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秦汉论文,气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气候变迁对于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古国，无疑是可以导致历史文化环境显著变易的重要因素。考察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可以发现气候条件的变化确实曾对历史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充分考虑气候条件的作用，对于秦汉时期的许多历史文化现象，或许可以得到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作出更合乎历史规律的说明。
一
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以及这一历史阶段的气候变迁，久已为颇多学者所注目。
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一写道：“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所谓“延州”、“延郡”，即今陕西延安地区。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更偏北的地域仍有竹类生存。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注意到了汉代节气序次的变动。宋元之际学者金履祥曾经进行节气序次的历史比较，“疑古者阳气特盛，启蛰独早”，推定周秦两汉时的气温可能高于宋元时代①。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以花期比较各地气候，又由此推列古今气候差异。近世更多有学者重视气候史研究。蒙文通、竺可桢、胡厚宣、王树民等先生，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即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历史上的气候变迁。
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文焕然先生所著《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一书，对秦汉气候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他认为，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迁，与现代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实际上是与现代相差不很大”。
竺可桢先生于1961年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指出：“秦汉时代黄河流域气候与今相似，而殷周时代却比现在为温和”。他发表于1972年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又修正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前221-23年）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②竺可桢先生引张衡《南都赋》“穰橙邓橘”文句，以为可以说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而曹操种橘于铜雀台，只开花而不结果③，气候已较汉武帝时代寒冷。《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黄初六年（225年），“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了。”据竺可桢先生所绘“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秦及西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高1.5℃左右，东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低0.7℃左右。平均气温上下摆动的幅度超过2℃。
文焕然先生著作的出版距今已经35年，竺可桢先生论文的发表也已经22年了。随着历史学和气象学的进步，就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而言，我们今天站在新的基点上，已经具备了可能将研究工作再推进一步的条件。
二
许多资料可以表明，秦汉气候确实曾经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致在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
《史记·乐毅列传》载录乐毅报遗燕惠王书，说到破齐之功，有“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语。说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燕国占领军可以将生长于齐地的竹类移植到燕国本土北边山地。西汉时关中竹林之繁茂，与现今自然景观形成强烈的对照。《汉书·地理志下》说，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竹林”成为资源富足的首要条件。据《汉书·东方朔传》，当时人曾以关中有“竹箭之饶”，称之为“天下陆海之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拥有“渭川千亩竹”者，“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而以“竹竿万个”为经营之本者，“此亦比千乘之家”。《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述，杨仆“坐为将军击朝鲜畏懦，入竹二万个，赎完为城旦”，也说明当时关中曾生长经济价值较高的竹种。《汉书·东方朔传》记述，爰叔建议董偃请窦太主献长门园取悦武帝，说到顾城庙“有萩竹籍田”。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奏赋描述宜春宫风景，也有“览竹林之榛榛”的辞句。西汉长安地区民间重视竹林经济效益的情形，又见于班固《西都赋》：“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以及张衡《西京赋》：“筿
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按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说法，竹林当时已经成为关中人“坐以待收”的“富给之资”。《汉书·礼乐志》及《汉旧仪》都说到甘泉宫竹宫。《三辅黄图》卷三：“竹宫，甘泉祠宫也，以竹为宫，天子居中。”有关关中地区秦汉宫殿陵墓的考古资料中也多见竹结构建筑以及采用竹材作为辅助建材的文化遗存。西汉薄太后南陵20号从葬坑中发现大熊猫头骨，或许也可以看作当时关中地区竹林繁茂的佐证。
《史记·货殖列传》分析全国经济结构时说到各地出产，“竹”居于山西物产前列却不名于江南物产中，可见当时黄河流域饶产之竹，对于社会经济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江南。
《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曾发卒数万人塞黄河瓠子决口，“自临决河”，“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武帝为之作歌曰：“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茭，是竹苇编制的縆索。据《后汉书·寇恂传》，东汉光武帝北征燕代，寇恂曾“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转以给军”。《后汉书·郭伋传》载，东汉初，郭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美稷地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现今华中亚热带混生竹林区的北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致位于长沙、南昌、宁波一线。而华中亚热带散生竹林区的北界，则大致与北纬35°线重合。而当时竹类生长区的北界，已几近北河今天沙漠地区的边缘。
《后汉书·西羌传》记述，汉安帝时羌人起义，“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可知陇山一带竹材仍常以为习见器用。据《水经注·渭水中》引诸葛亮《表》，诸葛亮据武功水与司马懿战，曾“作竹桥，越水射之”。似乎关中仍有可以提供建筑材料的竹林。然而与西汉时期比较，已经看不到“渭川千亩竹”，“竹林”“榛榛”，“筿敷衍，编町成篁”的景象。戴凯之《竹谱》写道：“竹虽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竹类作为适宜温湿气候的植物，其分布地域的变化当与气候的变迁有关。《后汉书·襄楷传》：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柏伤竹枯”，被看作是危及天子的凶兆。又《续汉书·五行志二》：“桓帝延熹九年，雒阳城局竹柏叶有伤者”，都说明气候变化对中原地区竹类生长的影响。《三国志·魏书·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山阳在“淇园之竹”出产地西南，而作为名士聚游之处的竹林，可能只是与当地一般自然景观相异的名胜。然而随着气候继续干冷，情况又在发生变化。《水经注·清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是原有竹林已经不存。《太平御览》卷九六二引《述征记》：“仙（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康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种竹木。”除了著名的嵇康竹林“悉为田墟”之外，郦道元《水经注·淇水》在说到“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之后，又指出：“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
竹林的生境特点要求温暖湿润的气候。秦汉竹林分布范围的变化，可以反映气候的历史变迁。
稻米，西汉时曾经是黄河流域主要农产。《汉书·东方朔传》所谓“关中天下陆海之地”，“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将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氾胜之书》曾详尽记述稻作技术。《汉书·昭帝纪》说到“稻田使者”官职说明黄河流域的稻作经济，当时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注。《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微行游猎，“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扬雄传下》引《长杨赋》：“驰骋稉稻之地”，也说当时关中稻米种植之普遍。甚至河西地区也曾经营水稻生产，《居延汉简甲乙编》可见“稻”字(132·20A)，《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改释为“
”，然而居延帛书所谓“稉米”（乙附51），居延汉简所谓“白米”(335·48)、“善米”(E.P.T57:68B)、“粺米”(E.P.T4:56)、“粺米”(E.P.T40:201)④，敦煌汉简所谓“白米”(713)、“白粺米”(246)、“毇米”⑤等，都有可能是指稻米。《后汉书·张堪传》载，东汉初，张堪拜渔阳太守，曾“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也是有关两汉之际稻区北界的史料。狐奴，地在今北京密云、顺义之间。
《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曾上书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颜师古注：“宿麦，谓其苗经冬。”应即冬小麦。《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前120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据《史记·平准书》，是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然而以行政力量大规模推广冬小麦种植，又很可能与气候寒温的变化有关。《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冬寒对次年水稻种植的必然影响，自然可以成为第三年决策号召“益种宿麦”的原因。《汉书·赵充国传》说到汉兵出张掖、酒泉合击羌人之议，“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可知军粮中麦与其他谷物的比例达到10:3。敦煌汉简中“出米二斗麦六斗”，“出米二斗麦六斗又二斗”(318)，比例亦与此相当。《晋书·食货志》载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年）诏：“徐、扬二州土宜种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则暗示汉时关中是因气候变迁，出现了农耕生产由稻而麦的转换。
有农业史学者曾经论述，大豆曾与粟共同作为黄河流域居民的主要食粮，但自西汉时期起，“大豆则逐步转入‘蔬饵膏馔’之中”⑥。然而从西汉后期以来的历史资料看，大豆相反却又有逐步转为主要粮产的趋势。《氾胜之书》：“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陕西咸阳茂陵西汉中期空心砖墓出土釉陶仓中有豆的外壳，陶仓顶部有墨书题记“大豆一京”等，可以看作当时关中推广大豆种植的文物证明。《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谷旅生，麻尗尤盛。”《说文·尗部》：“尗，豆也。”可见当时的气候条件，尤适宜于菽豆生长。《后汉书·冯异传》载，建武三年（27年），车骑将军邓弘与赤眉军战于湖，“大战移日，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四民月令》中几乎逐月都有关于“豆”的内容，可见东汉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农业区已十分重视豆类种植。洛阳汉墓出土陶仓有朱书“大豆万石”题记者，也反映当地豆类作物经营相当普及的事实。据《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194年），三辅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袁宏《后汉纪》卷二七记述：“于是谷贵，大豆一斛至二十万。长安中人相食，饿死甚众。帝遣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米豆各半，大小各有差。”大豆在灾情严重时对于救助饥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米豆各半”可以体现太仓储粮品种的大致比例，也可以说明豆久已成为最受重视的农作物之一。
农耕作物由以适宜“暑湿”气候条件的稻为主，到可以种植于“高田”，“土不和”亦可以生长的“保岁易为”足以“备凶年”的大豆受到特殊重视，似乎可以看作西汉至东汉气候条件发生若干变化的例证之一⑦。
王褒《僮约》：“五月当获，十月收豆。”有学者以为可以说明“当时四川地区已进行豆、麦轮作”⑧。《三国志·魏书·陈群传》：“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也说明“豆麦”是汉中地区主要农产。《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陆逊临襄阳前线，面对强敌而镇定自若，“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可见当时豆类作物在江汉平原亦得以普遍种植。
《四民月令》说，三月“时雨降”，可种植“胡豆”。李时珍《本草纲目》以为“胡豆”即豌豆，又说到“今则蜀人专呼蚕豆为胡豆”。缪启愉先生则以为“胡豆”可能是指豇豆。他以同一书中胡豆和豍豆（被理解为
豆，即豌豆）并列，断定“崔寔所说胡豆决不是豌豆”；又否定了“胡豆”是蚕豆的说法：“现在四川仍称蚕豆为胡豆。但《四民月令》所说农事，是黄河下游的情况，现在开封洛阳一带没有种蚕豆，要向南到信阳附近才能载培蚕豆，可见崔寔所说胡豆，显然不可能是蚕豆”⑨。这种论点之所以缺乏说服力，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古今气候的变化。“胡豆”之得名，正是由于自西北传入中原。居延汉简有“胡豆四石七斗”简文(310·2)，说明汉时河西地区尚有“胡豆”种植，现今甘肃许多地方仍然称蚕豆为“胡豆”。
张衡《南都赋》中写道：“冬稌夏穱，随时代熟。”有学者以为是说稻麦复种一年两熟，有的学者则以为这是“泛指南阳地区情况，非指同一田亩中冬夏两熟”⑩。然而，若考虑到当时气候有异于现今的自然条件，似不能排除当地曾实行稻麦复种的可能。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写道，“卢橘夏熟，黄甘橙楱”，甚至“枇杷”、“杨梅”、“荅遝离支”，均“罗乎后宫，列乎北园”。晋人左思《三都赋序》以“卢橘夏熟”为例，指出《上林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其论据即以晋时自然条件，“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后人也多批评其“夸言飞动”，赋“乌有”之语(11)。徐中舒先生则认为司马相如和左思各有道理，其不同是由于“汉晋气候转变所致”。“西汉以后，西北气候渐趋干寒”，“东汉以后，关中气候转变至骤”，所处时代有先后，所见植物生长发育的情况当然有不同(12)。文焕然先生则以为，“按诸实际，长卿的赋显然有夸张，徐氏的论调更属牵强”。不过，这里所谓“实际”，或许并未能符合秦汉气候的真实状况。至于张衡《南都赋》介绍南阳地区植物生态时所谓“穰橙邓橘”，文焕然先生则以为可信，认为其地“正处南襄隘道的南部，为华北、华中间的过渡地带，自然景观、特别是气候接近华中类型，因此具有成为柑桔经济栽培区的气候条件”(13)。而事实上现今适宜气候温暖而湿润的柑桔等特用经济果树的主要分布区，除陕西汉中和四川盆地部分地区之外，其北界只限于长江一线。属南阳地区的河南淅川，近年由川、湘、鄂引进柑桔试种，接连因冻害严重受挫。经考察分析，当地仅部分地区具有适合柑桔栽培的小气候环境，选择出不同等级的宜桔地亦零落细碎(14)。
张衡是南阳人，所述橙、橘分布地域具体至于穰县、邓县，记叙应当是可信的。《南都赋》中值得珍视的有关植物群落及相应气候环境的资料，又有当时人们培植经营称作“薯蔗”的人工植被的记载。《文选》卷四李善注引《汉书音义》：“薯蔗，甘柘也。”《说文·艸部》：“薯，薯蔗也。”“蔗，薯蔗也。”段玉裁注：“‘薯蔗’二字叠韵也。或作‘竿蔗’，或‘干蔗’，象其形也。或作‘甘蔗’，谓其味也。”南阳有经营甘蔗的园圃，可以说明当时的气候条件适宜这种现今多分布于亚热带的经济作物生存。
三
作为根据气候条件决定农时的农事规范，二十四节气在秦汉时期曾经发生过某种变化。
《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蛰虫始振”。郑玄注：“振，动也。《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礼记·月令》又写道：仲春之月，“始雨水”。郑玄注：“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这就是说，现今二十四节气中“雨水－惊蛰”的次序，在汉代起初是“惊蛰－雨水”。这说明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初春气温回升至于“蛰虫始振”时，要较后世为早。
《汉书·律历志下》备列二十四节气并载明相应星度：“诹訾，……中营室十四度，惊蛰。今曰雨水。”“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今曰惊蛰。”“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谷雨。”可见，现今二十四节气中“清明－谷雨”的次序，在汉代起初是“谷雨－清明”。
今本《淮南子·天文》所列二十四节气次序与现今相同。刘文典先生《淮南鸿烈集解》指出：“‘惊蛰’本在‘雨水’前，‘谷雨’本在‘清明’前。今本‘惊蛰’在‘雨水’后，‘谷雨’在‘清明’后者，后人以今之节气改之也。”《汉书·律历志下》所记，正说明“汉初惊蛰在雨水前，谷雨在清明前也”。“桓五年《左传正义》引《释例》曰：‘汉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
西汉后期这种节气序次更动的原因，按照《礼记·月令》孔颖达疏的说法，是“由气有参差故也”，即气候条件之变化使然。
《吕氏春秋·审时》总结所谓“耕道”，强调农耕必须正时，“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得时者重”，“得时者多米”。而如若“失时”，或“先时”，或“后时”，都会影响收成。汉代春季节气序次的变换，正是当时人为适应气候变化采取的相应措施。气候较暖时，先谷雨而后清明，使春播提前，以避免“后时”。气候转冷时，则先清明而后谷雨，以推迟春播，避免“先时”，以保证作物的出苗率(15)。
进行古今农时的比较考察，也有助于真切认识历史上气候变迁的实际状况。
例如，反映西汉前期关中地区农耕生产经验的《氾胜之书》中写道：“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即4月10日前后。然而现今陕西西安地区以水稻插秧为主要农事活动的仲夏时令，平均初始日期为6月11日±11天。考虑到育秧所用时间，西汉时种稻仍较现今为早，这或许也可以看作当时气候较暖的征象。《氾胜之书》又说：“种麦得时无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夏至后七十日”，即8月30日前后。然而，据1963-1982年西安地区自然历，现今陕西西安地区播种冬小麦的平均日期在10月10日。据1982-1984年陕西杨陵地区自然历，当地小麦播种平均日期为9月28日。《氾胜之书》也说到小麦推迟播种的情形：“当种麦，若天旱无雨泽，则薄渍麦种以酢浆并蚕矢，夜半渍，向晨速投之，令与白露俱下。”“白露”为秋露。西安地区现今进入初秋时令的平均日期为9月19日±7天，杨陵地区则为9月14日±3天，小麦播种“令与白露俱下”，时令虽稍后移，但仍然早于现今播种时间。分析这一现象，除了考虑冬小麦品种之古今差异及夏玉米收获时间（西安地区平均日期为9月29日，杨陵地区平均日期为9月27日）的影响外(16)，而应当注意到冬小麦早播对于“忍寒”的更高要求。冬小麦在苗期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低温，才能分化形成结实器官，然而播种过早，会因冬前生长过旺而易遭冻害。西汉冬小麦播种时间偏早的事实，很可能与当时冬寒对麦苗威胁并不十分严重有关。
《氾胜之书》又写道：“夏至后二十日沤枲。”《四民月令》则说：“先后日至各五日”，可种“牡麻”。“牡麻”即大麻雄株，又称作“枲”。《氾胜之书》“沤枲”时日，依《四民月令》尚未收获。从《齐民要术》卷二《种麻第八》的内容看，东汉气候与贾思勰著《齐民要术》的时代类似，而与西汉气候明显不同。又如《氾胜之书》：“黍者，暑也，种者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强土可种黍。”而《四民月令》：“（夏至之日）先后各二日，可种黍。”种黍时日，东汉较西汉又晚了18天至22天。此外，《氾胜之书》说：“二月注雨，可种芋。”王褒《僮约》有“种姜养芋”语，大约种姜与种芋时节相当。而《四民月令》写道：“（清明）节后十日封生姜，至立夏后芽出，可种之。”又说：“四月，立夏节后，蚕大食，可种生姜。”推想种芋也当大致在清明以后，如此亦晚于《氾胜之书》之所谓“二月”。以《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的有关内容相比较，两汉种瓜时节也有较大差异。
这样，我们进行两汉时期如下几种作物种植农时的历史比较时，都可以看到西汉早于东汉：
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
作物名称 《氾胜之书》
《四民月令》
相差时日
枲
（“夏至后二十日沤枲”） “先后日至各五日”可种“牡麻”
黍
“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强土
可种黍”
夏至“先后各二日，可种黍”
18-22
芋
“二月注雨，可种芋”大约清明以后
约20-40
瓜
“种常以冬至后九十日、百日” “三月三日可种瓜”
约12-22(17)
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这样的差别，也体现出两汉之际的气候条件的变迁。
《氾胜之书》所反映的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冬小麦早播而“忍寒”的情形，到东汉时也有所转变。《四民月令》记录洛阳地区冬小麦播种农时：“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其时在9月7日至10月3日前后，已逐渐与现今农时接近。
四
在多年科学考察成果中，已经有若干资料可以作为秦汉气候史研究的实证。
主要根据我国东部平原及海区构造沉降量的估算所绘制的中国东部的海面升降曲线表示，距今2000年前后，海面较今高2米左右。海面升降是气候变迁的直接结果。根据植被、物候等资料试拟的华北平原古气温曲线，显示当时气温高于现今1℃左右。根据植被、物候等资料试拟的上海、浙北古气温曲线，则显示当时气温高于现今2℃左右。根据海生生物群试拟的东海与黄海古水温曲线，可知当时东海、黄海水温高于现今3℃左右(18)。
以孢粉资料分析北京地区植物群的发展，约距今5000至3000年，北京曾进入气候温暖适宜期，当时组成温带落叶阔叶和针叶混交林的主要树种有栎、椴、桦、榆、桑、榛等，水生植物也得以繁盛，沼泽发育，有利于泥炭的累积。至距今2000-1000年，则进入一次气候干温时期，湖沼又有消退，出现了以松为代表的森林草原(19)。根据目前掌握的钻孔资料和野外剖面观察结果进行的分析，表明华北地区湖淀在晚全新世表现出收缩的趋势(20)。
通过对沪杭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钻井岩心全新世沉积孢粉组合的研究，可以看到该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曾有多次波动，研究者划定为四个凉期和四个暖期，与秦汉时期相应的阶段为：“第三暖期：距今2500年，气候温暖湿润。第五凉期：距今2000-1650年，气候温凉”(21)。
据长江中游距现今滩面低20米左右的漫滩沉积层中朽木年代测定资料以及埋深7-10米左右的湖沼相粘土年代测定资料，“5000多年以前长江中游的洪水位要比今低15米左右，之后由于长江水位的不断上升，而出现了两岸漫滩的不断加积增厚”(22)。秦汉时期特别是秦与西汉时期的气候条件，亦是致使长江水位上升的因素之一。当时长江以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水面都在不断扩大(23)。
对照现今昆明地区暖季气温不高的情形，研究者推断汉代昆明8月气温将近27℃，极端最低平均气温在21℃上下，分别比现在高8℃与12℃(24)。
处理青海湖沉积物资料绘制的青海湖区距今2万年以来气候变化曲线，反映在距今2000年前后气候转而温暖，但不久又趋于寒冷的情形(25)。
上述多种研究成果中所提出秦汉时期前后年平均气温的变化曲线，或以距今2000年前后作为气候由暖而寒的转折点。这一认识，也可以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发现例证。
自汉武帝时代起，已逐渐多见关于气候严寒的历史记录。如《汉书·武帝纪》：元光四年（前131年），“夏四月，陨霜杀草。”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元鼎二年（前115年），“三月，大雨雪。”“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西京杂记》卷二：“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踡缩如猬，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北堂书钞》卷一五二引《古今注》：“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大雪，松柏皆折。”
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120年间，有关严寒致灾的记载更为集中。
《汉书·元帝纪》：永光元年（前43年）三月，“雨雪，陨霜伤麦稼。”。《五行志中之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陨霜杀桑；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又《五行志下之下》：“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时有景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元帝纪》：建昭二年（前37年），“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五行志中之下》：“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成帝纪》：建始四年（前29年），“夏四月，雨雪。”“阳朔二年（前23年）春，寒。”《五行志中之下》：“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
王莽时代严重低温的气候反常记录更为频繁。《汉书·王莽传中》：天凤元年（14年），“四月，陨霜，杀
木。”“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王莽传下》：天凤四年（17年），“是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太平御览》卷八七八引《汉书·五行志》：“王莽天凤六年，四月，霜，杀草木。”《王莽传下》：地皇二年（21年），“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太平御览》卷八七八引《汉书·五行志》：“地皇四年，秋，霜，关东人相食。”《食货志上》说，王莽专政时，“枯旱霜蝗”，“亡有平岁”。
《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纪》记建武四年（28年）事，说：“自王莽末，天下旱霜连年，百谷不成。”可知到汉光武帝建武初年，依然连年霜灾不绝。《北堂书钞》卷一五二引《东观记》：“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阳城，逢大雪，士多冻死。”据《资治通鉴》卷四十，事在建武二年（26年）十月前后。是为初冬严寒记录。而袁宏《后汉纪》谓建武元年（25年）“十二月，赤眉去长安，西略郡县”，次年“九月，赤眉复入长安”，是赤眉西行“逢大雪”或在初春。《后汉书·郑兴传》载，建武七年（31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繁霜”之后连续严寒近三月，直至“孟夏”之时。《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古今注》：“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
，白幕皆霜。”乙卯日为六月三十日，即58年8月8日。这一极端初霜纪录早于现今洛阳地区平均初霜日竟达82日(26)。《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四年（61年）春二月诏，又说到京师“春不燠沐”。《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录异传》：“汉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按行，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后除阴平长、任城令，永平十四年（71年）“拜楚郡太守”，由此可以推定“大雪积地丈余”事的大致年代。《北堂书钞》卷三五引《东观汉记》：“会稽郑弘为邹县令，鲁春雨霜，邹谷独无灾。”郑弘拜为邹令，时在永平十五年（72年）之前。
这样，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120年之间，有关气候异常寒冷所致灾异的历史记录多达20余起。元、成时代较为集中的23年中计6起。王莽专政时最为集中的10年中，大约7年都曾发生严寒导致的灾害。除王莽末年至建武四年间所谓“天下旱霜连年”外，东汉光武帝及明帝在位时关于严寒的记载亦可见6起。
此后，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至元和元年（84年）前后，又有如《后汉书·韦彪传》所谓“盛夏多寒”、“当暑而寒”的记载。东汉中晚期，更多见“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协，寒气错时”(27)，“立春之后”，“寒过其节”，“当温而寒”等以严寒为特征的异常气象记录(28)。《寇荣传》载寇荣自亡命中上书桓帝，说：“臣奔走以来，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据《资治通鉴》卷五五，事在延熹七年（164年）十二月。是春寒夏霜之灾变大约已连续三年。《续汉书·五行志二》刘昭注补引《袁山松书》：“前入春节连寒，木冰，暴风折树，又八九州郡并言陨霜杀菽。”事系于延熹八年（165年）条下。可见当时春寒不仅程度严重，危害范围也相当广阔。《后汉书·襄楷传》又记载，延熹九年，襄楷以“灾异尤数”，“自家诣阙上疏”，说到“前七年”“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又当年“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前七年”，《资治通鉴》卷五五作“前年”。百衲本《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引《续汉志》：“延熹九年，雒阳城傍竹柏叶有伤者。”汲本、殿本“九年”作“元年”。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惠栋曰：‘元年’当作‘七年’。”而《续汉书·五行志二》：“桓帝延熹九年，雒阳城局竹柏叶有伤者。”《桓帝纪》：“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伤。”事在襄楷上疏之后。冬春大寒杀伤竹柏之灾，在延熹年间或不止一次。
《续汉书·五行志二》说：“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记不录云。”东汉与西汉相比，偶然的所谓“冬温”，以其程度之轻微，影响之薄弱，已不足以录入史籍。当时最为突出的气候异象，是所谓“庶征之恒寒”。《五行志二》列举史例二则：“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寒风如冬时。”初平四年夏寒，刘昭注补引养奋对策曰：“当温而寒，刑罚惨也。”光和六年大寒，刘昭注补引《袁山松书》：“《谶》曰：‘寒者，小人暴虐，专权居位，无道有位，谪罚无法，又杀无罪，其寒必暴杀。’”严寒“惨”而“暴杀”，体现出东汉晚期气候急剧转冷之峻绝酷烈的形势。
五
在一定条件下，气候因素对于社会历史的演进可以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考察秦汉时期气候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
秦汉时期气候由暖而寒的转变，正与移民运动的方向由西北而东南的转变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趋势。
自战国至于秦时，多有向西北方向移民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下》：“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时代曾组织大规模的向西北边地的政治移民。三十三年（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汉书·景帝纪》记载，汉景帝元年（前156年）春正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所谓“宽大地”，不排除西北边地新经济区。据《史记·平准书》，汉初，“北边屯戍者多”，又长期推行郡国被灾害时贫民“募徙广饶之地”的政策。汉武帝时代，这种以西北为主要方向的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更进入高潮。《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前127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史记·平准书》：“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汉书·武帝纪》又记载，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封三年（前108年）秋，“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又据《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谪之。”汉武帝以为此议将致“摇荡不安”，予以否决，然而由此仍然可以看到当时政府组织移民的基本方向。
向西北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基本条件这一，是移民在新区可以继续传统的农耕生活。这一要求，必然有气候条件作为保证。
居延汉简多见关于渔产的记述，简文又说到称作“海”的自然水面。又有“胡虏”入侵，守兵燃放信号，“城北燧助吏李丹候望，见木中燧有烟不见
，候长王褒即使丹骑驿马一匹驰往逆辟”，途中为“胡虏”步骑“共围遮略”的简例(E.P.T68:81-92)。有学者据以分析说，“由于河岸的树林过于茂密，烽火台之间观察不到信号”，是军吏李丹“被匈奴伏兵俘虏”的原因(29)。其实，可以说明当时当地林木茂盛的资料还有许多，如：
尉史并白 教问木大小贾谨问木大四韦长三丈韦七十长二丈五尺韦五十五○三韦木长三丈枚百六十椽木长三丈枚百长二丈五尺枚八十毋椟椠(E.P.T65:120)以及有关“吏民毋得伐树木”(E.P.F22:53A)的禁令等。自然植被与现今远不相同的状况，也可以说明当时的气候背景。
史籍中还数见江南居民向北方移徙的事例。《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东越亦“徙处江淮间”。据《河渠书》，汉武帝时代，河东有“越人”徙居者。而《淮南衡山列传》也说到所谓“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
这种移民方向偏于西北的趋势在两汉之际又出现了向反方向转化的倾向。《汉书·王莽传中》所谓“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乃禁吏民敢挟民敢挟边民者弃市”，即迹象之一。边民甘愿内流，甚至不惜“为人奴婢”，说明西北边地生活环境恶化的状况。《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二十六年（50年），“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明帝纪》：永平五年（62年)，“发遣边人在内郡者。”可知是时虽有《张奂传》所谓“边人不得内移”之制，仍不能阻挡边民内徙的潮流。《光武帝纪下》记载刘秀“发遣边民”，“布还诸县”事，李贤注引《东观记》曰：“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悔前徙之。”体现出面对北边生存条件转变而产生的矛盾心理。所谓“前徙之”，可能是指《光武帝纪下》记载的建武十年（34年）“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建武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诸事，然而事实上后来西北边民仍以中原为归依方向。如《西羌传》载，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民间自发的大规模流移，如《庞参传》载：永平元年（58年），“西州流民扰动。”《续汉书·五行志一》：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司隶、并、冀州民人流移。”《后汉书·刘陶传》：灵帝中平年间，河东、冯翊、京兆“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徙壶谷(30)，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今其存者尚十三四”。《晋书·地理志》：“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
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我国北部地区三四千年以来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植物带的移动，也就是农耕区的扩大或缩小，正同历史记载中农、牧业民族势力的消长情况相契合”(31)。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中原汉族向北扩张拓边的时候几乎都在温暖期，而北方少数民族‘窥边候隙’、‘入居中壤’的时候则多在寒冷期”(32)。秦汉时期移民方向的变化和农耕区与畜牧区区界的南北摆动，亦正与气候之变迁相契合。王毓瑚先生曾经指出，战国至于西汉时期，“长城基本上成为塞北游牧区和塞南农耕区的分界线”，“长城的基本走向，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们所划定的农作物复种区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33)。而实际上西汉时期北边长城防线，其西段已超越现今年降水量400毫米线及通常所划定东部季风区域与西北干旱区域区界250至720公里(34)。至于匈奴活动区域经营谷物种植的历史记录，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遂至阗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汉书·匈奴传上》：“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颜师古注：“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也说明当时长城以北并非绝对的纯牧业区。东汉以后，农耕区的北界南移，比较《汉书·地理志下》与《续汉书·郡国志五》记录的北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19郡人口，可知这一地区东汉人口较西汉减少了56.46%，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人口减少率17.52%，其中朔方郡人口骤减94.25%，是北边人口减少最典型的郡(35)。与这一地区汉族人口锐减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有《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谓匈奴“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北匈奴亦有被迫大批南归者。人口民族构成的变化，势必影响地区经济生活的形式。有的学者曾经指出，这种历史变化，构成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及河西居延的汉代垦区衰落乃至废弃的直接原因(36)。探求其背景，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时期气候条件的变化。
民族迕移与相应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演变，有十分复杂的因素，气候环境的变化或许只是诸多因素之一。《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国人多不安”，执政贵族遂有“降汉”之意。《汉书·匈奴传上》载，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匈奴大虚弱”，“兹欲乡和亲”。《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秋，马肥”时则校阅兵力，有“攻战”之志。《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又说，汉军“卫护”内附之南匈奴单于，亦“冬屯夏罢”。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考察机动性甚强的草原游牧族的活动，不能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
在边民内归导致农耕区的北界向南退缩的同时，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中原人南下的移民浪潮，从而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跃进。傅筑夫先生指出，东汉人口“大量南流”，致使“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37)。这一历史变化亦恰与气候渐次干冷的趋向一致，也是发人深思的。通过《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四》记录的数据，可以看到长沙、桂阳、零陵地区户口增长的情形：
地区
户、口
开始二年（2年）
永和五年（140年）
增长率(%)
长沙
户
43470
255854
488.5
口
235825
1059372
349.2
桂阳
户
28119
135029
380.2
口
156488
501403
220.4
零陵
户
21092
212284
906.5
口
139378
1001578
618.6
户数增长幅度显著超过口数增长幅度，暗示移民是主要增长因素之一。长期以“卑湿”著称的这一地区户口增长率居于全国之冠，说明东汉时期的气候变化使得当地逐渐具备了吸引大批移民的条件。
与江南经济得以开发相应，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随之东移。秦与西汉都以关中作为统治基点与文化重心所在。汉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耻为关外民”，曾“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38)。当时关中与关东，已经形成了居民身分的等级差别。汉武帝刻意经营西北，甚至常居甘泉宫，事实上在长安西北又形成了一个史称“云阳都”的准政治中心。两汉之际则出现了政治权力中心东移的动向。《汉书·王莽传中》：“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王莽则正式宣布：“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是王莽有“雒阳之都”与“常安之都”两都并列的规划。而刘秀定都洛阳的决策，除因西都残破外，亦以由西北而东南的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作为重要背景。
黄河在西汉时期决溢频繁，而东汉时河患则明显减轻，自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主持治河之后，黄河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对于其原因，论者或以为王景的工程技术措施深合治导之原理，或以为东汉以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从而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其实，除充分重视人文因素之外，还应当看到以气候变迁为重要标志的自然条件的作用。黄河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原本即与以气候变迁作为条件之一的民族迁移有关，而气候转而干燥寒冷对于洪水流量大小的直接影响，更是不应忽视的。
在战国至于秦汉时期人们的观念中，正常的气候构成生存的基本条件，于是也成为政治秩序和道德法式的象征。《盐铁论·论灾》：“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恶者，天报以祸，妖灾是也。”异常气候被赋予政治道德方面奖善惩恶的意义。《后汉书·郎
传》：“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也体现了这种意识的深刻影响。透过这种观念的政治迷信色彩，其实可以明显体味到当时人们对于气候变异疑惧不安的复杂心理。
汉简资料中多有可以直接体现这种心理的例证。如居延汉简“苦候望春”(45·6B)，“始春未和”(435·4)，“盛寒不和”(495·4B)，“始春不节”(E.P.T43:56)，“方春时气不调”(E.P.T50:50)，“苦暑”(E.P.T54:7B)等，以及敦煌汉简“春时风气不和”(779)，“方春不和时”(1448)，“莫乐于湿莫悲于寒”(1409A)等简文，大多作为民间书信用语，具体反映了气候变化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的影响。至于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于当时社会风习演变之作用的研究，当然更应当受到社会史学者的重视。
注释：
①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卷二三。
②以上所引竺可桢先生二文均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唐李德裕《瑞橘赋序》：“昔汉武致石榴于异国，灵根遐布”，“魏武植朱橘于铜雀，华实莫就”（《李文饶文集》卷二十）。竺可桢先生引作“华，实未就”。“华实”与“灵根”对应，不当分断。原文似未有“开花”的涵义。
④“粺米”即精米。《诗·大雅·召旻》：“彼疏斯粺”，毛亨传：“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稗”亦精米，通“粺”。《文选》卷三四曹植《七启》：“芳菰精粺”，李善注：“‘稗’与‘粺’，古字通。”
⑤《淮南子·主术》：“粢食不毇”，高诱注：“毇，细也”。
⑥李长年：《农业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⑦《氾胜之书》：“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土和无块，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
⑧桑润生：《大豆小传》，1982年9月3日《光明日报》。
⑨缪启愉辑释《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⑩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
(11)程大昌：《雍录》卷九。文焕然先生以为“卢桔非柑桔”，“古今岭南谚语都称枇杷为卢桔”（《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第24页）。然而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六早已说道，“世人多用卢橘以称枇杷”，而司马相如赋二者并列，“则卢橘非枇杷明矣”。
(12)《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学集刊》第1卷第1期，史学集刊社1940年3月。
(13)《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第30-36页。
(14)李居信等：《淅川柑桔生态环境与宜桔地选片评价》，《地理学报》第41卷第2期，1986年6月。
(15)参看王鹏飞《节气顺序和我国古代气候变化》，《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6)有关西安地区和杨陵地区的自然历，参看韩涛等《陕西省西安地区的四季划分与自然历（1963-1982年）》，《中国自然历选编》，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查振道等《陕西省杨陵地区物候季节的划分和自然历》，《中国自然历续编》，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7)“冬至后九十日、百日”，即3月20日，3月30日。而据方诗铭等《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自《四民月令》的作者崔寔经荐举出仕为郎的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至其去世的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三月三日”相当于西历日期最早为3月29日，最晚为4月26日，平均为4月12日左右。
(18)王靖泰等：《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地理学报》第35卷第4期，1980年4月。
(19)孔昭宸等：《北京地区距今30000-10000年的植物群发展和气候变迁》，《植物学报》第22卷第4期，1980年4月。
(20)参见王会昌《一万年来白洋淀的扩张与收缩》，《地理研究》第2卷第3期，1983年9月；曹银真《中国东部地区河湖水系与气候变化》，《中国环境科学》第9卷第4期，1989年8月。
(21)王开发等：《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
(22)杨达源：《洞庭湖的演变及其整治》，《地理研究》第5卷第3期，1986年9月。
(23)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24)刘恭德：《近两千年昆明地区八月气温变化的分析》，《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8年）》，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5)黄麒：《青海湖沉积物的沉积速率及古气候演变的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88年第22期。
(26)据1962-1982年期间洛阳自然历，平均初霜日为10月29日，最早初霜日为1981年的10月15日，最晚初霜日为1977年的11月16日。见何光祥《河南省洛阳的四季划分与自然历》，《中国自然历选编》。
(27)《后汉书·陈忠传》记汉安帝永初年间事。
(28)《后汉书·郎传》记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事。
(29)吴礽骧：《河西考古之余》，《百科知识》1984年第1期。
(30)李贤注：“壶谷，壶关之谷，在上党也。”因而经壶谷所谓“北徙”，其流移方向其实是东方。
(31)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32)朱立平、叶文宪：《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新史学》（华东师范大学）第1期。
(33)王毓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34)参看任美锷等《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席承藩等《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5)其中酒泉郡《续汉书·郡国志五》只有户数12706，不记口数。以《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全国户均口数5.068核算，估定其口数为64394。19郡中仅渔阳郡人口有所增加。而《续汉书·郡国志五》雁门郡口数249000，显然是估算结果。辽东、辽西两郡口数完全相同，均为81714，亦颇可疑。由此可知人口最多的渔阳郡口数435740，其可信性也是难以确定的。
(36)侯仁之等：《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第7号，科学出版社1965年11月；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
(37)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38)《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