业空洞化是指“因经营资源规模的转移而发生的行业性或地区空白现象”。 英语中的相应词汇是“Deindustrialization”,即指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因此,产业空洞化也被看作是“特定地区为基础的特定产业的衰退,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地区经济的极度萎缩”。(高野邦彦,1987)用“正名”了的产业空洞化的涵义来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状态,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需求不足,也不是通货紧缩问题,而是新旧产业交替中的“空洞”化。

目前大家都已形成一种共识,即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供求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买方市场”的特征比较鲜明,产品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比较突出,不仅消费品市场总体呈现供大于求趋势,而且投资品的“买方市场”特征也日益明显,建材和设备供给能力很大,甚至连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供给能力也较大,生产能力有相当程度的“放空”。

目前我国市场供大于求态势的形成机理,与90年代初出现的“市场疲软”已不能同日而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素是,随着各项改革力度的加大,原来以政府扩张需求为主的机制被市场需求自我调节机制所替代。目前各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企业在当期生产的组织上,也更加重视市场需求的变化。银行更加重视贷款的回收和效益,在贷款的发放上更加谨慎。因此,政府的总量调控政策虽然仍有重要作用,但对需求变化的影响程度开始降低。例如1996年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反映即期需求的货币供应量M[,1]出现明显回升, 其增长率由当年年初的13.6%迅速回升到年底的18.2%。1997年以来M[,1]的增速比较平稳,一直在17%—18%左右波动, 但由于最终需求不足,投资的增速继续处于下滑之中。另外,1997年银行贷款的规模没有使用完,就表明贷款规模对贷款总量的调节作用下降;下调利率的措施对资金总量没发生明显影响,也表明总量调控政策作用下降。

在这种制度变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市场出现的“过剩”现象就不能用宏观紧缩政策效应来解释了,而要探究其市场调节的需求变化机制。通常,用以解释经济“过剩”的市场调节机制,是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尽管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趋缓,但从居民储蓄总额增长势头来看,潜在的支付能力还是巨大的。因此,主要不是支付能力问题,而是购买意向不足。另外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近年来企业存款增长较快。从1996年6月份以来, 金融机构中的企业存款余额的增长就一直呈上升趋势,至1997年5月末,企业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31.1%, 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将近5个百分点, 比同期现价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高将近20个百分点。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投资没有方向,从而缺乏投资动机。

因此,在这种市场供过于求,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状态的背后,实质上是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将处于衰退状态,个别产业甚至将趋于衰亡,而新兴产业发展又没能及时跟进从而填补衰退产业退出的空缺。正是这种产业“空缺”的作崇,才造成了“消费没热点,投资没方向”的迷茫,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减缓。

从理论上讲,产业空洞化实质上就是产业结构弹性问题(周振华,1992),即产品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反应程度问题。在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时,产品供给结构若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并随之变动,就会出现产业“空洞”问题。一般来讲,面临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结构对其作出反应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随着需求结构的多样化,供给结构要不断深化其规模,创建新的产业部门,开发新产品,扩大产品供给种类,以适应需求结构多样化变动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多样化变动的要求,说明供给结构缺乏弹性。

2.随着需求结构的高级化,供给结构要调整其供给重点,不断扩大非必需品供给。在此过程中,投入一产出的结构关联将变得更加复杂,生产链将不断拉长,从而提高结构关联聚合质量就成为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高级化变动的重要保证。

3.随着需求结构规模的扩大化,供给总量也将相应增大。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就要求供给结构提高技术矩阵水平,以较小的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品。如果供给结构的技术矩阵水平不能较大提高,物耗仍很高,那么在相同资源投入量的情况下,它就无法适应需求结构规模扩大化的要求。

可见,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从表面上看,是产品供给品种增多、产品供给重点调整、产品供给规模扩大,但实质上却是供给结构内部生产关联的调整与变动,即结构关联规模深化、聚合质量提高和技术矩阵水平转换。因此,影响产业空洞化的因素将是十分复杂的,与产业分工、组织协调、技术创新等都有密切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讲,产业空洞化虽然都是指特定地区为基础的特定工业的衰退,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的地区经济的极度萎缩,因而具有定义的普遍性;但其形成的根源与机理因具体环境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不同国家的产业空洞化,乃至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产业空洞化可能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英国的产业空洞化根源是早期对殖民地的掠夺及资本的国内投资与输出的严重失衡而引起的,而战后殖民主义经济的崩溃则是其直接引发原因。法西斯德国的产业空洞化则是战争经济的畸型化造成的,战争经济引起其经济系统非均衡状态,进而导致产业空洞化。而90年代日本产业的空洞化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重、厚、长、大型资金密集型产业结构,向高度合理化的轻、薄、短、 小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出现的, 也是日本战后50年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谈产业空洞化问题,而要进一步分析我国产业空洞化的成因、机理及特点。

二、我国产业空洞化的成因及机理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其他因素,仅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考察产业空洞化问题,那么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将是导致产业空洞化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一般周期性的需求变动中,通常是以中间需求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即存货调整方式)来对此作出反应的。但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重要时刻,由于所发生的不是一般周期性需求的变化,而是需求层次提升的重大结构变化,因此以中间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对此作出反应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即它不可能对需求结构变动作出持续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整个产业生产能力构成(包括中间要素投入结构、产业固定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对此作出反应,才能够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但这种包括产业固定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在内的潜在产业生产能力构成的变动,是相当困难的,既有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转移困难,也有人力资源学习过程的难度,还有技术创新基础积累的问题。总之,这种整个产业生产能力供给结构的反应通常比较迟缓,容易引起产业空洞化。

因此,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时期,通常都会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例如轻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换,或者重化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产业结构转换等。这种因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引致的产业空洞化,有其必然性。所以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的“萧条与空心(洞)化是由经济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引起的”。(驮田井,1996)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发展阶段转变这一因素在产业空洞化中也是起着重大作用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的过渡阶段。按当前汇率计算,1996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50美元。国外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为400—1000美元的时候,是结构变化最活跃、结构升级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低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市场具有逐渐缩小的趋势,高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市场则具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这一结构转换过程中,通常都会出现技术、人才储备不足或技术创新力度不足的问题,难以使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及时跟上以支撑生产结构升级换代和市场结构调整。而低附加值产品市场不断走向疲软,出现销售偏淡,进而导致这类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开工不足,就会造成社会经济增长明显乏力,国家综合国力相对下降。

除经济发展阶段转变这一基本因素外,我国经济系统的非均衡状态更是直接导致产业空洞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经济系统非均衡状态下,即使撇开供给因素不谈,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发生较大的偏差,从而成为导致产业空洞化的重要根源之一。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是建立在严重的二元结构基础之上。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城市化水平仍是偏低的。而我国城市人均GNP水平约是农村人均水平的3倍。90年代以来,尽管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处于不断提高之中,但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日益扩大。以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则1990 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3,1994年则提高到3.6。这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增长起步阶段,城市人口已占50%—6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 倍左右的情况极不相同。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镇消费品市场的层级不断拉大,以至拉大到两个市场“断裂”的程度,即在城镇市场上已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这就使在一段时期内,以新兴耐用消费为主代表的非必需品的需求量,不仅在时间上变得十分集中,而且在规模上也变得十分狭小,从而更加激化了非必需品需求与生产、消费之间的矛盾,加速了产品供不应求到突然过剩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目前某些产业的过剩和衰退带有一定程度的暂时性和虚假性。因为,从理论上讲,这些产业目前现实的过剩和衰退只是在狭小的城镇市场上发生的,相对于巨大的潜在农村市场,其生产能力也许不算过剩,至少这种过剩与衰退程度不会如此严重。但问题在于,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的落差太大,巨大的潜在农村市场无法吸纳在城镇市场上已趋于饱和的产品,由此造成这种特殊的产业空洞化现象。

另外,与此相关的在区域分布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地区市场的“断裂”。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总体来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于中西部地区。与地区生产能力布局及增长水平差异相联系,地区间的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差距日渐扩大。以西部地区为1,1990年的东、中、 西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率为1.53∶1.17∶1,而到了1995年, 这个比率扩大到1.76∶1.21∶1。1995年住户调查数据表明, 东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小康生活标准,中部温饱有余,西部农村居民则仍处于温饱线上。因此,在地区之间居民的需求结构差异度也较大,从而使某些必需的耐用消费品在经济发达地区市场上已饱和,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上却缺乏有效需求。这就使新兴耐用消费品的地区性扩散及消费的地区间梯度转移难以实现,造成地区差别性市场之间的“断裂”。

其次,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中,居民收入非正规化机制对需求结构变动也产生异化作用。决定消费需求变动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可按其性质划分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等不同类型,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在近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居民收入中暂时收入部分较大,且变动极不稳定。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这部分暂时收入将更多用于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显然,这将对消费与储蓄形成较大影响,使收入水平与需求结构变动的函数关系发生变异。

以上海为例,如果以三年移动平均收入作为持久收入,将其与当年收入的差额作为暂时收入,那么可以看到,经过三年移动平均修匀计算的持久收入,其增长幅度比较平稳。1985—1988年进入第一个高增长期;1989—1992年持久收入增长比上一个阶段约低了7个百分点;1993 —1995年持久收入再度高增长。与此相反,暂时收入的增长此起彼伏,极不稳定。然而,这部分暂时收入正是居民储蓄的主要来源之一,收入的意外增加或减少导致了储蓄的增加或减少。从总体上看,净储蓄额(即名义收入减去实际支出,或等于期末期初手存现金差额加上储蓄借贷收支差额)平均占暂时收入的40%。而且,净储蓄额占暂时收入比重的变动与暂时收入变动有一定的相关性(表1)。 因此即使我们撇开消费对象是否合适等因素,在居民收入中暂时收入占较大比重的情况下,偏重于储蓄增加势必压制正常消费,影响消费需求提升。事实上,90年代以来,我国总消费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确实呈连年下降态势(表2 )。这不能不说与收入非正规化有很大的关系。

表1上海居民人均年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和净储蓄额比较

年份持久收入增长率 暂时收入增长率

(元) (%)(元) (%)

1983

784.76—42.13 —

1984

866.53 10.4

136.85224.8

1985 1047.60 20.1

265.13 93.7

1986 1308.33 24.9

300.44 13.3

1987 1571.53 20.1

221.47-26.3

1988 1869.10 18.9

336.42 51.9

1989 2154.94 15.3

311.35 -7.5

1990 2454.66 13.9

237.52-23.7

1991 2732.22 11.3

305.58 28.8

1992 3133.48 14.7

536.57 75.4

1993 3954.75 26.2 1201.24123.9

1994 5248.28 32.7 1670.51 39.1

1995 7007.24 33.5 1939.71 16.1

年份

净储蓄额增长率 净储蓄额占暂

(元)

(%) 时收入的比重

1983 36.36 —

86.3

1984 72.84100.3 53.2

1985 47.16-35.3 17.7

1986 72.00 52.7 24.0

1987 94.56 31.1 43.0

1988-20.04

——

1989 75.60

— 24.2

1990148.68 96.7 62.6

1991203.88 37.1 66.6

1992352.80 73.0 65.8

1993527.16 49.4 43.8

1994824.40 56.3 49.4

1995533.64-35.3 27.5

表21990—1996年我国总消费量占GDP的比率

1990年 1991年 1992年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比率(%) 62.0

61.8

61.7 58.5

57.8

58.1

57.6

再则,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体制改革尚未真正到位,供给系统的反应远不相适应。与传统体制下的供给系统相比,目前我国供给系统不能说是完全刚性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对需求变动作出反应,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要素市场化的推进,变得具有弹性了。但这种供给系统的弹性是有严重缺陷的,主要表现为:

(1)扩张反应过度敏感,收缩反应麻木呆滞。 面对市场需求变化产生的新的消费热点,在政府强有力的组织下,企业可迅速调动起各种生产要素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由于这种扩张反应过度敏感,往往使这种新的生产能力及供给水平会远远超前于市场需求变化的即期要求,结果形成大量超前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与此同时,面对市场需求变化产生的原有消费品种及数量的萎缩,供给系统的收缩反应却过于呆滞。尽管一些产业和行业市场需求锐减,且市场前景暗淡,但其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却没有主动加以削减。例如象纺织行业,只有通过中央采取强制性的削减措施,才使其生产能力得以收缩。

(2)低水平反应强烈,高水平反应不足。从层次来看, 目前我国供给系统对需求变动的反应,表现比较强烈的大都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的反应能力则严重不足。这不仅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资产比重偏低,并呈下降趋势,而且也表现在整体生产装备的技术水平偏低。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与1985年相比,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状况仍不容乐观。据对国有企业为主的大中型企业1180种主要专业生产设备技术的普查,1995年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1%,而国内一般水平及落后水平的分别占33.4%和12.8%,重点行业、关键设备的水平甚至还低于平均水平(个别行业例外)。

(3)短期反应迟缓,长期反应失调。 所谓短期反应是指面对需求结构变动,只随之发生中间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在目前条件下,这种短期反应是有的,但其反应程度比较迟缓,主要受制于劳动要素投入结构的刚性。所谓长期反应是指面对需求结构变动,不仅中间要素投入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产业固定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长期反应处于严重失调状态,特别是其中的技术结构难以随之升级提高。

最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是在一个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发生的,内外经济关系的协调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经济虽然还没有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对外开放程度已达到一定的水准,外贸出口及引进直接投资都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特别是在引进外资的结构方面,我们以引进直接投资为主,不仅引进了资金、设备、技术,同时也引进了管理、机制等,并具有较强抵御国际金融冲击能力。但在充分肯定这种引进外资结构正面效应的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到在体制不完善情况下大量引进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空洞化的负面效应。

(1 )由于大量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及设备主要集中于新兴现代工业部门,而非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因此在极大提升现代产业部门能级的同时,却也进一步拉大了两部门之间的差距。同时,国外先进技术及设备的引进,也加速了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对劳动密集程度的替代,使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具有减弱趋势。即使按照世界银行采用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方法计算1978—1987年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4618,而到1989—1993年,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2134,下降了一半还多。如果扣除20%的不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的增长弹性系数 0.170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客观上形成了二元结构差异度扩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到产业空洞化。

(2)在竞相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 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重复建设,某些行业的引进项目过度集中,引起生产能力产业分布的紊乱,进而导致生产能力闲置。

(3)在我国体制转换过程中,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创新效应。因此即使在国内社会日益充裕的情况下,出于制度创新效应的考虑,也会产生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要求。但这毕竟是与国内资金的有效利用相矛盾的,即一方面国内资金大量闲置;而另一方面又在大量引进外资。尽管在现阶段这种引进制度创新的做法是必要的,但其负面效应却是导致产业空洞化。

(4)在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操作中, 为了争抢项目过份放低“进入门槛”,或迷信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或缺乏引进项目的科学论证,往往造成引进项目的低水平。据1995年对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的普查,进口设备占47.1%,比1985年上升了28.9个百分点。但这些进口设备中,70—80年代出厂的占了73.9%,其中有许多是国内完全能够生产且技术水平相当甚至更高,而价格比较低的。

从上述成因分析中,归纳起来, 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1)目前我国产业空洞化是众多因素聚合在一起产生的综合性现象,是在发展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各种累积的或新产生的矛盾冲突激化的产物;(2)在导致我国目前产业空洞化的诸多因素中, 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产业空洞化;(3 )目前我国的产业空洞化,既有一般性的共同属性,又有更多的反映我国这一特定时期特殊情况的鲜明特点。

三、治理产业空洞化的对策思路及政策建议

面临产业空洞化的挑战,我们不能采取消极应对态度,而要设法积极治理,减轻产业空洞化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缩短产业空洞化的痛苦期。为此,我们首先要确立的治理产业空洞化的基本理念是:

(1)产业的“洞而不空”。 对于那些因结构性失衡引起的产业结构中出现的暂时空洞,可通过人、财、物及信息与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组合,遏制经济的长期衰退。例如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和农村城市化步伐加快,使农村消费需求趋于上升,就有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迎来一个农村消费时代。这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为城镇市场中已趋于饱和的消费品寻找到新的出路,进而也将使城镇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极大的释放。

(2)产业的“空洞而不蔓延化”。随着经济的发展, 一些传统产业必定会出现衰退,但只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新兴产业取代补充,以及综合国力具有不断创新和开发新产业的能力,就可以避免产业空洞化的蔓延。例如,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开始显现,经济发展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这种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加速将对投资品产生强大的需求,从而为我国重化工业提供一个较大的伸展空间。

(3)产业的“空洞化而不持久化”。 当一些传统产业规模已开始急剧收缩,而新兴产业又一时发展不起来,产业空洞化已成现实时,只要设法使这些规模收缩的传统产业的技术能够得以提高,以新型材料、新技术含量和新工艺的产品取代旧产品,并实行生产能力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重组,就可以改善产业空洞化的程度,削弱产业空洞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

调整产业空洞化的主要原则:

(1)长期调整与短期调整的结合。解决产业空洞化问题, 通常是一种长期调整,要制定长期调整政策,从根本上消除形成产业空洞化的因素,如发展阶段转型的过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供给系统改善等。但为了遏制当前经济衰退,也要采取短期调整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盘活产品存量,激活沉淀资金,释放生产能量。当然,短期调整要尽量服从长期调整的要求,不能为长期调整设置障碍。

(2)产业结构补衡与地区产业布局变革的结合。 解决产业结构失衡带来的产业空洞化问题,通常采取产业结构补衡办法,即集中力量发展新兴产业以填补衰退产业的空缺,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如果不与地区产业布局变革结合起来,只注重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新兴产业,会使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明显增大,并加剧地区产业布局的空洞。因此,产业结构补衡要与地区产业布局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以生产发展而形成产业布局形态的变化,使产业布局形态从人口密集的单一沿海加工优势型产业布局,向人口相对稀少的资源优势型产业布局、边贸型产业布局、高速公路与铁路沿线型产业布局,及海外扩散型产业布局等多种形式转变。

(3)投资结构的高(高科技、 高知识的新兴产业)与低(低资本与技术构成的中小产业)的结合。解决产业空洞化的基本出路在于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其中投资结构势必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出现重化工业化、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等方向发展的趋势。投资的主流将更多地倾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既有风险但又前景诱人的研究开发型投资,高技术化、软性化的信息投资,乃至于海外直接投资方面。与此同时,在调整中也要从资金方面积极帮助低资本和低技术构成的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工艺技术现代化,支持新兴经营业务的发展,使投资结构尽量与未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保持一致。

(4)对内调整与对外调整的结合。 在国内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解决产业空洞化问题必须改革和调整失衡的国内外市场结构体制,实行国内外市场并重的策略。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拓展海外市场,仍然是努力的方向。同时,也要注意扩大国内需求,使产业结构更适应内需的要求向小康化方向发展。

根据上述的基本理念及其主要原则,我们提出的治理产业空洞化的对策思路为:长期根治以纵深展开的市场化和外向化为引擎,以推动大范围的城市化发展为核心,全面提升工业化能级和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短期治理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导,尽快启动居民住宅与私人轿车的消费热点,实行无效生产能力淘汰与有效存量资产激活同时并举。

从对产业空洞化实行根本性治理的角度看,制度改善是决定性的关键环节,因此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和外向化的纵深发展,矫正各方面的结构扭曲与理顺各种经济关系,乃是根本治理方略。在市场化和外向化纵深发展的推动下,大范围的城市化发展是根治产业空洞化的核心内容。特别是重点推进沿海地区农村城市化,将对治理产业空洞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城市化在将“农民”转换为“居民”的过程中,将极大提高消费货币化程度和改善原有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结构,增强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从而建立起使城市已趋于饱和的耐用消费品流向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通道,使目前因需求不足而集聚起来的巨大工业生产能量得以释放。另外,在农村工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城市化,以其城市集聚与扩散功能也会反过来促进农村工业化,为乡镇企业进一步服务于现代大农业和配套于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和基础条件。还有,农村城市化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农村城市化,不仅将大量吸纳本地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且也将成为内陆地区农业过剩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重要渠道。不管内陆地区的农业过剩劳动力是直接转移到沿海地区新兴发展起来的小城镇,还是转移到沿海地区农村继续从事务农活动,这种跨地区流动都将有利于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协调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关系。最后,农村城市化将引发大规模的道路交通网络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极大地扩大投资需求,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带动就业和消费的增加。与此同时,农村城市化也将推动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通过大范围的城市化发展的推进,固然能梳理各种经济关系,从而为延缓某些产业部门的衰退期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城市化本身并不能替代工业化能级提升和使国民经济信息化覆盖面拓展。从治理产业空洞化的要求来讲,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通过技术创新来发展新兴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能级,并以此来弥补衰退产业留下的“空缺”。因此政府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增大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每年编列科技专案经费,委托科研机构和高校从事包容性、关键性技术的开发并转移民间,并让各类企业参与执行科技专案计划。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推行产业技术辅导措施,如传统性工业升级方案;鼓励企业开发工业新产品办法;主导性新产品开发辅导办法;策略性技术推广与辅导计划等。同时,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激励企业投入研究开发活动,通过协助企业降低投资研究开发的风险,帮助培育高级专业科技人才及定期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上的协助等,使其朝着跨领域、大型化、高风险、大资源化的技术方向发展。

从短期治理角度讲,由于我国目前产业空洞化有些是因结构失衡造成的“假性”或“暂时性”空洞,因此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来疏通某些瓶颈制约,可调动一些闲置的生产能力,缓解产业空洞化的程度。从目前情况来看,有可能形成市场均衡价格下的充分有效需求,并带动一系列相关消费的兴起,主要就是居民住宅和私人轿车,近期内尤其要把居民住房作为刺激有效需求的重点。启动居民住房市场,要在继续推行住房公积金措施的基础上,从住房分配货币化、增加职工货币收入、改善售后服务和开放二、三级市场等方面配套联动。从减免住房建设税收,降低贷款利率,清理各项收费等政策调整入手,相应降低房价,促进销售。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形成房地产企业的破产机制,通过对资不抵债企业的房产强行拍卖,“拍”出一个市场均衡价格,以此来带动整个房价的市场化调整。这就需要财政与金融机制联动,共同调节房地产市场,刺激居民购房消费。政府通过发行住宅债券,向银行收购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的抵押房产,用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房价,而银行则进一步扩大住房信贷,促进居民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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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产业空化的挑战:机理分析与对策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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