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回归：一个学说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学中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1）08－0005－09
一、研究现状的分析
在大市场大流通的时代背景下，流通已成为产业价值创造与信息传递的核心环节，但流通理论研究却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虽然国内一些学者一直致力于流通理论① 的构建，从而为深化流通理论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处于“贫困”状态的流通理论仍无实质性改变。
（一）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不仅是一笔重要的学术遗产，而且也是研究现代商品流通问题的起点。国内学者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遗产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同时意识到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不完备的[1－3]。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来研究流通的，但他只是一般性地揭示了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以及商品流通的“本质”，没有具体研究企业以及社会的商品流通是如何组织的[1]32。就此看来，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缺乏对经济组织以及流通问题的系统关照。
（二）将流通理论纳入到主流经济学中的尝试
由于主流经济学主要基于供求分析或价格机制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因而国内有学者认为商业经济学应将资源配置作为研究对象或核心范畴，② 从而主张将商业或流通理论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4－5]。这种尝试为研究流通理论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但对如何构建流通理论仍有不少问题尚未解决。我们认为，遵循主流经济学的传统，以资源配置作为流通理论的研究对象或核心范畴，难以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解释：
1.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已经把流通问题抽象掉了[6]。新古典模型是直接建立在零交易费用这一假设之上的，尽管长期以来它并没有明显承认这一事实[7]10。这意味着，在新古典模型中，交易是在一个理想的不需要耗费成本的市场中完成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考虑商品流通过程了。在新古典框架下，流通不需要耗费资源，基于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与流通没有关系。而实际上，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众多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有通过商业者被间接的联系起来后，经济学所谓的市场才能形成，价格机制才能发挥作用[8]14－29。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为市场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流通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则在于阐明商业是如何组织交易的。
2.主流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等都是作为独立于新古典框架的经济学分支而出现的[9]19。最有影响力的新制度经济学也是独立于新古典框架之外的。新古典框架是建立在零交易费用和完全理性的前提假定之上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必须抛弃这个不现实的假定，因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新古典框架是不相容的。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致力于建立一个更一般的分析框架，使新古典框架成为新兴古典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这些新的经济学派显然正在致力于重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是由新古典自身的缺陷所导致的，也代表了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此，流通经济理论与其融入到新古典框架中，倒不如顺应潮流建立自己独立的分析框架或探求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融合。
3.西方的流通理论一直游离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之外。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就有经济学者对流通问题进行过理论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营销学者从分销或渠道问题入手，对流通问题开展了颇有深度的理论研究[10]35，但这些理论基本上是游离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西方的“分销”和“国内贸易”与中、日、韩文中的“流通”最为相近。③ 美国的分销理论在20世纪初就开始发展，如密歇根大学1902年开设的《美国工业分销与管理》课程，已经涉及批发、零售等问题[11]。但随着其后来的发展，渐渐远离了主流经济学，如西方的零售学已经成为完全独立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理论体系。西方的流通理论之所以没有被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中，是因为两者可能存在不相容之处。
另外，很多学者提出了用新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等研究流通问题，这非常具有启发性，但观点过于分散，目前还难成体系。这些分散的观点难成体系，一方面在于各种经济学派自身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善；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前提假定，缺乏统一分析单位的情况下，用不同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分析流通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通理论的分割，因而完整的流通理论体系就更加难以建立了。
总体上看，尽管国内学者做了很多努力，但流通经济学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尤其是宏观视角下的流通经济理论还远未形成[10]34，诸如流通理论的存在性、研究对象或核心范畴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依然存在争议。
在已有研究的启迪下，我们以寻找“流通理论在经济学的踪迹”为目的，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各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思想，从中探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对诸如流通理论或流通经济学的存在性、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核心范畴、流通经济学与新兴经济学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流通理论在经济学的踪迹
（一）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与市场思想：流通理论的渊源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用25年的时间铸就《国富论》。斯密的思想精髓可以概括为两个词：分工与市场（看不见的手）。《国富论》共五编，第一编前三章是分工理论，也是全书最精炼的部分。作为分工思想的集大成者，斯密极为重视分工，视分工为经济进步的根源。以后的章节开始研究交换，交换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实际上就是市场（预示各种交易组织的出现），④ 进而演化出很多理论。第二编偏重于货币、利息等理论。第三编涉及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活动等国内贸易或流通问题。但这部分内容简短，表现出来的智慧有点干瘪和缺少灵感，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12]292。第四编涉及国际贸易问题，批评了“重商主义”。
可见，《国富论》没有专门的流通理论，仅仅触及与流通相关的城市及商业研究，对后人产生的影响不大。同之前的先驱一样，斯密也更加重视国际贸易问题。然而，《国富论》却强调中间过程的交换理论，著名的斯密定理就体现了这一点。⑤ 倘若经济学的确是沿着“分工与市场”的路线发展下去，流通理论的产生是必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新兴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因而是对“分工与市场”这个精髓的复兴。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分工是经济进步的根源，而交易费用是限制分工的最大障碍，因而交易费用成为限制经济进步的根源。那么，如何降低交易费用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研究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交易，实际上就是宏观意义上的流通。换句话说，交易效率是市场经济的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生产力的水平[13]36。
而事实上，经济学并没有沿着斯密的思想精髓发展。继斯密之后的又一古典经济学奠基人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⑥ 这个理论成为了国际贸易的基石，引导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更加重视国际贸易问题，⑦ 而古典经济学原本薄弱的国内贸易或流通理论则被逐渐遗忘。新古典继承了“比较优势理论”，但忽视了由专业化内生的“绝对优势”，进而导致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割裂，无法解释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13]59。
（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与市场的抽象：流通理论的缺失
19世纪70年代，英国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法国瓦尔拉提出边际效应理论，引发了一场经济学的边际主义革命。边际主义就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界线，因为在“边际”的引导下，经济学渐渐偏离了斯密的分工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者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代表经济学新时代的《经济学原理》。该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关注的是经济组织的问题；⑧ 二是有关资源配置的价格理论（供求分析）[13]10。价格理论可以通过边际分析实现数学化，借助数学语言建立严密的分析框架。而对于分工问题，当时的数学工具无用武之地。“边际分析”在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总是更能吸引后继者的注意。萨尔缪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微观经济学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就是凯恩斯经济学。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市场协调分工的问题或经济组织问题，就在主流经济学中彻底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13]10，主流经济学成了一种基于供求分析的资源配置理论。
1.新古典对组织问题的忽视。新古典的供求分析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过程。在一个假定的无形市场上，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通过一个似乎免费的价格机制完成交易。在这个新古典模型中，无须关注交易主体如何获得相关的信息，无须关注市场和企业是如何产生以及它们是如何组织交易的，似乎一切中间过程都是没有费用并且可以瞬时完成。在这个过于理想的框架中，一方面，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截然二分的，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自然就是预先假定存在的，这也同时决定了社会分工结构进而经济组织结构也是事先外生给定的[13]10；另一方面，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并完成交易，因而交易费用也从新古典框架中消失了。这两个前提假定直接导致新古典对企业和市场的过度抽象。
2.新古典对企业与市场的抽象。新古典既然假定企业为事先外生给定的，也就无须关注企业的产生及其内部组织设计问题。企业在经济学家眼中也只是一个机械的投入产出函数。新古典把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抽象掉了，因而很难用来解释企业管理的现实问题。而企业家是需要一套实用的组织理论的。因此，经济学对企业组织设计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给管理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学的本质是在微观层面对组织问题的研究。倘若当初经济学沿着斯密“分工与市场”的思路发展，则企业组织理论应当成为当今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管理学的发展空间则可能会大大缩小。
同样，新古典的市场理论也是空洞的。市场是什么？市场是如何组织交易的？这些问题新古典不能做出回答，因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抽象掉了交易或流通。不研究交易或流通的市场理论其实不是真正的市场理论，施蒂格勒、诺斯和科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4]19，如科斯曾抱怨：“在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完全是一个模糊的角色”“关于市场本身的讨论居然完全消失了”。
新古典对企业与市场的抽象也表现在其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片面理解。“看不见的手”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之前的“自然法”哲学。到了魁奈领导的重农学派那里，自然法哲学具体化为自由贸易主义。他们的口号“个人利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被斯密关于面包师的例子所阐明：我们之所以有面包，不是由于面包师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自利之心[12]362。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不仅来自魁奈，也与休谟密切相关。休谟的一个著名例子被众多学者所乐道：两个人经由某种同意或某种传统在船上一起划桨，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给予对方以承诺……正如语言是慢慢地由人们的传统而不是在任何承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或习俗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被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用来解释产权的起源[7]139－143。这种思想被哈耶克成就为“自发秩序”，被诺斯等发展为“路径依赖”或演化理论。新兴古典学派则融合“看不见的手”的所有功能，甚至将其神化为“万能的手”。“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不仅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还在于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寻求有效率的交易分层结构以及确定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和景气循环模式[15]11。除了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外，其他功能都是通过经济组织来“降低资源的稀缺性”。
（三）制度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的发展：流通理论的灵光闪现与边缘化
新古典经济学没有继承斯密的分工思想，因而没有研究经济组织问题。制度经济学则非常关注组织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组织理论的缺陷，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1.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康芒斯与新制度经济学开创者科斯。制度经济学最杰出的贡献者非康芒斯莫属。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将“交易”视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是康芒斯的重要洞见[16][7]43－44，但却“引而不用”。在康芒斯看来，“交易”不仅是经济分析的单位，而且是法律、经济学、伦理学等各个哲学分支统一的分析单位[17]73。他将交易划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分别对应于市场、企业和国家三种组织⑨。康芒斯对“交易”的认识，来自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他敏锐地洞察到市场参与者完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一种是实际移交对商品或者金属钱币的物质的控制；另一种是依法转移法律上的控制[17]76。前者被他称为交换，后者被他称为交易。然而，经济学家没有对这两种活动加以区别，未能辨别清楚物资和对物资的所有权，因而只是强调了人对自然的劳动程序，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康芒斯称主流经济学家为“物质经济学家”，称他们的经济学为“工程经济学”。这意味着，企业和市场在新古典框架内仅限于技术层面的研究。康芒斯认为，“最好的运行的工厂，是它的技术上的各项因素由管理的交易适当地加以配合的工厂；最好的运行中的营业，是它的购买和销售由买卖的交易适当地加以配合的营业；最好的运行中的机构是它的技术和营业两部分适当地配合的机构。”[18]291企业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不仅要有技术也要有营业，前者属于管理的交易，可以弥补新古典对企业组织的忽视；后者属于买卖的交易，可以弥补新古典对市场组织的忽视。显然，在康芒斯的框架中可以发现流通理论的踪影。
康芒斯的经典著作《制度经济学》发表于1934年。三年后，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问世。科斯注意到，“企业”在古典框架中只是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存在，进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企业？”这实际上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科斯用交易费用解释企业的存在，开创了交易费用分析法。然而，这两位大师却一度被埋没，组织理论的研究因而也产生了一个断层[19]15。科斯称自己的论文“引而不用”。熊彼特在其鸿篇巨著《经济分析史》中原计划论述美国的制度经济学派（尤其是凡勃伦和康芒斯），但至死未能如愿[20]18。
2.现实环境的反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或许理论的预见性使得理论总是超前于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黄金时期”的高速发展阶段并完全进入买方市场。生产率大大提高，技术环境日新月异，产品种类越来越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者更具有话语权，消费更趋向多样化、个性化，如何把产品卖出去越来越成问题。这个现实自然证明了30年前康芒斯、科斯等研究“交易”或“交易费用”的重要意义。⑩ 因此，制度经济学文献恰恰在这个时候爆炸性成长，一点也不奇怪。然而，这个时候发表的大量制度经济学文章主要源自科斯思想的启发，而康芒斯的思想顶多也只是被一笔带过。在科斯思想的基础上，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合约或契约理论相继产生。科斯的忠实追随者威廉姆森将这一系列的理论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3.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或许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的发表就注定了新制度经济学是研究微观企业组织理论的学问。科斯的思想来自对企业本质的思考，在他的影响下，多数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偏重于对企业组织的研究，(11) 而无形中忽视了与市场组织有关的流通问题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组织问题研究的不足，相关文献早已汗牛充栋，但各种观点分散在不同的研究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框架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框架遭到质疑和批判。张五常极力反对应用“机会主义”这个处处存在而无法估量的概念[21]。德姆赛茨（1988）认为，资产专用性并非会对交易费用产生影响，未必会导致机会主义，也未必与“一体化”正相关，资产专用性对雇佣关系的解释也站不住脚[22]。还有学者认为，委托—代理理论也不是完全的企业理论，不能解释企业独有的特点[13]97。同样，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激励问题研究的过多投入也引发了很多质疑[24]。总之，新制度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之间各不相让，难以实现统一的逻辑体系，只有分散的论文，而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12) 因此，新制度经济要取代新古典的统治地位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短期内不能取代新古典经济学，但作为一个很有解释力的经济学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必然还会保持其吸引力。这会使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到微观企业组织的研究，尤其是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而对于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现象的关注程度相对不足，从而使对解释这些宏观经济现象颇为重要的流通理论也容易被边缘化。
（四）新兴古典重回原点的理论重建：流通理论的回归
紧随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成就于20世纪80—90年代。新兴古典经济学彻底抛弃了新古典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间的“二分法”，而将所有人假定为先天无差异的“消费—生产者”，(13) 并沿着分工演化的思路创建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其实，经济学的研究经常会走弯路，19世纪的经济学原本可以在几个世纪前经院学派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建立起来[12]157。20世纪的经济学同样也走了弯路，新制度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反思，但却没有勇气退回到原点。杨小凯做到了，退回到两个世纪以前，从头开始沿着斯密的“分工与市场”路线重构经济学体系。(14) 新兴古典框架包容了新古典框架，做到了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像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那样断层式的颠覆。如果要彻底颠覆，则一个多世纪的新古典研究成果就会瞬时化为乌有，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新兴古典框架已经尝试形式化了很多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个重要的贡献已被众多经济学家所认可。(15) 新兴古典基于“专业化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解释了城市、中间商、交易的层级结构等如何从分工中出现，这些都是重要的流通理论。因此，新兴古典的市场理论不再是空洞的，因而也能解释国内贸易是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新兴古典对分工理论的复兴，使经济学研究的重心由资源配置转向经济组织。
新兴古典经济学致力于经济组织及结构的研究，不仅吸收并形式化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组织理论，也是对新古典及新制度经济学市场理论空洞化的救赎。在新古典框架下，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个假定固定组织结构下的“边际”提高；而在新兴古典框架下，生产力的提高则是通过组织设计实现的跳跃式“超边际”的提高。对于不连续的或破坏性的创新，新古典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创新是一种制度的重构，是边际式生产可能曲线的超边际突破。
然而，在新兴古典框架中，“市场经济”无所不能，似乎被神化了。(16) 这与哈耶克的影响密切相关。哈耶克对市场经济的解读不但思维逻辑极其严密，而且的确深入到哲学或人性的层面上，从而对杨小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 整个新兴古典经济学到处都能看到哈耶克的影子。杨小凯对经济学的定义、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心、甚至对基督教的最终信仰都与哈耶克产生共鸣或来自他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小凯的根本贡献是将斯密的分工思想与哈耶克的市场经济思想融合起来，自成体系。遗憾的是，杨小凯英年早逝，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遭遇了困境。
三、关于流通理论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一）流通理论的存在性
流通理论的贫困不是因为流通理论不存在，而是因为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对流通问题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初步涉及了城市、商业等流通问题的理论思考，但没有深入分析，因而缺乏影响力。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引领经济学家偏向了对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国内贸易。新古典的消费者与生产者截然分开的“二分法”和零交易费用的前提假定，致使经济学分析抽象掉了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从而也抽象掉了商品的流通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开始重视组织问题的研究，但偏重于微观层面企业组织问题的研究，对宏观市场经济组织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因而在现有的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中也很难提炼出完整的流通理论。正是因为这些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缺乏对流通问题的关注，流通理论在西方也没有被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而是散见于营销学，特别是宏观营销理论和渠道理论，以及零售学、物流学、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学科理论之中。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复兴本质上是将经济研究的核心由抽象的资源配置回归到经济组织的研究。各种经济组织是在“专业化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中内生的。显然，零售商、批发商、分销渠道以及各种交易组织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因此，在新兴古典框架中，流通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没有明确地以“流通”来命名而已。由此看来，不论是新兴古典框架下的“交易”与“交易组织”理论，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语境下的“分销”理论、“宏观市场营销”理论，以及中日韩语境下的“流通”理论，在本质上所指的问题是共同的，至少在这些理论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交集”。而所谓流通理论的建构，实质上就是如何围绕这个“交集”建构一个相对统一的概念和逻辑体系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流通理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何建构流通理论，是“分散”建构，还是“统一而独立”建构，目前尚未形成广泛的共识。显然，要形成广泛的共识，还需要众多理论家们的深入研究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二）流通理论的核心问题、研究对象、分析单位与核心概念
国内一些前期的研究认为流通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资源配置[4]39[5]84[25]，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中几乎看不到流通理论的影子，因为在新古典框架下，价格机制不需要“流通”就能完成资源分配。在强调分工与交换的《国富论》中有流通理论的元素，在研究“专业化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也有流通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分工与流通是密不可分的。分工的深化实质上是经济组织的演化，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组织问题。从这个意义讲，流通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与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相接近，倒不如说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更接近。
国内还有学者认为流通理论的贫困与缺少明确的研究对象有关，因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争论，如流通（商业）服务论[26]和流通主体论[4]39。我们认为，被新古典抽象掉的中间过程，就是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或交易的组织过程，而商品、服务与交易组织都处在这个过程中，因此，自然都应该成为流通理论的研究对象。然而，由于商品或服务与交易组织属于不同层面甚至不同性质的问题，因此，应该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或分析视角来研究这些不同的问题，例如，可以用机构分析法与功能分析法研究批发商、零售商等流通机构（组织）的功能与演化问题，也可以用商品分析法研究不同商品的流通组织问题等等[10]35－36。用不同分析方法或分析视角关注不同的流通问题，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解释流通经济现象。因此，将流通理论的研究对象局限在流通领域中的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方面，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单一，恐怕也不利于流通经济理论的系统建构。然而，这并不妨碍对流通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的提炼或抽象，因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设定是理论建构的重要前提。
康芒斯的经济学框架虽被遗忘，但“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洞见得到经济学家的肯定。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是一种对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共同适应的分析单位。因此，“交易”也一定适应于流通理论的建构。因为流通的基本功能是商流和物流，而康芒斯关于“交易”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与商流和物流的含义相一致。康芒斯认为，“这种交易以及所准备的法律上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换取一定的代价，我们称为‘买卖的交易’，把实际物品的‘交换’留归劳动程序，(18) 这种程序我们叫做实际的交货，必要时由‘管理的交易’的法律来执行。[17]77”因此，商流作为所有权的转移过程也就是康芒斯所定义的“买卖的交易”；物流作为实体的转移过程属于康芒斯所定义的“管理的交易”或“交换”。从流通机构或流通主体来看，零售组织和批发组织等都属于康芒斯所谓的“运行中的机构”。一个运行中的机构是由交易组成的，康芒斯将运行中的机构比喻为一个有机体，而“交易”就是构成这个有机体的细胞。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交易”为分析单位的，如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为分析的基本单位。(19) 新兴古典经济学没有提到关于分析单位的问题，但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专业化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开展研究，无论是分工还是交易费用都与“交易”密不可分。
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流通是指商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过程，包括商品所有权转移与商品实体转移。因此，这种含义的流通似乎与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交易”具有相同的属性，至少是上述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交易概念集合的一个“子集”。因此，为了有效吸收各经济学派在有关交易或流通研究上的思想成果，建构更加完整的流通理论体系，“交易”作为流通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单位显然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交易”是一个经济学、法律和伦理学共同适用的基本分析单位，它不仅适用于对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的分析，也适用于对家庭、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等组织与行为的分析。显然，将“交易”作为流通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似乎又显得过于抽象和一般，而且随着流通实践的不断发展，流通领域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也不断增加，一些属于流通领域所特有的问题，可能也无法用一个抽象的“交易”进行准确、精到的解构或分析。因此，我们认为除“交易”这个基本分析单位外，似乎还应有一个较“交易”更具体且更有针对性的解析流通问题、建构流通理论的核心概念。当然，要发现这样一个核心概念恐怕还需要更多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作为一种探讨，我们认为除“交易”以外，似乎也可以将“流通”作为解构流通问题、建构流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是因为“流通”是对“商流”与“物流”的概括，而商流与物流既是流通的基本功能与核心要素，又具有“交易”的本质属性，但却对“交易”的外延有所“收敛”，从而更有利于对现实中许多流通问题和流通现象的准确解析。
（三）流通理论与有关经济学派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蕴含着深刻的分工与市场思想，这些思想是流通理论的重要源泉，但是由于研究范围、研究重点、理论体系，特别是理论的时空局限，从而使得这些原始而深刻的思想难以直接成为现代流通理论。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对以往理论的“破坏性创新”，其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以及研究结论的抽象、深刻及“批判性”特点，对分析流通问题、建构流通理论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与启迪意义。马歇尔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抽象掉了流通过程，缺乏甚至根本没有对流通问题的关注，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不仅难以见到流通理论的踪影，甚至连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与市场思想也基本消失了。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以及其后的某些理论分支，如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等，不仅可以为流通理论的建构提供方法论与分析工具的支持，甚至可以直接为流通理论的建构提供某些研究结论上的支持与参考。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康芒斯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可能由于同时期主流经济学的冲击或框架过于抽象难懂，没有得到后续的发展，但这并不妨碍其对流通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新制度经济学偏重于企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但其交易费用、产权及契约的分析方法可以应用于流通理论的研究。流通理论也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市场或交易组织问题，从而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补充。新兴古典经济学想要基于分工与专业化来统一整合经济学，其中自然会包含流通理论的很多内容。例如，在新兴古典框架下，“专业化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内生了零售、批发等各种交易组织，从而彻底打开了被新古典抽象掉的“流通”黑箱，并形式化了很多流通理论，这也就启发研究者可以沿着分工演化的路线建立流通理论体系。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目前还没被西方学界所广泛认同，同时，它也不会专门研究流通问题。因此，不可盲目将流通理论完全纳入到新兴古典框架中，重要的是将新兴古典框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于流通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上，我们仅就流通理论与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梳理，难免挂一漏万，其目的是对流通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历程及其可能的渊源与线索进行探讨。在我们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又想到了两个对流通理论的发展与建构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线索与渊源：一是当代西方的市场营销学，特别是宏观市场营销理论、零售学、物流学，以及网络营销与网络经济理论等等，也可以为流通理论的建构提供重要的素材；二是以中日为代表的传统商业经济理论或流通经济理论及其当代的新发展，以及以前苏联、中国等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一些有关商业、贸易或流通经济理论，也会对当代流通理论的建构提供特别的参考与参照。我们相信，只有正本清源、博采众长、有机整合、传承创新，才有可能建构出既有“血脉传承”又有时代特点和“普适性”的流通理论。
收稿日期：2011－05－27
注释：
① 按我们的理解，流通理论包括流通经济理论与流通管理理论，但本文所说的流通理论主要是指流通经济理论。
② 在我们看来，商业经济学属于流通理论，但不是流通理论的全部，因为商业不是流通的全部，由专业商业者承担的那部分流通活动就是商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商业是流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③ 在美国统计摘要中，20世纪80年代之前，“分销”包括批发和零售；80年代之后，“分销”被“国内贸易”一词替代。西方学者，如贝当古（Betancourt,2009）研究分销问题时，主要针对零售和批发[27]。因此西方的“分销”和“国内贸易”与中、日、韩的“流通”最为相近，后者是一个更一般的概念，其外延大于零售和批发。然而，与国内学者对“流通”的界定争议类似，西方也存在对“分销”的界定问题[28]。
④ 斯密是集众多先驱，如格罗秀斯、普芬多夫、哈奇森、魁奈、休谟等之大成者。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思想的先驱。这种思想又可以一脉相承的追溯到经院学派“自然法”哲学。休谟与斯密关系密切，生前曾将自己的手稿委托给斯密处理，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承明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也列举了很多中国的市场经济先驱者，但遗憾的是，没有像斯密这样的集大成者。
⑤ 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原理，这个定理被杨格（1928）誉为“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29]
⑥ 还有学者认为托伦斯独立地发现了比较成本原理，比李嘉图有优先权。
⑦ 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也表现在欧洲贸易业的快速发展。整个19世纪欧洲占了世界进出口总额的60％以上，其中19世纪40年代到1873年是国际贸易的黄金时期。
⑧ 分工的演化实际上就是专业化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问题，也就是如何组织交易的问题。
⑨ “市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属于“组织”的范畴，但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企业、市场和国家属于三种不同的组织类型。三种交易与三种组织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严格，管理的交易和买卖的交易与企业和市场相对应，但限额的交易则比较复杂，不仅包括国家的交易而且包括企业间非市场交易和少数企业内交易[30]。
⑩ 无独有偶，营销观念的核心原则也是基本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31]，也即市场营销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而产生，毫不奇怪，也是处于“黄金时期”，但与企业理论不同的是，营销管理陷入了困境[32]。不禁要问，如今的新制度经济学实际在研究企业组织问题，岂不是与管理学走向融合了。因此，如果说市场营销因偏重技术上的操作而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为现代市场营销的救赎带来了希望。
(11) 当然也有例外，如诺斯研究国家组织。
(12) 其实，康芒斯基于“交易”这个基本单位为制度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但却没有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力。而新制度经济学还没有一部真正成系统的著作，远不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更谈不上与古典经济学的《国富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原理》等媲美。
(13) 先天无差异指所有个人在一切方面都是事前相同的，这是研究分工所必需的前提假定。这个假定居然也是几百年前“自然法”哲学家的普遍看法[12]194。
(14) 当然，杨小凯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很多先驱的激励下完成的。其中阿伦·杨格是杨小凯的最重要启蒙者；库恩和塔克为超边际分析坚定了基础，杨小凯也乐道自己的经济学是超边际经济学。
(15) 如阿罗在《致黄有光的信》中，对杨小凯的这一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33]。
(16) 在新兴古典框架中，“市场失灵”被理解为市场的奇迹，而不是市场的失败。
(17) 杨小凯在《我所了解的哈耶克》一文中称“我是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来没有崇拜感……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在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来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
(18) 康芒斯把交换理解为“一种移交与接收物品的劳动过程……给物质的东西加上‘地点效应’。”[17]71－76
(19) 但是威廉姆森的尝试并不是很成功，他的研究框架引起了张五常、科斯、德姆赛茨等的质疑。
标签：经济学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交易费用理论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边际分析方法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