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文件研究方法论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文件论文,电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2期刊载的《论电子文件的研究视角》一文摈弃了“电子文件的研究能否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取决于技术问题的解决和法律问题的确认”①的传统研究视角，认为“电子文件的研究应当从档案管理的视角真正转变为管理的视角，使电子文件真正成为提高管理效率的方式和工具。”②该文虽然论的是“视角”，但其中蕴涵的方法论思想引起笔者的兴趣。事实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常常也是方法论的转换，由此联想到国内电子文件研究10余年来，成果丰硕，研究高潮迭起，但高潮中却一直有难题伴随，困境烦扰。本文认为缺乏有效适用的方法论、没有适时地进行方法论转换以及学界缺乏对方法论运用和研究的学术敏感性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本文探讨的方法论并非指诸如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等研究方式，也不指向诸如问卷、访谈、抽样技术与统计分析等具体的方法和技术，而是指电子文件研究的理论逻辑、理论框架与理论范式等。本文认同“方法论比方法更重要”的观点，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马克思语)曾说过：“跛足但不迷路，胜过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许多研究中，研究者尽管采用了大量现代化的实证手段，非常高深的统计分析工具，但结论却不尽如人意，即实证技术和方法并没有为理论研究服务。“脱离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固然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但是如果实证研究没有方法论的指导，这样的调查甚至不能称作实证研究，只能称作不加入知识背景的直观描述，说白了就是侃山聊天。这种没有结构化特征的材料不能用于分析，有分析能力的学者使用这些材料进行抽象也受到质疑……没有框架的任何实证资料都是无效的。”③简而言之，如果研究者掌握了实证或调查的方法，但在方法论上的功力有所欠缺，只重方法，不重方法论，所做的结论就容易给人“乡下人穿西装”的感觉。④
所以，方法论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并为研究者所自觉反思，当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出现时，方法论的转向问题尤为值得关注。而一个新思想新理论被提出时，往往同时也是一个理论方法论或者理论分析工具的诞生。理论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一度成为各学科学者们学术“论剑”的武器。判断一个研究是否有价值，除了看它是否是一个好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看它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论或分析工具。
电子文件作为档案学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研究领域，由于其和纸质档案文件的诸多不同特点，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论必然受到挑战。国外一些学者首先在研究中涉及到了方法论的转向问题。加拿大的凯瑟琳·贝利女士在她的《档案管理与电子文件》一书中指出，电子文件与档案理论的关系在档案界一直存在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传统档案理论是否适用于电子文件，这是一个关于研究的逻辑方法论问题。该著作通过对电子文件鉴定、整理和著录、提供利用等环节的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档案人员的确需要在更深层次上探讨档案理论与电子文件的关系，但必须明确一点，新的载体带来的主要冲击可能会波及档案实践，但不会颠覆档案理论。⑤注意，这里用的是“颠覆”，也就是说，她不否认需要对传统档案理论进行局部的修正与补充，但不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改。同样是加拿大的T·库克却提出了“重新创造档案”以及“后保管时代”的档案范例。众所周知，库克的“后保管模式”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论，令人回味的是，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恰恰就是“颠覆”。库克在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所做的主报告《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结论中提出了7个“转向”⑥作为对其“后保管”模式的阐释和注脚，这些“转向”曾被国内学者频繁引用。T·库克关于电子文件管理要超越传统文件管理的思想何尝不是对传统管理方式的“颠覆”呢？这种“颠覆”又何尝不是一种方法论的转换？
国内最早涉猎电子文件方法论研究的文献应是发表在1998年第3期《中国档案》上《电子档案的方法论》一文，该文提出了电子档案管理的哲学导向，继承创新和交融集成的方法论思想。⑦之后档案学界虽鲜有用“方法论”为题进行回应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些研究中捕捉到方法论思想。
《关于“电子档案工程学”的对话》一文认为，从工程学的观点看，电子文件的产生、积累、整理、归档管理以及检测、保护，都是在一定的技术环境下完成的，所以，把这一项受技术支持完成电子文件的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的工作视为一项工程，依这一工程的内容和性质，称“电子档案工程”是非常切合实际、确切的概念。⑧虽然该文的初衷是尝试构思一门新的学科，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其将工程学的研究方法用于电子档案研究的用意。《中外电子文件定义评述》一文关于电子文件定义的研究逻辑也颇有方法论意味，电子文件的研究思路“从现有情况看，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就电子文件研究电子文件，然后给其下一个定义，可以说是一种直观型的研究思路；另一种是在研究了现代文件概念的变化之后，再给电子文件下定义，可以说是一种系统型的研究思路。”⑨有学者进一步强调采用怎样的思路定义电子文件是电子文件的基础理论问题。⑩本文以为与其说这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该文提出的“研究思路”属逻辑方法论范畴，就“电子文件研究电子文件”是一种注重电子文件的技术或表面特征的逻辑方法论，而“系统型的研究思路”则是在修正原有的档案文件理论的基础上，增加其技术特征的方法论。纵观目前的电子文件研究，相当多都陷入了这两种方法论的摇摆中。例如讨论电子文件的安全应该就技术而研究技术还是更需注重管理或者人文关怀即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
《论档案的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一文指出，“由于电子档案具有的这种信息自由的属性，电子档案中信息内容相对于物质载体具有主动的主导地位，使人类社会的档案管理工作从此进入了逻辑管理时代。……在物理管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的档案管理理论与管理思想主要是围绕着档案载体展开的。在逻辑管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的档案管理理论与管理思想主要是围绕着档案信息内容展开的。”(11)“物理管理”向“逻辑管理”的转换是思维方法论的转换。由于方法论的变化，作者进而认为逻辑管理对应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都会发生改变。《电子文件理论研究的几种方法》一文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辨证思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12)等是从哲学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视角来探讨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他们作为方法论工具，是从事研究“放之四海皆准”的指导思想，但却不能将其作为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
值得关注的是，《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13)一文构建了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分析框架，是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转变，《电子文件管理顶层设计》(14)等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的进一步研究。
国内与电子文件研究方法论有关的研究大多是学者们对于电子文件这一新生事物出现以后需要进行研究方法论转换的本能反应。电子文件具体研究中方法论的运用也确有一些优秀之作，但更多成果则是除了现象描述、因果推论和一些简单的统计数字之外，很难看出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论、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不能不让读者对研究的结论表示怀疑。一打开《红楼梦》，就会见到全书的哲学纲领，也是全书的难点，这就是空空道人所呈现的十六字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15)小说尚有方法论，遑论科学研究？！
电子文件研究中方法论运用的缺位还由于学界对方法论研究缺乏学术敏感性。以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研究为例。澳大利亚的弗兰克·阿普奥德是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主要构建者。他在构建该理论模式时，借鉴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二元性的思想。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在其《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所要表达的主要理论，主要表达出他对历史上社会学理论界对一些社会解释上关键课题的处理方法的理解和评价(16)，通俗言之，就是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的批判与建构。结构化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学方法论中二元论问题，即超越西方社会学史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其核心概念“结构二元性”认为“结构是行动的媒介，同时又是行动的成果，结构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在时空里展现出来，结构非外在于个人，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内在于多于外在于个人活动。”(17)结构化理论试图解释的是微观与宏观社会学间在行动与结构上的二元论矛盾。虽然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将文件管理过程看成是行动的程序，而和结构化理论中的“行动”概念暗合，但笔者认为“此行动”非“彼行动”，用结构化理论内容来阐释文件连续体理论似有牵强，其实，谓之文件连续体理论借鉴了结构化理论的研究方法论似乎更贴切。倘若如此审视，我们的视野就不会局限于吉登斯和他的结构化理论本身了。因为对于“二元对立”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吉登斯的专利，诸多理论大家都意识到。如P·布劳(P·Blau)认为微观与宏观的理论是可以相互补充的。J·科尔曼(J·Coleman)主张用微观层次的资料去研究宏观层次，强调从微观到宏观的转换模型的重要性。R·科林斯(R·Collins)认为，微观与宏观的划分是一个连续统，而不是二分法。宏观即微观遭遇(encounter)在时空数量上的延伸增大而构成。他强调宏观社会过程的微观机制，并以微观过程来解释宏观过程。(18)他们的思想都可归结为对“二元对立”方法论的批评。因此将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二元性”思想作为一个方法论工具比结构化理论本身更有生命力，可以用来分析和阐释诸多研究中的“二元对立”问题。
比如，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二者的对立不仅体现在电子文件的研究中，整个档案学研究常常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还和研究者的学术偏好、学术眼光甚至学术偏见有关。本来，高校的理论研究者由于缺乏实践背景，研究难免偏离实践，而实践部门的研究者由于目光过多地关注实践现象，因此较少上升到理论高度，二者均有局限，不存在孰优孰劣。但笔者发现这种“门户偏见”潜意识地存在于两个阵营中的一些人思想中，形成学术偏见。这种偏见使得高校理论研究者认为实践工作者的研究就事论事，缺乏理论的拷问与探求，没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实践工作者则认为很多理论研究由于没有实践的支撑，显得空洞而苍白，甚至无病呻吟。有学者风趣地将该现象称为“档案学理论和实践工作如隔河喊话”，“所谓学院派吃的是教育部的饭，只管‘东学西渐’就可以，而广大档案职业人员就要成为公务员了，照上级指示办事就行。一门与管理科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理论和实践总被一层‘窗户纸’阻隔，不利于其发展。”(19)这种“门户偏见”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起来的思想。
事实上，很多电子文件研究最初是针对电子文件管理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困境而提出的，是从实践出发的追问，但由于缺乏理论的阐释与支撑，研究一度陷入‘瓶颈’，如电子文件的安全性、凭证性和法律问题等。理论研究者由于经验的局限，其研究难免“纯粹”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这种理论到理论的模式从表面形式虽然得出了理论探求的结果，但这一结果由于缺乏实践的验证而生命力短暂；实践研究者由于理论的匮乏，其研究常常就事论事，缺乏理论依据，真正要运用于实践中也会四处碰壁。
克服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就是要使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彼此以彻底的方式相互渗透。因为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同时既是经验性的，又是理论性的，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经验操作也会有意无意地涉及理论抉择。只有将所有经验材料都看作是从一套理论预设推演出来的假设整体中的一部分，他们才能作为一种证据来发挥作用。当科学研究只围绕一种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技术来发展自身时，理论与经验研究相分离的问题就暴露无遗了。在研究对象已确定，材料收集的实践条件既定的情况下，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必须与所要处理的问题相适合，并且必须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地对它们进行反思。(20)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方法论工具，即其理论隐喻的批判性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后现代思维范式以“后现代性”解读本土化，成为国内学者回应西方主流的一个理论视角与方法工具，这与加拿大档案学家T·库克的“后保管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库克的“后保管”模式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国内电子文件研究者追逐的研究热点，也在档案界掀起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高潮。但是国内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后保管模式本身的引介以及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内容的介绍，缺乏将其作为方法论的进一步研究和使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思想就是多角度思维。这种方法论允许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做研究，视角一词意味着：“每个人的观点或分析框架绝不可能如实反应现象，它总是有所取舍，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察者本人先有的假设、理论、价值观及兴趣的中介”。(21)一个视角就是一个研究的切入点，而多视角的研究方法能将多种不同理论结合起来。视角的多元化并不是目的，而是要提出新颖的能说明问题的视角以便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关注，提供新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如此看来，《论电子文件的研究视角》一文的意义更为深远。
本文无意去构建一个电子文件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因为方法论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但我们研究和运用方法论时，要注意克服一些倾向。
例如，T·库克的“后保管范例”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批判与“颠覆”，意味着解构。贝利女士“波及档案实践，但不会颠覆档案学理论”的思想似乎更赞同修正和补充，而不是解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摧毁，而建设性的后现代则侧重于从事建设性的耕耘，与“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摧毁和颠覆不同，在解构的同时更注重“建构”的重要性。亦即，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解构和建构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达到和谐统一。因此，电子文件研究在“颠覆”传统理论的同时，更需要多一些新理论的建构。
又如，重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理论整合研究是现代各门学科不断走向繁荣与成熟的内在学术机制，也是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对此，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于相关学科的移植与借鉴，重要的是掌握相关学科的方法论与方法，而不是具体理论内容的简单借用。电子文件研究要从方法论层面实现超越，研究队伍中成员构成的更新，非档案学专业的人员的增加，特别是那些经过方法论方面训练的人员的大批加入，才是治本之策。(22)当然，伴随着国际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熟悉了西方的语境，对于西方研究的方法论的借鉴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23)
学界对于电子文件管理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如电子文件如何定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适用性等等。其中除了电子文件管理本身的复杂性外，电子文件研究方法论的分歧、电子文件方法论研究的缺位与匮乏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电子文件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理论进步，除了要不断积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之外，特别需要在如何科学地认识电子文件的理论高度上寻求突破，以便可以为具体的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方法论或研究范式。
注释：
①②胡鸿杰：《论电子文件的研究视角》[J]，《档案学通讯》，2007，(2)：11。
③樊平：《深入研究村落公共权力》[EB/OL]，http://www.studa.net/2003/4-22/2003422165659.html，2003-4-22。
④(22)皮艺军：《犯罪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2)：2-3。
⑤参见黄霄羽、申琰：《波及档案实践，但不颠覆档案理论——电子文件带给档案理论的冲击和影响》[J]，《档案与建设》，2005，(5)：8。
⑥[加拿大]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A]，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63。
⑦李晨生：《电子档案的方法论》[J]，《中国档案》，1998，(3)：36-37。
⑧商平安：《关于“电子档案工程学”的对话》[J]，《中国档案》，1999(5)：16-18。
⑨陈子丹：《中外电子文件定义评述》[A]，《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
⑩董永昌、何嘉荪：《电子文件与档案管理》[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3。
(11)丁海斌：《论档案的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J]，《档案学研究》，2001，(2)：12-13。
(12)麻新纯：《电子文件理论研究的几种方法》[J]，《档案学通讯》，2007，(2)：15-18。
(13)参见冯惠玲等：《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J]，《档案学通讯》，2006，(3)：4-8。
(14)参见冯惠玲、钱毅：《关于电子文件管理顶层设计的若干设想》[J]，《中国档案》，2007，(4)：7-9。
(15)刘再复：《红楼悟语100则》[A]，万象[C]，黄山书社出版，2007∶143。
(16)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512。
(17)(20)(21)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340，448，444。
(18)郇建立：《个体主义+整体主义=结构化理论？——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述评》[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1)：6。
(19)淡如水整理：《网事回眸》[J]，《档案学通讯》，2008，(2)：96。
(23)聂辉华：《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A]，《经济学家茶座》(总第27辑)[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