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分配论文,性别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对中国农村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就经济发展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们收入水平变化、农村贫困人数减少以及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而很少关注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内部时间分配的性别模式和劳动负担的影响。
经济发展与人们时间分配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女性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早期研究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发展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新的农作物的引入以及制造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等对人们时间分配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近几年研究的焦点转向经济转型、贸易自由化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减少等对人们劳动负担的影响。尽管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时间分配中所表现出的性别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致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领域迅速转移。据估计，1981-2000年，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从16%上升至48%(Zhang et al.,2004)，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则从1991年的60%下降至2006年的40%(UNDP，2008)。然而，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和职业隔离，使得男女劳动力不能平等地享受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中国农村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负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框架，第四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数据，第五部分是分析结果，最后是结论部分。
二、文献综述
（一）时间分配与福利的关系
从不同活动间的时间分配和总劳动负担的变化来研究人们福利的变化是很有意义的(Floro，1995)。用于工资性劳动的时间分配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收入，影响到其在家庭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其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中的决策权；相反，过多的时间分配在低报酬的农业劳动或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中，则不利于个人在家庭中决策地位的提高和在社会中的发展。然而，由于料理家务和照料小孩等家务劳动对于儿童以及其他被照料者的健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缺乏收入来购买家庭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此，许多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照料孩子方面承担着双重责任，这无疑会增加她们的劳动负担。劳动负担对于福利的意义在于，劳动负担的增加减少了人们的休闲时间，对于健康和个人发展空间有负面影响。并且，女性增加的劳动负担有可能通过劳动的替代或补充作用转移到儿童或老年人身上。
（二）经济发展与时间分配的性别模式研究
有研究认为，改革初期，从农业领域向非农就业领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以男性为主，而女性则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非农就业转移中滞后于男性（赵耀辉，1997；Hare，1999；刘晓昀等，2003）。并且，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致使女性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低于男性（Chan & Sensen，1997；Maurer-Fazio，1999；Song，2000；李实，2001）。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也为女性提供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大量的年轻未婚女性进入非农就业领域(Lohmar et al.,2001；Rozelle et al.,1999)。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16岁至20岁的年轻女性中，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为62.5%；26岁至30岁的女性中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为24.9%(Zhang，2004)，而中年已婚妇女则大多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以应对其他家庭成员在城市中失去工作的风险。
但是，经济结构调整是否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领域中明显的性别差异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争议。王云贤(Wang，1999)对浙江省的案例研究表明，1978-1994年，以农业活动为主要职业的女性比例在不断上升，农村经济的多样化使男性逐渐向非农劳动转移，而女性则仍然留在土地上，尽管收入回报很低，但可以分担非农经营的风险，因此，她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表现出农业女性化的特点。相反，de Brauw et al.(2008)的研究认为，1990-2000年，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农业劳动中的工作小时数下降得更快；并且，与男性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参与率相比，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率有大幅度的下降。因而，中国农村不存在农业女性化的现象。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村男性与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的时间分配也会产生影响。有研究显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就业转移的变化，导致已婚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平均每周下降2小时，而男性则下降1小时(Chen，2005)。然而，一些案例研究显示，尽管女性分配到非农就业的时间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传统社会规范所规定的性别角色，女性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Bardasi & Quentin，2000；Chen，2004)。女性并没有因为工资性劳动时间的增加而减少家务劳动时间(MacPhail & Dong，2007)，工资性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责任，无疑会增加女性的劳动负担。
本文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分别就工资性劳动、家庭经营活动以及家务劳动三种活动中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变化以及女性相对劳动负担的变化研究经济发展的影响，揭示农村男性与女性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分工的性别差异问题。
三、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来自于Strauss(1986)、Mueller(1984)、Jacoby(1993)的农户模型，并加入农户成员的时间分配模式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本文假定，农户劳动力的分配不仅受相对价格的影响，也受性别角色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既存在合作也存在冲突关系，农户的目标不仅仅是收入，也包括长期的经济安全。每个农户成员的时间在三种活动中分配：农户家庭经营劳动、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料理家务和照料孩子）。家庭成员在各种活动中的劳动供给是他自己和其他成员的劳动生产率、农户的非农劳动收入以及影响偏好的其他变量的生产函数。农户模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对时间分配起不同的作用。在某种活动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价格效应的作用，将会增加对此种活动的劳动供给，而减少对于别的活动的投入。一般来讲，工资性收入要高于农村非农劳动收入，并且高于农业部门的影子工资。劳动力更愿意将时间分配在高回报的工资性劳动中。相反，如果收入增加，闲暇需求也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通过收入效应减少劳动供给。在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对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的替代品难以通过市场获得时，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即时间的机会成本不仅是由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也是根据人力资本禀赋的不同和可获得的互补性资源例如土地、资产等来决定。因此，本文在估计影响农户成员时间分配的函数时，除了村级水平的经济特征外，还包括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禀赋、生产性资产、非劳动收入以及家庭人口构成等因素。
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市场工资歧视也影响着不同性别农户成员的时间分配。受社会性别规范影响，女性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比男性高，尤其是已婚女性，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更高。而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和职业隔离，导致男性的市场工资高于女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男性在城乡迁移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并且在当地的非农就业市场中占较大比例。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中会产生性别差异。而经济发展对于女性家务劳动的影响效果并不确定。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增多和家务劳动市场替代品的出现会减少女性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花费；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家庭对生产性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例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女性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为家人准备食物或照料孩子），女性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因此，经济发展对农村男性、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揭示。
四、方法和数据
运用农户模型，本文研究经济发展因素对于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本文假定劳动力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是由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家庭成员个人特征等因素决定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村人均收入水平、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以及村是否有电话设施四个指标来衡量。假定经济发展会提高三种活动的劳动生产率，然而，经济发展对于男性和女性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分配，以及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劳动负担的影响，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
本文用两种回归模型对农户时间分配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
首先，估计已婚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经营、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三种活动中时间分配的影响因素。模型如(1)式所示：
(1)式中，
表示个人在活动i中投入的时间数量，j=1，2，3表示三种活动，即家庭经营、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X是代表经济发展的向量，即村人均收入水平、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村出外务工的劳动力比例以及村里是否有电话设施四个指标；I是代表个人特征的向量，例如受教育水平、年龄和年龄的平方等；Z是衡量家庭特征的向量，包括家庭用于农业和自雇劳动的设备价值、家庭耕种的土地数量与劳动力人数之比、非劳动收入以及家庭人口构成等；
(k=0，1，2)是待估计的未知参数；
分别是村庄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向量，用来控制难以观测的村级特征、宏观经济变化和时间变化的影响；u是误差项。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参与活动j，因而因变量会有一部分取值为0，而另一部分则为连续的观测值，所以，对于回归估计公式(1)，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
其次，本文估计三种活动中影响妻子在夫妻双方投入时间总和中所占比例的因素。估计模型为：
(2)式中，
表示妻子在活动j中劳动时间所占的比例，
(k=0，1，2，3)是待估计的未知参数；
分别是村庄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ε是误差项。其他变量的表示与式(1)式相同。由于(2)式中的因变量是一个比例数，基于OLS估计所得到的预测值会超出0和1之间，因此，本文用OLS和因变量的logistic转换两种方法进行估计。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提供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CHNS）数据，数据从CHNS官方网站上获得。该调查覆盖全国9个省份的4400多个家庭和19000多个个人，这些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和广西，调查时间分别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该调查提供了丰富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社会经济信息。为了保持所使用变量的前后一致性，本文采用了1991年至2006年的数据。样本限制在16岁以上、65岁以下的农村已婚夫妇。尽管所使用的数据是面板数据，为了避免随时间推移样本户变化而导致的误差，本文没有采用固定效应分析，而是采用重复的横截面数据构成的混合数据进行分析，去掉有缺失值的样本，最后得到已婚夫妇样本9767个。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提供了每个人在农业、自雇劳动以及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信息，其中，在每种活动中有一年工作了几个月、每周工作了几天、一天工作了几小时等丰富的劳动供给信息，并提供了上周从事家务劳动时间的信息。本文将经济活动概括为两类，即家庭生产经营和工资性劳动。家庭经营活动包括传统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以及家庭手工和小商业等自雇活动，之所以将农业劳动与自雇劳动结合在一起，是因为自雇劳动的观测样本太少，如果作为独立的一种活动进行分析，结果很不稳定。由于劳动者可以自主决定在农业与自雇劳动上的时间投入，因而一些研究将这两部分活动结合起来作为家庭经营活动来研究，本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家庭经营与工资性劳动都用年工作小时来衡量。家务劳动时间是指花费在家中用于买菜、做饭、洗衣、照料6岁以下儿童的时间，用每天工作的小时数衡量。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回归中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a以1990年为基期用各省份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折算。
表2 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和结构变化
注：a以1990年为基期用各省份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折算。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历年）。b指上年所有样本村在外打工超过一个月的人数比例。
五、结果
（一）样本村的经济发展特征
表2是村级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描述性结果，说明了样本村1991-2006年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1991-2006年的15年间，村人均年收入平均每年增长了7.8%，而有电话设施的村比例则由13%急剧增长到86%。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从71.5%下降至50.6%，而出外打工的劳动力比例由17%增长到26.3%。
（二）农村已婚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变化总趋势
表3（见下页）是已婚成年人在经济活动和家务劳动中时间分配的变化趋势。表3显示，已婚女性和男性在家庭经营活动中的平均工作小时在迅速降低。1991年，女性和男性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是1747小时和1391小时；到了2006年，他们的劳动时间分别降低到829小时和819小时。除了2004年，其他年份妇女在家庭经营劳动中的时间份额都占到了男性和女性家庭经营时间之和的一半以上。
表3 1991-2006年农村已婚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变化趋势
注：全部经济活动的时间为工资性劳动和家庭经营时间之和，全部劳动时间为家务劳动与全部经济活动时间之和。
与下降的家庭经营劳动时间相反，男性和女性在工资性劳动中的平均工作时间都在上升，女性从1991年的186小时上升至2006年的800小时，而男性则从525小时上升至1138小时。并且，女性工资性劳动时间的增长要快于男性，在夫妻双方工资性劳动时间总和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从1991年的26%增长到2006年的41%。将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劳动时间加总起来，并将年工作小时转化为日工作小时，可以看出，尽管女性在家庭经济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所占份额仍然达到了将近一半。
与经济活动相比，农村男性与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时间投入的变化相对小得多。在整个样本观测期，妻子平均每天比丈夫多干2～3个小时的家务活。尽管男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在下降，但女性在家务劳动时间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80%以上。总之，平均来看，女性的总劳动负担与男性相比有所下降，但女性用于三类活动时间的总和要比男性高25%～56%。
（三）经济发展对农村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影响
为了检验经济发展对农村男性与女性在三种活动中时间分配的不同影响，本文首先根据前文所建立的计量模型(1)，研究影响丈夫与妻子在三种活动中时间分配的决定因素。表4（见下页）是运用Tobit模型回归所得的估计结果，模型中，本文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的四个指标在男性与女性三种活动时间分配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显著地增加了妻子与丈夫在家庭经营与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分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如果村人均收入增长10%，妻子和丈夫每年将分别在家庭经营中多投入5.7小时和3.1小时，在工资性劳动中分别多投入5.6小时和4.3小时。可见，女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而村出外打工的劳动力比例的增加则减少了男女双方用于家庭经营的时间，增加了他们用于工资性劳动的时间，并显著增加了男性工资性劳动的时间投入。与无电话设施的村相比，有电话设施村的女性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每年要多116.5小时，男性多107.1小时。不过，四个村级发展指标对于家务劳动的作用，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显著。其次，根据计量模型(2)，本文运用OLS和GLM方法分别估计了影响妻子在夫妻双方劳动时间总和中所占比例的因素。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村级人均收入的增长增加了女性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比例。另外，在有电话设施的村，女性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比例要高于没有电话设施村的女性。结合表4中的结果，村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女性无论在家庭经营还是在工资性劳动中时间投入都会增加，而家务劳动时间并没有减少，说明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就业机会增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格效应在女性的时间分配中起主导作用，导致女性相对劳动负担增加。
表4 影响农村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Tobit模型估计结果
注：表中是Tobit估计得到的边际效应值，括号里是稳健性估计的标准差。***、**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度。表中省略了截距和村虚拟变量的系数。
表5 影响妻子时间投入比例的因素估计结果
续表5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度。括号里是稳健性估计的标准误。表中省略了截距和村虚拟变量的系数。
表4与表5中的结果显示，代表经济发展的一些变量，例如村人均收入的上升以及村里有电话设施，对男性与女性的绝对劳动时间以及女性的相对劳动时间的影响都有所增加，村出外打工的劳动力比例越高，男性与女性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也会越多。但是，在家庭经营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回归模型中，年虚拟变量的结果为负向并且大多很显著，这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有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外出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因而劳动力在农业和家务劳动中都投入了较长的时间，但是劳动强度比较低。而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用于家庭经营和家务劳动的时间的机会成本，用于家庭经营和家务劳动的时间减少了，但是劳动强度提高了。
为了衡量经济发展对农村男性与女性劳动负担的总影响，本文运用表4中四个衡量村级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边际效应值和表1中每个经济指标变化的平均值，计算了这些指标变化对于妻子与丈夫分别在三种活动中时间分配变化的影响效果，结果见表6。从1991年到2006年，除了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上升减少了妻子与丈夫在家庭经营中的时间投入外，其他三个指标使男性与女性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投入都有所增加。不过，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影响不显著。另外，经济发展对妻子与丈夫家务劳动时间变化的影响也很小。如果将四个指标加总起来，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妻子与丈夫劳动负担的影响都呈上升趋势，而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表6 与发展指标相关的时间分配方面的变化
注：***、**和*分别表不1%、5%和10%的显著度。
从时间趋势的变化来看，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在家庭经营和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都在下降，而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大幅上升，并且女性的变化幅度大于男性。
（四）家庭和个人特征对农村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影响
除了15年期间经济发展的影响外，农村男性与女性在各种劳动中的时间分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耕种的土地与劳动力数量之比、农业及自雇劳动设备价值、非劳动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是否有年幼的小孩等家庭人口构成特征都影响着男性和女性的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这些特征分别从表4、表5中可以看出来。
家庭耕种土地与劳动力数量之比越高，表明在现有的劳动力状态下，家庭耕种的土地数量越多，农村男性和女性投入到家庭经营中的时间也会更多，相应的投入到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也就越少。家庭耕种土地与劳动力数量之比的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女性在家庭经营和家务劳动中所投入时间的比例。家庭用于农业生产和自雇劳动的设备价值对农村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影响与耕地与劳动力之比的影响很相似，但是影响效果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和生产设备两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显著地影响到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投入，但是对于男性却没有影响，说明传统的父权主义价值观在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家庭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较高的非劳动收入会使他们在家庭经营中的时间投入减少，而他们在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会增加。
家庭人口构成因素中，6岁以下儿童数量的增加，显著地增加了农村男性与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但是会减少他们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并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而家中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则会显著地减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经营与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例如，家中有老年男性每年会分别减少成年男性和女性家庭经营劳动时间96小时和69小时，说明老年人与成年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劳动替代关系。
个人特征对农村男性和女性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经营、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分配也会增加。男性的年龄与工资性劳动时间投入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在40岁达到峰值；女性在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一直呈上升趋势，家庭经营劳动时间在44岁时达到峰值，而工资性劳动时间在40岁时达到峰值。年龄对于男性和女性家务劳动时间都没有影响。妻子对经济活动的相对贡献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而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份额会随着丈夫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表4还显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在家庭经营中的时间投入也越少，而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越多，男性也一样。这说明，相对于劳动力供给而言，当工资性劳动的需求较低时，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会提高工资性劳动的生产率或者有助于人们得到工资性就业的机会。不过，教育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则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却增加了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男性，越容易与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并且，与妻子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相比，妻子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丈夫在家庭经营上投入的时间越少，而在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上投入的时间会更多一些。然而，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妻子的时间分配影响并不大，仅对工资性劳动时间的作用是正向显著的，在家庭经营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方面则没有影响。
六、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对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农村男性与女性的时间分配都表现出从家庭经营向工资性劳动转移的趋势，并且，女性的变化幅度更大一些，而经济发展对男性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影响都不显著。
尽管从时间趋势的变化来看，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经营和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都有所下降，但在工资性劳动上的时间投入都大幅上升。通过计算经济发展指标变化对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变化的影响效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他们劳动负担的影响都呈上升趋势，而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家庭经营、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比例都有所增长。
经济发展带来的农村家庭时间分配的变化对女性福利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经济发展使女性投入到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明显上升，由于工资性劳动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因而人们更愿意将时间分配给工资性劳动，这对于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地位以及个人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没有相应的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而女性劳动力向高收入行业转移也增加了她们的劳动强度，这些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对女性福利的正面影响。因此，对于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来说，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家务劳动市场，对促进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提高女性福利、促进性别平等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