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论文,军事家论文,政治家论文,杰出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1]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可与曹操相媲美。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司马昭被人们称为篡夺皇位的奸雄：“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成了人们描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头禅。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是极不公允的，因此很有必要来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
一
司马昭字子上，乃曹魏名臣马司懿之子，青年时期追随其父司马懿西拒蜀汉，东御孙吴，北伐辽东。长期戎马生涯，造就了他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执政后，政绩卓著，甚得民心。下面将他的主要政绩分五个方面来论述。
1.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
公元255年，司马师病逝，司马昭继兄辅政。他励精图治，对魏国政治经济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改定律令。“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他“皆奏除之”[2]，并且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科网本密”，令贾充、郑冲、羊祜、杜预等14人，本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3]的原则，正式制定新律，到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完成，颁布全国。《晋律》的内容比《汉律》大为简略，在法律编篡上无疑是一大进步，还相对减轻了对人民“动辄触犯刑律，处置轻重无准”的弊端。《晋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4]。在某种程度上，《晋律》可以说是“刑宽禁简”[5]。
在经济上，司马昭关心生产，注重民心。“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6]。他还提倡节俭，“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穑劝分”[7]，使经济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8]。开始废除民屯制度。屯田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作用，但屯田客的地租负担很重，到魏末租率提高到“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9]因此屯田客生活十分困苦，生产情绪日益低落。而且屯田客身份地位很低，是被用军事编制强制在土地上的劳动者，故在屯田初期，就有屯田客逃亡之事。为了缓和屯田客的反抗和逃亡，整齐划一编户，便于封建政府统治和管理。在新的情况下，司马昭罢掉屯田官，废除民屯制度，将民屯的国家佃农改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自耕农，使他们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身份地位有所提高，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2.平淮南，“能以德攻”
司马懿消灭曹爽集团后，曹魏政权虽已归司马氏控制，但曹爽集团的垮台，不等于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新的斗争在酝酿、在发展。特别是淮南地区在司马懿、司马师执政时期就先后爆发了二次叛乱。司马昭执政不久，诸葛诞又据淮南再次作乱。诸葛诞是忠于曹魏的军事将领，公元257年，他杀死扬州刺史乐琳，起兵反对司马昭。同时又遣其子入吴为质“称臣请救”，吴国派将军全怿等，“将三万众，与文钦同救诞”[10]。诸葛诞与孙吴联合，声势甚大，对司马氏集团构成很大威胁。司马昭闻变，当机立断，亲自督军26万南征。由于诸葛诞镇守的寿春是曹魏的军事重镇，城防极其坚固，再加上诸葛诞握有重兵，又有吴军为援，故欲取胜，绝非易事。根据这一情况，司马昭制定了围而不攻，使其坐毙的战术，决定“坚守三面，若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也，吴贼破，钦等必成禽也，乃命诸军按甲而守之。”[11]司马昭的这个战略方针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吴国的援军被司马昭打败，只得退归江东。诸葛诞外无救兵，内乏粮草，寿春成了一座孤城。司马昭又乘机展开攻心战术，他遣廷尉何祯“使淮南，申明逆顺，示以诛赏”[12]以瓦解叛军。又行反间计于驻守在城中的孙吴将领，结果吴将“（全）怿等帅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13]。在司马昭重兵围困下，叛军内部又发生内讧，诸葛诞杀死同党文钦。钦子文鸯、文虎走投无路，请降于司马昭。文钦是司马氏的政敌，其子投降后，“军吏请诛之”，司马昭不但不杀，反而“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14]。叛军见“文钦之子犹不见杀”，纷纷投降，已呈土崩之势。司马昭见时机成熟，“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发起猛攻。诸葛诞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淮南悉平。战争结束后，有人建议“淮南仍有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司马昭不同意，他说“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结果“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15]司马昭此举确有政治家的气魄，和曹操采取的“围而后降者不赦”[16]的屠城暴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以德攻之”的怀柔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使得“吴众悦服，江东感之”[17]。对争取吴国民心的归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就为以后晋武帝平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对司马昭平淮南的用兵方略和采取的宽容政策甚为钦佩。他赞道：“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垂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土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18]可见司马昭是一个智勇兼备，以谋略见长的军事家。司马昭迅速平定淮南之乱，不仅巩固了司马氏集团的统治，而且使人民免遭兵灾战祸，其功绩应予肯定。
3.灭蜀，为统一全国奠定基础
司马昭“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19]，积极准备消灭蜀、吴，统一天下。对司马氏来说，统一天下的关键是消灭蜀国。蜀虽偏据西南一隅，军事、经济力量均不如曹魏，然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前期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治国，他内修农战，严明法令，外伐曹魏，以守为攻。故蜀汉乃是曹魏之劲敌，当诸葛亮北伐中原之时，连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司马懿也“畏蜀如虎”，“闭军固垒，莫敢争锋”[20]。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秉政继承了诸葛亮的政策，对内保国安民，休养生息，对外通好孙吴，故仍能维持蜀汉安定之局面。自费祎死后，蜀汉政治日趋衰落，姜维对魏连年用兵，败多胜少。刘禅不理朝政，昏庸无能。宦官黄皓窃弄权力，败坏政事。由此造成国力虚耗，“蜀人愁苦”[21]，“百性疲弊”[22]，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吴人薛珝出使蜀汉回朝后，对吴主言道：“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23]蜀汉政权已是大厦将倾、危在旦夕了。
与蜀汉情况相反，司马氏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比较清明，而且大力推行军事屯田，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洛阳地区垦田增多，而且边远地区荒田也被开垦。淮河流域到司马懿执政时已是“仓庾相望”，关中地区到司马师掌权时已有大批余粮，这就为司马氏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趁蜀汉衰弱之际，敢不敢于发动战略进攻，发兵消灭之呢？曹魏朝廷中很多人仍对蜀汉军事力量估计过高，又多以为不可伐蜀。但司马昭力排众议，他知己知彼，洞悉局势，看出蜀汉已是“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24]在对吴、蜀二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地形气候条件作出全面分析后，他及时把握战机，制定了先灭蜀后平吴的战略计划，其部署是“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据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25]可见司马昭对伐蜀战役，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司马昭又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来迷惑吴、蜀二国。他下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26]，这就使孙吴不敢轻举妄动，发兵救蜀。蜀汉则处于孤立无援。公元263年，司马昭派智勇双全，善于用兵的大将钟会和邓艾率兵代蜀，魏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按照司马昭的战略步骤进行。“大将军司马文王皆指授节度，使（邓）艾与（姜）维相缀连，雍州刺史诸葛绪要维，令不得归”[27]，由“（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28]。结果姜维被邓艾牵制在沓中，钟会就乘机“出其空虚之地”，一举攻克蜀汉军政重镇汉中。姜维退守剑阁后，邓艾见其地地势险峻，强攻难以奏效，遂以奇军从阴平间道攻取江油，进克涪县，击斩诸葛瞻于绵竹，势如破竹，直逼成都。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汉这时“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朝野上下慌乱。刘禅急召群臣会商，有的主张投奔吴国，有的建议逃往南中。最后刘禅接受谯周的主张，投降于邓艾，蜀汉至此灭亡。
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3个月，便一举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速者也。”[29]这是因为他看准形势，及时组织了战略进攻，故取得了胜利。正如吴人张悌所分析的，“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疲，兢于外利，不修守备，彼疆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30]事实证明，张悌的这个评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何来评价司马昭的灭蜀战争呢？笔者认为三国鼎峙，虽较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要好些，但三国之间干戈不止，天下无一日之宁，这不仅阻障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所以当邓艾兵一“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31]，蜀汉统治者虽欲抵抗，但人民都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的割据局面。由此可见，要求统一不仅是司马氏集团的愿望，同时也是人民迫切要求，从某种角度来看，司马昭是继承了曹操的事业，曹操虽然统一了北方，但赤壁惨败后，已无力统一全国。司马昭灭蜀，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为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从此司马氏集团力量更为雄厚，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后，奋三世之余烈，终于在公元280年灭吴，结束了东汉末黄巾起义以来近1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但是，过去有些论者在对司马昭的灭蜀功绩评价时，他们往往比较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吴、蜀，这就为统一创造了条件。其实客观条件即使已经具备，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积极作用，统一还是不能实现。可以说，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昭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32]。综观三国历史，习氏的这一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
4.迅速平定钟会的叛乱，防止蜀地的重新割据
钟会伐蜀成功后，“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33]。他的计划是，联合降将姜维举事，并准备由姜维作先锋领兵五万出斜谷，自己统率大军随后，出其不意占据长安，然后进军洛阳，“天下可定也”。钟会叛乱的力量十分雄厚，司马昭派遣的三路伐蜀大军，其中钟会所率的是主力，约有步骑10余万。邓艾和诸葛绪各统3万余人。但在伐蜀途中，“（钟）会欲专军势，密白诸葛绪畏懦不进，槛车征还，军悉属会”[34]。邓艾被钟会诬陷而死，其部亦归钟会统率。再加上姜维的降军约有5万，成都蜀汉降军亦有数万，这样钟会一人“独统大众，威震西土”[35]，一旦倒戈，其后果不堪设想。面临钟会叛乱的严重局势，司马昭毫不惊慌。他对此事其实早有估计，早在司马昭遣钟会伐蜀时，谋士邵悌：“言于帝曰，钟会难信，不可令行”[36]，建议司马昭另选伐蜀元帅。司马昭答道：“我宁当复不知此耶？……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祗自灭族耳。”[37]可见司马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已把钟会控制在手掌之中。当钟会除掉邓艾后，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昭对他十分信任。但这时司马昭已亲自率军10万屯驻长安，并令中护军贾充领军入斜谷，随时准备镇压钟会的叛乱。钟会发觉司马昭对他已有防范，慌忙诈传郭太后遗诏，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其部将都不愿随他作乱，钟会只得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严兵围守”，欲尽杀之。不料其谋泄漏，魏兵得知情况，起兵攻打钟会，钟会措手不及，和姜维一起被杀。
钟会起兵反对司马昭，其性质虽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钟会的打算是“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38]。如其谋一旦得逞，势必重建割据政权，分裂局面又将延续。但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亡之后，遗民宁肯归于晋，也不会拥护钟会再行割据。北方将士各自思归，更不会随他留在蜀中。所以钟会作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由于国家长期分裂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统一确实是人心所向，司马昭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这场叛乱，稳定了蜀中的局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的。
5.实施正确的治蜀政策
司马昭平蜀以后，面临着如何治蜀的问题。因为蜀汉政权虽遭覆灭，但益州地主集团尚有相当的力量，而且此时蜀之南中、江州等地还在继续抵抗，不肯降服，“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非步卒所涉，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39]。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昭懂得如果单纯使用武力，采取军事压服手段，并不能迅速消灭蜀汉残余势力。因此他根据蜀中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巩固他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首先是缓和蜀地的阶级矛盾。蜀中百姓在刘禅统治下，赋役负担极其沉重，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40]。平均9个人负担一个“战士”，7家民户养活一个“吏”。这样沉重的剥削，当然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司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以解民困。他还“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41]，用经济上的优待政策，鼓励益州士民迁徙到中原地区去。
其次，为了防范蜀汉政府卵翼下的残余势力在益州东山再起，同时也为了满足益州土著地主集团驱遂外来地主势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藉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到中原地区去，给他们官做，有的还赐以爵位，如“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卻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42]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势力，已随着蜀汉的灭亡而撤出益州了。
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40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苛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43]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44]。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乐不思蜀”。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45]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义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46]。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可见，司马昭治蜀功不可灭。
二
据上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杀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们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他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代魏之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封建正统史观，并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笔者认为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氏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47]，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48]。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49]。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冒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50]。曹爽还和何晏、邓飓、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51]，“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52]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53]。如果说曹魏政治在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解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54]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意兴修水利和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55]的效果。正始二年，他支持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56]。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以后灭吴奠定了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57]。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上文已详）。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于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于佐”[58]，但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挡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59]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睿、卫瓘、贾充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60]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61]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62]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斗争的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但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比较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63]，反而应该看成是好事。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极其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64]司马昭也是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成济替司马昭杀死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65]，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丑恶。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笔者认为嗜杀，搞权术是剥削阶级恶劣本质的表现，不足为训，应该批判。但这与司马昭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这也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玩弄阴谋的老手，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恰当地肯定。
注释：
[1]《汉晋春秋辑本》卷1。
[2]《晋书·文帝纪》。
[3]《晋书·刑法志》。
[4]《晋书·刑法志》。
[5]《晋书·贾充传》。
[6]《晋书·文帝纪》。
[7]《晋书·文帝纪》。
[8]《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
[9]《晋书·傅玄传》。
[10]《资治通鉴》卷77，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甘露三年。
[11]《资治通鉴》卷77，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甘露三年。
[12]《晋书·文帝纪》。
[13]《资治通鉴》卷77，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甘露三年。
[14]《资治通鉴》卷77，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甘露三年。
[15]《资治通鉴》卷77，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甘露三年。
[16]《三国志·魏志·程昱传》注引《魏书》。
[17]《三国志·魏志·诸葛诞传》附《唐咨传》。
[18]《资治通鉴》卷77，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甘露三年。
[19]《晋书·文帝纪》。
[20]《晋书·宣帝纪》。
[21]《资治通鉴》卷77，高贵乡公甘露二年、甘露三年。
[22]《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
[23]《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24]《资治通鉴》卷78，元帝景元三年、咸熙元年。
[25]《晋书·文帝纪》。
[26]《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27]《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28]《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29]《三国志·魏志·邓艾传》注引《袁子》。
[30]《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31]《三国志·蜀志·谯周传》。
[32]《汉晋春秋辑本》卷1。
[33]《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34]《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35]《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36]《晋书·文帝纪》。
[37]《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38]《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39]《三国志·蜀志·谯周传》注引《孙盛曰》。
[40]《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41]《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
[42]《三国志·蜀志·后主传》。
[43]《三国志·蜀志·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襄阳记》。
[44]《三国志·蜀志·后主传》。
[45]《三国志·蜀志·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襄阳记》。
[46]《三国志·蜀志·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襄阳记》。
[47]《资治通鉴》卷73，明帝青龙三年。
[48]《三国志·魏志·高柔传》。
[49]《三国志·魏志·曹爽传》。
[50]《资治通鉴》卷74，邵陵厉公正始五年。
[51]《三国志·魏志·曹爽传》。
[52]《资治通鉴》卷74，明帝景初三年。
[53]《三国志·魏志·曹爽传》。
[54]《晋书·宣帝纪》。
[55]《晋书·食货志》。
[56]《晋书·宣帝纪》。
[57]《晋书·景帝纪》。
[58]《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59]《晋书·羊祜传》。
[6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编，第263页。
[61]《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62]《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63]徐德嶙，《三国史讲话》，第107页。
[64]《晋书·宣帝纪》。
[65]《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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