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汉语比较修辞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辞学是研究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修辞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便形成不同类型的修辞学体系，如描写修辞学、生成修辞学、信息修辞学、模糊修辞学、统计修辞学、比较修辞学等等。古汉语比较修辞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古汉语修辞现象而建立起来的修辞学门类。
语言中丰富多采的同义现象，为比较修辞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俗话说，“一句话，百样说。”同样一个意思，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古汉语中表达“攻打”的意思，就有“伐、侵、袭、击、攻、取”等多种词语形式。同样表达“有奔马践死一犬”的意义，则出现了“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有犬死奔马之下”“有奔马毙犬于道”“有犬臥通衢， 逸马蹄而死之”“逸马杀犬于道”等多种句子形式。这些同中有异，大同小异的言语形式，修辞学上称为同义形式（或同义结构、同义手段）。在汉语中，这种同义形式大量在存在着。有语言体系中的同义形式，如语音同义，词语同义、语法同义等，这是语言体系中固定的同义形式；也有言语表达中的同义形式，如指称同义、描述同义、联想同义等，这是在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产生的同义关系，是灵活的同义形2式。例如古汉语中关于“死”的表达方式有数十种之多，“薨、殁、殂、卒、故、亡、死”等是语言体系中的词汇同义形式，而《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山陵崩”“填沟壑”则是言语表达中的描述同义形式。修辞是选择各种语言形式和手段以最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言语现象。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形式的选择。作者根据题旨情境的需要，从众多的同义形式中选取最恰当的形式来传情达意，以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这种选择贯穿于整个修辞过程之中，只不过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有的一次选定，有的则多次推敲而定。从众多的古汉语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表达相同的意思，不同的作者由于言语修养、言语审美观和所处的时代等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同一作者由于先后认识的差异、修辞目的和言语环境的变化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古籍中的这种同义修辞现象丰富多样、异彩纷呈，是我们研究古汉语比较修辞的重要材料和客观基础。
当然，我们说同义修辞现象是古汉语比较修辞的主要研究对象，这并不意味是唯一的对象。事实上，同义形式以外的，具有可比较性的修辞现象，都应纳入比较修辞的视野。而这也是十分丰富的。这种可比较性，是指两种言语现象之间必须有同有异。有同，比较才有可能；有异，比较才有意义。
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古汉语修辞现象，前人已作过不少探索。先秦两汉解释经书的著述如《公羊传》《谷梁传》和《春秋繁露》等书中，即已透露出比较修辞的端倪。宋代陈骙的《文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修辞学专著。作者已较为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修辞现象。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把《左传》《国语》《论语》《仪礼》《礼记》和《史记》等书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以阐明修辞上的优劣得失。这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是极为可贵的探索。近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张文治的《古书修辞例》等著作中，都曾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修辞现象，为我们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研究古汉语比较修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用上看，都有其重要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看，有利于拓宽古汉语修辞研究的视野，全面揭示古汉语修辞规律，建立科学的汉语修辞学体系。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运用任何一种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科学地揭示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帮助人们有效掌握运用这些规律。但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各有其长处，亦有其短处。因而要全面认识研究对象，必须进行多角度多方法的研究。在语言研究的领域中，相比之下，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在方法上比较单一，比较封闭，显示不出活力。近年来，一些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把信息理论，模糊理论和同义学说等新的方法论引入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这是可喜的。亦足见方法的变换与革新对于修辞研究的重要性。同义修辞现象的客观性存在，古人的探索和今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比较的方法对于汉语修辞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比较有助于观察事物矛盾的不同方面，可以突出事物的特点，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全面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古汉语修辞现象，能为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开辟一个新天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窥视古人修辞的奥秘，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古汉语中各种修辞现象、修辞手段的本质特征及其使用规律。
从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以往的研究者多把目光集中在积极修辞方面，数十个辞格一列，便算是古汉语修辞的全部内容，即使注意到消极修辞方面，也多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这自然与作者的修辞观有关，但单一的研究方法的限制，亦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消极修辞是言语中大量存在的最基本的修辞现象，必须化大力气去研究。而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同义修辞现象，不仅使积极修辞的研究有了新的角度，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引入了消极修辞研究的广阔领域。另外，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较为注重功能语体风格和作家语言风格的分析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在古汉语修辞学中，此项研究成果甚微，有待于我们去垦荒。而古汉语比较修辞在这方面正可以有所作为。通过比较，能使不同语体、不同作家作品的言语风格特点得到充分的展示。可见，研究古汉语比较修辞，能进一步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研究范围，使传统修辞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古汉语修辞的研究更为全面、更为科学。
其次，从实用方面来看，研究和学习古汉语比较修辞，掌握它的理论、方法、规律和规则，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古籍的理解和欣赏水平，使我们准确领会古人运用语言提高表达效果的匠心，科学在分析、恰当地评价古代作品修辞的优劣。另外，古汉语比较修辞的实用价值还体现在对古籍的校勘和训诂方面。校勘、训诂之法多种多样，而比较修辞上的优劣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纷繁复杂的，修辞亦不例外。把丰富多彩的古汉语修辞现象纳入比较的框架来进行研究，并建立起来全面科学的古汉语修辞学新体系，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这里仅就我们的研究谈几点看法。
一 异文比较与变换比较相结合
异文比较是指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同中有异的现成的语言现象集中在一起加以比较。古籍中可供比较的异文现象大量存在，首先需要我们做广泛的材料搜集工作。
1、原文与改笔的比较
古人遣词用语非常讲究推敲锤炼。“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何《春渚纪闻》）有人说白居易作诗，“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殊与初作不侔也。”（诗人玉屑》）而欧阳修作文，则“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吕本中《童蒙诗训》）。不仅作者自己修改，而且互相修改的风气亦甚浓。这种改笔，许多被“文论”“诗话”“词话”“笔记”等记载下来。如宋洪迈《容斋续笔》记载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改笔便是显例。这些记载，是我们比较研究的重要资源。
2、不同的书中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的比较
相同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的书中，这在古籍中并不少见。如《史记》中采用《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诸子的语料；《汉书》中采用《史记》的语料；《晋书》中采用《世说新语》等的语料；《新唐书》《新五代史》分别采用《旧唐书》《旧五代史》的语料，等等。后出者并非机械地转抄前人的著述，而往往在语言上有所调整，有所修饰。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而《汉书》则作：“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候。”如此等等。这是极为丰富的比较材料。
3、不同版本言语差异的比较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多番传抄刻写，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版本之间，或因错漏、或因刻者有意改窜，往往会形成言语表达上的差异。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由于版本不同，就有许多语言差异。其中“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句，有的作“乱石崩云，惊涛掠岸”，有的作“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句，有的作“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有的作“人生如寄，一尊还酹江月”。这类异文，也是我们应重视的比较材料。
4 原文与引文或仿句的比较
古人在修辞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思想或情感，常常引用或仿化前人的语句，为我服务。这种引用或仿化多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在言语形式上往往有一定差异。如《晏子·杂篇下》云：“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而在《汉书·韩信传》中则引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隋炀帝《短句》：“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秦观《满庭芳》仿此作：“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类异文同样是比较的好材料。
变换比较是指把特定的修辞形式临时变为另一同义语言形式再与原文进行比较。如《列子·汤问》中“甚矣，汝之不惠。”一句，我们可以把它变换作“汝之不惠甚矣”，再与原句作比较。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主谓变式句在语气上显然强于常式句，而作者选用变式句，旨在突出河曲智叟对愚公挖山行为的不可理解。
变换比较，在先秦解说经书的著述中就有较多的使用，值得我们借鉴。其具体做法，主要有如下四种：
1、增体。在原文上增加词语或句子成分再进行比较分析。 如《公羊传·僖公十七年》：“夏，灭项。熟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恒公讳也。”此例在《春秋》原文上补出主语，然后阐明原文省略主语的修辞用意。
2、删简。在原文上删除词语或句子成分再进行比较分析。 如《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师。归之于者何？归于者何？归之于者，罪已定矣；归于者，罪未定也……归之于者，执之于天子之侧者也，罪定不定可知矣。归于者，非执之于天子之侧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这里在《春秋》原文上删去代词“之”，再通过比较，分析两者的差异。当然，此例的分析是否成立须再斟酌，但在方法上仍给我们以启示。
3、移位。改变原文词语、句子成分或分句的次序， 再进行比较分析。如《谷梁传·庄公十七年》：“夏，齐人歼于遂。歼者，尽也。然何为不言遂人尽齐人也？无遂之辞也。无遂则何为言遂？其犹存遂也。”改变“齐人歼于遂”的语序再作比较，指出《春秋》原文不把“遂”安排在主语位置的修辞目的。
4、改换。用意义相近的词语替换原文再作比较分析。 如《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刺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刺之？内讳杀大夫，谓之刺之也。”通过改换比较，指出《春秋》不用“杀”而用“刺”的微言大义。
总上所述，异文比较真实可靠，说服力强，但取材较难；变换比较取材方便，运用灵活，然真实度稍弱，且对研究者的文言素养有较高的要求。两者结合运用，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二 内部比较与外部比较相结合
修辞是运用语言内部手段适应外部语境以实现最佳表达效果的一种言语活动。因而任何一种修辞现象都关涉到内外两个方面。我们分析修辞现象，首先应该重视内部分析，即对用以提高表达效果的各种语言（文）材料与手段的分析，但也不能忽视外部分析，即对各种语境因素如交际目的、交际场合、交际时间、典型参与者、言语上下文等的分析。研究古汉语比较修辞，自然也应注意这一点。
修辞现象的内外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过，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可以有所侧重，如着眼点在内部，可以分析比较各种2言语形式与手段的功能特点及其对于各种外部因素的适应关系；如着眼点在外部，则可以分析比较各种外部语境因素对语言形式、言语手段的选择与制约作用。
先看内部比较
1、语音比较。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在修辞过程中， 语音的选择与组合直接影响到语言的表达效果。语音修辞的因素有多方面，如音节的多少、节奏的快慢、音响的轻重、声调的抑扬、音韵的安排等等，对于这些，我们均可进行比较研究。如《孔子家语》云：“吾闻君子遗人以财，不若善言。”此句《说苑》作：“吾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不若善言”中省去介词“以”，而“不若以言”中则不省，其目的都是为了凑足四音节，使之更为谐调上口。
2、词语比较。词语的选择与加工是修辞的基础， 因而也是修辞研究的重点内容。词语比较的范围很广，各种词语修辞的现象均可纳入比较的视野，然尤应重点关注的，还是言语表达中丰富多采的词语同义现象。“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的差异，正表现在同义词语的选用上。
3、句式比较。汉语的句式灵活多样， 同一内容可以选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如长句与短句、整句与散句、松句与紧句、常式句与变式句、完全句与省略句、合述句与分述句、直陈句与反诘句、主动句与被动句、肯定句与否定句等等。通过比较，可以揭示不同句式的特点、功能与表达效果。如《旧唐书·萧铣传》：“景珍溃围而走，为其麾下所杀。”此句《新唐书》改作：“景珍溃而走，麾下杀之。”《旧唐书》第二分句选用被动式，旨在突出“景珍”的被动性，从句法上看，两个分句主语相同，叙述方向一致，结构较为紧凑。《新唐书》把第二分句改为主动句，以“麾下”作主语，旨在突出“麾下”的主动性。由于改变了叙述的方向，在句法结构上不如《旧唐书》紧凑。
4、辞格比较。辞格一直为传统修辞学的研究重点。 古汉语中的修辞格已概括出数十个之多，为我们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辞格与辞格的比较，如，同是写愁之多，秦观《千秋岁》：“落红万点愁如海。”用的是比喻；李清照的《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用的是比拟。两者都把“愁”具体化、形象化，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与想象，从中获得美感。但比喻出现喻体，而比拟不出现拟体，在形象的可感性上又有细微的差别。辞格内部的比较，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这用的是明喻。《尹子·处道》：“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则水方，盂圜则水圜。”则用的是暗喻。由于喻式不的不同，在“隐”与“显”上，或者说在本体和喻体的融合度上，亦略有差异。辞格与非辞格的比较，如《说苑》卷十二：“唐且曰：‘大王亦常见夫布衣韦带之士怒乎？’秦王田：‘布衣韦带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头颡地耳，何难知者？’”这段话中两处“布衣韦带之士怒”在《战国策·魏策》中均作“布衣之怒”。前者直言，后者以“布衣”这一富有特征的事物来指称。这是借代手法的运用，具有形象而简洁的效果。
再看外部比较
修辞现象的外部关系十分复杂，这里仅粗略地作些说明。
1、言辞语境的比较。言辞语境即指上下文。 言语形式的特定含义往往是由特定的上下文决定的。陈望道先生曾指出：“往往将一个辞，换了它的上下文，就可以换出一种辞趣。”他举“风流”与“荡荡”为例，分别三易上下文环境，以比较其语义变化，说明不同的上下文对言语形式的“包晕”作用，制约作用。为我们的比较研究作了示范。
言辞语境对于言语形式还具有选择性，如一定的上文，要求下文在词语、句式和修辞手段上作相应的选择等。这也可以通过变换比较来认识的。例如《孙子·谋攻》：“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之。”这一语段互为上下文，形成一个整体。从叙述的方向看，遵循由大到小的规则排列。这样，“国”之后，要求只能选择“军”，“军”之后，只能选择“旅”……，若把“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或“全旅为上，破旅次之”等移至“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之前，或“全伍为上，破伍次之”之后，便破坏了叙述的方向性。从叙述的角度看，每个分句的结构一样，要求后续句只能选择前句选定的句式。若把“破国次之”改为“次为破国”或“破国为其次”，便破坏了句法结构的一致性。
2、言辞外语境的比较。言辞外语境是指言语对象、时间、地点、场合、话题、典型参与者、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诸方面的言语外在因素。言辞外语境对言语形式与手段同样具有选择和制约作用，而且更具有复杂性，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影响言语的表达。同一个意思，由于言语对象、言语场合、言语时间、言语主体、自然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达；而相同的言语形式也会因上述诸方面的因素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含义，获得不同的效果。比较分析这些言语外在因素的差别，对于我们揭示古人修辞的奥秘无疑是有益的。
言辞外语境对言语形式与手段的选择作用十分明显，勿需赘述。这里仅就其制约作用举例作些分析。《诗经·小雅·车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昏，以慰我心。”这里写一位男子新婚后的欢乐心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说主人公仰望高山，迈步大道，以表现其内心的喜悦。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则云：“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这里，两句诗所使用的环境如言语主体、言语对象、言语目的以及话题等均发生了变化，诗句由此产生了喻体的功能，借以比喻孔圣人道德崇高、行为正大，表达作者的景仰之意。比较之下，足可见出言辞外语境对言语形式的制约性之大。
修辞现象的内外关系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内外分别比较，只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而把两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无论着眼哪一方面，我们都必须兼顾到另一方面。如只注意作者选用了什么手段，而不顾及这手段对于语境的适应关系，分析就不全面，不深刻；相反，如只在语境因素上兜圈子，而不落实到言语形式与手段上，分析也就失去了意义。两者结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三 共时比较与历史比较相结合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语言研究共时与历时的学说，推动了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如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等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修辞学的研究同样具有指定导意义，应当引起修辞学界的广泛重视。古汉语是一个历时的概念。若从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算起，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建构的系统，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古汉语修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的修辞观念、修辞形式、修辞手段、修辞材料等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要深刻认识古汉语修辞的本质，既要加强共时的研究，也要重视历时的探讨。因此，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相结合，也是古汉语比较修辞学应有的思路。
共时比较，是指确定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言语作品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以阐明其修辞规律的研究方式。这是研究的主体和基础。我们可以把古汉语分为若干时期，如先秦、两汉、魏晋、唐宋等，一般地说，确定哪一个时期作为共时的研究对象都未尝不可。不过，我们知道，狭义的古代汉语，实际上是指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上古汉语书面及其后代模仿它写作而形成的文献语言。也就是说，古汉语的基础是先秦的文学语言。而留传至今的先秦文献以战国时代两百多年间的著作居多，如《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籍，都是古代文学语言的典范。在研究之初，我们把这一时期作为共时研究的重点对象，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当然也可兼及其它时代。共时比较需要涉及修辞现象的各个方面，尽可能做到周全细致，使一个时代的修辞面貌得到全面深刻的反映，上文所述内外结合的方法可作为共时比较的基本方法。
历时比较，是指以不同时期的言语作品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修辞现象、修辞规律的发展变化，旨在揭示不同时期修辞现象、修辞规律的异同，并阐明其发展轨迹的研究方式。历时比较的角度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而以下两种是基本的，行之有效的。
一是以言语作品为出发点，比较两个不同时期的修辞现象的差异。如我们探究先秦和两汉在修辞上的差异，可以分别以两个时代具有可比性的代表作品进行比较。汉代《史记》《汉书》等史书，《说苑》《新序》等类编，都引用或纂辑了大量的先秦典籍中的史事材料，并都作过有意识的加工。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修辞差异。
二是以某一特定的修辞方式或手段为出发点，比较它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古汉语的修辞方式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往往随着社会变革、语言运用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着。或从无到有，或从简到繁，或从合到分，或从兴到衰等等。通过比较可以理清其变化的轨迹，揭示其发展规律。如比喻这一修辞方式，在殷代的《盘庚》中就已出现，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不过殷商时的比喻，形式还较为简单，常用的形式是明喻。但由于社会变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为适应文学创造形象表现生活的需要，比喻这一修辞手法迅速得到发展。到了《诗经》中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不仅有明喻、暗喻、借喻，还出现了博喻、引喻、反喻等；不仅有词句的比喻，还出现了篇章的比较，其使用频率也大大增加了。在先秦的其他典籍中也大量使用，而且多有创新，陈骙《文则》研究先秦诸子和史传的主要典籍，博采约论，已概括了“比喻十法”。以后历代，喻式继续不断丰富和发展。不过，我们还注意到喻式亦有衰减的情况。如商周时期常用一种明喻的变式，《尚书·洪范》中有“时雨若”“时风若”的说法，实际上这是“若时雨”“若时风”的倒置；《易经》中的“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出涕沱若”，也同样是“乘马如班，泣血如涟”和“出涕若沱”的倒置。这种比喻形式在《诗经》中也偶有出现，但已不多见。之后的文献中就很少使用了。这种喻式的出现，盖因押韵所致。考察倒句出现的语境，“若”“如”多为韵脚。其衰变，一方面由于“其臭如兰”（《易经》）“贲若草木”（《尚书》）的喻式发展为正统规范的明喻，为其所取代；另一方面则与词义的发展有关，“若”“如”由比喻词虚化为语缀，表示“……的样子”，尽管仍带有比喻性质，但已不属原来的喻式了。修辞方式的历时比较，虽然难度较大，但非常有意义，有必要化大力气去做。
目前，对于古汉语修辞的研究大多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静止的客体进行泛时的描写，我们认为，着眼于其共性，这种研究是可行的，这也应是古汉语比较修辞学研究的方式之一。不过，要把研究引向深入，必须重视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进行探讨。而这正是目前所缺乏的。
古汉语比较修辞学的研究，除了以上论述的三个主要方面外，还应注意微观比较与宏观比较相结合，单一比较与综合比较相结合。语体、风格、篇章的比较即属宏观的、综合的比较。以语体而论，它是由特定的言语形式和修辞手段所构成的言语特点的综合体系。语体的形成，涉及修辞现象的各个方面。因此，不同的语体的比较须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例如：
（1.1）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固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史记·李将军列传》）
（1.2）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
这里写的显然是同一件事，但分属不同的语体。（1.1 ）是散言体中的史传体，（1.2）是韵文体中的格律体。 两者在语言表达的各个方面均有差异。在语音上，（1.1）顺乎语言的自然节奏， 没有使用特殊的语音技巧，（1.2）则讲究音韵和谐，平仄交错，节奏鲜明； 在用词上，（1.1）虚实结合，不避重复，自然疏放，舒徐有致，（1.2）则以实词为主，浓缩凝炼，言简意丰；在句法上，（1.1）长短交错， 不求对称，随意选择，灵活自如，（1.2）则限定五言四句， 要求整齐一致；在辞格运用上，（1.1）没有使用任何辞格，用语平实，（1.2）则兼用对偶，映衬和借代等辞格，用语生动；在表现手法上，（1.1 ）运用叙述法，注重写实，追求连贯顺畅，（1.2）则叙描结合， 既写实又写意，语句跳脱，富于变化。不作综合的整体比较，就不能全面认清两种不同语体的差异。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地发展对古汉语比较修辞的研究，为建立起全面科学的古汉语比较修辞学新体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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