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上半叶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变动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老年论文,成本论文,趋势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由于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及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和长期挑战。据联合国比较保守的中死亡率预测，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数将从2010年的1.19亿(占总人口8.87%)增加到2050年的3.31亿(占总人口25.6%)；最需照料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10年的2000万迅猛增加到2050年的1亿(U.N.，2011)。我国在2010年时的老年抚养比为0.11，即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只需供养0.11个老年人；到2030年时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24，比2010年增长118%；而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42，等于2010年的3.8倍(U.N.，2011)。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包括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而GDP中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的转移支付比例越来越高，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将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社会养老功能还很不完善，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这将促使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日趋强烈，而消费意愿则可能日显不足。我国今天的老人平均每人有5—6个子女。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2015年后步入老年的巨大人群中，平均每人不到2个子女，家庭的空巢化将加速发展，而“空巢”老人不仅面临贫困，还面临无人照料的状况。快速老龄化使得我国未来老年家庭照料基础将大大削弱，子女平均每人对老年父母的家庭照料负担和机会成本将大大提高。对这些问题如没有深入研究和科学对策，必将负面影响我国老中青生活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显然，本文关于我国21世纪上半叶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变动趋势分析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
老人照料成本一般分为家庭照料现金开支与非现金支出的家庭成员照料时间(机会成本)，以及单列分析的医疗费用开支。国际上关于老人照料需求成本的定量研究较多(CMMS，2004)。而我国关于老人照料需求成本的研究大多仍然停留在定性讨论上，仅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进行了定量分析(李建民，1998；姚远，2001；汤哲等，2004；蒋承，2008)。
众所周知，老年照料需求成本与老人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然而，以医院疾病诊断量测的健康状态数据的可获性差，而且不同疾病只反映健康状况的一个侧面。老人吃饭、穿衣、洗澡、室内活动、上厕所等生活自理能力数据较易获得，且被国内外许多研究证明是健康、照料需求成本以及死亡风险的统计显著性很强的预测因子。因此，国内外很多研究一般用数据可获性较好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来量测照料需求(梁鸿，1999)。国际上近十几年来对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的预测倍加重视，各种预测方法可归纳为两大类：(1)简单比例分布法，即将基期老年人群按年龄、性别分的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分布乘以相应的人口预测年龄、性别分布(Mayhew，2000)；(2)多状态转换预测法，即用跟踪调查数据估算出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转换概率矩阵，再与人口预测矩阵结合(Lakdawalla et al.，2003)。另外，也有的学者对死亡老人临终前一年的照料费用与存活老人照料费用分开预测(Serup-Hansen et al.，2002)。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婚姻和家庭结构与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密切相关。例如，无配偶和独居老人对居家有偿服务的需求和成本比与配偶子女一起居住老人高得多，与子女同住老人获得的家庭照料较多(Grundy，2001)。但是，国内外迄今的其他相关研究，要么预测老年人口家庭结构而不含生活自理能力状态与照料需求成本，要么根据不区分家庭结构状态的老年人口预测基数，乘以人均照料成本而预测比较粗略的老人照料需求成本。显然，不考虑家庭结构的老年照料需求成本预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研究试图突破这一局限，将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态引入已得到国内外学界较普遍认可的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曾毅等，1998；Zeng et al.，2006，2012)，对其理论框架、估测方法、标准模式与计算机程序进行实质性扩展，用来进行老年家庭人口结构、生活自理能力状况以及家庭照料需求成本预测分析。这在人口经济学方法与应用研究上是一个创新。
二、基本理论框架及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预测模型的建立
本文关于家庭照料需求、供给、成本三者相互制约关系及其社会经济效益的人口经济学研究理论框架见图1。以此为基础，我们在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预测模型。
作为本文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预测模型基础的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及其应用成果，已在国际国内一流期刊发表。该模型克服了经典的户主率家庭户预测方法的一系列局限，用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结婚率、离婚率和可从相邻两个人口普查数据估算的子女离家率等作为输入，在进行人口数量和年龄性别分布预测同时，预测详细的家庭户类型和规模、老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婚姻、居住安排、生育、是否子女和父母同住等状况；并保证家庭结构、居住安排预测与人口数量结构预测的内部一致性(曾毅等，1998，2006，2012)。中国学者创立的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方法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比较广泛认可和应用。例如，Dalton et al.(2008)将该方法应用于美国家庭户能源消费预测研究，成果于2008年在《能源经济》发表；Smith et al.(2008，2012)等将该方法应用于美国全国和州人口老化与住房需求预测，成果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在《美国计划协会学刊》和《住房研究》发表；Feng et al.(2012)和Prskawetz et al.(2004)应用该方法于美国和奥地利家户汽车消费预测分析，成果分别在《国际市场研究》和《维也纳人口研究年鉴》发表。
基于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我们建立了包括老年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婚姻、家庭结构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状态动态变化的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预测模型。建立这一模型的关键是如何在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中新引入与计算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的变化及其与家庭变量的组合分布。我们在模型中辨识生活自理能力状态①、婚姻状态(未婚、有配偶、丧偶、离婚)、一起居住子女数、是否住养老院状态。本文关于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和其他家庭人口状况的预测计算基本结构流程见图2。本文侧重于老人居家养老家庭照料现金开支与家属提供照料时间折合工作日数(即机会成本)的预测分析，而不涉及需要门诊和住院等数据可获性较差的医疗费用成本预测分析。
本文新建立的老年家庭人口、生活自理能力状态和家庭照料需求成本预测模型和计算机程序中包括了是否住养老院的基本预测计算模块。但是，由于老年抽样调查中住养老院老人子样本太小而无代表性，缺乏入住和离开养老院状态转换以及住养老院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变化和照料成本的数据，本文分析未能包括住养老院老人的机构照料需求和成本预测。考虑到我国子女孝敬赡养老年父母的数千年文化传统，我国老人绝大多数更愿意得到社会服务支持的居家养老，而并不喜爱机构养老，本文研究假定未来住养老院老人数与基本家庭结构特征相同老人数等比例增长，即未假定我国将向西方更侧重机构养老的模式转化。但是，这不等于假定我国的居家养老模式本身不发生变化。恰恰相反，本文模拟预测了老年人口的年龄、城乡、婚姻状态、一起居住子女数、是否空巢或独居，即居家养老模式本身结构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家庭照料需求成本的影响。
我们还将图2②概述的65岁及以上老年家庭人口、生活自理能力状态预测与0—64岁家庭人口预测(含生育、婚姻、一起居住子女数、是否与父母一起居住、死亡、迁移)有机联接，形成一个少、青、中、老年动态预测模型，既预测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又预测按年龄性别城乡分的劳动年龄人口，即照料者的数量和结构变动趋势。
图1 本文研究的人口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
图2 老年家庭结构与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预测逐年按年龄计算结构流程
三、数据来源、估算及模拟预测方案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估算
预测起点年份按城乡、单岁年龄、性别、婚姻状态，一起居住子女数，是否与父母一起居住状态分的家庭人口基数取自2000年人口普查抽样微观数据。③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估算了按城乡、单岁年龄、性别分的初婚概率，孩次别生育概率，按年龄、性别分的城乡净迁移频率分布。基于结婚和离婚概率年龄别标准模式、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民政部公布的2000年结婚和离婚总数，我们估计了按城乡分的一般结婚率和一般离婚率。基于1990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应用队列内部迭代内插方法(Coale，1985；Stupp，1988)，估得按城乡、年龄、性别分的子女净离家率。
本文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模拟预测所需要的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以及平均每位生活自理能力残障老人家庭照料成本的估算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简称CLHLS调查)数据。CLHLS调查于1998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2009年和2011-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22个省(市、自治区)大约一半县、县级市(区)进行。本文使用的CLHLS2005年和2008-2009年调查样本分别为15983位和16566位65岁及以上老人。该调查通过入户问卷访谈所收集的数据内容比较丰富，其中包括按国际通用量表，询问老人在吃饭、穿衣、洗澡、室内活动、自己去厕所和随后自我清洗以及控制大小便等六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国内外已有数百位学者注册免费使用CLHLS调查数据，其数据质量较好，并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例如，Goodkind，2009)。
本文按国际通行定义，如果老人在上述六项日常生活自理活动中，有一项或更多项需要他人帮助，则被认为是生活自理能力残障。我们应用CLHLS 2005年和2008-2009年调查时点生活自理能力变化与存活死亡数据，以及多元回归和曲线拟合方法，估算了按年龄、城乡、性别、是否有配偶、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分的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以及死亡概率。CLHLS调查在询问老人日常生活自理活动是否需要他人帮助后，如需帮助，则接着问“近一个星期④，这些照料所支付的费用总计是多少元”；还询问了“近一个星期以来，您的子女/孙子女及其他亲属为您提供家庭照料帮助的总小时数有多少”。另外，对于在两次调查之间死亡的被访老人，访问了他(或她)的一位家属，询问收集了死亡老人临终前一个月家庭照料费用。调查中所询问、本文所分析的老人家庭照料费用包括请保姆的费用和其他上门服务的各项照料相关(包括照料所需物品)费用等，但不包括门诊和住院医药费。根据CLHLS 2008-2009年调查数据以及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我们估算了按年龄、城乡、性别、是否有配偶、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状态分的生活自理能力残障存活老人一年人均家庭照料费用(元)，死亡老人临终前一个月人均家庭照料费用(元)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残障存活老人一年人均需要家庭成员提供的非现金支付照料工作日数。
老年照料服务工资水平(属于居民服务行业)随国民经济发展而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过去年份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应用趋势外推或专家估测方法，得到未来年份残障存活老人平均每年人均家庭照料现金开支和死亡老人临终前一个月家庭照料费用年增长率，进而估得人均现金成本，再分别乘以模拟预测得到的当年残障老人数和死亡老人数，即可估得当年老人家庭照料现金成本总额(详见曾毅等(2011)附录)。比较估测的未来年份和当前的老人照料现金成本人民币总额的差异，可以了解未来老年家庭照料成本的相对变化，但难以反映未来年份老年家庭照料成本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和对人们的负担到底有多大。因为未来年份一般以GDP量测的国民经济总量将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应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未来GDP年增率而估得未来年份GDP总量，再用我们估测的未来老年家庭照料现金成本总额除以相应年份的GDP总量，而估得未来老年家庭照料现金成本总额占当年GDP总量的百分比(详见曾毅等(2011)附录)。
(二)模拟预测方案设计
在进行老年家庭结构、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和家庭照料需求成本模拟预测分析时，必须考虑未来老年死亡率、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变化和人均照料成本等相关制约因素的不确定性。中国人口预测中应用较多的中死亡率方案假定我国2050年男女合一平均期望寿命为79岁左右，比日本2003年还低2.8岁。这是比较保守的。基于近年国内外关于人类寿命不断延长趋势的研究，本文的低死亡率方案假定我国2050年男女合一平均期望寿命为84.8岁，仅比日本2003年高出3.0岁。低死亡率方案虽然含有不确定性，但可能性并不低。因此，我们的中、低死亡率两个参数假定方案给出了本世纪我国死亡率进一步下降的可能范围。按城乡分的总和生育率、一般结婚率、一般离婚率、中、低死亡率方案男女0岁期望寿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等各年份的家庭人口预测主要人口参数，请参阅曾毅等(2011，表1)。
随着死亡率下降和寿命的延长，老年残障期是否延长？目前有三种理论假设。一是Fries(1980)提出的残障疾病期缩减理论，即随着老年存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善，残障和患病率将降低(Fries，1980)。第二种理论与此相反，认为死亡率的下降将使健康较差群体存活率提高，而这些健康较差人群的残障率或患病率较高，因此，将导致残障和带病比例普遍增加(Olshansky et al.，1991)。第三种理论是混合平衡理论，认为由于医疗技术进步，从慢性病到严重残障的演变进程放慢，因此，严重残障比例会减少，但低度或中度残障的比例会增加(Manton，1982)。哪一种理论更好地反映了我国近期与未来的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顾大男和曾毅(2006)的研究认为，我国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残障比例可能以每年0.98%的速度下降(顾大男、曾毅，2006)。然而，杜鹏和武超(2006)的研究认为，我国残障老人比例可能以每年超过1%的速度增长(杜鹏、武超，2006)。黄成礼(2006)的研究则假设年龄别残障率不变，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最大。
综合前人和我们自己的前期研究，为了分析探讨未来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动态趋势和特征及其变化的可能范围，我们设计了以下关于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低、中、高(a)、高(b)等四个模拟预测方案：
低方案：假定人均期望寿命进一步提高幅度中等(中死亡率)。同时，假定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普遍持续改善，即残障疾病期缩减的第一种理论成立。具体来说，假定按年龄、城乡、性别、是否有配偶、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由“好”向“不好”转换的概率在2010-2050年期间每年降低1%，而这类较细分组的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由“不好”向“好”转换的概率在2010-2050年期间每年增加1%。
中方案：假定人均期望寿命进一步提高幅度中等(中死亡率)。同时，假定老人整体健康水平保持不变，即“混合平衡”的第三种理论成立，按年龄、城乡、性别、是否有配偶、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保持不变。
高(a)方案：假定人均期望寿命将更大幅度提高，达到低死亡率水平。同时，假定老人整体生活自理能力水平保持不变，即“混合平衡”的第三种理论成立，按年龄、城乡、性别、是否有配偶、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保持不变。
高(b)方案：假定人均期望寿命将更大幅度提高，达到低死亡率水平。同时，假定老人整体生活自理能力水平普遍持续变差，即关于“死亡率下降将伴随老年残障比例普遍增加”的第二种理论成立。具体来说，假定按年龄、城乡、性别、是否有配偶、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由“好”向“不好”转换的概率在2010-2050年期间每年增加1%，假定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由“不好”向“好”转换的概率在2010-2050年期间每年降低1%。
我们对低、中、高(a)、高(b)等四个模拟预测方案的残障老人家庭照料人均现金成本分别做了两个不同假定条件下的测算：(1)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回归模型趋势外推估算老年家庭照料人均现金成本年增率；(2)假定老年家庭照料成本年增率与GDP年增率相同。我们假定所有方案中，残障老人需要家庭成员提供的非现金支付人均照料工作日数保持2008年的水平不变。
为了探讨分析今后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生育率水平差异如何影响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从而影响平均每位劳动者的照料老人负荷，我们对上述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低、中、高(a)、高(b)模拟预测方案分别做了两个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测算：(1)“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假定2015年软着陆以后城镇平均每对夫妇终生生育1.8个孩子，农村平均每对夫妇终生生育2.27个孩子；假定由于政府提倡鼓励和社会经济发展促使推迟生育的综合影响，从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中，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分别增加0.75岁与1.5岁，即平均每年一、二孩生育年龄增加0.05岁与0.1岁。于是，这15年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终生平均生育一、二孩数下降5%与10%，从而2015-2030年农村和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09和1.67。⑤假定2030年后生育年龄不再增加，至2035年时，城乡时期总和生育率适当有所回升，2035年以后保持不变。(2)“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假定因有更多允许生二孩的双方独生子女夫妇，2015年时期农村、城镇总和生育率略增至1.98和1.20，然后保持不变。
需要说明的是，与所有的人口和经济学模拟预测类似，本研究的模拟预测结果不可能很准确，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各种参数的假定与人口普查及调查的数据不一定很准确。但是，在所有其他参数假定完全相同，仅仅因为今后死亡率和生活自理能力变动趋势的组合不同，或者在所有其他参数假定完全相同的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仅仅因为生育政策不同导致的生育水平的差异，所反映的“如果”、“那么”在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上的差异，及其相关的政策分析定性讨论则是可信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将这些模拟预测数字视为准确预报。
四、估测分析结果
(一)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以及残障老人人均照料成本的城乡、性别和婚姻状态差异
图3给出了根据调查数据估算、并作为本文模拟预测输入的城乡男女不同群组老人年龄别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的比较。我国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由“完好”向“残障”转换概率在65—75岁较低，随后快速呈直线上升；在80岁以前，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由“完好”向“残障”转换概率的城乡、性别以及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的差异很小，这些差异在80岁以后逐渐增大，呈现农村低于城镇，男性低于女性，不与子女一起居住老人低于与子女一起居住老人的趋势。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由“残障”向“完好”转换概率呈倒“J”字型，70—74岁达到峰值，然后随年龄增加而急剧下降。这一现象可从不同老年生命历程阶段对残障适应性的差异予以解释。在65—69岁刚退休或离开劳动岗位不久，对老年生活尚不适应，如果残障，向“完好”转换概率较低。70—74岁老人对老年生活已适应，如果残障，向“完好”转换概率最高；75岁以后随年龄提高，由残障向完好转化能力逐渐降低，80岁进入高龄后健康恢复能力更是急剧下降。
综合图3a、3b、3c、3d的调查数据信息可以看出，在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方面，农村老人相对城镇老人处于优势，⑥男性老人相对女性老人处于优势，不与子女一起居住和与子女一起居住相比处于优势，⑦有配偶和无配偶相比处于一定优势，但差异较小。
图4给出了根据调查数据估算并作为本文模拟预测输入的城乡男女不同群组存活残障老人一年人均家庭照料现金支出。这些结果表明，城镇残障老人的人均照料现金支出大大高于农村残障老人，男性残障老人的人均照料现金支出大大高于女性残障老人，无配偶残障老人的人均照料现金支出显著高于有配偶残障老人，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残障老人的人均照料现金支出显著高于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残障老人。
(二)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中方案下的变动趋势和特征
表1、2、3给出了在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中方案(以下简称中方案)假定条件下的相关模拟预测结果。如前所述，关于在死亡率下降和人口老化进程中老年整体生活自理能力水平可能改善或变差的三种理论假设以及相关实证研究大相径庭。不少学者认为，在改善或变差的可能性都存在的情况下，保持不变的假定是一种可能性较大而可行的选择(Smith et al.，2001)。因此，对假定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保持当前水平不变的中方案模拟预测结果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老年照料需求成本变动趋势的基本特征；而中方案预测结果(表1、2、3)所反映的变动趋势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残障老人增速明显高于老年人口总体增长水平；高龄残障老人增速大大快于中低龄残障老人。我国21世纪上半叶生活自理能力残障老人每年的年增长率为3.5%，等于老人总数每年增长率(2.8%)的1.25倍。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等于2000年的4.0倍；然而，2050年我国残障老人数等于2000年的5.7倍(见表3)。我国80+岁高龄残障老人每年增长率为4.7%，等于65—79岁中低龄残障老人年增长率(2.4%)的2倍；2030年和2050年时，我国高龄残障老人数分别等于2000年的3.6倍和10.1倍，而2030年和2050年中低龄残障老人数分别等于2000年的2.5倍和3.2倍(见表1)。为什么今后几十年我国残障老人增速显著高于老年人口总体增长水平，而且高龄残障老人增速大大快于中低龄残障老人？主要原因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庞大人群在2030-2040年前后陆续进入高龄年龄段；另外，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死亡率下降速度将加快，从而造成我国本世纪老年人口高龄化，即高龄老人数量增长迅猛，比老年人口总量增加快得多，而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残障的可能性比中低龄老人大得多。
其二，无配偶、不与子女一起住(即独居)的残障老人年增长率明显高于与子女一起住的残障老人。我国中低龄和高龄独居残障老人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2.9%与5.3%，明显高于非独居的中低龄和高龄残障老人平均年增长率(见表1)。我国2050年独居的中低龄和高龄残障老人数分别等于2000年的4.1倍和13倍，而2050年非独居的中低龄和高龄残障老人分别等于2000年的2.5—3.8倍和8.8—11.8倍。由于我们的中方案假定因工作、迁移、观念变化等造成的子女不与老年父母一起居住比例保持当前水平不变，表1所反映的独居残障老人年增长率明显高于与子女一起住的残障老人的趋势完全是由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未来老人子女数减少造成的。
其三，高龄残障老人城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总体城镇化水平。表2数据表明，中低龄残障老人的城乡分布与我们的家庭人口预测假定的总体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基本吻合。然而，2050年城镇高龄残障老人占全国高龄残障老人总数的百分比为66.4%，比总体城镇化水平低8.6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农村向城镇人口流动迁移大潮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是中年人、2030后成为高龄老人的农民大多数仍然留守村庄的原因。
其四，照料残障老人现金成本总额占GDP百分比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残障老人总数的增长。表3的预测结果表明，即使在相当保守的假定人均照料现金支出年增长率与GDP年增率相同的方案下，我国21世纪上半叶照料残障老人现金成本总额占GDP百分比将因残障老人数增加，而以每年4.1%的速度增加，分别等于残障老人总数和所有老人总数年增长率的1.17和1.46倍；如果按照时间序列数据和回归模型趋势外推估测人均照料现金支出年增长率，我国照料残障老人现金成本总额占GDP百分比将以每年5.7%的速度增加，分别等于残障老人总数和所有老人总数年增长率的1.63倍和2.04倍。形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高龄残障老人和独居残障老人占残障老人总数比例的增加，而这些残障老人的人均照料成本较高。
上面阐述的我国21世纪上半叶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四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和特征都是中方案的预测结果，而中方案假定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状态转换概率保持不变和中死亡率；亦即这些预期变化趋势和特征不是因为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变化造成的，而主要是在相对保守的中死亡率假定条件下，我国人口快速老化，并伴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以及未来的老人子女数大大减少等人口要素变动造成的。
(三)我国21世纪上半叶老年照料需求成本变动趋势的可能范围
图5给出的低、中、高(a)、高(b)方案下生活自理能力残障老人数(即照料需求)的预测数据表明，我国残障老人总数将从2000年的653万人快速增加到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1267万—1457万人，1898万—2493万人和3730万—6182万人⑧。图6给出的数据表明，我国家属照料残障老人的非现金支付照料时间折合成的工作日数将由2000年的18亿日快速增加到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35.4亿—41.0亿日、53.4亿—71.1亿日、110.0亿—186.2亿日。图7b表明，如果相当保守地假定残障老人人均家庭照料现金支出(相当于居民服务业工资水平)年增长率与GDP年增率相同，我国残障老人家庭照料现金支出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将由2000年的0.4%增加到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1.0%—1.1%、1.5%—1.9%和3.1%—4.9%。然而，如果假定2010-2030年残障老人人均家庭照料现金支出年增长率与1990-2007年的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趋势类似，即老人人均家庭照料现金支出年增长率高于GDP年增率2.6—3.2个百分点左右，并假定2030年以后残障老人人均家庭照料现金支出年增长率与GDP年增率相同，我国2020、2030和2050年的残障老人家庭照料现金支出总额占GDP总量的百分比将高达1.7%—1.9%、3.3%—4.1%和6.8%—10.7%(见图7a)。
(四)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平均每位劳动者承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担的增长趋势
前面第(二)和第(三)小节阐述讨论的未来年份残障老人总数、老年家庭照料现金支出占GDP百分比、家属照料残障老人的非现金支付照料时间折合成的工作日总数等，反映老年家庭照料负担总量的变化，但不能说明平均每位劳动者承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荷的相对增长趋势，因为未来年份的劳动年龄人数将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将模拟预测的未来年份老年家庭照料负担总量，除以当年18—64岁劳动年龄人数，再与2000年相比较，从而得到平均每位18—64岁劳动者承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荷的相对增长趋势。
21世纪上半叶的劳动年龄人数与今后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密切相关。在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未来年份的劳动年龄人数变化将有较大差异。因此，如第三节第(二)小节所述，为了分析不同生育政策方案如何影响平均每位劳动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担，我们对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低、中、高(a)、高(b)模拟预测方案，分别做了“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两个政策方案下的测算，结果列在表4中，并对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平均每位劳动者承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担的增长趋势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表4的模拟预测结果表明，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我国2030年平均每位劳动者负担的65+岁残障老人数将等于2000年的2.4—3.5倍(见表4模板(2))，比二孩方案多出0.04—0.05倍(见表4模板(3))；而2050年则是5.2—10.3倍，比二孩方案多出0.5—0.9倍；两个生育政策方案下平均每位劳动者负担的非现金支付照料老人时间增长倍数的差异与此基本相同。如果假定人均照料成本年增率与GDP年增率相同，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我国2030年平均每位劳动者负担的老年家庭照料现金支出等于2000年的3.0—4.1倍(见表4模板(2))，比二孩方案多出0.05—0.06倍(见表4模板(3))；而2050年则等于2000年的6.8—12.6倍，比二孩方案多出0.7—1.1倍。如果按回归分析趋势外推估算人均照料成本年增率，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2050年平均每位劳动者负担的老年家庭照料现金支出等于2000年的15.0—27.6倍(见表4模板(2))，比二孩方案多出1.5—2.3倍(见表4模板(3))！
图5 不同方案下生活自理能力残障老人数
图6 不同方案下残障老人家属提供照料工作日数
与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相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2030、2040和2050年平均每位劳动者承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荷等于2000年的倍数将分别减少0.04—0.14倍，0.2—0.8倍和0.6—2.3倍。这些模拟预测结果充分证明了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对人口老化严峻挑战的显著缓解作用。当然，不像针对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生效，人口结构问题的改善离生育政策调整实施有一个20年左右的滞后期，即今天出生的婴儿要到20年后才能成为劳力资源。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因地制宜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20多年后将显著减轻平均每位劳动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担。如果等到5—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那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老年照料需求成本大幅提高及劳力资源快速萎缩迭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必须尽快启动。
图7a 不同方案下残障老人家庭照料现金成本占GDP比重(假定服务业工资按1995-2008年增长率趋势外推)
图7b 不同方案下残障老人家庭照料现金成本占GDP比重(假定服务业工资与GDP年增长率相同)
我们的模拟结果也表明，即使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我国未来几十年平均每位劳动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担也将迅速大幅度增长，其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国过去几十年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带来的人口快速大规模老化，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除了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外，还必须尽快采取其他相应的社会经济应对措施。
(五)未来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和老年生活自理能力水平变化对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的影响
如第三节第(二)小节所述，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高(a)和中方案下，关于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保持不变和其他人口参数的假定完全相同，但分别用的是低死亡率和中死亡率假定，因此，对高(a)和中方案预测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死亡率进一步较大幅度改善可能对老年照料需求成本的影响。由于中方案和低方案的中死亡率和其他所有人口参数假定都相同，只是低方案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相对中方案有普遍持续改善，所以，比较低、中方案，可以看出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改善将对照料需求成本有多大影响。同理，高(b)方案和高(a)方案的低死亡率和其他所有人口参数假定完全相同，只是高(b)方案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相对高(a)方案来说将普遍变差，比较高(b)和高(a)方案，可以看出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变差将对照料需求成本有多大影响。因此，中、高(a)、高(b)、低方案的模拟预测不但可以反映我国未来老年照料需求成本变动的可能范围，而且可以用来进行死亡率和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变化对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影响的“灵敏度”(sensitivity)分析。
表5的灵敏度分析结果表明，与假定老人整体生活自理能力水平保持不变方案比较，假定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普遍持续改善或假定老人整体生活自理能力水平普遍持续变差，我国2030年老年照料需求成本将降低10.9%—12.6%(低、中方案比较)或提高12.6%—14.2%(高(b)、高(a)方案比较)；而2050年将降低17.8%—19.8%或提高30%—32%。与假定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幅度中等(即中死亡率)比较，假定死亡率将更大幅度下降而达到低死亡率水平，将使我国2030年和2050年的老年照料需求成本分别提高11.9%—25.2%和29.6%—37.7%(高(a)、中方案比较)。
五、讨论和相关对策思考
本文分析表明，老年生活自理能力水平和死亡率是影响老年照料需求成本的两个最主要的直接因素。无论假定老人整体生活自理能力水平普遍改善、保持不变或变差、死亡率是中等幅度还是较大幅度下降，我国21世纪中叶老年照料需求成本都将因为不可改变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趋势而大幅增长，只是在不同假定方案下增幅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必须为应对今后老年照料需求成本大幅度增长的严峻挑战在社会经济规划和相关政策调整完善上早有准备。
我们的模拟预测表明，假定随着死亡率的继续下降，老人整体生活自理能力水平普遍持续改善(低方案)或普遍持续变差(高(b)方案)，将大大相对降低或提高老年照料的需求和成本。同时，我们还发现，与相当保守、假定今后死亡率缓慢下降的中方案比较，如果假定我国2050年男女合一平均期望寿命为84.8岁(仅比日本2003年高出3.0岁)，并非高不可攀的低死亡率方案(高(a)方案)成为现实，我国2030年和2050年的老年照料需求成本将分别提高11.9%—25.2%和29.6%—37.7%(详见表5)。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和寿命延长是不可改变的趋势。任何政府、社会和个人不可能为了避免老年人总数和残障老人数增加而人为扭转死亡率下降和寿命延长的趋势。因此，在老年生活自理能力水平和死亡率这两个影响老年照料需求成本总量的最主要直接因素中，我们必须也只能通过改善老年健康来达到降低老年照料需求和成本的目的。而改善老年健康的最有效途径不是仅仅治病，而应是治病同时更侧重防病，因为如果老人的防病能力没有提高，他们的一种病治好了，很快会得另一种病或长期处于生活不能自理的残障状态，即带来前面讨论过的“死亡率下降将导致残障和带病比例普遍增加”第二种理论假设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加强研究为什么有的老人活到高龄还思维敏捷、健康快乐，最后无大病或较少病痛而终，而其他老人却重病缠身、痛苦连年而终，即重视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的跨学科研究，从以疾病为主导(“治已病之人”)向以健康为主导(“治未病之人”)的思想观念、经费投入、研究内容重心的战略“前移”。
我国女性老人在生活自理能力状况方面相对男性老人明显处于劣势(见图3b)，但是，女性残障老人得到的人均家庭照料支出大大低于男性残障老人(见图4b)。这一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向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料服务补贴时应对处于劣势的女性老人，尤其是高龄女性老人予以特别关注，从而保证男女老人享受完全平等的权益。无配偶残障老人人均家庭照料现金支出显著高于有配偶残障老人的实证分析结果(见图4c)启示我们，从降低未来老年家庭照料成本的角度，应大力支持和鼓励丧偶老人再婚，从法律、政策和社会家庭道德各个层面消除丧偶老人再婚的障碍。而且，丧偶老人再婚有利于老人心理和生理健康改善。
本文研究以令人信服的模拟预测数据分析证明，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我国未来平均每位劳动者承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荷将越来越重，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要严重得多。而且，我们的其他研究表明，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还有其他弊端(曾毅，2006，2009a，2009b，2012)。为了避免普遍无条件放开二孩可能造成生育堆积等负面影响，我们建议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建议因地制宜，研究确定各地不同的二孩生育下限年龄(例如，33—35岁，32—35岁或30—35岁)；然后，每隔一年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下限年龄下降1—2岁，2015年前后实现城乡年满28岁的妇女都允许生二孩。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将有利于国家避免生育堆积，人口增长失控，是应对我国人口快速大规模老化严峻挑战，增进福利的重要抉择。当然，需要认真总结已有的二孩晚育试点地区多年的成功经验，稳步推进(曾毅，2006，2009a，2009b，2012)。
最后，必须指出，我们的模拟结果也表明，即使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我国未来几十年平均每位劳动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担也将迅速增长，这一点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除了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外，还必须尽快采取其他相应的社会经济应对措施。例如，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曾毅，2005)；应大力鼓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人同居或紧邻居住的家庭，促进可以相对独立的老人与子女紧邻居住的复式单元公寓房的发展。老人与子女紧邻居住既有利于老人享受天伦之乐，在生病时得到适当的家庭照料，并减少现金支付的照料开支，在不生病时向子女提供一些帮助，也有利于解决老人与子女、孙子女在饮食、起居、电视娱乐等偏好差异可能引发的代际矛盾，使老人晚年生活更加幸福愉快。
注释：
①本文的应用分析以生活自理能力测量老人健康状况，当然也可用其他变量测量。
②图2所示的分段预测的理论基础讨论，请参阅有关文献(曾毅等，1998；Zeng et al.，2012)。
③我们目前无法应用2010年六普微观数据，因为国家统计局尚未向学者提供。
④之所以询问存活老人“最近一周”照料费用，而不是更长的期间，是为了减少因时间跨度较长的记忆误差，而我们可以通过一周数据来估计一年的家庭照料费用。
⑤关于平均生育年龄上升导致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妇女终生平均生育数的这些估算，是基于邦戈茨-菲尼公式(Bongaarts and Feeney，1998)：如果孩次别平均生育年龄每年增加(或下降)0.x岁(0.x＜0.25)，当年的孩次别时期总和生育率将比相应的孩次别终生平均生育数减少(或增加)大约x%。邦戈茨-菲尼公式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不同国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的数学推导与实证数据分析的进一步验证(Zeng and Land，2001；郭志刚，2002)。
⑥农村辅助老人完成日常活动的设施和服务远不如城镇，农村老人只能依靠自己完成各项日常活动，这反而有助于老人更好地保持生活自理能力。国际研究也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优于发达国家老年人。另外，农村地区艰苦的早年生活和年轻时较高的死亡率筛选，使得存活的老年人可能更为强壮、日常活动能力也更强。
⑦也许由于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才可能自己单独居住的选择性原因，不与子女一起居住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好于与子女一起居住老人。
⑧与其他模拟预测的高、低区间随预测时期增加而加速增大类似(Lee and Tuljapurkar，2001，P22)，我们的高(b)和低方案构成的可能变动区间在2030年以后变得很大。一种可供考虑的分析思路是：可以应用高(b)、高(a)的均值和低、中的均值构成的区间，或直接引用高(a)和中方案构成的区间来分析2030年以后我国老年照料需求成本的可能变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