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基于179篇CNKI文献的统计与分析论文

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基于179篇CNKI文献的统计与分析

刘存华,莫宗赵,周 莹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

[摘 要] 近年来,逆商(逆境商)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而关于逆商教育的研究更是成为热点问题。为分析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现状及未来趋势,以中国知网收录的179篇有关学生逆商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从年度分布、研究对象、研究主题3个主维度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现有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也存在不足:研究对象亟需均衡化、内涵理论亟待本土化、测评工具有待自主化、研究方向尚需学科化。由此提出几点思考:重视中小学阶段逆商的研究、加强理论的优化和改良、开发适合实际情况的量表、注重学科逆商的探索。

[关键词] 逆商;均衡化;本土化;自主化;学科化

国家教育部印发的《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1]。目前我国在校学生在课程学习、家庭环境、社会竞争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压力,这种高逆境的生活、学习氛围非常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综合素质的发展。因此,探讨学生在逆境中的应对能力是极具时代要求和现实诉求的研究课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史托茨在整合了多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逆境商(Adversity Quotient,简称“AQ”)。自从1999年龚力首次把AQ这一概念引介到我国以来[2],国内学术界对逆商的研究逐渐兴起。尤其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对于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教育日益重视,国内更是掀起了学生逆商及其教育研究的热潮。在此背景下,梳理我国学生逆商的研究脉络,对进一步深化逆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促进我国学生的逆商应对能力及其综合素质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意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1999—2018年收录于CNKI的关于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179篇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与分析,综述已有研究之结果,反思当前研究之短板,展望未来研究之趋势,或可为今后我国学生逆商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数据搜集与研究方法

中国知网是目前国内相关文献资源最为齐全的数据检索平台,利用该平台数据库检索到的关于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期刊文献、硕博士学位论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我国目前在学生逆商、逆商教育范畴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能够预测未来的研究趋势。本文选取CNKI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文献源,分别以“逆商”“逆境商数”“学生逆商”“逆商教育”为检索词,经过解读和筛选可得到179篇文献,并以之为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本文以179篇文献为研究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和文献统计,从年度分布、研究对象、研究主题3个维度探讨我国学生逆商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二、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年度分布

对期刊文献的发表年度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时间维度上大致掌握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基本情况,从而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进展以及未来走向。从图1可知,自1999—2008年都处于上升趋向,2008—2018年期间,除了2013年有所降低外,总体特征为波浪式上升。我国对学生逆商的研究近几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与政府高度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经统计,在179篇文献中,硕博士论文只有17篇,占比9.5%。虽然目前占比较少,但仍呈上升趋势,这说明研究生群体逐渐在关注和研究学生的逆商问题。

图1 CNKI学生逆商文献年度分布图

(二)研究对象

如表1所示,学生逆商研究中,有173篇文献指明了研究对象的学段,有6篇没有指明学生的学段,其中研究大学生逆商的文献共135篇(详见表1),占论文总数的75.4%,这说明我国学生的逆商研究对象多集中在高等教育学段。而针对中学生和小学生的研究占比分别为18.4%和2.8%,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逆商研究比较薄弱,有待加强。

表1 CNKI学生逆商文献研究对象的学段分布表

(三)研究主题

1.测评工具自主化的实践意义。国内对学生逆商的测量大多照搬保罗·史托茨的《APR量表》和路西的《路西量表》,鲜有研究者根据本国实际开发测量量表。然而,原有APR量表是测量成人的,题目情境多为职场情境,如“您的同事不接受您的观点”。这样的量表不适用于学生,因此开发适用于学生的逆商量表是有实践意义的。

1.学生逆商的现状调查与培养策略的研究。此类研究一直是学生逆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研究者往往通过实证了解学生的逆商现状之后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培养策略和建议。如黄甫倩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形式,调查了湖北省某高中学生的逆商现状及特点,并从学校、家庭、个人3方面探析了提高逆商水平的策略[3];敖洁等人以湖南4所高校的在校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逆商量表和自我监控问卷进行团体施测,了解了大学新生的逆境商数和特点,从外化和内化两个角度提出了教育策略[4]。也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逆商的提升策略,如侯海艳从社会、家庭、学校、个人4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逆商低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学生逆商的培养途径[5];石祥分析了“卓越人才”背景下大学生逆商教育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德育教育、期望合理化、心理辅导、实践训练等培养逆商的主要途径[6];另外,钟贞提出要根据“适度原则”“激励原则”等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进而提高逆商[7]。总体而言,在学生逆商现状研究方面,我国研究者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研究结合的方法,同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深入探测了我国学生的逆商水平,但仍存在研究样本小,研究周期短等问题。如在培养策略方面,多是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方面提出思辨性策略,少有研究者通过实验验证策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等。

2.测评工具自主化的途径

1.内含理论本土化的缘由。AQ理论产生于美国,而中美两国的政治氛围、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均有所差异。史托茨基于个人、工作场所、社会3个逆境提出逆境商,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犯罪率急剧上升、法律不健全,显然与我国现今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矛盾不一致。然而,现有研究仍移用原有AQ理论,势必会有一定的不适切性。

[2]Diqi Yang,Tingting Jiang,Pengfei Lin,Huatao Chen,Lei Wang,Nan Wang,Fan Zhao,Keqiong Tang,Dong Zhou,Aihua Wang,Yaping Jin.Apoptosis inducing factor gene depletion inhibits zearalenone-induced cell death in a goat Leydig cell line[J].Reproductive Toxicology,2009.

4.学生逆商的相关性研究。分析文献可知,现有研究多从“逆商现状”“逆商培养”等角度出发,但也有学者围绕逆商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如徐芳芳采用APR量表和EMBU量表对山东515名不同学段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不同学段学生逆商的影响程度不一致,但均有显著影响[16]。另外,周政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量表探讨了逆商、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逆商水平与归因方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逆商水平与自我效能感水平基本一致[17]。再者,林少惠通过AQ量表和AM量表对贫困大学生的逆商和成就动机进行测评,得出结论:贫困大学生在逆境和成就动机两方面均为正面态度,而且成就动机高者在逆境中的AQ水平往往较高,两者之间关系十分紧密[18]。李炳全和陈灿锐进行了逆境商与应对方式、焦虑、抑郁的相关性研究,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对逆商和抑郁有着中介效用[19][20]。进行学生逆商的相关性研究,有利于探究影响逆商的因素,从而培养学生的逆商水平。

“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定在5000元,可以说基本满足了大家的期待,也还有提升的空间。”刘剑文表示,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并非这次改革的核心,如何通过优化税率标准,改革个税模式,更好地体现公平才是改革的重点所在。

2.内涵理论本土化的途径。建议适度参照原有概念,根据我国教育体系、学生情况,建构更适合描述学生在逆境中所表现的应对能力的逆境商内涵。如从学生的压力源入手,探究学生的逆境情形,从而确定本土化的逆境内涵。其次,可以尝试优化原有的4维度(控制、归属、影响、延伸)模型。如从教育心理学出发,探讨学生对学习逆境的认知、在逆境中的情感、逆境商的价值等,重新划分中国学生的逆商维度。

三、反思与展望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自1999年逆商这一理论引入到我国以来,关于学生逆商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横向来看,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不断拓展;纵向来看,研究的角度愈加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学生逆商的研究仍然存在些许不足之处:

在我国,网络课程兴起本身就缺乏理论。网络课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没有完全顾及到障碍人群。因此,目前绝大多数的网络教育只解决了距离和空间上的问题,却忽视了参与者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特殊性。越来越多的人, 包括残疾人和老年人, 具备上网的经济能力, 想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和继续教育的时候, 网络教育的设计者却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生理、文化背景、信息技术素养、母语等需求, 在网络课程设计和开发时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了这些弱势群体的参与, 使他们与正常学习者产生了二次数字差距[8]。

(一)研究对象亟需均衡化

1.研究对象均衡化的现实诉求。各学段的学生都会遇到该学段特有的逆境,因而有必要研究每学段的学生逆商。小学阶段是儿童从家庭走向学校的第一站,行为方式从无拘无束转变到有规章制度的限制,交往人群从家人长辈转变为同学师友,日常活动从游戏玩耍转变为学习上课,这一系列巨大的转变对于儿童来说是有难度的。此阶段小学生容易产生畏惧和无助,甚至危害其心理健康。中学阶段学生正属于青春期,是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此关键时期,教师的严要求和家长的高期待以及学业难度的不断提高,一系列的压力很有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叛逆、厌学等现象。

2.研究对象均衡化的途径。目前研究对象的学段多集中在大学,中小学学段的研究仅占比20.6%,尤其是小学学段的研究成果更是屈指可数。根据现实诉求和成果分布情况,人们应该意识到均衡化的现实意义,关注到逆商在不同学段的作用,将研究对象向基础教育学生拓展。建议可从情感、学习、交往等方面对中小学生进行访谈和调查,探究逆境类型、逆商的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帮助学生积极地学习和形成正确的观念。亦可进行逆商和学习策略、认知加工、元认知、课堂参与度等主题的相关性研究,丰富逆商的研究领域,为教育教学提供更多视角和途径。

3.学生逆商的测量与评价研究。对学生逆商水平进行测量与评价是逆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量化研究;另一种是质性研究。质性研究方面如高志敏设计了针对4~5岁儿童逆境商数的调查方案,包括对儿童进行日常观察,对家长进行访谈,对老师进行问卷调查,从3wh维度调查幼儿园学生的逆境商数[12]。量化研究方面多采用量表对学生进行自评测量,如李炳全在保罗.史托茨的AQ量表和国内已有译本的基础上,请相关专业研究生进行修订,并在606名学生中测试,最终得到可用来测量中国学生逆境商的AQ量表[13]。还有学者针对特定的研究人群编制了量表,如张定强编制的师范大学生逆商量表[14],以及曹春艳编制的数学逆商调查量表[15]。总的来说我国学生逆商的测量与评价大多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为主,辅以访谈观察的方式进行。

(二)内涵理论亟待“本土化”

2.学生逆商的比较研究。此类主题主要是针对学生的逆商现状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提升逆商的策略。第一种涉及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的逆商比较研究。如曹春艳等人通过对甘南自治州的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数学逆商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藏汉学生的数学逆商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并且探究了数学逆商的影响因素[8]。第二种是在性别、年级维度对学生的逆商进行比较。如翟怀远通过利用ARP量表对大学生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和低年级学生的逆商水平低于男生和高年级学生的逆商水平[9]。第三种是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逆商进行对比研究。如高力以中美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利用SCL—90量表和AQ量表进行对比式调查,探究了中美高中生逆商水平差异的原因,并针对本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改善建议[10]。当然,还有从户口类型、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一般要素方面进行比较。如王丹妮对户口类型、家庭状况不相同的234名护士生进行调查,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人际交往、户口类型、群体生活适应度是影响本科护士生逆商水平的显著性因素[11]。对学生逆商水平,从地区、生源、城乡、年龄、民族等角度进行比较,有利于发现不同学生群体逆商水平之间的差异,可为有效采取措施提供依据。

5.学生逆商在学科教学中的培养研究。学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课堂和学习中度过,因此,从学科角度通过学科教学提高学生逆商水平无疑是较好的手段和途径。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逆商方面,已有研究涉及到的学科有体育、英语、语文、数学、思想政治等。张金春对在体育教学中进行逆商培养的独特优势进行了分析[21];李吴磊认为应该通过理论引导、体育实践和实用延伸3个步骤进行体育教学,从而提升逆商[22]。在英语教学中,杜金津根据逆商的维度分析了学生缺乏逆商的表现,从而提出培养学生逆商的方法:营造适度的中文环境、适度当众鼓励与表扬、寻找学习的兴趣点、设置悬念、鼓励同伴互助等[23]。在数学教学中,朱桂凤提出了慢教育语境下的数学逆商的培养[24]。当然还有诸多学者在其他学科教学中都给出了相应的培养逆商的方法,如刘红梅[25]、胡洪彬[26]、袁满[27]等人。基于学科逆商的研究,为教学与逆商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切入口,促进教学的发展的同时有效培养了学生的逆商。

(三)测评工具有待自主化

通过对论文的研究主题进行归纳和分析,可从侧面了解到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侧重点和关注点,同时也有利于发现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薄弱领域,从而进行弥补式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最终确立从学生逆商现状调查与培养策略的研究、逆商的比较研究、逆商的测量与评价研究、逆商的相关性研究、逆商在学科教学中的培养研究5个主题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类。

2.4 血清CEA对乳腺肿瘤的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比 血清CEA对乳腺肿瘤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60.0%(24/40)、95.0%(38/40)、77.5%(62/80)、92.3%(24/26)、70.4%(38/54)。见表5。

分析表1,不难发现不同截止高度角下RAIM算法可用程度是不同的,算法的可用性受到卫星分布和数目的影响,随着截止高度角的增加,可用性程度变得越来越低。一旦截止高度角过大,部分历元的HPL将超出水平告警值,表中的百分比正是计算不同截止高度角下满足HPL历元所占的比例。利用完好性监测算法探测周跳,经检验当截止高度角约为12.4°时,可用性为100%,在13.4°的截止高度角下使用最小二乘残差法检测周跳是可靠的。

首先,针对我国多民族的特色,开发适合我国国情、民族文化的量表,进而在各民族内部及其之间进行比较,探究共性和差异,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其次,中学生、小学生、幼儿与成人的认知水平、身心发展并不一致,因此建议对不同学段的学生开发相应年龄阶段量表。如小学生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交友困难、不适应校园生活等,依据小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来命制题目,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提升其测量的准确度。

(四)研究方向尚需学科化

1.研究方向学科化的价值。现有的学科逆商研究大多集中在体育学科,其他学科涉及尚浅甚至从未涉及。而学生的逆商具有学科性,只有充分的与学科进行融合,才能体现其价值。如不少学生认为数学是晦涩难懂的学科,这是因为学生在数学学习中难以克服数学逆境,数学逆商必定对解决此问题有一定的作用。另外,部分学科具有独特优势,将优势学科和逆商结合对于逆商教育是具有促进作用的。如思想政治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挫折、树立正确观念、提高抗挫能力。由此可见,依据学科优势进行逆商教育是有效的。值得一提的是,现有的学科逆商研究多属于思辨性研究,缺乏实证研究。

2.研究方向学科化途径。首先,逆商学科化可以从学科特征出发,界定学科逆商概念,制订学科逆商量表进行调查研究。其次,量化学科逆商水平,探究特定学科逆商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学科逆商提升策略。最后,针对思辨或者调查所得出的策略进行实验研究,检验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逆商是衡量学生面对困难时的应对能力指标之一,高逆商更是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学生逆商的研究,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目标的巨大推动力。为促进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如下方面着力:第一,重视中小学阶段逆商的研究,使得研究对象均衡化;第二,加强理论的优化和改良,使得内涵理论本土化;第三,开发适合实际情况的量表,使得测评工具自主化;第四,注重学科逆商的发展,使得研究方向学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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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不足是:本文只以中国知网中的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为分析对象,尚未对相关会议论文以及其他数据库、平台的论文进行分析,因此只可窥见我国学生逆商研究的部分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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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Students’Adversity Quotient Studies in China——Based on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179 CNKI Literatures

LIU Cunhua,Mo Zongzhao,ZHOU Y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China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Adversity Quotient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and the study on Adversity Quotient educ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Chinese students'Adversity Quotient research,179 journal papers and master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students’Adversity Quotient collected by CNKI were taken as research samples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three major dimensions,including annual distribution,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 topic.The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China's research on students’Adversity Quotien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the research object needs to be“balanced”,the connotation theory needs to be“localized”,the evaluation tools need to be“independent”,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needs to be“subject oriented”.Some thoughts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Adversity Quoti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strengthen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ories,developing scales suitable for the actual situation,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disciplinary Adversity Quotient.

Key words: Adversity Quotient;equalization;localization;autonomation;discipli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G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843(2019)11-0145-06

[DOI] 10.13980/j.cnki.xdjykx.2019.11.026

[收稿日期] 2019-07-01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基于NVIVO编码影响的民族地区初中数学逆商的归因分析”(项目编号:XYCSZ2019084)。

[作者简介] 刘存华(1996-),男,广西合浦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学课程与教学论;莫宗赵(1993-),男,广东肇庆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学课程与教学论;周莹(1962-),女,浙江嵊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郭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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