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印度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旗帜，发展睦邻关系、稳定周边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中国的周边安全与发展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还依然存在。1998年5 月中印关系出现的逆转就是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就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战略企图、印度对华军事战略、印巴核竞赛和中印巴三角关系这四个因素略述已见，探讨印度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一、印度在中国边界问题上的战略企图与中国安全
作为亚洲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曾有过相互友好的悠久历史。只是到了近代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以来，为侵略中国并出于南亚安全的战略考虑，英国和英印当局决心控制和侵占中国西藏，将之作为中国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国”。1947年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南亚次大陆后，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印政府在中国西藏的特权，而且继承了英印政府的安全战略，把控制中国西藏作为确保其北部边界安全的核心环节。当中国解放西藏时，印度曾采取反对和阻挠的态度（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印度副外长S·V ·潘特致函总理尼赫鲁说，中国进军西藏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几乎来到我们的大门口”，从而给印度造成严重的威胁，建议对北部和东北部边境的防务早做筹划（注：〔印〕 V ·朗格尔：《印度的国防与外交政策》， 新德里1988年版，第62页。转引自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1951年5月，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定。接着印度于1952年2 月向中国政府呈交了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共开列了印度在西藏的7项特权。 印度说这些权利“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随后，印度虽然根据1954 年与中国签署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而放弃了其继承的英印当局在中国西藏的特权，但尼赫鲁与中国签署协定的真正意图却是希翼通过外交上的对华友好“换取”中国政府对印度所要求的中印边界线的承认。就在协定签署后不久，尼赫鲁就下令将印度的行政、防御和检查哨所延伸到“我们所要求的边界线”，以维护“印度的安全与领土完整”（注：《印度周刊》1986年6月15日。转引自陈平生前引书第43页。）。到1958年，印度已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9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段2000平方公里、西段45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并对中国8.3 万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地区和日土宗部分地区公开提出领土要求。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尼赫鲁在1949年革命后决定与北京发展关系，不是出于他的罗曼蒂克，而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的安全需要他这样做。”（注：Durga Das:India:From Curzon to Nehru and
After.(Rupa,New Delhi,1981),p.360.）尼赫鲁曾指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第一次面对面地隔着一条长长的边界，而且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边界。如果我们是朋友，即使是那样，我们还是有一个存在争论的、危险的边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那就更糟了。”（注：转引自王联文章：“50 年代中国在尼赫鲁外交中的地位”。 见《南亚研究》1994年第3期。）1959年12月9日，尼赫鲁在议会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强烈担心：“即使我们百分之百地同他们友好，事情仍然是这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我们的边境上，这种情况本身改变了整个局势。”（注：《国际问题译丛》1959年第22期，第11页。）
由于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印度始终坚持从国家安全这个基点出发，边界问题政治敏感性和复杂性增加了。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爆发和印度的惨败，进一步加深了印度领导人对中印地缘政治现实的担心，安全问题完全主宰了印度对华政策。据此，印度开始全面检讨它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印度总理英·甘地曾宣称，把1962年中国入侵印度说成单纯的边界争端，那是过于简单化的说法。“无论从当时或随后的发展来看，……使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推断，边界争端是一项更为复杂的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旨在破坏印度的稳定，阻碍它迅速而循序前进。”（注：[印] 克里尚·巴蒂亚：《英迪拉·甘地》，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0页。）实际上，在1962年之后， “不结盟”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虽大体上没变，但它的一些相应组成部分修改了，其中国家防务对这种再思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强调和平共处的观念被军事准备所取代，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那种印度必须在地缘政治环境中保持对华军事平衡的观点凸现出来了，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然而，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拥有一条共同的边界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它无法改变。为解决这个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和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印当局的安全战略观：变中国的西藏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但是，新中国的成立、西藏的和平解放和1954年协定的签署，印度想变中国西藏为中印之间“缓冲国”的希望已不可能，至少短期内是如此。在印度看来，作为次佳选择也是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就是尽可能地把中印边界向中国一方推进，“先敌占领”喜马拉雅山分水岭靠近印度一侧的中国领土，因为“一旦分水岭被突破，敌人就可能长驱直抵印度平原”（注：陈平生前引书，第90页。）。据此，印度政府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坚称中印边界已正式划定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且诬称得到中方的认可，坚持以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为边界划分原则并以其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为谈判的基础。印度还认为，要从根本上保证印度的安全，在对华战略上仅有防御能力是不够的，印度在军事上还应具备在必要时打进西藏的能力，以军事实力作为维护其安全、确保其在边界上既得利益的坚强后盾，而控制喜马拉雅山分水岭则是印度对华战略的核心所在。
印度把安全问题引入边界争议之中并将之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从根本上说是中印地缘政治现实和印度领导人旧战略思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制约中印关系特别是妨碍中印边界问题公正合理解决的症结所在。1998年3 月由人民党职掌政权的印度联合政府上台伊始就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无端指责中国侵占印度的领土。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公然宣称，虽然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最近10年左右已经改善，但是，主要由于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持续存在。”（注：The New York Times,May 11,1998.）印度完全无视正在改善和发展中的中印关系，借口所谓的安全问题向中国发难，表明印度对华政策大幅度逆转。可见，中印边界问题在短时间内仍难以解决，并将继续成为影响中国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二、印度对华军事战略与中国安全
对华军事战略是印度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并服务于其军事战略。毫无疑问，印度对华军事战略是印度基于对中印关系、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国军事威胁等因素综合分析而制定的，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当然，随着安全环境、本国军事力量、中印关系的发展变化，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也不断地调整、演变。
1.对华“前进政策”及其失败（1947～1962）
独立伊始，由于国家战略的严重对立，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在克什米尔地区进行大规模战争。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尼赫鲁政府为印度确立了先经济后国防的国家战略。在分析周边安全环境时，印度把巴基斯坦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和威胁。尼赫鲁曾说：“印度过去总是想到巴基斯坦是它的敌人，因而国家的防务只是针对巴基斯坦而实施的。”（注：陈平生前引书，第49页。）虽是如此，独立后的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国在中国西藏的特权，同时也继承了英印当局在南亚的安全战略。为抵制新中国影响的南下，印度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控制了锡金、不丹和尼泊尔，在北部建立起针对中国的所谓喜马拉雅安全体系。同时，印度成立了“北部与东北部边境防务委员会”，加紧对华军事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变中国西藏为中印间“缓冲国”的安全战略已不现实，印度转而寻求将中印边界尽可能向中国一侧推进，即“先敌占领”喜马拉雅山分水岭印度一侧的中国领土。与外交政策相配合，印度在军事上提出了所谓的对华“前进政策”。该政策要求：第一步，印度只派巡逻队渗透、进入中国和“占领”的领土；接着设立哨所切断中国哨所的后路；最后在“积聚够力量时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迫使中国人从已经建立的阵地后撤”。印度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是导致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如一位印度侵华将军事后所说，“前进政策”是国家一级领导在决策上的一个重要教训（注：
Strategic Analysis,September 1987.）。
2.从“纵深防御”战略到“攻势防御”战略（1962～80年代末）
1962年印军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的惨败彻底宣告了尼赫鲁政府“前进政策”的破产。“那一次崩溃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真正的震惊——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失败更加严重”（注：〔印〕尼兰詹·普拉沙德：《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战后，印度全面检讨它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军事战略。以此为转折点，印度对华军事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62年后，由于把巴基斯坦和中国都视为是印度的敌人，在两线作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印度展开了全面的备战活动。在对华军事准备上，印度认为，喜马拉雅山脉不再是有效地防御中国的天然屏障，阻止中国军队南下的有效手段便是纵深防御，因为防御纵深越大，突破愈加困难，而且印巴关系和印度军事实力也决定了印军以防御为主的对华军事战略。
进入80年代后，随着国力、军力的增强，印度对华军事战略又有了新的变化。印度认为，要从根本上保证印度的安全，在对华战略上仅有防御能力是不够的，印度在军事上还应具备在必要时打进西藏的能力。经过几十年的国防建设，印度认为已经具备对华军事优势，于是“攻势防御”的对华军事战略应运而生。该战略要求印军首先突入中印边境未被占领的争议地区，随之前调随装满员的合成部队，以加强印度同中国2300多公里边境的薄弱边防力量，从而取得分水岭一线对华军事优势，使国家领导人可以以实力为后盾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1987年印军在边境地区举行“棋盘”军事演习及后续的“猎鹰”军事演习就是在中印举行第7轮边界谈判时开始的。
但面对具有核威慑能力的中国，印度认为，其在边境地区保持的对华常规力量的局部优势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而且这种局部优势注定不会长久。为维护其安全、确保其在边界上既得利益，印度也必须常规能力和核能力并举。在核问题上，印度早于1964年就公开放弃和平核政策，坚持近核战略，积极发展核武器能力。
3.90年代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的新变化
9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转折性变化和国家战略重心向经济领域转移，象其他国家一样，冷战后印度的军事观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认为“那种想通过战争来摧毁敌国军事力量、掠夺领土、征服意志的战争观已经过时”，“在此情况下武装部队的重要性将集中体现在威慑作用方面”，“而不是强调征服和占领”（注：“21世纪的印度军队”，[印]《三军杂志》1991年2月号。）。 新的时代要求印度同其邻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取得安全和信任，以适应冷战后时期新的安全概念。同时印度也强调，在军事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安全因素是莫测的。
冷战结束后，印度重新评估了中国对其安全威胁的程度，认为冷战后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军事威胁，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威胁：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印度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中国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军队现代化步伐加快，对印度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在西藏地区不断加强军事设施建设，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对印度构成直接威胁；中国核武器的存在及其质量的提高对印度形成战略威慑；中国同巴基斯坦同盟关系以及中国增进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对印度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海军实力的不断壮大并向印度洋渗透对印度海上安全构成威胁。这样，中国由过去的“现实威胁”变为中国威胁的综合性、潜在性和长期性。据此，印度对其对华军事战略进行了局部调整。当前，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的调整主要表现在：
—在军事战略目标上，由过去的力争夺取更多的领土，调整为巩固既得利益，争取解决边境问题的主动权。为此，在继续加强对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控制的同时，印度十分重视将军事手段与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相配合，增强战略的灵活性，强调保持边境稳定。1992年印度国防部长称，印度并没有企图解放“被中国错误地占领”的领土。
—在军事部署上，由过去强调“前沿部署”逐步转变为“前沿存在”，大力建设平战结合的对华防御体系。90年代后，在中印关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印度确立了“减少一线兵力，加强二线预备队，扩大战略纵深，增强防御弹性”的军事部署方针，而且注重边境地区以民辅军、以军辅民的工作。
—在对华长期军事准备这一指导思想不变的前提下，由过去着眼于与中国进行大规模作战调整为主要应付中、小规模武装冲突，重视提高部队未来高技术条件下作战能力。为此，冷战后印度十分重视军队质量建设，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注重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和整体作战能力。
—继续增强对华军事威慑能力，加速发展战略核威慑力量，以打破并改变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核不平衡状态”。1998年5月， 在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反华叫嚣声中，印度公开走向核武化，并自称是核武器国家。
冷战后的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突出了对华军事平衡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竞争性。而且，尚处在调整中的对华军事战略就其本质来说并没有改变。从历史上看，不同时期印度对华军事战略虽有所不同，但主要目的无不是为了侵占或维护其已侵占的中印边境地区的中国领土。所以，围绕着边界问题，印度对华军事战略主要有两大目标：现阶段是要确保印度非法占领的广大的中国领土，维护其既得利益，即坚持以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为“边界线”；终极战略目标则是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
三、印巴核竞赛与中国安全
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印度进一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一改和平核政策，公开宣称印度要确保核武器选择权。当中国成为核国家后，印度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印度处于美国、苏联和中国三个核大国相互作用的十字路口，这对印度是非常危险的。随着核武器在南亚的扩散，印度强调自己成了夹在中巴之间的一块“三明治”，其危险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独立伊始，印度就把核发展列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建立了核发展机构，确立了“军民两用”的核发展方针。1964年1月，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霍米·巴巴拉就指出， 通过比较常规威慑和核威慑，前者仅能提供“相应的威慑”，而后者提供了“绝对的威慑”，因此印度获得核威慑能力是必不可少（注：Ziba Noshaver: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Macmili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Hampshire,1991),p.31.）。尼赫鲁病逝之后，印度开始实施近核战略。在1968年的“原子能发展方案”中，印度强调“其主权完整正在受到核威胁，拥有核武器是最可靠的威慑力量”，为此印度加快军用核技术的开发与研究。英·甘地政府期间，为发展核武器能力，印度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拒绝将本国的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并加紧了核试验的准备工作。1974年印度首次进行核试验，为发展核武器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此后，印度继续秘密改进它的核技术，增强其核武器生产能力。1983年，印度制定了“导弹综合发展计划”，开始发展核运载工具。90年代后，出于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政治动机，印度在加强核运载工具研制和开发的同时，积极准备核试验。1998年印度借口所谓的安全问题，彻底放弃核选择权政策，公开走向核武化。
作为对印度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及其核政策的直接反应，以及出于本国军事弱势日益增加的担心，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更多地表达了核威慑的需要。巴发展核技术可追索到1953年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的成立，但直到1958年阿里·布托负责原子能工作后，巴基斯坦才开始增强其核研究机构并加速核开发能力。1965年布托总理宣称：“如果印度制造核武器，我们即使是吃草和树叶、甚至是挨饿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我们别无选择。”（注：Dawn,Nov.21,1965.）1972年10 月在木尔坦召开的一次科技精英会议上，布托总理明确表示巴基斯坦应拥有核武器能力。而1974年印度核试验成为巴基斯坦加速核武器研究的重大促进因素，布托总理说：“巴基斯坦将永不屈从于印度的核讹诈。巴基斯坦人民也永不会接受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霸权或者是优越地位。”（注： Dawn,May.20,1974.）通过开发本国的科技资源和物力资源以及通过国际合作等方式，到80年代巴已经具备核试验以及核武器研制能力。冷战时期，屈于国际制裁的强大压力，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进行核试验。但是象印度一样，巴基斯坦也强调保留核武器选择权，奉行近核战略，通过“模糊”核威慑来对抗印度。1998年5月印度公开走向核武化后， 在巴基斯坦领导人看来，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更有了必要，而且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会被理解的。由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巴基斯坦随后也进行核试验，公开走向核武化，并宣布自己是核国家。
众所周知，印度追求核武器除了政治上考虑外，军事上则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在1996～1997年度的国防报告中，印度关注“中国近年来核武器和导弹能力的发展以及中印边境地区后勤保障能力的提高”，认为“这些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影响”。印度军方认为，“出于战略考虑，印度不能接受在与中国的核对比中永远处于不平衡的失衡状态。”（注：Newsweek,April 22,1996.）1998 年印度公开走向核武化以及大力开发“烈火”式中程弹道导弹对我国安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印度以盂加拉国以东的阿萨姆邦为基地，中国中部以南地区均在“烈火”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如果其射程开发到2500公里，它可以打到中国东部许多战略目标和北京、上海等城市。很明显，印度开发核武器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对付中国。印度防务问题分析家苏布拉马尼姆就露骨地说：“如果你拥有能够威慑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并且能够加强经济实力和扩大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这就是同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抗衡的一个途径。”（注：路透社新德里1997年7月6日电。）毋庸置疑，南亚核扩散成为影响我国安全的又一新的不稳定因素。
四、中—印—巴关系与中国安全
在分析印度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时，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中—印—巴关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中—印—巴关系中，中印、中巴和印巴关系的发展不仅不平衡，而且没能形成良性循环。其中，中国和印度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国，两国关系在50年代曾有过一段友好时期。80年代末以来，双边关系再次有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但是由于印度一直把安全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结果使中印关系始终无法摆脱边界问题的束缚而不时出现波折，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倒退；相反，中巴关系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今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巴基斯坦时指出，中巴“两国关系中不存在任何困难和问题”（注：《人民日报》1996年12月2日。）。 巴基斯坦领导人也把同中国加强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并对中印关系的改善表示理解，认为这不会影响中巴关系。中—印—巴关系中，印巴关系则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甚至是敌对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印关系。
实际上，中国一直在为推动中—印—巴关系的良性互动而努力。首先，中国重视发展与包括印巴在内的所有南亚国家的关系，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其次，在影响印巴关系的核心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一贯是不介入印巴之间的争议，不偏袒任何一方，希望它们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再次，中国政府对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是真诚的、积极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和印度“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的关系。”（注：《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2日。）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会见印度总统时也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珍视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同印度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注：《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9日。），并提出了中印间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构想（注：《人民日报》1996年11月30日。）。第四，中国一贯反对“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三角外交模式，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发展独立的双边外交关系，赞赏和支持印巴间任何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的举措。
无须讳言，中国的努力没能产生积极的效果，根本原因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彼此在南亚的战略冲突不可调和。独立伊始，印度就把不结盟作为国家战略，目的是使印度尽可能地躲开大国政治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印度国家安全利益。但是，如果外部大国势力被引入南亚，特别是被对手巴基斯坦所借重，这将对印度构成最大威胁。故此，将美国、俄罗斯（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完全排出次大陆是印度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这也就是说，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联盟”战略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所以“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抱有损害印度利益的外部大国的干涉。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外部援助，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印度。”（注：巴巴尼·森·古普塔：“印度的理论”，《今日印度》1983年8月31日。 转引自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与印度相反，分治后的巴基斯坦基于地缘战略的现实和国家安全现状，力图通过与区外某一强大富裕的大国建立联盟关系来弥补自己实力上的劣势，借助其力量来与区内敌对大国印度相抗衡，以维护其安全。
无疑，印巴间的战略冲突直接影响了印度对中—印—巴关系特别是中巴关系的观点和立场，进而影响了中—印—巴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首先，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中巴存有强烈的担心，印度曾指责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的《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目的是要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同巴基斯坦达成协议”，这个边界协议表明北京政府想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来促进自己的扩张主义利益。”（注：“印度外交部1963年3月2日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见《人民日报》 1963年3月28日。）其次，印度视中巴发展友好关系为孤立、包围印度的冷战思维至今犹存；第三，印度在核问题上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猜忌也严重影响到它的对华政策。
同样地，在中—印—巴关系问题上，印度始终没有摆脱旧的战略思维，把安全问题作为评判三角关系特别是中巴关系的重要尺码，结果使得“中国威胁论”成了印度在看待中—印—巴关系时的一种自然反应。
综上所述可见，印度对中国安全的影响虽表现在四个主要方面，但究其根源则是印度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坚持旧的战略思维，始终视中国为印度安全的威胁。印度把安全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结果使得中印边界问题、核问题、中印巴关系问题象其对华军事战略一样，无一不被纳入其安全战略的统筹之中，并成为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印度虽部分地修正了安全观念，但其对华猜忌、防范的冷战思维依然根深蒂固，这就决定了印度对我国安全的消极影响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存在，而且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恶化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必须在坚持睦邻外交的同时早谋对策，以确保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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