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重点转移”与“政策倾斜”——就东西部发展差异问题向樊纲先生再请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谈论文,差异论文,重点论文,东西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请允许自报家门：本人生、长于海上，现在广西工作。
2.请允许简略介绍一点广西。广西区位素有“三重地位”之称：中国东部（沿海）中的西部，西部中的东部，中国中部的正南部。多重的地位，相对应的也就使广西获得了多重的机遇，正是这种空间区位资源与其他的自然的、社会人文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广西区域开发发展的强大地理动力。在众多合力的作用下，广西经济近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从1990年到目前，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列迅速从第20 位升到第15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9位升到19位。也就是说，广西与西部大部分地区比起来，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走先了一步。
3.东西部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以有共同利益，同一主体自身包含的矛盾并不一定就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悖论”，当前提出正确处理好东西部发展中的关系问题，首先正是国家整体利益（或统一市场）的需要，包括资源优势地区与加工优势地区之间互补关系适时调整和国家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进一步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即拿当前大家熟知的既与东西部关系有关又无疑与国家整体利益有关的“民工潮”说，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劳动力要素）流动，无疑一方面具有符合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要求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社会和劳动者个人所承担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相对于国家或统一市场的利益或机制说，无疑应鼓励要素的流动；但从它的负面可能性看，国家似也不能毫无动作，完全听之任之。目前的动作中，劳动、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采取的引导民工“有序”流动的举措，大致或主要是使其有秩序、减少盲动性的意思，属于治标。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还要究明流动的原因。在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无非就是东西部经济发展落差过大（这里暂将“民工潮”的城乡、工农差别等原因存而不论）。在这个问题上，唯解决“落差”问题，才是“负熵”的引申，导致本义的“有序”。“民工潮”只是东西部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或现象之一。单解释、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究竟代表哪一方或哪一层的利益，似乎就很难机械分割。以下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弥合“落差”意见中的岐义。
4.关于如何解决东西部发展中的落差问题，樊纲先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 不过樊纲先生第二篇文章的标题《再论“人口迁移”》（ 见1995年9月22日《经济学消息报》）即令人产生疑意。 相对开篇第二篇似应是《再论在要素流动中缩小“人均收入” 的差距》 （樊文开篇见1995年4月15日《经济学消息报》）在笔者看来， 相比较而言樊纲第二篇标题不及第一篇更符合作者的本义，及第一篇更确切、更内含真理性。在樊纲的第一篇文章中，“要素”取三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中的前两项（也许是因为认为土地不能流动吧？！），现在变成了“人口迁移”不仅又从两项变成了一项，且笔者总觉得“人口迁移”与“劳动力（要素）流动”含义似也不能完全等同。不过，如果不是涉及樊纲本人在文字计算中一个分子式的分母分子问题，原也不必作什么概念之分的。在樊纲的“人口迁移”论中，内涵着这样一个以收入为分子人口为分母的分子式（实为东西两个分子式的不等式），他的“不等式向等式转换”——“人口迁移”论，意思即谓将西部人口大量迁移到东部去，以拉平人均收入。
5.从要素流动说，作为两项要素的流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例如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论）中，首先倒是作为解决生产部门之间的利润平均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要素（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促成的是“资均收入”（平均利润）的趋势。当然，这一理论不为“边际论”者等所承认。以“边际论”为代表的经济理论主张收益最大化，“指标”中首推利润。利润本身是相对资本而言的（而资本中包括工资垫支）。其中，劳动力追求的是工资收入最大化。包括在德国人勒施的“经济空间秩序”中、美国贝克尔等人的“人力资本”论中，与人（劳动者）迁移联在一起的，都是追求工资最大化，从而促使（地区间）工资报酬的均衡化。看来相对“资均收入”和“工资收入”，都有相应的人格化主体，以其为目标，目标后面有动力。唯“人均收入”麻烦点，有谁出头说“我是奔人均收入而去的”。樊纲急了，提出用人口大迁移减少西部人口的办法解决东西部人均收入差距的问题。当然应当承认这也是一种出于社会责任心的思考。“人均收入”，表面看似是个个量概量，实际上是个总量概念（不知这是否又是一个悖论），从总量的概念角度看，它无疑是一个对社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包括比较它们的差距），因此它似乎“活该”首先由社会负责。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它首先应由政府（中央的和地方的）和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对之作出理性的思考，尽管实际的解决要靠客观的经济行为。在思考之余采取的措施中，对“人口大迁移”，我们实在应充分考虑分析它的合理性和实际困难。要素流动，流动的是劳动力，如从劳动力再生产或其它什么统计上的依据说，流动的将是更大的人口群，从市场机制要求要素流动说，流动自有其合理性。但从弥合经济落差的角度说，人口大迁移在中国的难度应该说是不难想见的。这毕竟不象在生日蛋糕上插腊烛，这边多了拨几根插到那边去就是了。这是从“分母”的角度所作的一点思考，让我们再从“分蛋糕”的角度看看“分子”的问题。
6.人们用以“瓜分”的只能是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财货。樊纲先生在第二篇文章中说：“应该有更多的西部人到东部去分享（难听一点的话叫‘瓜分’）那里的人们现在所享有的高收入（从而把那里快速增长的人均收入‘拉’下来）。”当然谁也不会怀疑樊纲先生准备率领西部的贫民到东部去“打粮草”，迁移到东部去的人口，要想生存，甚至要想“把东部的人均收入‘拉下来’”，只有靠自己投入生产，参加自己生产加入到东部总产品中去的财货的“瓜分”——“分配”。那么留在西部的人呢？同样并不是东迁的人留下有舒适现成的财货供缩小的“分母”——人口基数去瓜分。换句话说，所能供留下来的人分配的仍然只能是靠他们自己生产的财货。这样，哪怕留下的是极少数人（也没有户藉制等留下的统计上的问题），仍然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劳动条件，发展生产、提高效益，做大可供分配的蛋糕。怎样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西部的劳动条件呢？问题的答案又转回来了：靠自强、自力更生，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靠政府的扶持和帮助。
7.西部的进一步发展，既要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需要政府的扶持、保护和帮助。确切说，我们不赞成的并不是樊纲的“要素流动”论。否定要素流动是不可能的。否定要素流动即是否定市场经济。因为要素流动（即使要素仅归结为“劳动+资本”两项）几乎是市场经济全部要义之所在。在要素归结为两项时，土地可以并入资本（土地的位置虽不能移动但它的产权显然是可以流动的），被人们当作生产力要素实际是生产要素的管理和科技（其研究和应用）可以归入管理劳动和创新劳动，等等。而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精髓，不过就是追求要素畅行无阻地流动，实现最优组合。因此说我们不赞成的并不是一般的要素流动论。同时笔者也不苟同那种实际是将当初“计划为主、市场为辅”颠倒过来为“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仍然是计划一块、市场一块）的理解，以及其他的关于忽视市场（例如空间区域的）统一性的理解，而是讨论市场与政府在弥合实际经济进程中地区发展差异的作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赞成的是樊纲用“流动论”贬斥“战略重点可以转移”（笔者本人也只是认为当前可加强点转移的力度）、“政策可以倾斜”为“老思路”，忽略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的观点。事实上，“要素流动”也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专利，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直接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设想中，要素也是自由流动的。在市场经济现实中，要素流动并不负有直接解决地区发展差异——特别是社会历史留下来的差距的使命，只是客观上将促成地区间的均衡。但这种通过要素流动（如同樊纲所说的流向东部，将来再倒流回西部）形成的均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问题不仅在于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其他什么经济的社会的原因引发的（本可防止的）过程的中断？更在于这一过程所需时日究竟能不能缩短？（这两个问题的关联性也是不难理会的）以及，人们（政府）在这进程面前是否只能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答案当然只能是否定的。否则，可以说连经济理论本身也是没有必要的了。那么政府（或国家）如何作为呢？无疑包括发展战略的选择、政策的倾斜（倾斜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和政策），当前的，对东部的引导对西部的扶持，等等。在沿海发达地区（首先从这里开始）流行着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这是一句地道的体现市场机制、重视经济效益的时代格言，不知樊纲先生可曾听说过同时流行的另一句话：“政策就是钱”。
8.从一具体实例看政策倾斜的意义。仅从1991年——1995年，广西从中感受到优惠的中央（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政策就有不下数十种，在各种倾斜度不同的政策中，有的是针对沿海开放区的，有的是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有的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等等；其中有一些是专门针对边贸地区的。广西边境8县市，贫困人口约占37%，1988 年全部地方财政收入仅为8678万元（当年财政补贴即达10959万元）。89年以后，主要由于边贸政策的优惠，50%的边境农民参与了边贸，1994年，有好几个县市人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000元（高的达1300多元），有25万边民脱了贫，相应地方财政收入达41542万元，比88年增长了4.79倍；89—94年边贸进出累计总额达112.6亿元，而实行优惠政策前， 数额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据说许多优惠政策今年到期了，届时如无后续增订，边境区位即一无优势可言（政策收回即区位战略优势亦收回），地方政府和脱贫边民很可能随即“返贫”。这就是一种政策向特殊地区倾斜的意义。我想，政策的倾斜，除总战略、总政策的可能性之外，大量的应是这种具体针对性的政策。
9.再从全局“战略转移”与“政策倾斜”。回顾既往，即从改革开放以后看，80年代早中期，国家建设的战略重点在东部，政策大量向东部倾斜，这是世人尽知的事实。当时也的确有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说过关于未来重点和政策西移和西斜的话。当然今天并不是谁谁谁简单向谁要求兑现诺言的问题，而是根据现实发展的态势和格局、根据整体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战略和政策的选择和取舍，同时也并不是一旦倾斜便即要拉下东部的发展势头或照搬当初在东部的举措，也要在西部增加同样的投入、上同样多同样大的项目，依样设特区和一样的优惠税率，等等，而是原则上承认战略重点和政策是可以转移和倾斜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等，加大重点转移的力度和政策的倾斜度。今天，也是世人尽知的，就在我们与樊纲先生交换意见的期间，北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在这些会议的重要文献中，写进了不少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准备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中包括樊文所说的“‘老思路’的范围”，“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和各方面的‘帮助’”，“调整‘区域发展政策’”（见樊纲4月15日文），中央文献， 诸多相关内容，报刊正在宣传，这里就不多所节录了。从资格上说，似乎轮不到我代表西部对中央表示感谢，从国家公民的身份说，我认为中央的战略抉择和决策是理智的。樊纲先生急了，说：“一篇文章只能论说一种论点。‘很全面’的文章可能是正确的文章，但可能是没有人看的文章”。（见樊纲9月22日文）其意思大家是明白的。 这令人想起毛泽东对鲁迅作品的一次评论，鲁迅的文章虽短，并且往往一篇文章只论说一两个观点，但不片面。不知这位政治伟人对一位文学巨匠的评价可适用于经济学论文？！偶然翻及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专门写给中国读者的一段话，他以一种很照顾面子的语气，婉转言及中国（应非全称）人甚爱面子，认为承认（改正）认识的错误是丢面子的事。很有意思（这里仅止于“面子观”，不涉及对哲学认识论的理解）。反躬自省，如果笔者在絮说“重点转移”与“政策倾斜”时，竟留给人以对统一市场、市场机制、要素流动等漠视的印象，本人愿借此机会表示纠偏。
10.最后再谈谈关于行政区划、经济区划和利益代表的问题。 首先仍从“人均收入”概念说起。前面，我们曾喻示，要素资本，关心的是利润，要素劳动力关心的是工资，人均收入，谁来关心呢？相对于以市场为取向和纽结的经济区划，它秉有的是统计（以及经济理论工作者据之以分析各种问题）的意义，真比较关心它的恐怕倒是各级行政区划的行政法人（其代表及代表的同侪）。即从体制改革以来，考核指标的变化，人均收入对各级行政法人逐步增加的压力，可见它与行政区划关系的一斑及其客观意义。另外，对于行政区划，表面看来它是有封闭、隔离的倾向，但其相对独立的本位利益的内在冲动，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实在也是不能笼统小觑的。至少这是中国目前的国情和现实。从要素流动的角度说，流动和组合，是相对于整个统一市场而言的，它遵循市场的内在规律和机制的要求，怎样“合理”就怎样流动（和组合），并不专门针对哪个地区的问题。要素流动与人口迁移有其概念的叠合之处。假定人口迁移与要素流动并无叠合之处，那么人均收入本来就是一个机械商数（算术平均数），仅从“分母”机械地移（减）去一个数以增加所谓的人均值，那“逻辑”倒是一致的，然而脱离了要素流动涵义的人口迁移、加上贬斥了行政区划这个几乎是目前唯一的人均收入人格化代表的载体（失去动力主体），“人口迁移”实在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科学“对策”了（幸亏现实实践也并不如此）。其次，西部并不是一个（现行）行政区划范畴。在既往的大行政区划中，广西属于中南。在当前的区域经济探讨中，有人主张将广西纳入华南经济圈（两广、海南、闽南），有人主张将广西划入西南一级经济区。广西的这种区位无疑对自己是有利的。在政策执行中，显然它可以哪头有利就“挤到”哪头去。那么，问，在这种格局下，假定笔者有资格代表广西，我代表的是东部呢，还是西部？我觉得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不是算术机械加减乘除所能简单作答的。其实在自诩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理论中，人们不难看到某些观点早已超越“地道”到了“天界”。据说上帝的宗旨是“为大家”，却有时又有“悖说”：“让有的越有”。
顺便附及：樊文中有“……‘你们不玩了，我们就倒霉了’的说法（见孙可庸文）。”（见樊纲9月22日文）记得作者原文中并没有这句话。
樊纲的文章，提到利益和利益代表的问题，令人颇难作答，草成此文，再向樊纲先生请教。
*因报纸往往篇幅限制更大， 所以将“再请教”应作者请求仍全文先期发于此。相对本文的前文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三期，节发于6月22 日《经济学消息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