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_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_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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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磨难后的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的关头,邓小平为我党恢复、坚持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卓绝的斗争。邓小平不止一次对外国朋友讲:“比较正确地说”、“比较实际地说”,他是“实事求是派”。〔1 〕他还坦诚地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2〕邓小平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一、在全面整顿中,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尝试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流放江西,直至1973年2月20 日才重返北京担负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他受命于国家经济混乱、政治危难、人民遭灾的时刻。面对这种特殊而复杂的形势,邓小平心焦如焚。凭着他对人民、对党的赤胆忠心,坚持运用实事求是原则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同江青一伙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大刀阔斧开展了全面整顿的重大实践,这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作的勇敢尝试。

邓小平的复出,人民高兴。但是,江青一伙却恨之入骨,伺机发难。

在1974年10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继续借“风庆轮”事件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维护党的实事求是原则,顶住江青所谓“卖国主义”的威迫,愤然离开会场。随后,毛泽东支持了邓小平,批评江青动辄给人扣“帽子”、打“棍子”,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江青故意转移矛头说:“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说:“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这话的由来,应追述到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以及北京、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过,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同志)。并说邓小平有些人怕他,他办事比较果断。当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所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是邓小平同江青一伙针锋相对斗争的形象语言。

在江青一伙大搞“批林批孔”、实批“周公”的时候,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指出:以反对经验主义作为目前各项工作的纲。同时,姚文元又公开发表文章散播“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江青又接二连三向各地发“指示”,大造舆论。这时,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关系全局的方针问题,决心报告毛泽东同志。1975年4月23日, 毛泽东在新华社一个报告中作了明确的批示,立即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反“经验主义”只能掩旗息鼓。富有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大搞反经验主义的动向保持了警觉。5月3日,毛泽东召集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重要谈话,一方面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另方面郑重地反复地提出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搞什么帮。毛泽东要江青等人对这次犯错误作自我批评。接着,在邓小平主持下,先后在5月27日、6月3日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继续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邓小平在会上强调说:总结党的生活,怎样才能端正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全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还说,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这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毛主席的话。不可一世、飞扬跋扈的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受到这样严肃的批评,表现颓丧,还是首次。

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原则,以毛泽东提出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安定团结为好”,“要学习理论”三项指示为纲,和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重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两步设想为依据,开展全国整顿国民经济和党政军各项工作。首先抓军队整顿,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强调解决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问题,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这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同时,抓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整顿。第一,迅速扭转铁路运输长期堵塞局面,实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口号。第二,狠抓工业整顿,工业生产明显回升,提出具有纠“左”治乱改革精神的《工业二十条》。第三,整顿农业、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第四,整顿科技、教育工作,选派胡耀邦、张爱萍等到中国科学院、七机部等重要部门,主持整顿工作,推动科学、教育领域的整顿,并提出解决教师的地位、调动积极性的问题。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3〕1984年10月10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幽默地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4 〕这正好表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不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的尝试,成为后来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逻辑起点。

二、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6年10月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大胜利。但是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尚未拨乱反正,“左”的思想禁锢仍未消除,党和国家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精神,在尚未恢复工作的困难条件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冲破“左”的思想禁锢,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为我们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仍然按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指导工作。1977年初,“两个凡是”风出现,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是否反对“两个凡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关系到能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成为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先声。

针对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行径及其恶劣影响,1977年9月10日, 邓小平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两个凡是”不是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用“完整准确”来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是一大创造。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也是区别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标志。

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6〕“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中央党校题‘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7 〕这些循循善诱的教诲,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党内迅速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反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郑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8〕这为我们党在新的时期, 开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具体道路所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明了正确方向。这表明,我们党绝不回头走“左”的错误的老路,同时,坚持拒绝了离开社会主义的邪路,而决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继往开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它体现了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问题上,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正确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9 〕强调解放思想,是邓小平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而郑重提出的,因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0〕所以,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今后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恢复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贡献。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就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能够不断打破人们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所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防止僵化,又可避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使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坚持科学态度的创新精神。正如江泽民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来,我们党能够形成邓小平理论,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以及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归根到底,首先是恢复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历史转折的一个根本点。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正确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开端。

三、在全面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全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全党重新牢固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左”的错误在党内根深蒂固,右的错误干扰又常有出现。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两个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的努力。

第一,坚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启动农村改革和试办经济特区。我们党在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改革”的实践中,使全党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不断深化。

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意味全党全国人民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此予以高度的评价,1979年3月, 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讲话时指出:“把工作重点从今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12〕20年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个科学论断的正确性。

农村改革的起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胜利。它充分显示了广大农村共产党员从实际出发,冲破“一大二公三纯”的束缚,闯入“包产到户”禁区的巨大勇气的改革精神,大胆地实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包产到户”,掀起了中国农村的大变革的大争论。究竟人民公社体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阳光道”,搞“包产到户”是不是“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在全党全国争论得沸沸扬扬。争论的焦点,是以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对待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争论的结果,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普及,是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农民迈出劳动致富奔小康的新路。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胜利。

试办经济特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它充分反映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广东省委从本地实际出发,向中央提出,在广东拿出一个地方率先对外开放,搞一个出口加工区,利用广东的自身优势,在“四化”中先走一步。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和支持,并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与此同时,福建省委也向中央提出对外开放的建议。邓小平高度重视广东、福建的建议,在他的倡议下,1979年7月起,中央先后进行了多次讨论,形成了若干规定和条例。 直至1980年5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纲要〉的指示》,正式确定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城市对外开放,并命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 从此,中国大地出现了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的兴起和成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哺育下的硕果。

第二,在全面拨乱反正的进程中,全党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逐步取得共识。

邓小平在1980年10月一次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1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的进程。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同时解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来的问题。这样,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就全面展开了:结束社会动乱,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各项社会政策,实现安定团结;调整、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果断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纠正“左”的错误估计和错误政策,重新走上正轨并不断发展;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加强党的建设;外交上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外国领导人访华也每月不断,外事活动空前频繁。邓小平在1980年1月一次报告中指出:“这些活动,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 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继续增强。”〔14〕经历几年来在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全党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认识不断深化。全党深化这条思想路线的认识,需要在实践中解决一系列问题,而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则是核心问题。当时,党内对这个重大问题,在认识上是存在许多分歧的,有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就是“砍旗”、“丢刀子”。国内外有人认为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非毛化”,并极力鼓吹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企图把我们党实事求是地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引入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歧途。对毛泽东的功过,对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态度:一是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坚定不移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实质上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中国今后的前途命运的抉择。二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使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陷入混乱,甚至开倒车。三是全盘肯定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就是“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继续。面对这个重大问题,邓小平作过许多精辟的论断,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5〕“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面。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16〕整个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就是党内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开展着两条认识路线的尖锐交锋过程,从为期约两个月的4000高级干部对《决议》六稿的反复讨论,到中央政治局邀请40多位老同志的征询意见,最后,中央政治局再邀请70多位党员领导干部反复讨论修改,还邀请130 多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看法,提意见,这样反复深入长时间的讨论,对全党取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共识发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胜利,也是各条路线全面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胜利。邓小平充分肯定“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17〕

十二大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际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并规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24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81页。

〔3〕〔5〕〔6〕〔7〕〔8〕〔9〕〔10〕〔12〕〔13〕〔14〕〔15〕〔16〕〔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9、45、126、143、364、159、143、300、247、298、299、307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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