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实践美学话语体系的 重构
王 伟1,2
(1.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2.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美学大讨论促进学科疆界的明晰与拓宽，推动主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影响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重构，显现美学精准回应时代课题的意愿与能力。实践美学开创者于建国初期首次美学论争中初试啼声，在20世纪80年代又与思想启蒙运动因缘互动，清晰显影中国学者试图以融入主体生命经验的美学言说方式，敞开人类主体性的历史脉络、现实问题与未来图景，从而为现代中国主体性的建立提供支援意识。后实践美学则在反思现代性的阐释框架中持续深化学科内涵，在主体间性的对话基座上努力提升“后新时期”美学思想海拔，在推进中华美学现代转型的时代进程中积极参与全球学术话语权的重新构建，以会通中外、贯通古今的理论旨趣自觉推动世界美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形成。
关键词 ：实践美学； 学科间性； 主体间性； 美学共同体
一、问题缘起：美学作为打开世界的方式
正所谓，“学术是历史性的，思想是时代性的”[1]。在当代中国拥有庞大“学术人口”并曾一度占据学术话语乃至文化空间中心方位的美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甚至更为显豁。具体到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美学主流学派——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真切体现怀抱深广之“天下情怀”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意识的指引之下，接受时代精神对思辨主体的质询征召，以美学的特有方式来打开这个世界，并用美学的生动语言向人们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时至今日，这一努力的结果及其对学科本身建设以及公共空间建构的意义与影响，显然需要我们及时总结与认真梳理。有鉴于此，近年来不少学人在“重写美学史”“超越实践美学”的冲动之下，基于其所处的不同思想方位、依据不同评价标准，而与其曾经的“精神之父”实践美学展开坦诚开放的持久对话，进而生产与再生产出有关实践美学历史脉络、现实延展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丰厚论述，也使其本身成为中国美学史乃至世界美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有理由相信，时空绵延的大讨论与正在行进的大时代关联互动，不仅使之成为“后理论”时代美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增长点，还有力推动中国美学在学科高原上再建思想高峰，进而参与世界美学话语秩序的重新组构。
是以，本文将实践美学放置在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经由内部视点与外部视阈相互辩证，采用学术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的整体考查方式，多维度、分层次讨论实践美学的问题意识、思想流绪、话语创新及其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振、互相砥砺。通过其间繁复驳杂之张力关系的系统研究，我们希冀解决如下环环相扣、彼此托举的四组问题：其一，体大思精的实践美学如何在与其他流派的交往对话中整合丰饶厚重的“中、西、马”三方资源，精心建构起一套以实践范畴为叙事起点，以情感解放为归宿的美学话语体系而被学术社群一度视为世界美学本土化成功典范。其二，实践美学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学术话语体系，“为何”以及“如何”被新中国美学史描述为启蒙现代性的美学表达并与新时期如火如荼、蔚为壮观的思想解放运动互为表里、相互支援。其三，具有精英化、理想化倾向的实践美学作为“新启蒙”的宝贵遗产或曰历史债务，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因应娱乐化、平民化、世俗化盛行之“后启蒙”时代的转型挑战，继续履行新时代中华美学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担当，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当代中国人提供美学资源。其四，经由反思“旧实践美学”而起的“后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如何创新自身话语体系并改写中国美学版图与世界美学格局，从而为新时代美学思想的体系建构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创新提供不可或缺的历史坐标。
二、镜像与方向：“美学热”与“新启蒙”的融合互动
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思想解放、张扬理想的美好年代，同时也是中国美学溢出学科畛域产生广泛深远之社会影响的“黄金时代”。时至今日，经历当年空前或许是绝后的“美学热”的理论工作者及其影响下的晚辈学生，还对这一所谓“社会苏醒时代”的美学狂欢与未尽梦想念念不忘，并在现代性焦虑的怀旧氛围下重构当年一哄而上“谈美论道”的热闹图景，以缓解当下步履维艰、进退失据的学科焦虑。应该承认，正是这份感情沉淀及其支配下的历史讲述，让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始终驻留在人文学者的视线之中，然而这段未曾远去的历史叙述在为世人开启某种洞见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遮翳除此之外的其他侧面。为了更好地打开被遮蔽、被隐匿的历史内面，我们必须穿透话语雾障，重返问题生成的历史语境，不仅要令人信服地探讨这段时期美学话语的创生背景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变迁发展，还须更进一步挖掘编织这一美学思潮的话语“场域”及其所铺开的关系网络。
若以今日冷却下来的“后见之明”观之，以接续“五四”传统为号召、以新启蒙为表征的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社会意涵：一是解放“人的思想”的过程，二是人通过“思想”(这里做动词用)而获得解放的过程。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认为，“实践美学思想就是美学思想实践的产物”[2]，体现了服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3]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实践观点美学”[4]这一特定的价值话语介入现实、改造传统的学术企图心。进而言之，当中的逻辑链条似可简要描述为，摧枯拉朽、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将并不起眼、也不成熟的美学一举推向时代舞台的正中心，这种应时而生的“美学热”的高潮体现便是万帆齐发、百舸争流中形成主流学派，而所谓学派的形成标志就是要适时出现一个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和一套被学派成员共同相信、付诸实施的理论主张，并且这套理论语言必然体现为一套区别于前人与旁人的话语表达系统，当然这套更富魅力的言说方式的生产者也就被公认为这一学派的奠基人、推动者与偶像代表。循此叙事逻辑逆向推演过来，视野开阔、学养深厚的李泽厚先生将其长期不懈思考、吐纳古今的成果凝练为主体性实践哲学，并将这套原本晦涩抽象、艰深难懂的哲学理论“降维”运用在不那么抽象的美学领域就形成了具有社会维度、人性情怀的实践美学。显而易见，强调“人的主体性”、“见物又见人”[5]的实践美学话语，明显比脱胎且胶着于古典认识论哲学的客观反映论美学(以蔡仪先生等人为代表)更显得新奇感人，因而出其不意地迅速俘获了一大批苦寻表达方式而不得的青年学子，于是就出现了以实践美学这一标签的美学流派，而这一流派一以贯之、坚守不渝的话语符码便是实践二字。那么何为实践？实践何为？实践这一源于古希腊思想、荣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名词，被李泽厚等人旧瓶装新酒般地重新阐释为人的主体性活动，而主体性则被看作是“人的自我确证”[6]而被刻意解释为社会现代性的内核，以呼应新时期以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
通过晚近学者关于那一特定情境中不同社会力量与社会因素之间之耦合与冲突关系的考察分析，我们可在思想生态的总体历史视野下获取实践美学乃至整个美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主体位置变迁并得出如下具体结论。其一，“美学热”既有时代合理性又有历史局限性，其兴起之本不在于学问内部的能量蓄积，而是源于百废待兴、万象更新的外部世界，即人们试图借助“泛美学话语”来合理合情合规地表达对待历史的态度、看待现实的立场以及想象未来的资源。因之，这种热度只是一种“过火”或者说是“虚火”，缺乏持续内在的坚实支撑，这也喻示着这种现象虽然热闹绚烂、令人迷恋但无法长时存续，随着外部大环境的陡然转换，那些凑热闹、蹭热度的赶潮流者便会改弦易辙、抽身而去，而一度膨胀、不堪重负的美学也将告别不属于自己的喧哗躁动，复归平和的本来面目。其二，经由个体酝酿与历史锤炼而成的实践美学之所以能在新时期美学热潮中脱颖而出一举超越其他流派，除了学派开创人与阐释者本人博采众长的胸襟气度及其卓尔不群、引人入胜的语言表达方式之外，其根本原由在于这套话语所提倡的核心要义——主体性，是那个时代所欠缺并且亟需的价值所在。有鉴于此，若要理解具有时间持续度与空间规模感的新启蒙思潮，就必须把握实践美学创新求变的思绪流动；而解剖实践美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就要在大历史的分析架构下悉心考辩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储备与言说策略，而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李先生“人类学本体论”基础上主体性实践美学到底“想什么”“为什么想”与“怎么想”的意义之所在。
三、危机或契机：“后启蒙”语境中的实践两难
“后实践美学”一词出自杨春时教授所著的《走向后实践美学》一文，依据他对这一自我命名的解释，在实践美学加上“后”字作为前缀，并非单纯指涉两者在时间意义上的先后之别，同时暗含着他们超越实践美学、更新美学话语体系的壮志雄心。作为一个松散驳杂、各自登峰的流派群体，“后实践美学”主要干将大都是从实践论美学内部分化出来，内部又可依据不同的逻辑起点再细分为各有特色、相互激荡的诸个派别，比如杨春时建基于生存论基础上的超越美学，张弘阐扬尼采、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论美学”[9]，吴炫借镜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美学”[10]，王一川返回语言本体的“修辞论美学”[11]，潘知常标榜“我爱故我在”[12]的生命美学等等。现在看来，上述诸君引用的学术资源各不相同，操持的话语形态迥然有别，之所以能够半推半就、并行无碍地共同分享这一称谓，原因在于他们一方面都对自己曾经深信不疑、顶礼膜拜的思想养料“爱深责切”，慨叹失去创新能量、趋于保守停滞的“旧实践美学”已然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成为亟待超越的“过时”对象；另一方面又对以实践美学最新发展形态登场亮相的“新实践美学”(以邓晓芒、易中天、张玉能等学者为中坚代表)虽以推动实践美学话语创新代发展为学术旨趣，但其却只是在原有范畴的大框架下翻新话语、细部微调，因而不能有效阐释悬而未决但又必须回答的美学基本问题，似乎也无力回应琳琳总总、日新月异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甚至某些新实践美学家本身还自觉抑或不自觉地臣服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以获取象征性的文化资本并将之转化为更为实在的其他资本。
如图1所示，移动式直流应急装置的智能监控系统以PLC为核心，利用PLC的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口接收传感器实时检测得到的蓄电池、整流模块开关状态等数字量和母线电压、蓄电池电压等模拟量，实时输出至触摸屏图形化显示；同时结合触摸屏设定的工况参数、系统运行历史数据，自适应判断系统运行状况，对可能出现的故障进行预报.
新中国以来数次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反复提醒我们，高层次、有质量的学术争论自然不能闭着眼睛各说各话、各行其是，而是需要一个论辩双方真心看重、诚心认可的对话平台或曰讨论焦点。不言而喻，实践概念作为实践美学一成不变、赖以维系的理论始基，无可避免地成为后实践美学所要超越的对象或曰批判的靶心。进而言之，谙熟形式逻辑与论辩技巧的后实践美学家深知一旦抽取这一基石，藉由本质主义思想方式建构起来的实践美学大厦便会动摇乃至解体，所以他们采取“集中一点、中心开花”的论辩策略。无须赘言，所谓实践乃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模糊语词，以致于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两千多年来，众多思想家各依所需对之做出迥然有别乃至截然对立的多种解释。具体到实践美学的灵魂人物李泽厚先生，其行文立论代表着汉语学术共同体对于这一概念加以来料加工的经典主流观点，即将人类主体性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13]，并颇具思维跳跃性地将之作为美与艺术的本质与根源。然而，在濡染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并具备多重学理根源的后实践美学家(以杨春时为代表)看来，无论新老实践美学家如何巧妙转圜与辩解，天然带有“理性、集体性、必然性、物质性、现实性”[14]等理论品格的实践范畴，恐怕难以解释人类艺术活动(审美活动的典范形态)的非理性、个体偶然性、精神自由性与超现实性。无须讳言，新旧实践美学家对这种质疑的直接反应是不以为然、深感委屈，随即以逐条回应的方式展开同样力度的反批评，有理有据地指出后实践美学家关于实践美学的理论画像，只是现有学术秩序的挑战者出于论辩考量的心造幻象、强加之词，与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存有一定偏差。值得一提的是，在捍卫实践美学的历史尊严与现实立场的同时，以张玉能先生为代表的新实践美学家还敏锐地注意到李泽厚晚年已然偏离“实践本体”而皈依“情感本体”，断裂而又明晰地指认这位美学大家“已经不能作为实践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15]，因此不能以偏概全地将实践美学丰厚多产的理论主张与李泽厚个人有限沉滞的美学思想简单对等。
四、颠覆与重复：世纪之交的“新”“后”之争
著名的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Amabile在其“波谱”理论中给出了她对于一般创造力的深刻见解。她认为创造力不是“二分的”，而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连续体，类似于光的波谱，呈现出一系列的由低到高的频率范围。很多实证研究已经观察到和确切地评估了创造力是从简单的“园艺多样性”到复杂的“专业创造性”的连续体。创造力完全可能存在一种内在的连续变化过程，虽然这种连续过程在表面看起来可能是间断的。这种一般的创造力根植于不同的人之中，不管产品的外部表象是否能够被观察者发现已经呈现出了质的变化，其内在都是保持着连续的性质。将创造力视为连续体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一般创造力为每个人所拥有。
在人文精神似乎失落的“后新时期”，曾经显赫一时、如日中天的实践美学已经从一种自信开放、介入现实的公共话语转变成一套自我循环、自我繁衍的学术话语。与此同时，在学术话语系统的内部竞争当中，一度掌握美学原理教材叙述口径的实践美学日渐受到风头日盛、思想活跃的“后实践美学”[8]的强力挑战，进而不得不进行体系内的局部调整并与这些“吃自己奶长大”却有“弑父情节”的新一代学人共享学术空间与学术话语权。
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及其相拥相生的市场理念在正式获取合法身份之后一路引吭高歌，并迅疾展示其势如破竹的磅礴力量，被其所裹挟的人们的兴趣焦点亦随即发生意味深长的跟进转换，似乎在一朝之间由形而上的宏阔思想图景想象猛然转向形而下的周遭经济状况关注，由强调理性精神的启蒙现代性遽然过渡到张扬消费欲望的感性现代性。与之相应而起的是，原先不登大雅之堂、学人嗤之以鼻的大众媒介文化凭借其对人性底层的深刻洞察与无远弗届的市场伟力后来居上、大势扩张，呈加速度式地挤压精英趣味、自律美学的高雅艺术。面对此时此地的此番情景，实践美学及其所能激发与调用的思想资源能否有效回应时代提所出的问题，而这种回应能否安然地将理论危机变为思想转机呢？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实践美学的学术困局与历史困窘。
超声检查、CT检查及MRI检查用于瘢痕妊娠合并子宫动静脉瘘中检出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超声检查、CT检查及MRI联合检测检出率，高于单一超声检查、CT检查及MRI检查（P＜0.05），见表1。
有论者以今日视距观察二者的“相爱相杀”并得出一个看似悖谬的有趣结论，看似针锋相对、咄咄逼人的后实践美学实际上是在为其对手实践美学“续命”而非“催命”。换而言之，正是得益于上述力图摆脱前辈“影响焦虑”之后起之秀的反思批判，日中则移、盛极而衰的实践美学乃至成为明日黄花、无奈飘零的哲学美学才能够在求新是尚、迭代迅疾的汉语学界保有存在感与关注度。这种说法显然并非毫无根据的调侃之词，君不见，新旧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依托学术期刊作为对话平台(例如《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厦门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展开旷日持久、针锋相对的高水平争论，于不期然间提升各自论文乃至整个学科论文的转载量与引用率，并因此形成在圈内高潮迭起、至今方兴未艾的新中国第三次美学大讨论，同时奠定今日中华美学复调多声、相互砥砺之多元化格局基础。
如前所言，独具一格、别立新宗的实践美学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取得无以伦比的话语主导权不在于其理论本身的精致程度，而在于其核心关键词“实践”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7]的社会历史氛围相互呼应，从而得以借力使力地扩大理论的阐释张力与想象空间。那么，在大开大阖、纵贯古今的宏大论述之外，面对细致精微的审美经验与层出不穷的审美文本，实践美学还具有多大的阐释效能呢？在常人眼中，“大时代”之后的“小时代”并不渴求美学理论来为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定规立法，而是询唤其对我们的日常审美活动进行合理诠释。但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大而化之的宏大话语似乎无意也无法胜任这项基础释义工作，其所愿与所能做的不过是继续援引西方马克思主义高谈已久的“异化”理论，试图高屋建瓴地总体批判消费社会的“商品拜物教”，并不时痛心疾首地感慨普罗大众被标准化、商业化、扁平化的传媒文化所催眠，进而一厢情愿地将审美活动升格为对抗现实异化的超越路径。诚然这种理论反思与审美批判宛如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让一度深陷消费文化的人们对其负面质素保持应有的必要警惕，因而具有不容抹销的学理价值与难人可贵的深邃洞见，但问题在于这种千篇一律、先入为主的陈词套话，只是从原理层面的先验立场粗疏揭橥问题，而不能追随并真正深入日新月异的中国文化现实与世界文明肌理发现诊断并解决问题。进而言之，当交换逻辑影响下的“艺术商品化”的负面效应被大众所体认并熟知的时候，言辞激烈却又难脱世俗风情的审美救赎论就愈发显得孱弱苍白与匮乏不足。除此之外，悄然退入象牙塔内的实践美学家对大众审美文化言之凿凿的批判言辞，其背后延续的还是“以理节情”、改造欲望的传统美学主张，然而这种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精英趣味与理性姿态，在平民化、欲望化的娱乐消费时代又显得不接地气、不合时宜。换而言之，耽溺于抽象思辨、醉心于审美乌托邦的经典美学范式由于难以解释蓬勃兴起、欣欣向荣的后现代消费文化而从“被动失语”转向“主动沉默”，无力回天、怅然若失的美学家亦随之不再自诩为社会思想解放的先锋斗士，转而专心致志地在学院高墙之内推动美学的规范化、专精化，而这种思想发展机制似乎被公众视为一种自娱自乐、无事于补的学术语言游戏。正是有感于实践美学与公共空间原本开放畅通的联系通道出现阻碍的新状况，有学者依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而将李泽厚本人开创的实践美学命名为“旧实践美学”，并顺势将其所代表的经典美学范式描述为一种须被扬弃且将退出舞台的历史环节。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在德高望重、一呼百应的上一辈学人由于时间推移而日渐淡出“美学场域”的新世纪，今日美学的论辩主力与主轴演化为新实践美学在与后实践美学关于是否在实践结构之外另起炉灶的体系之争。随着双方讨论走向纵深层次的互渗融合，两者都以对方为镜反观自身长短，藉此实现彼此之间理论的“经典化”与“再经典化”，鲜明体现“主体”与“知识”相互塑造的互动关联。特别须要一提的是，新实践美学一脉尽管仍旧固守实践本位不动摇，但也顺应时势不再将之看成陈陈相因、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视其为亟待反思、有待厘清的问题，进而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幽阐微、挖掘潜能，不断扩大这一哲学范畴的内涵外延，并由此产生一系列旨在“重树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16]的新近重大创获，如张玉能本人的“新实践美学论”、朱立元先生的“实践存在论美学”[17]等等。正是有感于二者相互砥砺、携手推进多元并生之美学格局的历史生成，有论者以颇具隐喻的诗性语言写道：“双方的关系似乎就有点像两辆平行飞驰的火车上的乘客，他们一方面为自己所乘的列车的疾驰如风而自豪陶醉，但另一方面却又忍不住相互眺望对方车上的风景”[18]。
从以上几组中医最为常见的英译解析中可以看出，翻译的方式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音译与意译，直译与辅译相结合的。中医英译是中医走向世界的一道重要关口，是一项严谨、艰苦并富有挑战性的工程，要求译者既精通英语、又要熟悉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及西医理论，力求译文客观、严密、准确、简洁，既符合英语的思维习惯又表达中医的丰富思想，在中西方文化鸿沟中建起一座桥梁。
五、结语或开始：新时代中国美学再出发
有道是，“没有建设的批评难以超越历史；没有批评的建设难以开辟未来”[19]。依靠批判实践美学起家的后实践美学并不止步于“只破不立”的后现代解构，而是在“破”的基础上建构并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体现了具有历史使命感与知识生产力的中国学者不忘初心，自觉抵制“后理论时代”思想碎片化的不良倾向，重新阐释人类艺术活动、重构中华美学话语体系的孜孜努力。经过长期的不倦摸索，一向以现代性作为阐释框架的后实践美学，终于在新世纪初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那里找到反思实践美学、打通中外美学、建立当代美学的关键概念“主体间性”[20]。不言而喻，作为当代大陆最有思想原创性的美学家之一，杨春时并不满足于将百千年来中西美学思想的更迭递嬗当作主体间性理论的材料注脚，而是在大时代的召唤下融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来对这一概念展开深层次的结构性探究，并对其施以合乎时代精神、具有逻辑深度的“创造性转换”与“转换性创造”。在深受现代欧陆哲学思潮影响的他看来，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体间性论述大体可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认识论层面的主体间性，探讨的是“自我”如何切中“外在的超越之物”；二是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层面的主体间性，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三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的本体论层面的主体间性，他本人则力图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美学话语体系。
在重构现代美学理论大厦的基点已然明晰之后，那么如何整合以及整合何种资源，以为当代审美文化重新进行价值定位并规划自己乃至新时代中国美学的发展方向，便是后实践美学家们接下来所要研究的课题。杨春时先生在其厚积薄发的最新力作《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一书当中一连运用“五个超越”的排比句式，气盛理足、声情并茂地概括自己的具体实施路径，即“超越实体性存在哲学和‘后形而上学’，建立存在论美学；超越先验现象学和解释学，建立审美现象学；超越本质主义和解构主义，确立审美的主体间性；超越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建立体验美学”[21]。尽管这套试图融贯古今、会通中外的审美现象学话语体系内部还存有不少相互抵牾之处，但这里一再重复出现的“超越”一词，可以格外明确地见出杨春时先生是将自己的美学探索作为塑造与实践自我的一种方式，而非一种纯知识学意义上的智力思辨与学术操作。换而言之，复沓出现、引人注目的“五个超越”既是倡导者本人对新旧实践美学的疏离与超越，更是对自己原有美学思想的清理与超越，发人深省地昭示了站在理想主义“孤岛”上的这一代学人对思想总体性与文化关联性之辩证立场的坚守与超越，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推动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形成发展。
[参考文献 ]
[1] 时胜勋．李泽厚评传[M]．合肥：黄山书社，2016：84．
[2] 王伟．从经典化到大众化——建国以来实践美学的传播[J]．吉首大学学报，2009(1)：25-29．
[3] 王德胜等．20世纪中国美学：问题与个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
[4] 阎国忠．走出古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05．
[5] 聂振斌等．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291．
[6] 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81．
[7] 本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光明日报，1978-5-11(1)．
[8] 杨春时．对《“后实践美学”质疑》的质疑[J]．哲学动态，2001(1)：36-38．
[9] 张弘．存在论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新视界[J]．学术月刊，1995(8)：85-92．
[10] 吴炫．论否定主义美学的三个原理——兼谈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超越[J]．学术月刊，2001(7)：92-100．
[11] 王一川．修辞论美学：文化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文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
[12] 潘知常．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53．
[13] 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85．
[14] 杨春时、任天．在超越自我中求真——杨春时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4(3)：97-104．
[15] 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
[16] 张玉能．重树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J]．民族艺术，2001(1)：20-28．
[17]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1．
[18] 刘成纪．生命美学的超越之路[J]．学术月刊，2000(11)：7-10．
[19] 汪济生．实践美学观解构：评李泽厚的《美学四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20] 杨春时．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化：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湖北大学学报，2010(1)：21-25．
[21] 杨春时．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R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Aesthectics Discourse System in New Period
WANG Wei1,2
(1.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2.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 After 1949, the three great discussions of aesthetics cleared disciplinary boundary, promoted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ainstream school, influenced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expressed the purpose and ability of aesthetics responding to the time project. The representative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bacame famous in the first aesthetic discussion, and then interacted with Enlightment Movement in the 1980s. It reflected the Chinese schoolars who opened the history contexture, reality problem and future spectacle, throuth the aesthectic form which inheritaed subject experience, so it provided the support conciousness for modern Chinese subjectivity.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deepened the connotation of discipline on the frame of reflective modernity, promoted aesthetic thoughs on post-new period basi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glogue, participated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school discourse on the process of modern reforma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s, and formed the "Chinese school" in world aesthetics research.
Key words : practical aesthetics; inter disciplinarity; inter-subjectivity; aesthetics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03(2019)01-0117-07
收稿日期 :2018-12-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期伽达默尔诠释学美学研究”(12CZX078)。
作者简介 ：王伟，男，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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