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十五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十五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第一次年会涉及思潮问题算起，新时期的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从一片荒芜开始逐步发展，已经走过了十五个年头，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一）文学思潮及文学思潮研究的内涵与性质进一步明确，思潮研究已经取得了与流派研究相区别的独立地位。
文学思潮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文艺学名词，其基本内涵所指是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范围内作家群体活动所形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潮流。一种思潮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理论主张，在艺术表现的对象、形式和方法等方面有自己特定的选择与追求，通常要由一定数量的作家的共同活动而汇成一股带普遍性的趋向，并取得相当的创作实绩，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二者的外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但是，思潮只是在思想和艺术倾向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共同趋向，而不象流派那样在许多方面有较为严格的一致性要求。和流派相比，思潮对作家群体的涵盖面更宽，规范性更小。正因为如此，思潮研究就要求更高的整体性与综合性，也只有在比较扎实的作家研究和流派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可靠的进展。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流派研究成果累累，原本界线不甚分明的“思潮流派研究”中流派一翼的突进，不但给思潮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将思潮研究的独立性和必要性突现出来。于是，从更开阔的视野上对文学现象进行多方面兼顾与综合的思潮研究，便以自觉的姿态出现了。
（二）思潮研究的思路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
思潮史就是思潮斗争史、阶级斗争史，这是80年代以前对现代文学思潮发展脉络的规范化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形成了相应的单一化研究格局。新时期的思潮研究则出现了以下变化：
第一，对各种文学思潮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克服了过去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偏颇后，对现代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思想、文学派别以至文学思潮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过去只是简单地绝对地看到“对立”和“斗争”，现在则注意到了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一方面，对于“对立”和“斗争”的性质和作用也有了新的评价。
第二，突破了单纯从社会政治观念出发划分文学思潮的格局，出现了多种平行的研究视角。例如：从审美原则和外国文艺思潮影响的角度出发，就有了对过去褒贬畸异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一视同仁的条分缕析；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就有了对过去讳莫如深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钩玄提要，就有了对过去弃若敝屣的通俗文学思潮艺术地位的重新发现。它们和根据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与处理而区分左中右翼的思路一起，成为三种主要的研究视角或思路。
第三，思潮研究中对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的考察并行发展。过去过分强调理论与创作的直线对应，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较大改变。许多论著侧重于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思想论争等方面的爬梳剔括、探幽发微，不同程度地勾画出现代文学中理论形态的思潮脉络。此外有人则偏重从创作形态着手研究思潮，他们将文学思想及其他思想方面的内容推置到较远的背景地位，突出了文学题材与主题的交替更迭分合演变，也从特定角度丰富了思潮研究。
（三）对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总体趋势的认识更趋清晰。
随着对现代文学性质认识的变化和研究思路的多样化发展，现代文学思潮的总体发展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描绘：经过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长时间酝酿积累，以“五四”为标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思潮蓬勃兴起；发展到20—30年代，出现了多种思潮同时并存和激烈竞争的局面；而以抗战爆发为分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出现了文学思潮一元化的趋向，这种一元化的倾向大体一直延续到70年代“文革”结束。当然，在如何评价这种趋势的问题上仍存在不少分歧。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各种思潮流派对这一关系的态度。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曾经强调文学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标，并紧密联系这一斗争的实践。这种倾向在对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相当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难以避免的偏颇和失误，给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蒙上了一些阴影。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文学观念等多方面的认识变化，人们对这种偏颇和失误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和批评。这是正常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把握这一段历史包括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发展时，如何分析当时存在的民族的阶级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的历史背景的作用，如何估价当时众多作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意义，等等，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
从文学思潮所表现的社会政治观念出发来对其进行研究，是过去几十年里传统的研究思路。由于现代文学与政治斗争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这一思路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过去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选择，包括指导思想、审视角度和价值取向，都偏在政治一方面（且不论对政治内涵在把握上的偏差）。新时期则突出了文学本体的观念，强调从艺术的特质、规律等方面去考察文学思潮的特点。沿用已久的左翼、右翼等概念还在使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已经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这种研究中过去还存在另外一些简单化、绝对化的偏向，包括：对左翼思潮绝对肯定，对与之相疏离或对立的其他文学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潮绝对否定，对左翼思潮与这些思潮的关系的认识陷于“阶级斗争”的模式框架，将一部复杂的曲折的现代文学思潮史或现代文学史简化为单一的直线的阶级斗争史。80年代以来，这些偏向逐步得到纠正，对左翼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潮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首先，研究者在深入发掘、全面梳理、反复辨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功过得失努力做出客观公正的新评价。左翼文学理论观念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武器论”的文学本质观；第二，“大众化”的文学方向论；第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对这些理论观念，“文革”前一直是全面肯定的。80年代以来的许多论著，围绕着上述几个方面，在充分肯定左翼文学运动及其理论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开始注意对其中忽视文学特征和艺术规律的局限和偏颇进行揭示和否定。例如，将文学等同于宣传，将文学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性质和功能等同于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将文学适应大众与文学提高大众对立起来，用既定的政治观念取代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认识，片面强调世界观的决定作用而忽视艺术实践的重要意义，等等，这些过去未能认识甚至被认为是正确的传统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清理。同时，对左翼文学思潮的面貌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对后来发展得极其严重的极“左”文学思潮的历史渊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是40年代工农兵文学思潮形成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调整和发展，广义上说来，也属于左翼文学思潮的范围。新时期对这一文学思潮的研究态势和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十分相似。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新读解，对赵树理等作家的重新审视，很自然地成为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热门话题。由于这一思潮与50年代以后文学思潮的演变关系更为密切，因而对它的研究也比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引起了更多的争论。
应该说，过去那种由于政治意识、功利需要和情感因素而产生或加强的对左翼思潮的偏爱和畸热已经消退，附加其上的种种非文学因素也在研究中逐渐剥离，这一文学思潮的本来面貌和价值也就可以得到比较充分和实事求是的肯定了。当然，也有人完全否定它的文学意义，即否定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存在的意义，连带着的也还有一些严而近苛冷而近酷的纯艺术、纯“本体”的分析评论。这种“偏激的真理”对于冲击过去的僵化认识，自然有其作用。但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来说，又不能不要求研究者们从观念上、方法上以至情感上对此作出适当的调整。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一个副部主题，与左翼文学相映衬，繁荣了中国现代文坛，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过去对这一部分作家、流派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上了“反动思想”“反动派别”等政治帽子。近年来在调整了文学观念和研究思路以后，在对作家作品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基本确定了这些派别在政治上总体属于自由主义，在文艺倾向上则以远离现实政治，追求文学的独立地位和自身价值为文学活动的最终目的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尺，在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和艺术风貌的同时，也反映出文学现代化的共同追求。
对自由主义思潮这种带有甄别性的研究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将一些思潮派别的代表人物的文学倾向和当时的政治态度以及后来的政治归宿加以区别；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文学观念加以区别；将思潮流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加以区别；对思潮流派的文学主张的学理价值和历史意义加以区分；对思潮流派中的群体与个体差别进行分析；对某些重要的历史事实进行澄清和重新评价等等。这样，这些作家和派别的基本面貌越来越清晰地被勾勒出来了，其中重点作家的情况更明朗一些，而各个流派的整体面貌则还有待进一步梳理。至于对这些流派融汇接续而成的整个自由主义思潮的综合研究，则更显得不足。
左翼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文学思潮的对立有政治性的因素，更多的则是非政治性的因素。它们之间的论争，属于因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不同而产生的论争，属于对新文学发展的不同思路的论争，属于新文学运动内部的论争。充分认识这一点，显得有利于准确地评价历史，也有助于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的新文学建设。
三
根据创作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不同处理，分别研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及其相互联系，是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最为普遍的另一种思路。
自2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就不断被推向文学的主潮地位，被推崇为“最优秀”的创作方法和“最革命”的文学潮流，成为与社会政治思潮交织在一起的现代文学主潮。但这和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已经相差甚远。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研究就是以澄清对现实主义的种种偏见为主旨的。
偏见之一，是现实主义内涵的政治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之所以得到独尊，除了受到苏联“拉普”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以及革命的实际需要，革命要改变现实，首先需要揭露和批判现实。而强调忠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生活的现实主义（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就正好与之契合。同时，现实主义内涵的政治化便成为普遍的持久的倾向。这种倾向当然有利于对政治革命的推进；但是与之俱来的对艺术特点的忽视以至否定，对艺术规律的忽视以至践踏，却不能不使新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偏见之二，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观念化。许多新文学工作者在注意现实主义与反映论哲学思想的联系的同时，过分机械地强调现实主义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孤立强调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指导和决定意义，忽视创作方法的相对独立性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才能的意义；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宣传中，强调表现社会主义精神而忽视“写真实”的要求；这些认识上的误区的共同点就在于使艺术创造受制于抽象的思想观念，造成以艺术形象去演绎思想的观念化倾向，进而造成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弊病。偏见之三，是现实主义范围的宽泛化。描写现实题材、服务于现实斗争、表现革命的思想等等，都成为归属现实主义的理由。这样，现实主义也就失去了自身来格的质的规定性，变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新时期以来，上述偏向在清醒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照下得到反省、剖析和纠正，现实主义思潮的面貌以及它同其他思潮的关系才显出比较清楚的轮廓。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独尊而浪漫主义衰微，对这一历史现象，过去主要是强调现实主义的优越性和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对与此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却缺乏应有的认识。与上述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清理相联系，近年来的浪漫主义思潮研究则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开掘与反思。
首先，是对浪漫主义发展过程的梳理。过去谈到浪漫主义，一般只是局限于五四时期，其中又主要局限于创造社。近年来人们大大拓展了视野。例如将新月派与前期创造社置于同一思潮的链索上加以比较，它继承和取代后者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的地位得到了肯定。此外，一直遮遮掩掩的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中的浪漫主义因素，长期被忽视的周作人、废名、丰子恺以及后期沈从文等人的浪漫主义倾向，都受到注意。这样，浪漫主义思潮的线索也就逐渐被比较清楚地描画出来。
对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的认识也有所转变。以前过于强调二者的差异和对立，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渗透。在将现实主义宽泛化的同时，又将浪漫主义局狭化了。例如：过去一般将鲁迅看作是现实主义作家、将文学研究会看作是现实主义的社团流派，新时期以来不少论者注意到他们与浪漫主义的联系，指出把他们的创作封闭在现实主义的美学世界，无疑使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孤立化了。
对于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渊源的考察也是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比较多的论著从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角度沿波讨源，有的还从外国文学的多元复合体的角度分析浪漫主义思潮的渊源，有的则探讨了人们较少论及的现代中国浪漫文学和传统渊源的关系。这些不同视角的分析，显然有利于克服那种一味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当做西方浪漫主义的衍生物，笼统地用西方浪漫主义的种种特征来对它进行框定的倾向，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至整个现代文学的特质。
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比，现代主义是现代文学中发展最不充分的思潮。80年代以来，与文学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发展前途相联系，这一思潮的性质、特点和意义，都被人们反复探讨。与此同时，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对现代主义思潮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及其地位意义等问题逐步开展了研究。人们首先注意的是几个现代主义色彩比较明显的文学流派：象征诗派、新感觉派、现代诗派和九叶诗派。后来，又对其他若干流派、作家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特色给予注意。例如，对于文学研究会、前期创造社、新月派等社团，对于鲁迅、郭沫若、田汉等惯常被认为属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作家，对于徐于、张爱玲、无名氏等长期被遗忘的作家，也都出现了从现代主义角度去进行研究的论著。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各种流派（诸如精神分析、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都有人关注。
在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样，都没有能象现实主义那样形成线索清晰、规模雄壮、经久不衰的潮流。但是，如果将此简单地看作是正确的革命的思想或思潮对错误的反动的思想或思潮斗争的胜利，而忽视文学发展多样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忽视当时的中国和欧美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包括在文化传统、文人心态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那就无疑是错误和荒谬的。这也许正是新时期从审美原则（或者说创作方法）角度出发进行思潮研究的最重要的收获。
四
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在取得开拓性进展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其中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加强对思潮现象的宏观把握和综合概括——整合。
首先，这种整合表现在对思潮面貌的梳理上。
对于一种思潮而言，它所包含的不同流派各自有哪些相同相异之处，在这一思潮发展中各自起到何种作用，又如何交替更迭延续这一思潮，这些问题还很需要有人作系统的综合的论述。对于同一时期内属于同一思潮的若干流派，往往也需要对各自的地位性质以及相互关系做出恰当的分析。在一种思潮内部，人们的思想往往既有一致或接近之处，之有差异、矛盾、对立以至斗争，如果加以梳理和分析，就可以使得对这一思潮的认识更加立体化。而一种思潮发展中总有一些关键人物不同程度地具有某种贯串作用，如果能对其作一番细致的考证，也会使得思潮面貌获得更具生动性的展现。同时，这种梳理也表现在对思潮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上。各种思潮之间的互相促进、承传和发展，或者互相对立、矛盾和斗争，构成了思潮运动和文学发展的生动流程。思潮史最富价值之处或许正在于此。但是可惜的是一些综论性的思潮史著作恰好在这一方面着力不够，因此往往虽然勾画了潮流的存在，但对潮流的涌动起伏以及相互作用就很难有深入的揭示。
其次，这种整合表现在多种研究角度和思路的交会重合上。
前面所说的三种主要的思潮研究的角度和思路，是从思潮的不同性质特点切入的。此外，对文学思潮的研究路径还大有天地。例如从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来考察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从外国思潮和中国思潮的比较来分析文学思潮的性质和特点，从政治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关系来考察二者的联系和区别，等等。按照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性质和任务，的确是应该将30多年间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重要文学现象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但是就具体的一个研究者、一本著作而言，又不能不选择一定的研究角度。历史本身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也许，正需要在这种种不同视角的交叉扫描的合力作用下，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立体图像才能得到更全面的展示和更深刻的说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视角或者思路并不是完全对立或矛盾的，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往往都有所交叉。例如对现实主义；思潮和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在把握的对象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重合性。这只是因为对象身上包含有多种因素和侧面，它可以和其他不同的对象因不同的因素和侧面而形成各自的联系，归入不同的思潮。而思潮研究的不同角度和思路所侧重的也正是对象身上这各自不同的因素或侧面。注意到这一点，就可以充分认识思潮现象的复杂性与不同角度和思路的研究的共通性。
再次，这种整合表现在对思潮运动规律的揭示上。
准确地揭示规律，是成功的整合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也毫无例外地应该将探寻思潮发展运动的规律当作自己的重要目标。过去对现代文学包括其中思潮发展的规律的研究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但并不能因此就轻视探寻规律这一活动本身的重要意义。现代文学思潮研究领域里应该注意和可以总结的规律还是很多的。例如，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关键时期，文学性质、文体特征和文学内容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思潮的演进反映了这种变化，也推动着这种变化，成为这种变化的重要特点。它的运动和古典文学相比，应该有值得总结的规律性的经验。其次，这三十年也是几千年的君主制结束后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外忧内患最严重的时期之一。文学与社会关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思潮发展中都是尖锐而无法回避的。简单的主张“文学从属于政治”或“文学脱离政治”都是不可取的。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和将来，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乱时期，都应是十分宝贵的。还有，这三十年又是中外文化交流撞击最激烈的时期，而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劣势状态，思潮的运动和这种文化背景之间的规律性关系的揭示，其意义当不仅限于思潮史研究本身。另外，通常所说的现代与当代两部分要打通，这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在思潮研究领域里如何打通？本文所说的思潮研究的三种思路或角度，如果不限于三十年而是拓展到整个20世纪，那么这些思潮的运动又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呢？就思潮研究目前的进展而言，这些带普通意义的规律性问题的研究显然还是不够充分和深入的。
现代文思潮研究尚待进一步开拓。回顾过去，我们可以预期，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多方面进展的基础上，这一领域必将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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