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金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体制论文,金融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体制改革在1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如何以“金融深化”为思路建立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体制？如何积极而又深入地研究和探讨金融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对于以建设金融中心为目标的上海来说尤为关键。
一、金融体制改革的本质和方向是“金融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和建设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从理论上讲，可以概括为“金融深化”。“金融深化”是西方经济学家在70年代就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指国民财富货币化和社会资产金融化的深化，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越高。金融深化论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发展起一个健全的金融体制，使之能有效地进行资本配置。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是通过资本市场的配置来实现的。资本集聚的规模与速度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资本流向的调整决定了经济结构的变动。金融深化的结果形成了金融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历程中，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高效的金融机制成为经济成熟和的先导，显示了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来说，金融深化的作用在于培育统一的资本市场和发达的金融业，以此来调整市场功能，推动各部门资本收益的均等化，并调整已有的资本存量，形成较高的储蓄率、投资率和投资收益率，尽快跨越不发达阶段。
根据国外学者的分析，作为体制的发展过程，金融深化的主要内容和政策目标是：
1、使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真正发挥引导社会储蓄、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功能，变经济中内源性融资占主导地位为外源性融资占主导地位。
2、实现利率市场化，消除对存放款利率的干预，使利率真实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和资本的匮乏性，从而成为调节资金的杠杆，并放宽对汇率的控制。
3、政府不采用通货膨胀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中央银行能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在利率市场化中实际利率为正值，而不是通货膨胀率超过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为负值。
4、放宽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和限制，鼓励多样化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注重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金融深化的核心标志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既有相似的方面，又有不同的内容：
1、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由于货币交易总值的提高，在一般发展中国家表现为自然经济即物物交换的下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除了农村有相似特点以外，还包括城市中以计划经济方式进行实物资源配置的比重的下降，以资金配置引导资源配置的比重的上升。
2、用现代方式经营管理的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发展，非现代化的传统小规模钱庄、放债公司、义会、当铺之类金融机构的减少。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前者表现为原体制下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和新的商业银行的建立，后者是城乡信用合作银行的发展。
3、除商业银行外，非银行性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发展，放宽对金融体系和市场的管制。中国当前重点是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及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
4、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形成竞争系统，从而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重点是探索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的最好过渡形式。
5、一个发达的现代金融系统，必须是一个稳定可控的系统。对中国来说，金融深化过程也伴随着中央银行调控系统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宏观调控系统的形成过程。
因此，金融深化会消除由于金融发展的滞后所形成的对经济的“金融压抑”，使银行制度和资本市场真正执行组织社会储蓄资金、引导生产性投资的功能，形成社会投资机制，转化投资靠政府的旧机制，为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开辟道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二、正确认识现代金融工具，积极发展现代金融市场
最近，国内外金融风波频繁发生，加强监管问题已为各国金融当局及金融机构所关注。应当承认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金融体制正处于转轨之中，金融市场正在发展之中，如果片面强调加强监管而放慢了发展步伐，对整个体制的发展是不利的，特别是对上海尽快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利的。因此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吸收国内外金融风波的教训。要做到这一点，在理论上尤其应当深化对衍生金融工具的认识，加强对国际金融发展动向的研究分析。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志。它提供了外汇保值、发现未来利率和减少股票市场投资风险等重要功能，是一种比传统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更高级的市场机制，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正如货币化程度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一样，衍生金融工具是货币经济发达的标志。我国要真正建立起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开放型的金融系统，不能忽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
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有某种“泡沫”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来自于这类市场的虚拟资本的性质，交易量的大小和价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物资本的变动。但是应当看到它们的积极作用。证券市场的运行是相对独立的，它既对现实经济变动过于敏感而具有高倍的放大作用。股票和债券创造了集结社会资本的功能，并使投资者把风险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可以说，没有二级市场的虚拟资本的交易，一级市场也无法充分发展。此外，外汇期货期权减少了外汇持有者的汇率风险，由此使涉及外汇的国际贸易等活动获得更加稳定的发展条件。国债等各种利率期货期权有助于发现未来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反映资本市场的供求状态，也使宏观经济的调控决策更加科学。股票指数期货期权有助于投资在不充分了解单一股票性能的情况下就股市总水平进行投资，在较小投资风险下进行投资决策，有利于推进社会投资机制的增强。
我们还应当看到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风险性和保值性、震荡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金融衍生交易确实具有比基础金融交易更大的风险性，从而对整个市场具有较大的震荡性。但是，风险性和保值性、震荡性和稳定性是证券市场不可分割的二个侧面。一部分交易者保值的可能，在于另一部分交易者承担了风险，而这些承担风险的交易者显然又要求有获得更大回报的机遇。没有更大回报的机遇就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没有人承担风险也就没有人可以保值；没有多种多样的保值的方式，从事实际经济活动的人就只能自己承担风险，从而实际经济活动的发展受到抑制。个别交易的保值性在宏观上就是稳定性和发展的动力，而个别交易的风险性在宏观上就是震荡性和对经济的破坏性。对此，积极的态度只能是趋利避害，即以严格的操作规则把风险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宏观的监控措施来防止潜在的震荡转化为现实的震荡。风险性是无法消除的，只能寻找与其保值性之间的最佳的平衡点。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国际金融发展动向的研究。国外有学者认为，70年代以来的“期货期权革命”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金融变革。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动向。我们应当避免以传统实物经济的观念，把金融活动的虚拟性纯粹看作泡沫经济，而应当充分认识虚拟的金融活动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对现实经济的积极作用。正确的战略应是：积极发展、加强监管。
三、稳步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
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而汇率调整是一个导火线。由于汇率长期高估，不得不采取大幅度贬值的措施，并进而一步进入自由兑换，引发了危机。汇率虽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对于一个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来说，却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政策工具。
在2000年前把人民币变成可自由兑换货币是我国已经确定的一项重大目标，期间分阶段目标也已提出。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可以说是在走向兑换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作为经济生活中这样一个重大变革，实现可兑换毕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从理论上说，一种不可兑换货币变为可兑换货币，必须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
1、合理汇率约束。在实现自由兑换前，必须先使汇率合理化，汇率的逐步合理化的过程也就是走向可兑换的过程。从长期来看，货币的购买力是基础。至于外汇政策、市场变化、资金流动等因素，主要是短期波动因素。我们既不能把包含很强短期波动因素在内的名义汇率误认为是合理汇率，也不能认为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就是合理汇率。1994年汇制改革以后，我国的汇率基本符合出口换汇成本，但也出现了一路升值的现象。这并非是我国劳动生产率与出口竞争力的反映，而是国内各种短期因素、政策因素、体制因素通过供求反映出来的。这种短期走势并不是走向合理汇率和为可兑换创造条件，相反，就汇率合理化而言，反而远离了可兑换的目标。
2、本币信心约束，也可以称为低通货膨胀率约束。只有居民对本币币值的稳定具有信心，实行可兑换才不会出现挤兑冲击，而这种信心是建立在持续低通货膨胀率基础之上的。雄厚的外汇储备固然是实行可兑换的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如果发生挤兑，大量外汇储备也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控制通货膨胀是向可兑换转轨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自1994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其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其中并轨造成的实际大幅度贬值和结售汇制使储备激增导致基础货币激增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某些负面影响本身是短期的和一次性的，是会被逐步吸收的，但是汇制改革自身反作用也不容忽视。
3、外汇体制约束。各国实践证明，外贸经营越是放开，实际汇率越是稳定，从而可兑换也越有可能。在1994年，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中，新汇制起了主要的激励作用，而外贸体制本身改革的作用相对较小。在我国外贸体改中许多改革措施是环绕外汇问题（留成和汇率）展开的，外贸改革依存于外汇改革。人们较多注意到汇率及外汇制度对外贸的作用，却较少注意到需要有一个有竞争力的外贸体制来支持汇率，需要在放开经营中提高竞争力。外贸放开经营，特别是进口的宽松，将有利于理顺国内价格，消除价格扭曲，这也是为货币可兑换确立稳固基础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波兰的经验看，开放贸易对价格体系改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开放贸易进口了一个国际价格体系，为货币可兑换创造了条件。简而言之，人民币可兑换有赖于外贸体制的自身改革，而不是一味地让外贸改革环绕于外汇体制改革。
4、出口结构约束。一国的出口结构决定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程度。高档次出口产品的较高增加价值及由此形成较强的进口能力是维持可兑换货币的基础。相反，在低档次产品的出口结构下，不得不大量依靠削价竞争，在贸易中获利较少，也导致降低国家的进口能力。实际证明，在低档产品为主的出口阶段，汇率往往呈贬值走势，而当产品结构提升以后汇率则会趋于稳定和升值，货币可兑换也有了基础。在出口结构上，中国需要跳出“低档产品—汇率贬值削价竞争—出口结构落后”的恶性循环。
5、宏观调控机制约束。对开放经济来说，对内调控与对外调控是不可分割的。能不能在实现国际收支均衡的同时实现国内宏观目标，取决于一国的宏观间接调控机制的成熟。在这里根本不存在一个工具管一个目标的关系。汇率不仅会影响国际收支，也会影响国内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财政政策也不仅调节国内，而且影响国际收支。但从中国的情况看，一方面在形成间接调控机制中仍然不断采用着直接控制手段，另一方面，在对外汇外贸外债等的调控中，也难以协调与国内目标的矛盾。在汇率调整和汇制改革成功的同时难以兼顾国内目标。汇率、货币、财政等政策工具的有效配合对我国来说还有待探索。
6、国际惯例约束。在常识上，汇率变动是调节进出口的重要工具。但是关贸总协定并不允许一国任意地为本国贸易利益而调整汇率，而只允许当国际收支发生根本不平衡时才可以这样做。随着国际金融服务业自由化的加深，一国金融市场更难控制，也不能单纯靠调整汇率来调节国际收支。实行可兑换以后，面对汇率冲击只能在国际惯例约束下进行调控，必然更多需要依靠国内政策手段来进行。
总之，人民币自由兑换远不只是一个汇率制度本身的问题，相反它涉及到许多环节，需要全面推进。这也是我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四、以金融中心建设为重点，明确上海在全国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定位
在全国体制建设的功能性规划中，上海的定位应在发展新的金融成份上，即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上海应在为全国金融体制建设探索道路、填补空白中形成自己的功能。
上海应当把发展投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重点，在加快商业银行向国外开放的同时，要十分注重投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国外开放，并大力发展国内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应探索发展各类金融机构，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方式，进行引进国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试点，包括各种基金、保险公司、投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和信用合作社等。在明确大原则下由上海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所谓大原则，诸如不增加国家外债负担、不违背国际惯例、不擅自减免税、有利于宏观调控等。
提出这一战略转变的依据是：1、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应尽可能减少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宏观调控的难度；2、中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是目前体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有待迅速加强；3、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动态是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地位相对下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化融资的地位相对上升；4、国际直接投资竞争激烈，今后几年国际市场资金相对短缺，投资机构化是一个新的动向；5、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浦东的硬件准备和上海金融的历史与现实形象已经为此作好了充分准备。
考虑到上海的特殊情况，可以设想有意识地形成浦江两岸的不同特色：外滩以商业银行为主，陆家嘴则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为了尽快形成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形象，以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上海本地首先应当把一批金融机构迁往陆家嘴，其中主要是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两交易所东迁后，大量证券公司也会跟进，形象效应会较快形成。票据交易所和外汇调剂中心也可以考虑东迁。黄金交易中心也应设在浦东。
目前，我们在陆家嘴发展中较多注意的是金融机构的迁入。事实上作为金融贸易的CBD地区，还包括大量的贸易机构、各类市场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所以在政策和思路上还应加快优化环境，健全各种服务，以鼓励这类机构的进入。从战略上讲，要尽快先迁入一批大机构，来增大中心的吸引力。
同时，上海还应当以规范为原则，加快证券市场的建设，进一步巩固金融中心的形象。股市的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度。它包括发达的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和公司化的企业制度，与市场运行相关的完备的法律规范，乃至人们成熟的市场意识，包括投资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等等。就投资意识而言，只有当市场经济整体有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以后，人们才会比较普遍地形成较强的直接投资意识和长期投资意识，加上竞争的企业制度等共同构成股市稳固的基础。中国股市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上海可以在探索和操作上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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