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务印书馆论文,符号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颁布新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大量翻译书籍经由政治流亡者和学生群体从日本涌入中文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契机，那就是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符号层面之现代性”的表意系统的迅速形成。这里所谓“符号现代性”指的是由现代翻译语言和符号所构成的书写、信息交流和表词达意的系统。由于中文与日文书写文字之间天然的近邻关系，假道日本而来的西方现代观念、词语、文本、视觉形象以及图表等等在几年之间充斥了中国的出版世界，对都市知识社会产生了莫大冲击。①如果说在1897年，写作《西学书目表》的梁启超仍可以运用“中学”和“西学”这类二元对立的观念来鼓吹变法，那么几年之后，《译书经眼录》(1902)的作者徐维则已经不得不创造一个“东学”范畴来命名那些来自日文的新作。“新政”实施后短短几年，对于外国历史、哲学、科学书籍的翻译已达数千种之多，其中从日文译来的西文书籍与直接译自西文的书籍占有相同的比重。②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种标志1930年代上海繁华的跨文化的印刷文化和文本性在这个时期就已初露端倪。③而此刻的“文本间交换”(textual transactions)不只踏穿了中西文本的界限，也屡屡翻越了中日语言的分野。所不同的是，1930年代的文本交换带来了体裁和风格上的现代主义，而此刻的文本交换带来的是语词为基本单位的现代语汇库。
观察都市印刷文化的符号性变化意味着对现有的关于印刷工业和都市现代性关系的理论论述进行某种挑战。哈贝马斯和本尼迪克特在20多年前就以各自的方式分析了印刷文化工业的出现和现代社会的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们的分析结果各异，一个追溯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另一个则涉及想象的民族社群之崛起。可以想象，一位都市研究者或许还可以说，印刷工业的出现与现代都市的形成有莫大干系，因为它带来了遍布城市的新闻报亭、书店，分布在咖啡馆、写字间等地的读者群，从而改变了街头巷口的景观，控制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制造了消息灵通、知天下事的都市社会。上述这些真实和假象的论点不乏说服力，但它们共同认可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变化，即现代工业对都市现代文化的影响。工业技术确实在1870年以来影响了上海的印刷文化，但它对于都市文化整体变迁的促动却仍然十分有限。实际上，在书店、文人社团和都市印刷文化传统都如此悠久的中国历史上，政治和文化因素往往比印刷技术本身更能促进或遏制变化的发生。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现代性就是这类变化之一。它凸现了一个“外加”的或“剩余”的现代性瞬间，这个瞬间的来临并非以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传播为标志，而是以大量符号语汇的跨文化交换为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在上海作为文化中心而兴起的过程中，这个符号性的现代瞬间比起工业技术的现代性瞬间起着更为划时代的作用，它为中国都市知识社会开启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遭逢、处处使用翻译过来的西方和日本范畴的时代。不仅如此，它还揭示了一个从工业和技术现代性的角度无法透视的两种历史的不对称的重叠，即清帝国正统文化瓦解的历史与西方和日本文化霸权扩张的历史之间的重叠。说这种重叠“不对称”，乃是因为西方和日本文化霸权的扩张可以摧毁清帝国的正统，而清帝国正统的瓦解却不一定遏制得了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文语汇涌入现代中文的现象可以起到与殖民主义相类似的作用，除非对明治语汇的翻译过程能够把文化霸权所操纵的明治语汇“反译”为反霸权的形式。根据查科拉巴蒂的观点，文化霸权的扩张把殖民地的文化进行了霸权式的翻译，而文化批评者的任务，是把被霸权式翻译的被殖民者文化再“反译”回来。④
对符号现代性进行反霸权式的“反译”，实际上正是上海印刷文化实践对于符号现代性的一种介入形式。它给研究者提出了诸如谁是翻译和反译的发起者以及翻译或反译到哪个符号系统的问题。无疑发掘这种反译以及它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都市文化向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转变过程。
本文试图以早期的商务印书馆为范例，分析和展现这一都市文化的转型。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诸如诠释、编纂、编译、重新定义、排版、出版等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这些活动激活了太平天国后江南社会由那些具有专门技巧的文献学(即考证学、朴学、实学)家、改革派学者以及通俗企业家所构成的网络。早期商务印书馆致力于以编辑和出版来介入文化霸权的扩张，在貌似普适的现代性霸权面前为地方文化的主体开拓对符号现代性进行翻译和反译的多种可能性。正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这些实践也为我们理解生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和清帝国体制交叠处的现代文化史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解读方式。
一、相会于上海：工人企业家、行动派学者和编译实践
1897年2月，四位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倾囊之所有，在上海棋盘街的一角开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店，取名商务印书馆。这家小店的开张在当时很难说有任何“划时代”的意义：上海的机器印刷机构，如申报馆(1872)和点石斋书局(1874)，已经成功进入了统领中国现代印刷业的第三个十年。尽管在出版方面，它们在有关学术选题和书籍内容上尚未进入中国人文社会的主流，但它们在技术和设备方面采用了活字机器印刷、石印等当时颇为先进的技术，在新闻媒体、旧书翻印以及时事性艺术方面也已经开创了相当的局面。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则还是一个小小的印刷所，在资金、技术及人力资源方面仅有区区几部手动印刷机、三间不大的车间以及几位发起人几年印刷排字的经验。和其他不少小型印刷所一样，最初的商务印书馆是依赖零星的小笔生意而存活的。当时类似的小企业很多，大多都终因缺少经济和知识方面的资源而无法扩大，乃至旋生旋灭。从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设备和人力资源来看，并没有迹象确保它一定是个例外。
然而，从一个街角小店起步的商务印书馆却于短短几年之内成为全国出版界众望所归的旗舰。它以当时的官方书局从未有过的气魄和诚意，在开张后的五年里，引进了当时最前沿的一批学者和教育家做编辑工作。它的销售量在开张后的前六年里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年均增长率。它的资本积累在开始经营的前8年里，达到了25％的年均增长率。⑤早在1901年，它已经拥有了上海最先进的印刷设备。1902年，它编印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曾使官方书局莫敢望其项背。在辛亥革命前后期刊杂志风靡全国之际，它属下的刊物已经储备了几年之久的出版发行经验，并培养了从知识分子到妇女儿童等期待不同的读者群。到新文化运动前夕的1917年，它已经发展为系印刷厂、发行网络、编译局、图书馆以及数个中学和专科学校于一身的大型的出版实体，技术设备和技术创新超过了其他同类书馆，而它的出版计划在各个方面都居于印刷文化之首，囊括了小学教科书、善本书丛刻、小说系列、翻译文学、词典辞海、技术手册，等等。毫不奇怪，商务印书馆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商务印书馆的出现是上海很快成为中国书籍文化转变的一个枢纽的重要原因。
抛开纯粹的幸运不谈，究竟是什么使商务印书馆如此独特？它如何能够比同类的印刷店更成功地应对“符号现代性”给中文书籍文化提出的挑战？我认为，商务印书馆两大奠基性的文化群体，即工人企业家与“公益型学者”或“行动派学者”的际会以及他们共同投入的编译实践，是其成功的关键。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企业家出身低微，有过上海外地“打工族”的体验。而商务印书馆的学者编辑则不仅来自江南一代的书香门第，大多还是积极投入社会文化改革的激进的活动派。若不是太平天国以后清帝国的都市文化中心发生从江南向海岸线一带的地理大迁移，这两个群体恐怕也就难得相际，更不要说共事于一个出版事业。这两个群体融合于一个文化实践的事实表明了明清以来的都市社会以及都市学术传统在20世纪初发生了多么剧烈重大的重组。
关于第一个团体，即印书工人出身的商务印书馆创办者，已有专文详述。⑥简单概括一下，在内地城市和附近地区向上海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劳工中，商务印书馆创办者的经历颇具典型性。四位创办者中的鲍咸恩(1910年去世)和鲍咸昌(1929年去世)两兄弟原是宁波人，父亲早亡，家中三兄弟两姐妹都靠母亲做工的微薄收入过活。两个女孩中的姐姐来到了上海当女佣，后来进了一所叫清心学堂的基督教长老会学校就读，毕业后留在学校当了教员。⑦有了她的收入，一家从宁波搬到了上海，三兄弟都在清心学堂接受了教育。商务印书馆的主要领导者夏瑞芳(1871-1914)12岁那年，父母从青浦县的乡下迁居上海。母亲在一位美国牧师家里当佣人，夏瑞芳靠这位牧师的推荐进了清心学堂。⑧在清心学堂里，他结识了同乡高凤池和鲍氏两兄弟。四位好友毕业后都选择了印刷行当，夏瑞芳和鲍咸恩在《北华捷报》主办的《捷报》当排字工；鲍咸昌和高凤池在美华书馆工作。不久后，夏瑞芳和鲍咸恩对《北华捷报》的工作环境感到厌倦，决定创建他们自己的印书馆。他们通过发行股份募集了3 750元的启动资金。⑨而他们长期的友谊和彼此的忠诚远远超越了金钱关系：印书馆的四位创办者不仅是同窗好友，也是商业伙伴，后来还结成了姻亲。夏瑞芳娶了鲍氏兄弟的妹妹为妻，而一位鲍氏兄弟的儿子则成了高凤池的女婿。
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商务印书馆创办者通过艰苦奋斗和十足的好运扩展了他们的基业。在最初的两年中，商务印书馆各路生意都接，从外国商人和传教组织的小额订单，到为长老会教堂大批量印刷《圣经》，从重印畅销一时的《通鉴辑览》，⑩到承印《外交报》等严肃刊物。(11)同时，夏瑞芳和他的同事们还及时地把握住了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两大商业机遇。首先，他们通过关系在1900年买下了一家二手日本工厂修文书馆，从而以低成本建立了技术和机械设备的基础。其次，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与金港堂的日本投资者建立了财务和技术上的合作关系。(12)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研究，当时的金港堂在日本国内卷入一桩诉讼案，因而在出版界的信誉面临危机，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提供了他们在海外低调进行经营的机会。合作以一笔20 000元的投资为基础，双方各承担一半，金港堂提供技术支持，商务印书馆则负责经营。(13)这项合作持续到1914年，使印书馆在财政和技术两方面都得到了扩充。
除了技术和资金的发展，在出版方面使商务印书馆获得早期成功的，是被当时人称为“编译”的特殊出版实践。“编译”指编辑者、翻译者和编纂者在图书出版前所做的工作。源于“编纂”的词语“编译”由两部分组成：“编”指编辑、编纂以供出版，或具有翰林院编修身份的人；“译”则仅是指据外语翻译或解释。众所周知，从事书籍版本研究的编纂者在中国书文化史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其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之丰富内涵和重要性远胜其欧洲同行。特别是在清代，编纂者首先是一个版本专家，要么就是训诂学、考证学和朴学方面的学者，他们对于书籍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起着强有力的影响。在洋务运动期间，对于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及校对等同样需要研究和知识积累的活动，给原有的编纂增添了另一层学养的内涵。“编”和“译”以及编译者在洋务运动后的年代以及在新的出版文化中发挥着相当于“编纂”和编纂者在明清时期出版文化中的作用。编译作为一个部门更是江南制造局、福州造船厂和南洋公学等洋务运动文化机构的特色。
得益于夏瑞芳及其朋友的社会和文化经历，商务印书馆在创建之初便有了编译方面的实践，出版了多种自学读物，即让读者能够自己进行翻译的实用工具书。语言学习辅助读物、外语词典和世界地理教科书等普及教育类图书成为印书馆早期出版物的特色。因为夏瑞芳等人都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所以不难理解，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活动为何始于教会词典和外文教科书重新翻译供中国读者阅读。例如，商务印书馆把一本只有音标的英汉词典重译为真正的双语版词典。这本词典的原版没有一个汉字，只有那些熟悉汉字字母拼法的传教士用起来方便。商务印书馆在重译中逐条加上了汉字和简短的解释，(14)将这本词典编成一本双语书，成为中国普通读者也能使用的字典。同样，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畅销书《华英初阶》是一本添加了汉语内容的英文教材。它的原型是一本在印度的殖民地学校以及在中国的部分教会学校经常使用的英文教材English Primer。这本教材同样没有汉语内容。但商务印书馆据谢洪赉的修订本，为原来英文版加上了中文翻译和逐行的注释，使其成为一本中英双语教材，从而成了可供一般读者在家自学之用的参考书。《华英初阶》大受欢迎，乃至第一批书上市后一周之内即告售罄。在此后的十年中，《华英初阶》及其续篇《华英进阶》一直名列畅销书榜首。很快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在此后大半个世纪中最大的一本英汉词典，根据扉页的描述，它收有120 000个单词和短语，附有翻译、发音、释义和插图。这部词典同样深受欢迎，以至于学界几乎人手一册。如果说商务印书馆的这种编译活动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那么就在于它改变了殖民地教材和传教士工具书的出版目的，为它们带来了另一个服务对象，一个同殖民主义的服务目的相反的服务目的。
编改日文教科书的需要给商务创建者提供了一个恳请一流学者和知识分子参与他们重写舶来知识，从而增强印书馆实力的机会。20世纪初，很多翻译都是编译，即对原作进行意译、解释、阐发或缩写。而商务印书馆则把翻译的实践向“重写”的方向做了推进，继而又通过建立空前规模的编译所，使这种实践逐步制度化。这里，“重写”是指一种比改写更有意识地背离原作的翻译。1900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日本教科书籍销路不佳，夏瑞芳为此专门请教了当时尚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院长的张元济(1867-1959)。此刻的商务印书馆已是张元济所主办之《外交报》的承印者。经过对课本的分析，夏瑞芳意识到必须以一种更适于中国初学者习惯的形式对日文教材进行重新编写，(15)于是立刻将重写视为出版教科书的当务之急。然而，能够胜任这份重新编写工作的人要么难以找到，要么正忙于别的翻译。由于意识到优秀的翻译者或重写者对于书籍出版的成败如此关键，夏瑞芳决定建立他自己的编辑机构，一个集聚一批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编辑人员的编译所。(16)编译所于1902年正式建立。当时上海的私人出版机构大都仿效申报馆的先例，聘请一两位翰林院士做“主笔”，(17)而夏瑞芳创建编译所之举可谓气魄超群。即便是在洋务运动的官方翻译机构中，也少有人认识到拥有自己的“重写者”队伍的必要性，即使意识到了，在官方体制内也难以掣肘。编译所的创建，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从双语自学书籍的出版者向二元文化知识的生产者转变的开始。
随着1902年编译所的建立，商务印书馆将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团体引入了自己的历史，即一类特殊的编辑者和编译者，在此权且称之为“公益型文献学家”或“行动派学者”。(18)这些编译者和编辑大都出身江南城镇的书香之家，长于太平天国运动这一“乱世之末”。但和一般今人印象中的“末世文人”大不相同，他们至少有两个经常被忽视的特征：其一，他们既受过经学、训诂学的训练，又接受过“新学”的熏陶；正由于这些编辑接受过朴学、史学、植物学、医学、目录学乃至天文学和算学等享有盛誉、专业性很强的知识领域的训练，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即使在今天都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明清史专家孟森、商务印书馆刊物《东方杂志》之早期主编及清史研究者徐珂就是人所共知的例子。同时，几乎所有这些编辑又都是新知识特别是源自西方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哲学等方面知识的汲取者、传播者和积极倡导者。其二，他们既是学者，又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追求激进变革的行动派。很多编译者在来到商务印书馆之前已经是社会和文化的移风易俗者。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推动过许多社会文化变革，如组建有政治倾向的团体、以新学结社、向官方或民间就改革的必要而进言、起草社会和社区改革计划、建立新式学堂、促进各种文化改革运动如成立“天足会”、“体育会”、开展妇女儿童教育等。像清代的今文家一样，教育和学养是内在于他们对社会文化改革的政治诉求之中的。事实上，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的研究早已证明，清代的文献学研究一直是聚集在江南城市的学者群体借以与清廷进行政治互动的象征行为。(19)同样，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者掌握的文献学和新知识的实践也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维度，是与改革社会和政府体制的追求密切结合的。与经学前辈所不同的是，这些出生在太平天国之后，成名于戊戌变法之后的文献学家，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的诉求要公开得多，也容易付诸实践。
编译所的所长张元济就是一例。张元济在朴学及文献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是一名“行动性”的改革派。作为浙江海盐的名门望族张家的后代，(20)他承继了深湛的经学素养，通晓英文，谙熟国际事务。(21)他与翰林院同窗汪康年(1860-1911)和蔡元培(1868-1940)等都抱有对政府机构和社会文化进行系统改革的变法理想。1897年前，他在就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期间，积累了有关铁路、学校、矿业、造船等领域的现代知识。他积极投入戊戌变法，曾经向光绪皇帝提出重组官僚机构的政见。同时他还致力于管理一所旨在教授现代技术和实用知识的学校——通艺学堂。戊戌变法被镇压后，张元济被判“教唆皇帝”罪，革去官职，逐出清廷，永不叙用。他来到上海，供职于南洋公学。即使在那里，他也通过主持出版很有影响的译著，包括由严复所译亚当·斯密的著作等，拓展了社会和文化改革。
高凤谦(1869-1936)、蒋维乔(1873-1958)、庄俞(1876-1938)以及杜亚泉(1873-1933)等也是类似的行动型的社会变革者。商务印书馆的首任国文部长和第二任编译所所长高凤谦(1916-1921在任)，来自福建一个在桐城派中享有盛名的家族。除了吟诗作赋之外，高凤谦是推进文化改革的急先锋。他曾经投书当时的激进报纸《时务报》，呼吁取缔如下跪和叩头之类的传统象征仪式。另外两位编辑，蒋维乔和庄俞，则把我们拉近了江南公益型活动型的今文家们的故乡——他们均来自今文学派的发祥地常州。曾经留学日本的蒋维乔和在东京的中国学生一样，怀有激烈的反清情绪。为了参与社会改革，他加入了蔡元培创建的中国教育会，并成为该会所创办的爱国女校的校长。今文经学名家庄大久的后代庄俞同样是一个社会改革的活跃分子。(22)他在家乡常州积极参与组织了各种协会，包括天足会、体育会、私塾改良会以及“人演社”并促使这些协会推行各类社会文化改革。(23)这些活动把“天演”或进化的观念变成“人演”，以示对于社会文化之激变的呼唤。至于来自绍兴的杜亚泉，更是一位笃信以“实用”知识改革社会的行动派学者。他曾就读于享有盛誉的崇文书院，发现那里的课程于社会改造的实践关系甚少，便决然退学，自修了数学、医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有关知识。他积极推行新式科学教育，先后办起了亚泉学馆和普通学书室，并创办了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和越郡公学。(24)
这样一批行动型学者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的是在改革方面独树一帜的政治远见和知识分子眼光，还有在发生“符号现代性”时刻的知识错流(cross-flow)中特别需要的文化权威。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很快反映了这一点。1902年后的几年内，商务印书馆出版范围明显扩大，显示出行动型学者的编译实践已经深入到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社会学和哲学等诸多领域，编译出版物的形式也更为考究而具学术性，既有文集，又有百科全书，还有丛书以及系统的教科书。最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性和知识性丛书是一套题为《帝国丛书》的小型系列，共7部，其中6部自日文编译而成，涵盖法律、民权、埃及史、日本政治史和军事问题。(25)十年之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以下图书：5部词典和工具书，包括汉英词典、汉德词典以及物理和化学的技术专业术语汇编；7套大型丛书，包括24卷本的日俄战争文献，8卷本的日本法全译，32卷本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各国实录；12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和史学著作，其中有译作也有原创；6种很有影响的知识性刊物和文学刊物。商务印书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就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初的书籍文化特征：严复所译的斯宾塞、孟德斯鸠和赫胥黎等人的著作；全本日本法典；马建忠在汉语语言学方面的现代学术研究；21卷翻译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
从上面的讨论可见，商务印书馆进行的多种不同类型的出版计划为行动型学者们提供了编译者的文化角色，同时，行动型学者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又开始重新定义编译者乃至出版业的文化角色。引进了行动型学者之后，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方面的计划扩展如此迅速，以至于到了1915年左右，编译所的成员已经从几个增加到了上百名。(26)由于商务印书馆编译者的特殊组合，此时的编译已经开始从一种语言交换的实践扩大转换为一个文化政治学的实践。在引入的符号现代性统驭知识和语言的时代，商务印书馆所从事的编译实践成了在文学、哲学、教育和百科全书等领域中进行反霸权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工人企业家和行动型学者的合作标志着太平天国后的都市学术群体的核心部分在上海以编译的方式得到了重建。下文将更进一步展示，商务印书馆以编译作为文化任务的选择使上海在中国图书文化的变革中走在了前列。
二、干预文化流通——教科书和善本书
编译出版教科书和收集、重印善本古籍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计划，显示了编译者与现代性的符号体系直接交锋的方式。众所周知，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明治政权出台了以建立日本在东亚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为主旨的文化规划。明治时代的决策者们宣称了日本在文化和教育上的现代性和西方性，同时，却又寻求日本在传统亚洲文化中的权威地位。因而，他们为其他亚洲学生所设计的课程趋于守旧而传统，并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手段将文化资源从中国运到日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在文化上似乎以因循守旧乃至反现代为特征，而同时，却又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再具有任何阐述权威，这就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现代的帝国主义式文化政策面前所陷入的困境。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者们向这种境况发起了挑战：他们通过编译工作，促进新式教育观念的引入，同时抵制文化遗产的外流。他们用出版，而非在殖民地时常可见的沉默，来抗衡帝国式的全球文化流通方式。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的计划使它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中成为中国现代初等教育的推行者。编译所成立的1902年，也是清政府实施“新政”的一年。甲午战争后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对国民推行义务教育是日本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原因之一。立意改革的清政府也开始建立学堂并颁布《学堂章程》，表现出类似的从教育着手从事现代化的决心。和日本相似，清政府追求的义务教育反映在学堂制度的理念上，是从“学”到“教育”的转变。但不同之处在于，在日本，学校制度和教科书编排是义务教育的共同基础；而在中国，学校制度和教科书编排却沿着两个分离的趋向发展。在推行义务教育上，清政府所兴办的新式学堂因招不到学生而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失败；但新式教科书的编写，作为一种实现社会文化改革之手段，却在大多数受过教育者都能理解的文本领域中获得了成功。非官方的教科书编译不仅以一种比清政府政策更为进步的方式提供了现代教育的蓝图，还带来了挑战政权的革命性力量，预示着“社会”力量的兴起。
商务印书馆所编译的中小学教科书为新式的初等教育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方针，从而在当时教科书编译的潮流中卓尔不群。当时主要的教科书编写者，如南洋公学和无锡三等学堂，都强调提高学生的“理解力”(而非单纯的记忆)，以及课文对于儿童的趣味性。(27)在此基础上，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者还建立了“初学者”的观念，初学者指的是完全没有私塾或家学背景的学生。当时大多数小学，刚进校的学生都已经有得自家学或私塾的文化素养和识字程度。因此，学部颁布的《初等小学章程》中竟要求小学每周安排12小时的古文课程。(28)为了降低入学标准以接纳那些不识字的初学者，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者们取消了古籍课，并将教科书编排得更适合于识字率比实际在校生更低的初学儿童使用。例如，编辑者为了保证教科书的简单程度适于教授不识字的儿童，特地制定了一条规则，即限制初等教科书所使用汉字的笔画。比如第一册教材所用的字皆不得超过6画，而一年级学生所要掌握的最难的字不能超过15画。(29)编译者以讨论会的形式商讨前两册教科书中每一课的课文，直到找到解决办法。(30)编书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初等教育进行重新定义的理性进程：这里的教育理念体现为辅导一个学习主体的循序渐进的不断成长，最终在未来成为掌握现代知识的主体。
这一关于普通“初学者”的理念带动并充实了关于统一、普适性的新型学校的理想。从构想不识字的“初学者”开始，编辑者在《最新小学教科书》中展现了非常系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商务印书馆的日本合作伙伴金港堂是当时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者，显然给他们很大的启发。(31)在某种意义上，编译所通过教科书的体例重新建构了“学校”的概念：这个出现在教材中的“学校”有课表进度和学期安排，每堂课的长度和容量自有其规律，《最新小学教科书》分为初等和高等，分别对应着新式学校结构中的小学和初中。同时，课文的文体、阅读材料和家庭作业的布置也互相呼应。以课文为例，《最新小学教科书》要求教科书上的每一完整句子之间都留有间隔，每课课文后面都要有一幅画，每个生词都要在下一课的课文中至少要再使用一次。《最新小学教科书》还涵括了一套带有讲授重点说明的教学参考书和供学生做家庭作业的笔记本。(32)新教科书在课程内容上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通过减少对古文的强调，在国文和“修身”之外，还为笔算、数学和珠算留出了空间。(33)高等小学教科书深化了科目，此外还增设了4门课程：历史、地理、农业和商学。(34)中学教科书在延续小学教育科目之外，还将科学扩展为11类，包括动物、植物、地质、物理、化学、代数、生物和几何等。中学科目中还增加有英语、书法和其他科目。这种教育观中的学校教育，意味着从所有这些科目中逐渐而系统地获取知识。
在日本，国家是义务教育的推行者，但在中国，实行新式教育的公立学校没有多大影响，倒是教科书的编译者扮演了教育改革者的主角。虽然商务印书馆提供的学校体系蓝图部分模仿了日本的学校系统，但它所提倡的教育却与现代日本学校有不同目的。研究在日本和中国都很流行的“教育”一词，就可以看到这一点。1897年后，“教育”成为包括印书馆的编译者如庄俞、蒋维乔、高梦旦和张元济等在内的知识分子改革家关注的重心和主要文化实践。在明治维新的日本，“教育”的汉字字型被用来翻译西欧education系统中的学校、学制和科目，这样一个不带任何反叛色彩的系统对知识主体的循序渐进的培养过程与政治和法律系统对公民意识的培育过程完全一致。而当日文中这个不带激变色彩的“教育”被重新译回中文语境时，它至少找回了两种被明治时期的翻译所剔除了的用法：(1)“教”或“教化”，在中国语境中指教化以转变人心；(2)“育”或“育才”，在中国语境中指培育有才能的人以便更新乃至重组政府人员的构成。如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是为了强化技术和知识以培育现代公民，那么在清代中国，暗含于“教育”二字中的“教化以图改变人心”和“育人以重组政府”，实际上蕴含对改革政府体系的革命性追求。以“教育”这个词为名的知识分子组织——中国教育会(1902年成立)在成立的早期就特别体现了这种追求。聚集在发起人蔡元培周围的不少早期中国教育会会员都是激进地寻求改革政府和社会的人物，其中最积极的成员是章炳麟等反满知识分子领袖和蔡元培等革命活动家。他们和老一代改革者如康有为等不同，后者寻求在帝国系统的体制内部改造中国，即仿效日本和英国的政治模式，而中国教育会的成员则将清政府视为改革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教育会的机关刊物之一《苏报》会刊登大胆攻击清政府和宣扬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邹容的著作《革命军》(1903)。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编译者蒋维乔、蔡元培、庄俞和张元济都是中国教育会的成员。这种以组织形式对“教育”的诠释很接近“革命”或激进改革，这种改革不仅表现在反满，同时也包括前文提到的开办职业学校和反缠足等方面的社会文化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在教科书编译上的实践意味着对“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贡献：教化人心以改变人心，同时为国家和社会培育未来的工作者。可以说，“教育”从日文重新进人汉语语境后，这个词在日本具有的政治含义遭到了颠覆：“教育”在日本是国家洞察社会和塑造现代公民的手段，而教科书编译者的工作则将“教育”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革命行为，一种旨在终结中国的帝国体系的行为。
可能正是“教育”的象征意义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追随民营出版社的方向，注重教育的社会性效果。1906年，学部将由不同出版社编写的102种教科书定为全国五年制小学教育的标准教科书。(35)这102种教科书中的85种(占整个书目中的83％)，都是由非官方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仅商务印书馆就为这份标准教科书贡献了54种，(36)达到了国家标准教科书的半数。在这个意义上，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初占据了一个传播新的教育观——一种超越教育本身而包含激进改革蓝图的观念——的绝佳地位。这也许可以说意味了“社会力量的兴起”，但也可以说意味了“激进文化力量”的兴起。
这个激进的文化力量，在推动作为政治改革手段的新学不断发展之外，还致力于保存那些“旧的”与“本地的”，以抵制商品化和帝国主义者对本土的文化收藏和珍贵文物的掠夺。20世纪初的商务印书馆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政治文化的变革需求，而且还有来自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当时的中国文化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已经非常明显地陷入这样一个危机状况：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文化商品化使古籍和其他文物在国内市场上开始贬值，而与此同时，有价值的古籍和文物又成为帝国主义者猎取的对象。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新兴的石印书馆变成了重印古籍的主要经营者。石印的古籍往往比原本尺寸要小，价格也较为低廉。石印古籍之引人之处主要在于保存和运输的便利、纸张洁白、印刷字体的精美。但书籍内容是否确凿无误这一点，以往曾经是通过编纂者的专长来予以保证的文化标准，现在则大大打了折扣。当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者因查阅文献的需要去翻看重印的古籍时才发现，市面上流通的古籍作为参考书是不可靠的。(37)对这些编译者来说，流通在国内市场上的古籍已经大大贬值了。同时，随着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扩张，包括古籍在内的中国文物已经成为掠夺对象、无价之宝和殖民者取得文化权威的证据。(38)正如何伟亚对1900年前后八国联军掠夺北京的研究所显示的，古籍和绘画等珍贵文物已经取代茶叶、物器甚至现金而成为帝国主义者首要的占有对象。(39)这些掠夺者中甚至包括“学者”，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伯希和、斯坦因，他们卷走了包括一套珍本佛经在内的数千件珍贵的艺术品和印刷文物。除去掠夺，国际资本市场也是文化珍品外流的一个原因。1906年，商务印书馆曾经想收买江南陆家著名的皕宋楼善本藏书，却发现与自己竞争的不仅有国内也有国际的买家。皕宋楼藏书最终被一个日本买家以25万银元的价格得手，是商务印书馆所能承受价格的三倍之多。(40)
收集(或掠夺)文物和建立对中国文明“真正的”权威，不仅可以揭示帝国主义“英语课”的秘密，(41)也可以描述日本自称的亚洲文化领袖的特征。随着甲午战争后与日俱增的文物外流，张元济感到难言之痛。作为编译所所长，他力主商务印书馆采取介入态度。在他的建议下，商务印书馆开始实行了集资购买现有的私人藏书、收集、编辑古籍、重印珍本善本古籍等若干计划。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尝试是在1904年买下了藏书家徐树兰的熔经铸史斋藏书。(42)这50橱书成为商务印书馆阅览室的第一批藏书。(43)此外，印书馆还购买了常州蒋氏的秦汉十印斋藏书和奉绥顾氏的
闻斋藏书，稍后又买下了江阴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44)商务印书馆很快就变成一个图书馆，于1909年正式命名为涵芬楼。
尽管缺少与国际大资本竞争的绝对实力，张元济等人仍然对善本文物的外流做了抵制性介入，那就是推动善本古籍的另一种流通，一种以小资本为基础、以非占有为特征的流通。这种流通使用了两种主要策略：第一，集中善本古籍小额购买者的资源，使得许多小额私人资本积聚起来，变得巨大而富于竞争力，同时所购得的古籍也具有了相对公共性。这些小资本的联合特别有助于扩充公共或半公共图书馆所必需的馆藏。同时张元济还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许多官员和藏书家，请他们尽力购买善本古籍，敦促公众支持和增加图书馆的馆藏。由于张元济的努力，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藏书后来变成上海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1926年正式开放)的馆藏。(45)这种联合小额资本以扩充图书馆馆藏的行动，是对国际资本和文化帝国主义掠夺的有力抗衡。
第二种抗衡古籍外流的策略是重印珍本和善本书籍，以使它们不再稀有。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起到了扩大善本书籍在本土价值的作用。通过收集、校订和编排珍本书籍，商务印书馆使善本编辑工作的价值扩大到了极限，从而拓展了重印善本书对于原本的价值。1911年，张元济提出从不同的私人藏书中选出重要古籍的最佳版本，并将选出的古籍编成丛书，付诸重印。虽然重印书籍并不具备原本那样真实可信的审美价值，但丛书汇聚了从不同来源中所能找到的最佳版本，因而自身获得了一种编辑价值。例如，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纂，就是由张元济和其他编译者通过多年的挑选、借阅和校对完成的。其中的每一卷都是对其现存最佳版本的复制。通过将零散的各家藏书中选取的珍贵版本汇聚成一套系统的丛书整体，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质量大大超越了那些更为分散的原本。这里，是编译者的工作即借阅、挑选和校对，而非国际买主厚厚的钱包，创造了这套书的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
为了创造和延续这种另类的流通，商务印书馆不仅致力于古籍编辑和重印，还更新了社会关系，即与江南和其他地区的私人藏书者建立互惠关系。其出版的《四部丛刊》就是在这种互惠关系网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这个出版计划旨在从能够找到的国内外私人藏书和图书馆馆藏中挑出所有最佳版本加以重印，其工作始于1910年，1920年代开始出版。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张元济说服了尽可能多的私人藏书者，请他们帮忙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商务印书馆，而商务印书馆对这些古籍的重印就是回报，因为它会提高原本的声誉。仅《四部丛刊》第一版就包含349套书，而这些书是对从18个图书馆和私人藏书者的收藏中选出的最佳版本的重印。(46)除了商务印书馆自己的藏书，对第一版贡献最大的是缪荃孙的藏书和当时四大藏书家之一的瞿良士的铁琴铜剑楼藏书。(47)为了保持原本的书法特征和减少排版错误，商务印书馆运用了照相复印技术，就在瞿良士家中复制。浙江和江苏的图书文化悠久之地特别是常熟、无锡和海盐等城市的藏书家也提供了善本古籍。在某种程度上，抗衡古籍外流的计划调动了长期以来流行江南的以互惠为基础的书文化去破除国际大资本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书文物流通方式。
得益于精心的编辑工作和所选择版本的珍贵性，这部丛书本身也成为可供收藏的书籍。即便在日本，《四部丛刊》也被誉为可以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相媲美的有史以来第四大精良版本出版物。(48)通过出版《四部丛刊》和另一部善本丛书《续古逸丛书》，商务印书馆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善本和珍本古籍流向海外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流通不只弥补了古籍文物的无偿外流，而更主要是它为处于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威胁下的那些本地性的文化史保存了空间，保存了主体位置。
三、介入符号现代性——语词之源与植物之名
出于同样的原因，“行动派学者”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应对现代符号语言中潜藏的霸权。由于中文与日文之间显而易见的近邻关系，明治时期日文用来翻译西欧语言的词汇(以下简称明治语汇)在中国符号语言领域的胜利，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更快的速度接近世界。然而，从文献学的视角看来，明治词汇的泛滥不仅仅是引入了后来成为现代汉语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词而已，更重要的是引入了一种以语词为表征的现代文化实践——一种符号现代性。它的到来抹去的是已经得到翻译并已经是“现代”的那一段语言与知识实践的历史。比如，最初由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和陈修堂翻译的《全体新论》中，“全体”被用来指称anatomy，而甲午战后则被日文字“解剖”取代；telephone最初音译为上海方言“德律风”，后被日文字“電話”取代；传教士对world fairs的翻译“赛珍会”被日文字“博覧会”取代；传教士对surgery的翻译“割症”被日文字“外科”取代；中文术语“藏书楼”被日文对library的翻译“
書馆”取代。这里无法对每个例子详细分析，但可以肯定明治时期用中文字翻译西欧语言并不一定比当时在中国境内的翻译更少任意性，有时还包含着对中国古文字意义的歪曲使用，然而在译回现代汉语时却被不加辨析地照单全收了。例如，明治语汇用“具体”来翻译英语concrete，在被现代汉语采纳的同时，其在中文中原本的意思“基本就绪”无形中就成了“古汉语”的特有用法，被排除出了“现代”语义谱系。在某种程度上，明治语汇中那些借自中文的“贷词”(借用刘禾《跨语际实践》使用过的比喻)证明，甲午战后经日本引入中国的符号现代性为本地正在进行的翻译实践和文化史带来了一次断裂。
在这种情况下，朴学、实学、文献学乃至小学成为商务印书馆藉以对引入的符号现代性以及其可能包含的霸权性内容进行干预的工具。刘禾和其他学者早已提出过，同一种话语在不同地域和语境可以产生不同的，甚至是互相争夺的(尽管也是互相联合的)文化意味。(49)商务印书馆同样走向了跨语际实践，他们的出版计划努力保存了词语历史中的分歧。1902年后，商务印书馆的“行动型学者”立刻以空前的努力从事百科全书词典的编辑与出版。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字典》，不久又出版了《辞源》(1908-1915)；几年之后，除了已经出版的物理、化学术语汇编之外，还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1908-1917)和《动物学大辞典》。这些百科全书式的词典以朴学的方式保存了即将成为“本地知识”的文化实践与全球扩张的现代性与进行商榷回旋的空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明治词语”所代表的符号现代性对本地知识的抹煞。
《辞源》和《植物学大辞典》这两个项目的编译和出版最好地说明了商务印书馆应对符号现代性的宗旨所在。从许多方面看，解决词语的沿用发生历史性中断这个问题乃是《辞源》之所以编辑出版的重要原因。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语词典不同，编纂《辞源》是要给出所收录词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用法，并提供解释和文献证明。《辞源》的“前言”说明了为何词语的历史和文献资料在这个“现代”时刻如此引人关注：
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
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欲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则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徵文考献，极感困难。因与同人论及编辑辞书，实为急不能缓之要图。且人之智力，因蓄疑而不得其解，则必疲钝萎缩，甚至穿凿附会，养成似是而非之学术。古以好问为美德，安得好学之士有疑必问，又安得宏雅之儒有问必答。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其语至为明切。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当始事之际，固未知其劳费一至于此也。(50)
显然，经由游学之“译籍”遂“骤变”而来的新学语汇与来源于典籍文献、乡土旧闻中的语汇之间的断裂，乃是《辞源》成书的原因。编译者感受到这种译语和文献语之间的隔阂，至少说明他们看到了两种正在延续的历史或两种进展中的现在时的并存：世纪之交新的翻译浪潮带来的语词用法不断延伸，同时已有的词语用法仍在延续。问题并不在它们的共存，而在于两者之间的不能并存——两者间没有建立健康的并存关系反而充满隔阂。在这种情况下，消除这种隔阂意味着连接这两种语词的实践或两种语词的历史，并在其间寻找互动空间。这便是《辞源》编辑出版的意义。
《辞源》依靠文献学工作建立每个辞汇意义发生和变换的历史。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现今语词的历史源流。每个词或短语都是一个词条。按词条首字的笔画数决定其在书中的位置，并编制索引。词条的格式接近文献学注释的模式，即每个词条都是对这个词的文本起源和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用法进行研究的成果。词条中首先是这个词，接着是对其本义和在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的简短解释。遇上词有多个意义时，编译者会为不同的意义编制次级词条，以数字标记不同词意。每个次级词条会征引一段文献原文，为这种用法提供佐证。读者可以看到文献名、作者名和年代(即朝代名)。下文是一个词条的节选：
[民主]民之主宰者。旧指帝王或官吏。《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三国志·吴·钟离牧传》：“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51)
从这个词条可以看到一个有据可查的词之历史和一种源于文献学和考据研究的方法论。远的不说，这体现了17世纪、18世纪朴学和实学兴起之后江南文献学方法论的典型模式。
这种朴学方法论曾经在18世纪带来了数代人对新儒家正统经典之真实性的挑战，如今则成为一种批评工具，编译者就是用了这个批评工具来削弱表现在明治语汇中的现代文化霸权。根据艾尔曼的研究，朴学的方法论本是因要追溯儒学经典的最初起源及其延续的谱系的需要而生的，但到头来这个方法论却颠覆了假想的新儒学谱系，并展示了存在于古籍文献中外于“新儒家”范畴的丰富的文化和科学资源。朴学家的传人使用这同一种方法论在20世纪之初来重构或解构现代词汇生成的历史，应该并不是多么意外的事。以“民主”为例，传教士最初用“民主”来翻译英文democracy，以和“君主”统治相对应。这个译法已经是对中英文现有词意的很大误读，显然传教士们把“民主”断章取义地从一个名词加名词的结构(民之主)想象成一个名词加动词的短语(民作主)。而明治词汇不加分辨地继承了传教士的用法，将“民主”变为一个指称“democracy”政体的名词。《辞源》通过揭示“民主”一词词意的历史，揭示了传教士和明治翻译者对汉语表意系统的操纵。事实上，在明治语汇主导中国现代语言之前，梁启超和严复对“democracy”的翻译“群治”，其本义与“democracy”的实质更为接近。《辞源》经过研究而形成的词条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群治”被明治语汇“民主”所取代，并不是现代汉语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反而标志了现代汉语逻辑发展过程的中断和转轨。文献学方法论可以有效地揭示某个词语的历史和已有的翻译的历史是如何因甲午战争的符号效应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它提供了向符号现代性挑战和批评的方式。
如果把目光转向商务印书馆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即对《植物学大辞典》的编纂，便会更具体地看到编译实践与符号现代性的霸权进行斗争的方式。如果说《辞源》是一项重构词语历史的计划，那么《植物学大辞典》作为世纪之交最早出现的科学百科全书中的一部，似乎旨在奠立植物名称的文化史内容。实际上，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貌似世界一统的现代植物学知识体系，从而显示了植物学知识的多中心起源。和《辞源》不同，《植物学大辞典》与植物学这个“现代科学”的特定领域有关。它是一部植物学术语的三语词典，主要包括植物的中文名称、拉丁文名即“学名”以及日文名。词典的编译始于1908年，主编杜亚泉，另有12位中国学者参加了该书的编译。(52)经过长达十年齐心协力的研究，最终的成果令人瞩目。它厚达有1 700页，收入4 170余个词条，除名称外，每个词条还包括对该种植物的简要介绍和定义。此外它还囊括了1 000多幅图片和3个主要索引：西文索引(主要是拉丁文、英文和德文)、日文索引和中文索引。编译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编纂《植物学大辞典》，是因为他们把植物学作为进入符号现代性的关键领域。对植物的系统命名和辨认本身是“植物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区别于一般的植物研究的重要标志。在西方语境中，植物的名称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性，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瑞典人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作为一个神学家，林奈试图用植物研究来展现《创世纪》中上帝的秩序。(53)林奈研究了世界各地的数千种植物，并以拉丁文为它们进行了系统的(重新)命名。根据他的命名法，为了避免混淆，每种植物只能有一个专名，而这个专名是拉丁词形。他进而将植物划分为不同的科和属，每个植物都规定有科和属的合名：“由一个属名词和一个描述性形容词组成，二者都是拉丁文词形。”(54)结果，他的植物分类法以一种从体系和结构上来说非历史、非本地的语言预设了所有的词和科属，不管它们存在与否。所以不通晓整个体系就不能研究任何一种植物。福柯对这一原则有个概括，称人类的命名行为反倒成了“自然”的创造者：“自然只是通过命名的网格才能得到安置”并“只在完全用语言测量时才得以显现”。(55)
19世纪晚期，林奈的创造随着欧洲的扩张和殖民在全球得到制度化，从而成为统一的植物学准则。从1866年到19世纪末，在欧洲城市频频召开的国际植物学大会收到了许多关于以林奈提供的新模式为基础使用拉丁文命名植物的建议。1905年，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数百名代表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会上宣布拉丁命名法和林奈分类法为统一的命名法和分类体系。(56)此刻，地球上的植物已经开始从西方之外的世界各地——包括亚洲、非洲和拉美——被运入欧洲的植物园、博物馆和实验室。(57)收集植物并把它们制成标本是掌握这些植物资源的物理程序，而为这些植物命名和通晓它们——将其体系化并进行讨论——则是关键的象征性文化行为，借此可在欧洲殖民帝国中实现对它们的“占有”。这种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而来的通晓/占有二元复合的知识实践，部分地解释了为何植物学命名法在这个历史关头成为欧洲“统一的”学科标准，也可以解释为何植物的命名如此顺利地从一个神学问题变成了一个科学问题。(58)
尽管欧洲植物学系统宣称了其统一性，别的命名体系和植物知识历史仍在西方以外的世界继续发展。在中国语境中，植物命名与名实一致这样的哲学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对药用、食用、对人体的利害等人本体系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山田庆儿(Yamada Keiji)称《本草纲目》包含了不同性质的分类系统。(59)第一种是上品、中品和下品的人本中心的分类形式，这是由古代植物记录《神农本草经》归纳而来的。《神农本草经》按照对人的益处或害处把所有的植物分了等级。第二种是由各个“部”(或“纲”)体现出来的宇宙论式分类，如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山田庆儿的论述表明，在《本草纲目》中几乎发展到极致的是以对人体的利害为基础的实用分类体系，而非更为抽象的五行宇宙论。这一多元分类实际上包含着一个与林奈体系非常相似的双名体系，不过作为一个多元体系，它使植物研究更具有开放性。从植物名的研究在19世纪中国的发展来看，在《本草纲目》的这种多元分类的基础上，又已经发展出其他的研究内容，如对文化、生活习俗的研究，乃至以描写植物为主题的诗歌。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把对名称和实物的细致考察与散文和诗歌作品放在一起。作者严格遵循了《本草纲目》体现的实用分类，但同时又把植物的药用性扩展到文化、政治和生活等方面。很难在这样一个既植根于实际功用又生发为人文写作的体系和林奈那种人为构建的名称体系之间找到可比之处。
当欧洲科学家所宣称的具有普适性的体系获得方法论上的有效性后，它也起到了建立欧洲现代性对世界其他地区之文化霸权的作用。实际上，这意味着从非欧洲语言地区收集来的植物不能通过其原产地的语言得到辨认，更不能运用原产地已有的文字记录。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植物学大辞典》的序言中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在使用现代命名和西方的分类法之后，植物学这个领域中的中国实践便能够提升级一门“科学”。(60)祈天赐(Gist Gee)，一个身为传教士的植物学家、东吴大学的教师，也认为由于“欧美各国博物院中，所搜集之中国植物标本，亦已不少”，而那里的专家已经开始研究植物群的“体系特征”，留给中国学者去做的就只是“为已知的拉丁名称找到在中国的对应物，并予以颁布”。(61)这种高高在上的念头立刻面临挑战：如何在避免完全丢弃中国实践的前提下，翻译统一的植物学知识。“为拉丁名找到其在中国的对应物”也面临着是否承认在已知的拉丁名体系中找不到的那些对应物，以及如何保存关于这些“对应物”的知识这样的挑战。主编《植物学大辞典》的杜亚泉对这种情况有非常清晰的叙述：
当时吾等编译中小学校教科书，或译自西文，或采诸东籍，遇一西文之植物学名，欲求吾国固有之普通名，辄不可得。常间接求诸东籍，取日本专家考订之汉名而用之。近时日本专家，亦不以考订汉名为重，植物名称，多仅列学名及用假名联缀之和名，不附汉名，故由和名以求相当之汉名，亦非转辗寻求不可。(62)
杜亚泉还说，他和同事本来仅想编一本供编辑者本人查阅方便的辞书。他们本可以采用日本方式，即简单的按拉丁文的发音音译，而略去这些植物的中文名称。这将把西方知识迅速地传播到中国，并去除妨碍中国学生从别的语言中获取信息的技术性阻隔。但出于保存中文名称和与之相关的中文信息这一微不足道的目的，杜亚泉他们选择以较为困难的方式进行翻译。《植物学大辞典》的编译者从对植物名称的“和名”(日文名)和汉名(中文名)的零星搜集入手，开始了比他们预期的漫长得多的研究和探寻。在这段旅途的终点，这本词典为存储在现代植物学霸权体系之外，存留于《本草纲目》和其他中文著作中的植物研究保存了一个有用的索引。
翻开《植物学大辞典》，可以发现编译的词条基本上是考据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像祈天赐希望的那样，仅仅是拉丁名在中国的对应物。在词典中不仅可以查到所列植物的名称——即它的拉丁名、日文名和当时已知的所有中文名——还可以读到按笔画排列的、关于这种植物的一段言简意丰的中文概述。每个条目都提供大约5种信息：(1)这种植物在林奈和安德森分类法中所属的纲、科和属；(2)花的性，这是林奈体系的另一个特征；(3)博物学者根据他们的辨认对外形、颜色和味道的形态学描述；(4)李时珍式的对植物的药用和食用功能的形态学描述；(5)对最早记录这种植物的外形、属性和名称的中文原文非常简要的文献记述，甚至包含很短的引文。下面所举例子就是《植物学大辞典》中一个中等长度的词条，以上开列的特征大部分都在这个词条中有所体现：
肉豆蔻：Myristica fragrans，Houtt..肉豆蔻科，肉豆蔻属。常绿树本，高至三十尺许。叶长椭圆形而尖。花单性。果实为肉果。此植物之果实，在肉质之果皮内，有红色假种皮，假种皮内有种壳，质坚，壳内有仁。其假种皮及仁，有香味，以供调理之用，或有用为消化药及驱风药者。近时东西印度、巴西、喜望峰等处，皆栽培之。名见《开宝本草》。一名“肉果”，一名“迦拘勒”。寇宗奭日：“肉豆蔻，对草豆蔻为名。”(63)
在这个词条中，除去名和科属，依据视觉细节和所选择的局部记录了植物的纲、花的性以及对植物的博物学描述，这在用西方语言或日文写成的植物辞典中显然是典型的。但上面这个词条却多包含了一些只能归结为《本草纲目》传统的特征。例如，在对这种植物生长环境严格的生物学描述之外，词条记录了它生长的地区。它提供了这种植物在食用和药用方面的细节，这些细节在《本草纲目》和别的文本中有记载。它提供了这种植物在中文中的本国名称、记载该植物的文献名以及引文，并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通过这种方式，《植物学大辞典》从以拉丁文形式传播的“统一”植物学体系的“科学”表面下挽救了本草学记载在中文文献中的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在殖民主义扩张之前的积累和流布的历史。
在恢复非欧洲植物知识史的计划中，词条而非“体系”成为《植物学大辞典》编译者关注的中心。换句话说，《植物学大辞典》似乎放弃了现代植物学单一的系统性特征，同时也没有采纳《本草纲目》的多元类型。和日本类似的著作《日本植物图鉴》(1925)相比，这种特殊的偏爱相当明显。《日本植物图鉴》完全是按照植物学科学的分类法组织的，没有任何中文或日文汉字的名称或记述，更不用说非林奈式的分类体系。而商务印书馆的《植物学大辞典》，即便在个别词条中给出了植物的纲和属，却从未使用任何分类体系作为组织词典内容的原则。不过，缺少植物学体系并不意味着《植物学大辞典》就没有秩序。它以字母顺序和笔画数为所有的内容做了索引。这种索引的顺序实际上是一种文献学的顺序或百科全书的顺序。如果在另一种语境中，法国百科全书的字母顺序被发现是对“即定范畴的破坏”，(64)则《植物学大辞典》中的字母顺序和笔画顺序同样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各种分类定义的大摧毁，不管是《本草纲目》的还是林奈和安德森的。应该补充一点，那就是《植物学大辞典》并不仅仅是对霸权体系象征性的“大破坏”，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对受到植物学名称霸权威胁的弱势知识的“大挽救”。这部特殊的百科全书中摆脱了有组织的类目后，分离的词条成为弱势知识、弱势植物利用实践和弱势植物文化史的庇护所，它们在其中保持活力。这些词条提供了制度化的“现代科学”和“传统科学”之外的另一种非体系非制度的知识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植物的中文名称不仅标志着植物研究的“中国”历史，还记录着中国与其他地区长期的文化交流。仍以肉豆蔻词条为例。这个词条表明，这种植物的中文名称实际上来自多种语言。肉豆蔻的另一个名称迦拘勒(肉豆蔻的种子名)，是对这种植物中亚名称的音译。在《本草纲目》收录这种植物之前，《神农本草经》里曾有关于它的记载。实际上自从有了海路商贸，这个名称就流传于中国了。(65)在另一个词条中，Psoralea corylifolia这种植物的中文名“补骨脂”和它的俗称“破故纸”或“破故子”也是同一个中亚专用名词的不同音译。正像蔡景峰发现的那样，《本草纲目》中至少有60种左右的植物名称是中亚、欧洲、阿拉伯和印度语言的音译。(66)《植物学大辞典》为这些专名的文化和历史来源提供了文献证明，并收录了这部较早的文献所记载的名称。通过这样的工作，《植物学大辞典》将自身置于西方植物科学与中国、中东、印度等地知识分支的交叉之处。编译在这里成为将单一现代性重译为弱势文化多元历史的事业。如果说《日本植物图鉴》背后的知识社会通过翻译的实践来认同于西方世界乃至变成其中的一员，那么《植物学大辞典》的读者群体则会看到一门知识背后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多中心、多重历史维度的交错。这种多中心的、多历史的交错正是20世纪初上海都市文化的特征。
四、结语
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历史呈现给我们一种不能完全以“文化工业”的范例去理解的出版史。这里，编译的文献学工作实现了一种文化政治，它实际上抗衡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产业对中国古籍(或关于中国古籍的知识)的生产。我认为，商务印书馆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观察出版事业在一种非资本文化史中的演变和延续。在这一历史中，学术积累、文人技能、家学渊源具有同样有力的文化政治意蕴。借助商务印书馆和其他出版社所出版的语言工具书、教科书、百科全书词典和多种语言的科技辞典，上海的城市学术群体在20世纪初对舶来的现代符号进行重译、重编和反译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通过这种重译或反译，使书籍得以传播和流通，而考证学的方法论在建构更新“科学”知识的同时，使知识以多元流通的方式向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的“普适”知识系统提出了挑战。在这个时期的上海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任务与明治维新的任务并不相同。更确切地说，这个主导任务并不是西化，而是以文献学的方法论和编译的实践应对和梳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性。这个文化任务带来的实践使上海从太平天国时期的避难所转变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城市文化的摇篮。直到1917年后，在《东方杂志》和以《新青年》为旗帜、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的一批更为年轻的、自诩激进的学生知识分子发生论战之后，这些编译者才开始担上了“保守”的恶名。(67)更明确地说，直到20年代中期，在“行动派学者”自愿地把商务印书馆的领导权让贤给了以胡适和王云五等有留洋经历的、更“新”的精英集团之后，商务印书馆更具创造性的早期历史才告一段落。
注释：
①关于明治人借用中文字体翻译西方现代观念已有不少研究。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见David Der-wei Wang.Fin-de-siè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冯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张榆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140—183页；樽本照雄编撰：《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③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0-145.
④Dipesh Chakrabarty.Provint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⑤庄俞：《最近三十五年来的商务印书馆》，见庄俞等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6—47页；樽本照雄：《金港堂、商务印书馆与绣像小说》，《清末小说研究》1979年第31期，第300—339页。
⑥拙作：《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学人》1996年第9期，第357—380页。
⑦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2—124页。一说认为鲍父在儿子们成人之后才去世，见长洲：《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股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42—655页。
⑧关于清心学堂的建立，见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上海清心学堂滥觞记》，《清心两级中学校七十周年纪念集》，上海，1910年。这里提供的夏瑞芳和商务印书馆其他创办者的资料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8页；《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20页。
⑨最初的3 750元从8个人募得，被分成7股半。参见高翰卿：《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13页。
⑩据高翰卿《本馆创业史》介绍，印书馆创办者中的夏瑞芳弄到了低价纸张，使他们得以印制比竞争者的木版印本便宜得多的《通鉴辑览》。这种百科全书的木版印本值价10元到20元，而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则不到3元。商务印书馆卖出约10 000部。
(11)《外交报》由蔡元培、杜亚泉、张元济和温宗尧等人于1902年创办。这份报纸最初由杜亚泉开设的普通学书室发行。1903年3月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参见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9—43页。
(12)关于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之间的合作，更详细的资料见中村忠行：《见证：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合作》，《清末小说》1989年第12期，第51—64页。
(13)据高翰卿《本馆创业史》中的回忆，负责经营的重要职位都由华人担任，日方只设监察一人。商务印书馆接受了日本技师在一些技术上的监督和训练，直到1914年合作结束。
(14)准确的广告措辞是“英汉学校用书，特此重印，附中文全译，印度基督教文学会系列学校用书之一”。《清末小说》1993年第16号，第13页。
(15)参见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38—145页。
(16)引自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9年。
(17)申报馆和教会书馆曾经聘请一两位前翰林学者(申报请的是蔡尔康，墨海书馆请的是王韬和李善兰)负责校对和古籍的编辑。官方出版社的翻译机构通常有数位学者，江南制造局和南洋公学都是如此。关于申报业主亲自参与编辑计划的可能性，见Rudolf Wagner.The Role of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China Quarterly,142 (June 1995),pp.423 -443; Natascha Vittinghoff.How to Establish A Chinese Newspaper:Strategies and Models of Publishing Houses in the Formative Stage of the Chinese Press (1872-1882),In Rudolf G.Wagner ed.,Studi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Public Sphere in China,Vol.1.
(18)艾尔曼早已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的文献学者，包括考据研究的今文学派，不仅仅是学术团体，还是政治团体。这两种取向即文本研究的特殊技能和政治参与的联合，在20世纪的变动中大为明显。
(19)艾尔曼对于常州今文学派的研究，把学术和政治的关系解释得更为具体，其中今文学派的著名人物庄大久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员有家传和嫡亲关系。见Benjamin Elman.Classicism,Politics,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20)参见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7页。张元济的九世祖张君常(1655年进士)因上疏批评明朝皇帝而闻名。他被迫早早告老还乡，阅读他那吸引了许多文人的大量藏书而打发时光。
(21)张元济跟一个家庭教师学习了英语。据茅盾在《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中回忆，在商务印书馆，他和同在印书馆工作的广东文人邝福灼用英语交换意见，因为他们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40—197页。
(22)感谢本雅明·艾尔曼提醒注意这一点，并给我提供了关于庄家世系的文献《毘陵庄氏族谱》。
(23)庄适：《庄俞家传》，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73—75页。
(24)袁翰清：《自学有成的科学编译者杜亚泉先生》，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83—87页。
(25)《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6页。
(26)庄俞：《谈谈我馆编译教科书的变迁》，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62—72页。
(27)钱穆在年幼时曾就读于这所学校，据他称，俞复和丁宝书编写的教科书事实上非常实用，也易于理解。参见《八十忆双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8—25页。
(28)参见张树年：《张元济年谱》，第48页。
(29)高翰卿：《本馆创业史》，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13页。
(30)樽本照雄：《金港堂、商务印书馆与绣像小说》，《清末小说研究》1979年第31期，第300—339页。
(31)参见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138—145页。
(32)庄俞：《谈谈编辑小学教科书的变迁》，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62—72页。
(33)这套教科书分为(1)国文，10册；(2)格致，3册；(3)笔算，4册；(4)修身，10册；(5)数学，6册；(6)珠算，2册。
(34)全部课程包括(1)国文，张元济等编，8册；(2)历史，姚祖晋编，4册；(3)地理，庄俞编，4册；(4)理科，4册；(5)数学，3册；(6)珠算，4册；(7)修身，4册；(8)农学，4册；(9)商学，4册。
(35)学部编：《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定书目》，北京(出版社不详)，1906年。
(36)李泽彰：《三十五年来的中国出版业》，见庄俞等编：《最近三十五年来的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259—278页。文明书局贡献了30余种，其余则来自5个以上别的出版社。
(37)参见张元济：《致缪荃孙》，见《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页。
(38)关于这一点，见James Hevia.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39)James Hevia.Looting Beijing,1860,1900.Token of Exchange:the Problem of Trna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Edited by Lydia Liu,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92-213.
(40)张树年：《张元济年谱》，第60页。当时夏瑞芳开价8万购买这些藏书，这已经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二。
(41)James Hevia.Looting Beijing,1860,1900.Token of Exchange:the Problem of Trna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Edited by Lydia Liu,pp.75-148.
(42)参见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年。
(43)参见张树年：《张元济年谱》，第53页。
(44)参见张元济：《东方图书馆开馆缘起》，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1—22页。
(45)参见东方图书馆编：《东方图书馆志路》，上海(出版社不详)，1935年。
(46)参见王云五编：《商务印书馆大事年表》，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02—103页。
(47)参见瞿凤起：《铁琴铜剑楼与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24—327页。
(48)参见王云五编：《商务印书馆大事年表》，第98—104页。
(49)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0)陆尔奎：《辞源说路》，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58—162页。
(51)《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703页。
(52)根据姓氏笔画数列出这些编者：孔庆莱、吴德亮、李祥麟、杜就田(杜亚泉的侄子)、周越然、周藩、陈学郢、莫叔略、许家庆、黄以仁(植物学博士)、凌昌焕、严保诚。
(53)Sten Lindroth,Gunnar Eriksson.Linnaeus,the Man and His Work,Edited by Tore Fr
ngsmy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3,pp.1-62,pp.63-109.
(54)D.Gledhill.The Names of Pla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11.
(55)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0,p.160.
(56)有关描述见Briquet,John Isaac.International Rules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es of Vienna,1905,and Brussels,1910.Rev.by the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of Cambridge,1930.S.n.:Jena,Fischer,1935。
(57)见Lucile Brockway.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9)以及更少批评自觉的E.Bretschneider(1833-1901).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Reprint of 1898 edition.Leipzig,Zentral-Antiquaria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1962。
(58)有人指出，这种对所有的植物而非个别植物进行研究并将其分门别类的观念，更多地是直接符合着一种达尔文世界观而非殖民主义世界观。但以殖民地国家和文化的观点看来，在压制愤愤不平的文化或殖民地文化方面，达尔文世界观和殖民主义是联手的。
(59)Yamada Keiji.Higashi Ajia no honzo to hakubutsugaku no sekai,The world of botany and the concept of cosmology.Kyoto:Kokusai Nihon Bunka Kenkyu Senta,1995,pp.3-42.
(60)参见蔡元培：《序》，见《植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2页(此书每序自有页码)。
(61)Gist Gee.Preface，《植物学大辞典》，第1—2页。
(62)杜亚泉：《序》，见《植物学大辞典》，第1—2页。
(63)《植物学大辞典》，第413页。这里的《开宝本草》指《神农本草经》。迦拘勒是中亚匈奴语的音译。寇宗奭是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学者的名字。
(64)这里借用了Robert Darnton在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1984)中对法国文化史中的百科全书的出现所做的著名分析来说明用字母和笔画顺序对现代植物学分类法的颠覆。
(65)参见胡国臣等著：《本草纲目通释》，北京：学苑出版社，1992年，第670页。
(66)参见蔡景峰：《本草纲目中的医学交流》，见中国药学史学会编：《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武汉：湖北出版社，1985年，第200—224页。
(67)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胡志德：《余波：1910年代中国文化论战》，《今天》1999年第2期，第261—278页。相信他的新著Bringing the World Home: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会对此有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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