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教科书：“无非是例子”和“不只是例子”[*]-也是关于中文教科书性质的_叶圣陶论文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与“不仅仅是例子”[＊]——兼谈语文教材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例子论文,语文教材论文,仅是论文,无非是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叶圣陶的一贯观点；“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是对语文教材、语文教学、语文教改的反映和要求。“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与“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看似对立，实都是对语文教材性质的认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 语文教材 例子 作用 教材性质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叶圣陶的一句名言，这是他70余年教学编辑生涯得出的结论。近几年，在讨论语文教学问题时，有人认为，“教材不仅仅是例子”，“说教材只是些例子，……是40年来语文教学总体失误的原因之一。”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教材性质的深层认识。本文拟从两者的相异性、两者的同一性方面谈点认识。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叶圣陶的一贯观点，是他对语文教材性质的认识，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叶圣陶首先提出这个看法当是1934年。他在《国文百八课》“编辑大意”中说，“本书编辑旨趣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想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1]他在随后的《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中说，“我们以为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不论目的何在，是从来国文科教学的大毛病。文章是读不完的，与其漫然的瞎读，究不如定了目标再读。”(1942)[2]

叶圣陶这种论断的定型是40年代。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提示了这个论断，摘引如下：“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课本。”(1942)[3]“国文教学所以用课本或选文，就在将课本或选文作为凭借，然后种种工作得以着手。”(1942)[4]“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一个终点。”(1945)[5]“我们编这个读本，……第二，希望读者读了这部读本，能去读成本的书。自修国文不能单靠一种读本，需要看成本的书才容易见效。”(1946)[6]“教材的性质同于样品，熟悉了样品，也就可以理解同类的货色。”(1949)[7]“又其次，要知道国文选本只是一个凭借，争取得其道不能空口说白话，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1949)[8]

解放后，他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辑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在论及语文教学问题时，他多次重述这种观点。如：“教材仅是教学之凭借，学文言在领会文言文之词义句式及表达方式，教师指导有方，学生潜心修习，只从一书中选材亦有长进，固不须五花八门也。”(1962)[9]“教课本之本旨并非教师讲一篇课文与学生听，而是教师引导学生理解此课文，从而使学生能自观其他类似的文章。”[10]特别是他离休后多次重述这个观点，如：“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1978)[11]

以上不惜篇幅按时间顺序摘引叶圣陶的原话，意在说明：“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叶圣陶一贯的观点；是他半个多世纪从事教育、教学、编辑工作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对语文教材性质和作用的深刻见解，不是某时某地的偶尔谈及。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的“语文教材”是什么？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所指稍有不同。有时指语文课本，即教科书，如“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有时也指课文，即教科书中的文章，如：“文话的话题决定之后，次之是选文了。文章是多方面的东西，一篇文章可以从种种视角来看。也可以应用在种种目标上。例如朱自清的《背影》可以作‘随笔’的例，可以作‘抒情’的例，可以作‘叙述’的例，也可以作‘第一人称立脚点’的例，此外如果和前篇对照起来，还可定出各种各样的目标来处置这篇文章。”[12]对照上列引文，叶圣陶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课本，把语文课本作为“阅读同类书”的举一反三的例子。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包含着深刻的含义。第一，语文教材是例子，是样品。语文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学生学习的凭借，是材料，是工具。第二，语文教材是“举一反三”的例子。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叶圣陶反复强调，语文教材不是目的，是例子，从这些例子出发，以求自能读书、自能作文、自能理解同类的书，养成良好的习惯。第三，可供入选的文章很多，但只能选几百篇（每册30课，仅360篇；若每册50课，亦仅600篇），不能面面俱到，这些入选的课文，当然是例子。第四，教材是例子，说明编者在选编教材时，在一定的标准下，可以选编这些，也可以不选编这些；教师在教这些课文时，在一定的前提下，可以教这些课文，也可以不教这些课文。换句话说，编者在选编时，可以精选编织，教者在使用时，可以增删补移。第五，教材无非是例子，还说明，教师学生在使用教材时，可以一种教材为主，同时可参阅其他同类教材。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叶圣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它冲破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视经典为教材不可移易的藩篱，是对语文教学中教材观念的一大冲击和解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揭示了语文教材的性质，道出了语文教材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论意义。它的主旨在强调发挥教材的举一反三作用，目的在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具有价值意义。它对那些以为教师就是教教材、讲教材、在教材内转来转去、教学时重述教材以致把教材神秘化的倾向是一个纠正，具有指导意义。

二

上海《语文学习》1992年第2期刊登于漪的谈话，其中有一段：“我想叶老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许有一个特定的对象、时间和场合，然而现在到处引用，就容易产生误解。我的看法是：教材不仅仅是例子，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多得很，如果是例子的话，为什么不能作教材呢？选入教材的文章是有严格标准的，它应该是思想性、艺术性、语言规范性的杰出典范，是数千年文化宝库的精品。语文教材不同于数理化教材，数学教材中的一些例子的确是例子。”这家杂志在同年第3期上刊载郭宗明的文章《语文教学40年来的总体失误》，其中有一段话：“说教材只是些例子，淡化了语文教材的权威性，助长了语文教学的随意性，不利于语文教材的稳定性。是40年来语文教学总体失误的原因之一。”其他一些杂志也刊登了类似的文章。

“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的“语文教材”指什么？于漪所指主要是课文（文章），把语文课文作为课本中的知识与能力训练的例子。体会于漪的话，语文课文应是由一篇篇例文组成的“例子系统”。所谓“例子系统”是说这些例子不是孤零零的，有一定的量；也不是杂乱无章的，有一定的格；更不是无目的的，它是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设置的；例子系统是为目标系统服务的。入选教材（课本）的文章是有严格标准的。同样是例子，为什么语文教材的例子不同于数理化教材的例子？应该说，任何教科书，都应是目标系统与例子系统的统一。但是，数理化的“例子”不是由例文充当而是由例题充当。例文是结构完整的文章，例题是概念、定理、问题的简明叙述。单篇合标准的文章可以作印证目标系统的知识和技能是多方面的、隐含的、甚至不确定的，而单个例题作为印证目标系统的知识和技能是单方面的、明显的、确定的。正如叶圣陶列举的例文《背影》，可以作为印证多个知识和技能训练点的“例子”，可以放在不同的单元，也可以放在不同的年级里；而例题只能放在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训练点上。

为什么“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呢？首先，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基本工具。其次，这种例子，不是任意性的，一经挑选确定，成为教学环节中的一环，不可或缺。再次，按照选材的原则，教材的编写，要有科学性、序列性、趣味性、可操作性。一旦选入语文教材中某一部分（单元）的例子，同时应具有科学性、序列性、趣味性、可操作性的要求。

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还因为它具有目标性。语文教学的怪现象之一：中学生如果缺上一、二节数理化课，不补课就不能跟班上课；而语文课，学生缺上一、二节，一、二周，甚至一、二月课，不用补课同样可以跟班上课；初二的学生去上初三的语文课，也没有什么难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语文教材编写、使用的随意性也是其中之一。语文教材的序列不甚明了，单篇课文的封闭特性，学习母语的似曾相识，使人感到，学这篇学那篇均可，多学几篇少学几篇无所谓，致使语文教学的随意性产生，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学的效率。

“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还是什么呢？“是思想性、艺术性、语言规范性的杰出典范，是数千年文化宝库的精品。”于漪这句话至少包含下列五层意思。(1)教材是例子，是教学活动的凭借。(2)不同于数理化的例题。(3)语文教材的课文是经过严格标准挑选的杰出典范。(4)是数千年文化宝库的精品，有文化价值。(5)是教学大纲精神的具体化，具有权威性、目标性。

语文教学历来费时费力，结果是吃力不讨好。语文教改历来最热烈最扎实，结果是“戴着镣铐跳舞”，人累死“舞”不好看。张志公最近指出：当前语文教学有两大问题，一是速度效率太低，二是实用性不强。语文课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多授课时间，文选型教材不是唯一的理想方式。张先生这里说的效率问题、实用性问题都与语文教材密切相关。建立一个高质量、新体例、实用的语文教材体系，这是人们几十年努力、十几年反思后得出的共识！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对语文教材、语文教学、语文教改的反映和要求！

三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与“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看起来是两种对立的意见，认真审视，都是对语文教材性质的认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种意见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只是强调和侧重的程度不同。

教材具有什么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关于教材条目，先是一个定义，再是教材编选的原则、教材的组织和排列。没有提到教材的性质。至于语文教材的特性，遍翻教学法的著作，也没有答案。朱绍禹先生最先提出语文教材的编选原则：统筹、适应、发展、科学和效率。[13]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教材的性质，是主体对客体的要求，不是客体自身的属性。例如水，水是地球上一切动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水可以泛滥成灾，也可以造福人类。因而人们修塘筑堰、灌溉良田；拦河筑坝，航运发电，便有“高峡出平湖”，便有“南水北调工程”，便有“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口号。这些能否是水的性质呢？不是。这些是人们对水的企求，对水的改造，是用水的条件或原则。水的性质是：水是一种物质，在常温下是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在4℃时，比重最大，体积最小；在高温下（100℃以上）是汽态；在低温下（0℃以下）是固态；在化学作用下，可以分解为氢气和氧气。因此，科学性、序列性、趣味性、可操作性等不是教材的性质。

笔者认为，凡教材，必有三个性质：工具性、目标性、例证性。而“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与“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正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语文教材的两个性质。

工具性是一切教材的本质属性。教材是什么？教材是教学所用的材料。这材料便是学习的工具。农民要获取粮食，要使用锄头、犁耙等工具；人们要过河，要利用船或桥等工具；学生要获得知识，形成技能技巧，要凭借教材这种工具。所以说，教材是教学的凭借，教师据以组织教学。试想，如果没有教材，教师凭什么教？学生如何学？即使是“文革”年代，砸烂教材，小将上讲台，背语录，学社论，读报纸，这语录、社论、报纸等，还是一种凭借。

目标性是教材的重要属性。何谓教材？教材是“根据一定学科的任务，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它一般以教科书的形式来具体反映。”[14]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学大纲的体现，是语文教学目标的具体化。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是国家制订并颁发的中学语文教学的纲领性文件，但它毕竟是一个原则的、概括的、抽象的指令性文件；要把这个文件的精神具体落实到语文教学的实践活动中去，还得通过一种中介。这种中介就是语文教材。语文教材把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要求、教学内容、训练方法等具体化。不言而喻，语文教材具有目标性。

例证性是教材的另一属性。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培养人的活动，而教学活动是教育活动的核心，它主要让人获取一定的知识、形成一定的能力。这些知识或能力体现在教材里，于数理化学科则是概念、判断、公式、定理、数据，于语文学科则是听说读写的知识和技能（体现在单元说明、课文提示等文字中）。数理化学科的判断、公式、定理、数据要用例题或实验来证明，这些例题、实验就是例子，具有例证性；语文学科的听说读写知识和技能要用言语范例来证明，这言语范例就是课文，因而课文是例子，具有例证性。证明数理化的公式、定理，可以用这样的例子，又可以用那样的例子；说明语言理解和运用的例子，可以用这篇文章，又可以用那篇文章。本来语文课文的例证性比其它学科更强更明显，但由于下列原因，人们对其例证性认识不清或误解：由于尽管在目标性的前提下，对单篇文章的入选提出了“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的标准，但可供入选的文章或文章精品实在太多，这就给人们挑选时留下了广阔的范围，形成语文教材的差异性；由于每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都是一个语言运用的世界，人们使用教材时容易各取所需，从而出现目标的模糊性；还由于文选型教材的封闭性，人们使用教材时往往凭爱好选择教学重点，容易产生目标的随意性。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从教材的例证性质出发的；“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是从教材的目标性质出发的。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人们对教材性质的完整认识。“教材无非是例子”除了说明教材的性质和作用外，并没有否定或反对教材的科学性、序列性。恰恰相反，叶圣陶终生都在为教材的科学性、序列性不懈努力！可以说，直至今日，在语文教材建设方面，还没有超过叶圣陶的理论和实践。“教材不仅仅是例子”除了说明教材的目标性外，也并没有否定教材的例证性。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教材，当然具有科学性、权威性。“教材不仅仅是例子”的提出，表明现行语文教材的目标性不够强、序列不够明，使用的随意性较大，这也是人们要努力克服的毛病，也是语文教学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至于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导致了语文教学的失误，是40年来语文教学总体失误的原因之一，则未免偏颇。试想想，语文教学效果不好，效率不高，甚至少慢差费，仅用“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能解释得了吗？再说，语文教学界，知道“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的人有多少，不敢妄加推断，就是知道的，是否都是受这个观点的支配呢？至于说，按词典的解释“无非”即“只”的意思来套，“无非是例子”即“只是例子”，那么就显得形而上学了。正如于漪所说，叶圣陶每说这一意思时，都是有特定的场合，或是述说教材的作用，或是指示对待教材的态度，或是指斥死抠教材的倾向。

关于“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与“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下面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除了说明教材的性质和作用外，它还反映了叶圣陶一个伟大的教育思想：“教是为了不需要教”。“教是为了不教”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核心。为了说明这个思想，叶圣陶多次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法上阐述。这在上、下两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中随处可见。“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对“教是为了不教”的具体阐发。叶圣陶之所以反复强调语文教材的例证性质，是因为“逐句讲解”教材之风盛行，拘泥教材之弊顽固，忽视学生能力培养之习恶劣；叶圣陶之所以反复强调“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因为不少人教学目的不明，以为只要弄懂教材就是终点，不去“反三”同类的教材。“刑期无刑，教期无教”，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的灵魂。

第二，“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叶圣陶语文教材建设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语文教材建设实践的经验结晶。从1922年他与顾颉刚合编《初中国语教科书》（6册）起，他编（或与人合编）了《开明国语课本》（12册，小学用，1932—1934年）、《开明国文讲义》（3册，函授用，1934年）、《国文百八课》（6册，初中用，1935年）、《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乙）种》（9册，初中用，1946—1947年）。《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各6册，高中用，1948年）。解放后，他主持编写了《语文》（1950年）、《汉语》《文学》（9册，1956年）、《语文》（1958—1959年12册，1961—1964年十年制课本10册，1963年12册）。在漫长的编辑生涯中，他大胆革新，打破了文选型的编法，编出《国文百八课》，是开创性的实践；他打破了文言白话合编的模式，第一个编辑分科型教材。这期间，除了在课本“序言”“编辑大意”中说明他的思想外，他还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所以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观点的产生、形成、成熟，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叶圣陶是语文教材建设的一面旗帜。

第三，叶圣陶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他治学严谨，著作等身，道德文章，光彩照人。但囿于“东方式”的思维特点，加上当时客观条件的不可抗距（如《国文百八课》计划编6册，只编了4册，抗战爆发，更来不及试验总结；《汉语》《文学》一轮未完就被停止，等），叶圣陶在提出某些观点时，较少作逻辑的论证，多是经验的说明，这样，不免在表达上不甚严密。用他自己的话说，多是一些“朦胧的想法”[15]，书信中的交流。这既是他谦逊高尚之处，又正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完成的。叶圣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从这方面说，“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是对“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的补充和继承！

[＊]收稿日期：1995—12—04

注释：

[1]叶圣陶.国文百八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

[2]～[12][15]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81、3、65、183、188、201、207、718、722、152、178、152

[13]朱绍禹.中学语文教育概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22～29

[14]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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