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女性学与女性主义人才的培养——以课程为中心的本土研究与实践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论文,性学论文,平等论文,性别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838(2013)01-0082-06
源于第二波妇女运动诞生的women's studies，既是妇女运动的延续，又是一场在知识生产和传播、培养系统中的运动和革命，上世纪80年代末women's studies传到中国，其有“女性学”、“妇女学”、“妇女研究”、“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等不同名谓。不同名谓下的运作也很复杂，有的标明以“妇女”作为研究对象；有的声称为“性别研究”；有的宣称是将性别作为一种“视角”；有的是将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作为跨学科与多学科的新兴学科……不一而足。这里用“女性学”是为了与目前国内本科导论性课程和教材的用法保持一致。
在中国高等教育与女子院校妇女学的实践中，不是所有研究和讲授妇女与性别的都是女性主义的，也有非女性主义的，如标榜是“纯学术”的“学院派”；也有完全违背女性主义借高校之名高收费培养“淑女”、“名媛”的学堂，其公开标榜以“培养新贵内眷或女新贵”为旨归，这与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女性学，以及旨在培养为妇女赋权而又能为更多妇女赋权的女性主义人才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以同样标榜“女性学”的教育，不一定都培养女性主义人才，因此，不是所有的女性教育都为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目标服务。
总之，无论是研究、课程，还是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女性主义的女性学应是推动社会积极变革和人类自身进步的伟大实践的利器，而教育实践的女性主义人才培养才是最核心的任务。因此，“女性主义人才”不是世俗认为的“成功”、有钱、有权、高高在上的“女精英”的“女性人才”，更不是只在书斋和高校培养出来的“女学究”，女性主义人才应该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投入社会实践、深入人民大众特别是妇女群体，一起推动社会积极变革、争取更公平正义的新世界的践行者。该文不用“女性人才”而用“女性主义人才”，就是为了彰显女性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认同女性主义理念并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的人才，且不局限于“女性”的身份。
一、概述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女性学以来的近30年，在女性主义学术(以研究为代表)、教育(以课程教学为代表)、行动(以推动立法政策和发展项目为代表)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如果从改进反省的角度看，理想的跨界女性主义在学术与行动领域仍存在着割裂的现象——研究基本在高校和社科系统，人才培养主要在高校，行动家在公民社会(NGO)，政策倡导主要以妇联系统和党校为主。探讨造成如此局面的结构性原因是必要的，但高校系统的学术女性主义需要反思的是：在校内开设的课程中是否对已有的知识建构、传承具有足够的女性主义的批判意识和能力？是否为培养学生具有推动改变社会的知识、能力和精神提供足够的知识与能力的营养？有没有有效培养女性主义人才的机制与场所？现有的培养机制、内容与方法存在什么问题？如果需要弥补与改进的话应该怎样做？……尽管女性主义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女性主义学者群体更不是个体能够解决的，但是，提出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仅在从高校的课程开设的角度做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思考与建议。
女性学在中国已经走过近30年的历程②，然而，至今在高校女性学人才培养的战略尚未被有关部门提到议事日程，由学者个人在高校进行的学科与课程设置推动并没有成型，更遑论形成系统。制度障碍是重要原因，集中表现在作为新兴跨学科的妇女学在高等教育并未进入主流，如在学科设置中没有招收本科生的一级学科(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建立、招生是唯一也是特例)，在研究生培养系统中作为学科学位序列仍处在三级学科地位。下面仅从课程设置与开设的回顾谈起。
二、课程、教材与师资
(一)本科教育
高校女性主义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课程教学。我国普通高校女性学课程开设比较晚，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停滞不前。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全国上千所大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大学开设女性学课程，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课没有中断，但一直是对本科生开设，直到1990年代末北京大学才有了研究生课程。女性学本科层面的选修课③，也多属于意识提升④和知识传授普及的专题讲座和公选课。即使具有女性主义学术训练的教师开设的“导论性”的“女性学”或“妇女学”课程，一般也只从概念性知识和个人经验入手分专题(如婚姻家庭、就业、健康、心理等)讲授，这对本科生的人生成长很重要，但从知识系统来说就显得支离破碎。
当时也没有女性学教材，都是授课教师自设大纲自编教材，授课模式以联合授课为多。女性研究的出版物奇缺，可供阅读的资料很少。直到2000年初，本科层面的女性(妇女)学的教材出版，知识的系统化才有了进步⑤。但把导论式的教材运用起来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有些困难，越“概”越“导”越抽象，越让人摸不着头脑，倒是经验层面和案例式、讨论式的教学更受欢迎。然而后者又可能导致学生所获知识的碎片化，零散无章、缺乏理论系统的感性案例可能会降低学生举一反三的分析与应用能力。另外，在本科课程中，因为多是面对全校开设的公选课，这类课程中开展文献阅读和课堂讨论，显然难度颇大，因此进行女性主义学理、方法的系统训练还是比较困难的。尽管这样，高校的女性学选修课还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直到目前，各校在教材、教法上仍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并没有统一的全国性教材。事实上，在国外的女性学教育中，也鲜见统编的教材，常见的只是教师的大纲与读本而已。这里，关键是课程设计、读物与教学法的研讨考量。
(二)研究生教育
最近10年，研究生课程教育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需求、教师和学生的兴趣推动了这一进程。那些已获研究生学位导师资格的教授开始在本专业领域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女学生也踊跃报考选课。但是，中国女性学发展时间短，教师多未受过女性主义学术训练，而是因兴趣机缘跨转过来搞女性与性别研究的，没有形成学术氛围，课程不完备；更有的只是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而并不授课。据了解，有的学校女性学招生爆满而师资严重匮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瓶颈。如西南一所师范大学每年招收数10名女性教育方向的硕士生，但讲授女性与性别课程的老师奇缺，一位教“女性与性别导论”的教师诉说教学的困惑——自己对教学内容还不能自圆其说，怎能指导学生学习，于是不得不放弃该课程。目前国内能提供较完整的课程的学校，随着老教师的退休也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即使能坚持下去的，也面临知识、理念和方法需要更新的挑战。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师资和教材是目前两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尽管近几年优秀的硕士、博士论文在增加，但很少有课程设置也影响到研究成果的深度、广度与结构布局。从最近几年论文数据库和妇女研究会评选的研究生论文可以看出一种趋势：国内女性学学科、导师和论文仍集中在传统的文学、文化研究。一篇对1997-2010年文史哲(人文学科)与妇女性别有关的博士论文统计显示：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31%，古代文学9.61%，文艺学10.7%，英语语言文学10%，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7.3%)占全部博士论文的68.61%⑥。
我国需要开发系列化、逻辑性、适用性与理论性结合的研究生课程。以课程为核心的开发建设，是培养所谓高层次女性学人才的当务之急。不管学术体制是否改善，企图靠学校建立跨学科妇女学实体机构来寻求突破的时机并未成熟。有利的条件是，国内近年来，出版的读物(翻译和本土生产)越来越多。但关键是如何进行课程设计和读物选择，以及如何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
三、女性主义课程开设与人才培养的个人视角：经历与反思
(一)前学科的师资与研究骨干培训(1991-1998)
这里不包括在校内开设的本科课程。笔者仅围绕本人举办的师资与研究者培训活动以及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为例进行概述。
笔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女性学学科建设，准确地说算是“前学科”的女性学。之所以这样说，是那时只是研究并没有学科建制与课程建设；1990年代初，开始进行前学科的课程教育，但也只是侧重在某学科领域进行的师资与研究队伍培训。1991年9月举办的为期两周的“高校首届中外妇女史讲习班”就是我的女性学前学科活动的开端。而打着女性主义旗号、以女性学科为背景、以领域为议题的研讨活动则始于1993年7月举办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与就业研讨班”，那次活动首次在中国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与理论，还有纳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发展”、“就业”、“健康”、“人口”等知行合一的学术领域，在两周时间内较充分地进行了中外研究现状的交流探讨，中外参与者开创了一种女性学知识与实践交流的新模式。尽管许多国内参与者都成为中国学术女性主义与行动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中坚分子与青年新锐，但这类活动只持续了两届(1997年江苏省社科院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就走向以行动主义为导向的发展项目活动，直到1999年天津蓟县妇女史读书研讨班举办，才续接女性主义人才培养的知识生产与应用的模式。
(二)女性主义人才培养的新探索：从“读书研讨班”到“研讨会”(“研修班”)为载体培养研究骨干与师资(1999-2006)
每个人都有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关注领域，这既是优势，也存在局限。由于本人对妇女史的学科兴趣，影响到对妇女学学科⑦推动必然从妇女史学科切入。但从1990年代开始，笔者理解的妇女史不是以历史学而是以妇女学为学科依托的，笔者认同女性主义学理的女性主义妇女史而不仅仅是实证主义史学。从1993年天津研讨班之后，笔者设计主持的读书研讨活动自然是从妇女史推展到妇女学科，并从读书研讨活动到研讨会或研修班逐步“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读书研讨的内容也从引进国外成果到对本土经验的探索与总结；本人对学科化的认识也从多学科走上跨学科甚至跨界域的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从表1所列活动可见其变化轨迹。
从表1中不难看出，本人在推动女性主义妇女史和妇女学研究、教学和跨界行动人才方面走过的历程，也可以看到推动者认识和行动的变化：1999到2002年侧重引进国外理论方法的读书研讨班，以及梳理总结本土研究、教学与行动的经验；从2003年开始，更深切认识到跨界研究与行动对妇女学发展的意义；到了2004年，又将重点转移到本土跨界研究与行动经验的总结；而从2005年开始，认识到回到从历史文化寻找本土社会性别问题的解决的主攻方向与根源的重要性，甚至试图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关结点，认识到脱离本源追溯欲解决当代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或跟风随影。
妇女史学一直是笔者所做过的女性主义人才培养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校内外互促互动的过程与策略推进，比如在对校外开放举办的研讨会与读书班的成果，很容易转化为本校研究生培养的重要资源；校内开发的资源也可很快转化为国内同行共享的成果。从2002年开始，本人曾分别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古籍研究所开设“妇女与社会性别导论与原著选读”、“妇女与性别研究导论”、“妇女史理论与方法”、“中国妇女/性别史”、“古代典籍的性别解读”和“连接历史与现实：妇女史的当代应用”；正因为校内课程的开设，才有可能积累知识和经验并以师资培训与高级研讨班的形式向全国推广，2005年度系列活动就是一种尝试⑧。
(三)体制内跨学科机构/制中的性别社会学研究生培养(2007-2010)
尽管在体制内本人从2002年开始培养妇女史研究生，但作为跨学科的女性学研究生教育，乃肇始于2006年10月跨学科的女性学实体研究机制——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建立。从2007年开始，这个中心开始招收“性别社会学”与“性别与发展”方向的研究生，开设了如下性别系列课程：“女性与社会性别导论”、“社会性别与政策”、“社会性别与健康”、“性别与发展实务”、“全球化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由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背景的教授授课，辅之以大量的社会调研活动，使研究生得到系统的知识和较为充分的社会实践能力的训练。
2010年初本人退休，随之中心体制再次转型，中心一些专职教师或调动或回到所在专业的系所，2010年底再度虚体化的中心采取在策略上由跨学科体制培养到分散至各学院的多学科研究生教育，在本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和政治行政学院的女性主义学者以课程重组、渗透性课程等方式进行研究生培养；而中心原有依托社会学二级学科的两个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则受到“重创”——由原来的6门妇女与性别研究课程现在只能开设“性别研究导论”和“女性主义原著选读”，多年来开设的“性别与公共政策”、“性别与健康”、“性别与发展实务”、“性别与历史”等课程已无人开设。尽管笔者与几名已退休的教授继续指导研究生论文，但因课程缺失造成研究生性别方向论文写作遇到了基础理论与方法训练不足的困难。仅2010届12名社会学研究生中选性别研究的就有一半以上需要从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的基础概念和方法开始指导。这反映出即使多年经营的培养女性主义人才基地，在中国仍没有体制内的机制化保证，没有真正扎根，“人去政空”将不断在高校重演。尽管国内以“女性”或“性别”冠名的硕士、博士论文在增加，但严格考究起来属于女性主义的论文却如凤毛麟角。
(四)面对社会需要实用性人才培养的研究生班(2009-)
1.课程与师资。2009年下半年，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应社会需求，尝试招收在职“性别与社会发展”硕士研究生，其与校内招收的研究生需求有很大的差异，经过调研和周详论证，有针对性地开设以下10门课程。(1)基础课(3门，6学分)。性别/社会性别导论、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历史与文化：性别的视角。(2)专业课(6门，12学分)。社会性别与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性别与健康：公卫与社区视角、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公民社会与性别。(3)专题讲座(1学分)。国情、国策与性别。(4)实地考察(1学分)。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与登封市周山村。
除了校内教师，还聘任了在京津和顺访京津的妇女/性别研究相关领域国内外学者、专家授课，他们带来了前沿的学术知识、实践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与经验，使学员获益匪浅。
2.实用性的女性主义行动主义人才的特点。该研究生班用一年半时间利用周末、周日密集授课完成了10门课程，在课堂授课与社会实践中，本人深切感受到社会实用性研究生与校内研究生培养的不同点：
(1)目标：学员实践经验丰富，课程联系实际，培养人才实用。首期研究生班13名学员来自如下职业：NGO负责人与骨干6人(公共卫生、残疾、妇女、儿童等领域)；国际机构项目人员4人(UN系统、国际发展机构等)；外企2人；政府部门1人(CDC)。他们中有多人几年前就在寻找国内相关研究机构招生社会性别研究生课程班的信息，由于工作经验丰富，两年来，有两名被UN系统多次聘为性别专家，进行项目评估，撰写学术性与实践性结合的调研报告；有一名在UN-WOMEN任职从项目助理升为项目官员；4名NGO领导人所在组织得到更多国际机构的资助；一名被某国际机构选派为非洲的志愿者；一名被伦敦经济学院发展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一名被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研究生班录取
(2)学员：渴求理论，认真读书，理解深透。学员对开设课程与提供的阅读资料非常满意，他们反映说，读这个班太值了，信息太丰富了。学员不但对基本女性主义流派、发展理论、公共政策等阅读导读热烈参与，连历史古籍也认真研读。
(3)后续：结成网络，互相支持，分享资源。目前课程结束，但这个课程班的学员仍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学术网络和离而不散的平台，互相支持，推动性别平等进程。
2010年冬季，课程班课程结课，2011年2名学员参加了国家同等学力专业与外语课程统考，全部通过，正在准备硕士论文撰写与答辩，2012年又有2名学员报名。在6年之内如果有半数获得硕士学位，也是一种灵活有效的培养女性主义行动家与社会性别专门人才的创新而又拾遗补缺的方式。
四、检视与反思
行文至此，笔者仍沿着检视反思的路线思考并自我提问：
第一，女性主义人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女性主义人才？如果说女性主义人才必须具有女性主义意识与主体性，那么，其意识又如何提升？要做什么？想改变什么？能改变什么？怎么改变？这些都需要付诸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言而无行，行而无果。
第二，领导力：什么是女性主义的领导力？怎样培养具备女性主义领导力的人才？是否只要女性进入了领导层就是具备了女性主义领导力？甚至我们再深追：走上领导岗位的女性真正能代表妇女吗？人们常说提高女性素质才能进入领导层，究竟需要哪些素质和能力？
第三，作为女性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如何满足人才的需要？我们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积累能够满足当今女性主义人才的需要吗？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课程？哪里或以什么方式能够提供这些课程？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外知识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的交流、互动、互补……
第四，如何做？为回应和解决如上问题，需要女性主义者联手合作、分享信息的时候到了。对女性主义女性学者来说，当前已不是数年前或十几年前各自为战的阶段了。笔者的想法是应尽可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分享成果与信息。出版、网站是最便捷经济的载体。
这些，都有待我们在人才培养的实践中摸索以求解。
注释：
①该文是以2011年6月笔者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建系10周年举办的“女性学学科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学术论坛的发言提纲为基础而写成的。笔者一贯用“妇女学”或“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来指称学术女性主义，这里用“女性学”是考虑到国内翻译和使用上的习惯。前两个名称笔者认为能充分体现学术女性主义的意蕴，学术女性主义是培养女性主义人才的重要场所，但女性主义人才培养需要超越学院研究与教学模式，特别是行动女性主义的人才。所以女性主义人才培养应以培养具有研究与行动能力的“全才”为理想目标。
②从高校开始的妇女学学科建设，应以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1985年5月成立后在7月举办的“妇女研究座谈会”提出妇女学建设设想为起点，并以1986年开始召集国内学者撰写出版“妇女研究丛书”为标志。
③除了上述两校，还有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④在中国的特定背景下，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用“女性意识”，90年代中期出现“性别意识”一词，但不一定都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意义，有时具有如何像女人与做女人的含义；“性别意识”有时是指不能用女性的眼光看问题，应该全面地从两性的角度看性别问题。这些议论需要在具体的上下文辨析。因此，当时国内的女性学课程内容是驳杂甚至混乱自相矛盾的，至今这种状况也没有完全改变。
⑤第一本本科教材是郑新蓉、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其后魏国英主编了《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韩贺南、张健主编了《女性学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
⑥杨春的《近年来妇女研究发展状况评析》，《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4期。
⑦这里使用笔者主持的活动用过的名谓，用“妇女”而没用“女性”，如“妇女史”、“妇女学”、“妇女/社会性别史”、“妇女/社会性别学”，而不是“女性史”、“女性学”……有关理据本人在若干文章中曾作过细致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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