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满平[1]1999年在《价格水平上涨的微观内生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价格水平上涨现象进行了归因定位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价格水平上涨的微观 内生机制。学术界通常把通货膨胀称为“世界之谜”，物价上涨称为“世纪之谜”。几乎所 有研究通货膨胀和价格学的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对价格水平上涨现象的原因进行剖析， 并由此产生各种理论学说和流派。但国内外这些关于价格水平上涨现象的归因分析大多立 足于宏观领域的研究，较少涉及价格水平上涨的微观动因和机制。且这种对价格水平上涨 现象归因的宏观定位分析又往往是先验地带着要控制价格水平上涨的思想观念把价格水平 上涨或通货膨胀作为坏东西，甚至是经济学领域的“万恶之首”来对待。这就在探索价格 水平上涨现象的成因，从而揭示价格水平上涨的客观规律之前，已经先验地戴上了“变色 眼镜”，就很难揭示价格水平上涨的内生机制和变化规律。总之，学术界对价格水平上涨的 归因定位分析，具有宏观性，主观性和外在性，缺乏对价格水平上涨的微观内生机制的研 究，诸如缺乏对价格水平运动变化过程中微观价格构成要素变动规律，这一对价格水平上 涨影响最为深刻、影响力最强，属价格水平上涨微观内生性机制的分析与探索，尚未揭示 价格水平上涨的微观内生动力机制。为了体现对价格水平上涨研究上的客观性和内在性， 努力揭开价格水平上涨的真实“面纱”，揭示价格水平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必须把价格水 平上涨现象的归因定位分析界定在微观内生机制的分析上，才能使价格水平上涨原因的分 析更具客观性、内生性、长期性和规律性，从而具有诸多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 此，根据价值构成和价格构成理论，价值构成要素c、v、m的货币表现，即为价格构成要 素C、V、M的变动，以及具体表现在生产成本、流通费用、利润 、税金的变动，对价格运 动的推动作用是内在的。这样，价格构成要素，即C、V、M的变动就形成了已经形成了的 价格运动的内在力量，而不是已经形成的价格来自于外界影响所发生的运动。C、V、M作 为价格构成的内在组成要素，他们对价格变动的作用最直接、最有力，必将成为价格水平 运动的动力机制。因此，价格构成要素 C、V、M的变动状况及其相互间作用所形成的机理 与功能，就内在地规范和制约着已经形成的价格的运动程度，从而形成价格水平变动的内 生机制。因此，只要能从理论到实践上证明价格构成中的C、V、M及其相互组合在变动上 都具有上涨的趋势和上涨的必然性，就能说明无论是以一般商品价格水平、服务价格水平、 要素价格水平表示的价格水平，还是以单个商品价格水平、分类商品价格水平、价格总水 平表示的价格水平，也就具有上涨的趋势和上涨的必然性。由于价格构成中C、V、M及其 组合的分析与论证都具有客观的微观性，这就确立了价格水平上涨的微观内生机制。 分析了价格水平上涨微观内生机制中C的上升性。首先，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 促使C的上升，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要量的日益扩大，更加加剧了自 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增加了人类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困难。人类为寻求自然资源付 出辛勤的劳动，而且这种劳动有增加的趋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迫使人类在维 持再生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方面所付出的劳动量不断增加。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再生产 的时间更长。对一些非再生性自然资源，如矿藏，其开采的难度随着其开采的程度而加大， 采掘同量的矿产资源所付出的劳动量也呈上升趋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与社会化 大生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税。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消费， 会走到自然的上限，遇到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制，促使C的上升。其次，自然资源的有价 性促使C的上升。从多方面论证了自然资源具有有价性，而自然资源是价格水平构成中C 的基础性构成内容，论证了自然资源的有价性特别是无价的自然资源变为有价的自然资源， 必然促使C的上升。再次，自然资源价格及其上涨性促使C的上升。自然资源价格构成和 特性决定了其上涨的刚性，这就从根本上促使C的上升。 分析了价格水平上涨微现内生机制中V的上升性．首先，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提高及其上涨的趋势促使V的上升．其次，现行的工资制度促使v的上升，主要是最低工资制度促使V的上升、工资指导线促使V的上升、年薪制促使V的上升等；第三，复杂劳动、脑力劳动地位和比重的提高促使V的上升．第四，按生产要素分配大大拓宽了工资收入的根基，大大拓展了工资收入的构成和来源渠道，拉开了收入差距，必然使要素所有者的整体收入水准全面提升，从而促使V的上升．第五，效率优?
汤维祺[2]2013年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油价宏观经济影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拟研究》文中认为受到供需结构、资源总量、替代能源、流动性冲击乃至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不断加剧。而我国在石油需求快速增长、对外依存度逐年提升、油价水平渐居高位的趋势下,石油安全日益堪忧。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石油市场波动及其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将更趋复杂：国内原油期货的推出、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的增加、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改革、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替代能源的规模化应用等都凸现出基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系统分析对于捕捉油价宏观经济影响是十分必要且关键的。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轨阶段,近中期犹以能源市场为甚!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部门从部门管理体制到市场结构都在不断变革,既存在从政府管制向市场竞争的自由性演化,也存在上下游一体化与分散化经营的对抗与整合。而产业政策、能效政策、低碳政策也从多个维度影响着这一结构性演化过程的方向与深度!普遍意义上的一般均衡模型既无法捕捉上述不确定性冲击的特征,也无法刻画中国经济、特别是能源部门的结构性演化路径。本文着力于构建一个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Dynamic CGE)模型,一方面在传统CGE模型的框架下细致刻画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态机制、精细模拟我国能源市场的结构特征、政策约束、资源禀赋以及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则将基于蒙特卡罗抽样实验法(Monte Carlo Experiment)所获取的油价随机波动特征纳入动态CGE模型分析框架下予以模拟和分析,从而突破了传统CGE模型因数值模拟限制无法有效分析油价随机特征的局限；同时借助外部迭代法以及识别相关关系法(PCM),对数值模型中的理性预期机制进行了优化和扩展；最后通过引入投资收益的风险价值(VaR)模拟了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下,经济主体的风险规避行为。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国内市场,尤其是上游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管制与市场垄断盛行,加之国内需求不足、出口部门恶性竞争严重,这些因素阻滞了阻碍了我国成本冲击的传导过程,导致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严重扭曲。细分行业的NVAR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油价冲击下粘滞的价格传导造成成本压力在行业间的分担并不均衡,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发展：另一方面,对宏观层面的SVAR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扭曲的价格机制也会影响各行业的预期收益,尤其是当油价波动不确定性增强时,会严重地抑制投资,从而进一步恶化油价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长期经济结构转型路径与经济增长方式;而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路径的重要途径便是推进国内市场,尤其是能源以及其他上游生产资料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优化生产、生活要素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借助市场机制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以实证研究的结果为参照,本文构建了动态CGE模型,细化模拟了在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不确定性情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和路径。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在现有价格机制、市场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政策规制条件下,油价持续上涨并且随机波动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出会造成显著的影响,GDP年增速与绝对水平都会显著下降,其中会下降0.1-0.15%;与油价不变的参考情景相比,油价上涨及其不确定性会使GDP水平到2015年下降0.99%,到2020年下降1.52%,到2030年下降2.54%。在此之中,由于油价波动不确定性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经济主体风险规避行为造成的间接影响,会使GDP产出下降约0.09-0.19%。与静态模型以及不包含预期因素的动态模型不同,本文模型模拟了经济主体在理性预期的引导下,调整新增投资的行业流向,由此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并逐渐适应高油价的环境。模型模拟结果表明高耗能行业如冶金、建材、化工和造纸业,以及处于产业链前端的行业如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等,对于预期国际油价变动的敏感性较高；而消费品,以及附加值较高、处于产业链末端的行业如纺织、电子产品等行业对于油价预期较不敏感。因而对未来高油价的预期会促使更多的投资流向轻型化、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提高宏观经济对未来高油价的适应能力——而这也实际上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本文最后对我国目前可行的能源政策效果及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表明推进我国国内石油市场的市场化定价、打破下游垄断、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战略石油储备等政策对保障我国经济生产的平稳有序、提高经济产出与增速都有积极的作用,在此之中优化市场定价机制与打破市场垄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方面推进竞争性的市场定价对刺激经济增长、提高产出平稳性具有最为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灵活的市场机制是包括石油储备以及推进能源替代政策的重要前提。只有灵活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才能够更加高效地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保证相关政策实现应有的效果。相比之下,推进节能技术政策发展的政策选择在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经济结构相尚不具有非常成熟的条件。自市场自发选择的政策情景下,新能源技术由于其成本劣势,因而对传统生产技术的替代规模有限,并且出低碳交通技术外,其他技术都没有对宏观经济产出带来积极的影响。相反,如果通过规制性政策提高新兴技术的推广速率,反而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极大的经济损失。
艾慧[3]2004年在《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组成部分,本论文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通货膨胀(Inflation,以下简称通胀)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通胀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学者对西方通胀理论的评价;二是受到西方通胀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通胀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通胀现象,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具有说服力,即西方通胀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三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通胀理论。但笔者的思路并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通胀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通胀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过程?中国通胀理论与西方通胀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答案将决定我们对待西方通胀理论的态度和对中国通胀理论未来发展趋势预察。 “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的通胀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世界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是纸币流通制度下通胀理论的开端,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20世纪30年代到1996年这段历史时期。重点是1979-1996年当代的通胀理论,故论文题目特别给予突出。同时,对现有的中国通胀思想史著作给予评价并提出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从1997年起仍有关于通胀的零星思想,但通货紧缩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直到2003年,当出现局部过热,经济处于通胀的阴霾之中时,通胀又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话题。1997年之后的通胀思想将在“结束语”中加以介绍。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通胀的内涵,提出划分通胀理论的标准以及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 第三章以20世纪30-40年代学者的争论作为纸币流通制度条件下中国通胀理论之开端,当时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实施纸币流通制度的最大障碍是通胀(狭义),因而他们对于纸币制度实施条件的探讨也多数是从防止通胀的角度出发的。通胀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货币制度发生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评论为主,还不可能很快地应用于中国通胀现象的分析,因而传统的通胀思想仍占主导地位。 开始于1978年的经济制度变迁对通胀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第四章开门见山地展开一幅1979-198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画卷。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学者面临着传统和突破、守旧和创新之间进行选择。具体到通胀理论上表现于通胀存在性和衡量指标的争论,通胀概念的多样化,通胀成因研究思路的分歧以及对待西方通胀理论的态度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通胀理论以介绍和引进为主,在评论时仍然习惯性地采用传统的批判式研究方式,倾向于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依据,而不是从理论的前提假定及所处的经济环境出发进行客观的理解和评论。尚未借鉴西方的通胀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如果说借鉴,也仅限于某些名词。这一时期通胀理论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性质。 第五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1984-1992),单就通胀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中国转轨时期通胀理论
王书朦[4]2015年在《通胀预期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预期一直以来都是经济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虽然本身是一种描述经济主体对未来不确定性心理感受的无形“存在”,但它却又真实地贯穿于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成为众多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奠定基础。而在种类繁多的预期心理活动当中,能够反映经济主体对通货膨胀变化主观感受的通胀预期相对而言更加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且经过近70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独立经济学研究体系,成为联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经济学与宏观货币经济学的纽带。随着各国宏观经济运行未知性波动因素的不断增加及社会经济主体知识水平的逐步提高,一方面,经济主体参考其对未来价格与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变化预期而调整其经济行为的主动性随之增强；另一方面,其参与到各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程度也日益深入,这就使得各国货币当局无法再忽视通胀预期的客观存在性,及其通过导致微观经济主体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而对宏观货币政策实施的最终效果产生的潜在影响。因此,本文将以我国实际经济环境背景下通胀预期与货币政策效应相关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分别就我国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客观存在性及形成机制类型、经济主体通胀预期与货币政策时间效应及数量效应变化相关性这几个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分别从宏微观视角、理论与实证层面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主体通胀预期对于央行货币政策效应的潜在影响,并在现实中为我国央行理性地思考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重要性,及如何借助合理引导通胀预期改善货币政策效应提供有益借鉴。有鉴于此,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1)经济主体通胀预期在我国究竟是否客观存在,其具体按照何种方式形成?(2)经济主体通胀预期与我国央行实施货币政策产生的时间和数量效应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如果存在,通胀预期又是通过何种微观机制对我国货币政策既定影响效果的实现产生影响?(3)考虑到我国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及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体系,央行应该具体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借助对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引导和管理尝试改善货币政策效应?为了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本文在依托储户问卷调查系统对我国经济主体通胀预期存在性及形成机制进行实际测算和检验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经济主体通胀预期形成基本特征,对既有通胀预期与货币政策效应理论及模型的基本假设进行了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实的适当修正,通过一定的数学推导及理论逻辑推演分析提出了我国经济主体通胀预期增强央行货币政策时滞效应,及其自身水平值与波动性变化导致不同经济时期央行实施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效应的微观机理。在理论分析的铺垫下,本文又分别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两种研究手段对我国经济主体通胀预期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及非对称效应变化相关性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1)以储户问卷调查系统为依托,借助差额统计方法实际测算出的我国经济主体通胀预期指标预测性能较好,与实际通货膨胀拟合程度较高,且因具备有效性但并不满足无偏性与通胀预期偏差无自相关性要求而只具有一定程度理性特征,同时又兼具适应性特征,即服从有限理性形成机制；(2)在考虑我国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客观存在性情况下,央行独立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实际经济增长和物价波动产生的时滞性效应明显增强,主要表现为既定最佳货币政策效应实现期限及整体货币政策效应的持续期均有所延长；(3)我国央行独立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产生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主体通胀预期水平与波动性状态变化下出现非对称性改变,且两者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即货币政策效应随着经济主体通胀预期水平增强或波动性增大而显著减弱；(4)我国应适度借鉴西方货币当局通过引导经济主体形成平稳通胀预期而改善货币政策效应的实践经验,结合具体经济运行情况,分别从提升货币政策透明性及连贯性两个方面逐步构建适应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管理体系,以期加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有效性。
黄静[5]2010年在《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广义财富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房地产市场自199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通道,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然而,房地产价格上涨引起房地产财富存量的迅速增加,是如何影响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其作用机制并没有被系统梳理,其影响程度和大小并没有一致的、公认的结论。本文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广义财富效应为研究主题。为了使研究更深入、系统,首先对房地产财富效应概念进行了丰富和深化,拓展到更广义的层面。以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行为科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通过理论建模、计量分析、统计分析、以及对比分析等方法,试图探讨解决以下问题:我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近十年来,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高速增长,房地产财富存量的增加,在微观层面上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而对宏观层面的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产生了怎样的冲击?房地产财富差距是否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政策当局应该如何有效利用和解读房地产价格信息等。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研究结论如下:作为研究起点和后继章节的基础,首先对我国现阶段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非理性繁荣”特性进行实证检验和判断。利用非平稳面板计量方法,基于房地产的投资特性,对房价与租金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房价已脱离租金所确定的基本面,房地产价格上涨呈现出非理性的繁荣。在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狭义财富效应,即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渠道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宏观城市面板数据和大型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近些年房价持续上涨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果和“抑制”作用;而且,这种“抑制”作用的发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家庭存在着差异,并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有所不同。在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广义财富效应,即房地产价格上涨引起房地产财富增加进而对居民消费(包含房地产消费)和企业投资产生影响的作用渠道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国内某城市近十年来家庭购房贷款的抽样数据,对房地产消费的广义财富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房价越高时,居民所购住房中每平米所担负的抵押贷款越大,家庭月收入中每元收入所能带动的购房总房价也越高,表明居民住房消费的广义财富效应在我国是存在的。利用全国宏观数据对房地产价格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对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拉动效应。引入“位置消费”理论对住房消费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房地产价格上涨、居民住房财富增长的广义财富效应在住房财富差距分化及其社会影响进行研究。利用微观家庭面板调查数据,借鉴“基尼系数”和“收入流动性”的测度原理,首创性对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资源和住房财富占有的“静态”差距,以及住房财富差距随着时间推移的流动性进行“动态”测度和分析。“静态”差距分析表明,伴随着房价上涨,住房财富快速向高收入人群积聚,住房财富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动态”流动性分析表明,虽然城镇居民房地产财富的“水平流动性”增长了,“位置流动性”却明显降低,特别是反映福利水平的King指标明显下降,可见,房改后房价上涨给特定人群带来的社会福利改进是降低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与信贷扩张相互强化,导致金融不稳定,是房地产广义财富效应的另一宏观层面的影响。为揭示房地产价格与信贷关系,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存量流量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借鉴金融资产时间序列的动态相关分析DCC-MGARCH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给房价增长率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将导致信贷和房地产投资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增强,表明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我国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值被严重低估,与国际标准以及亚洲危机爆发前一些国家信贷风险暴露值相比,情况不容乐观,应该引起相关政策当局的注意。房地产价格波动通过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而对物价稳定和产出波动产生影响,这是房地产广义财富效应的又一宏观层面的影响。从实物和金融资产两个视角,对房价波动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利用VAR模型的状态空间表示与卡尔曼滤波对通货膨胀预期进行估计,H-P滤波法对潜在GDP进行估算,最后采用SUR法对扩展的混合IS-PC模型系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房价波动通过作用于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存在,相比较地,我国股票价格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结合当前全球货币当局和理论界热议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对以及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讨论,通过构建适合我国情况的金融状况指数(FCI),发现房价占有较大的权重,包含房地产价格的FCI指数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具有良好的预测力,可以成为货币政策的短期指示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对房地产财富效应概念进行丰富和深化(研究视角创新)。房地产财富效应概念拓展到更广义的层面,把研究层次由微观层次拓展到宏观层面,不仅拓展了研究视野,而且也使得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系统化。(2)利用非平稳面板计量方法研究我国房地产广义财富效应(研究方法创新)。采用最新发展的非平稳面板计量方法,包括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面板DOLS、面板因果关系检验等,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繁荣、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性以及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克服了以往同类研究中小样本带来的低效果以及忽略了各城市间差异的问题,提高了结果的可靠性。(3)采用CHNS大型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房地产财富与消费的关系(研究内容创新)。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使用,解决了现阶段利用宏观数据研究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所存在的样本量不足的局限性,而且在揭示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微观机制方面,有着宏观加总数据不可比拟的优势。(4)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分析我国房地产财富差距的分化(研究对象创新)。与以往房地产财富差距的描述性分析不同,利用微观家庭面板调查数据,借鉴“基尼系数”和“收入流动性”测度原理,首创性地对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财富占有的“静态”差距,以及住房财富差距随着时间推移的流动性进行“动态”测度和分析。(5)采用动态相关性DCC-MGARCH模型分析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研究方法创新)。在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存量流量模型对房地产价格上涨、信贷扩张和金融不稳定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金融资产时间序列的动态相关分析DCC-MGARCH模型,对我国房地产广义财富效应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进行检验。
高恩辉[6]2009年在《资产选择、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各国资产价格波动日益加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与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是各国资产价格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在资产价格泡沫膨胀与崩溃的循环中,频繁暴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资产价格波动及其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各国央行的主要“敌人”。因为人们发现,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将导致经济的泡沫化,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资产价格泡沫的突然破裂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比通货膨胀更加猛烈。各国中央银行已经意识到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对于资产价格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近些年来引起了各国中央银行十分广泛的关注。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在当今的货币经济环境下,金融危机均是来自于银行系统的危机,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银行信贷的过渡发放以及信贷资产质量的严重恶化,而银行信贷的过渡供给和信贷资产质量的迅速恶化主要是源于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不断造成资产价格的反复膨胀和崩溃,从而导致金融波动的不断产生和由此导致的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在居民选择的诸多资产当中,房地产与股票等其他资产不同,它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居民在进行资产选择时,只有购买房地产能够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所以房地产投资与银行信贷的供求直接相关。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取决于人们的预期,当预期房地产价格上升时,家庭将大量购买房地产资产,引起房地产价格的膨胀和银行信贷的扩张,并通过两者之间的正反馈机制,最终形成房地产泡沫。一旦遇到外部冲击,房地产泡沫就将突然破裂,同时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对资产价格的预期决定家庭的资产选择,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是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体系以及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微观基础。因此,本文主张,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尤其是要关注房地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最终将严重导致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中央银行应该采取前瞻性的、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同时,由于单纯的货币政策对于治理资产价格的膨胀具有严重的时滞,所以,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应辅之以更有针对性的其他宏观金融政策或措施,正确引导和控制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和破灭,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孟科学[7]2010年在《股票市场泡沫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股市的实际运行为基础,以股市泡沫的生成演化为主线,兼顾宏观与微观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股市泡沫的生成演化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并依据相应理论对我国股市场泡沫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股市泡沫防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要沿着六个方向展开：一、在明确界定股市泡沫概念的基础上,总结提出了股市泡沫形成的基础性条件；二、详细讨论影响股市泡沫的各种因素,提出股市泡沫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一般框架；三、从现实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投资者有限理性的基本事实出发,以股市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纽带,深入研究股市泡沫的形成机理；四、剖析泡沫在股市局部生成、膨胀并不断向四周扩散进而演变为整个市场泡沫的基本路径和机制；五、以异质市场主体为基础,建立股市泡沫演变的非线性模型来进一步分析股市泡沫的演变机制,总结提出了股市泡沫的一般演化路径；六、依据股市泡沫生成和演化的理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泡沫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泡沫防控的政策建议。围绕上述研究方向,论文共分为导论、股市泡沫形成的基础性条件、股市泡沫的影响因素、投资者有限理性下股市泡沫的形成机理与实证检验、投资者有限理性下泡沫的演化特征、我国股市泡沫的实证研究以及我国股市泡沫防控的政策建议共7个章节。各章节间具有层进关系。第一章是导论。该部分主要是分析股票市场上泡沫问题提出的背景与意义。并从市场有效假说、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梳理了已有的国内外关于股票市场上泡沫的研究文献,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根基和思想来源。本章也对本文的逻辑结构、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进行了总括性地描述,给出了整个文章发展的基本逻辑框架结构。第二章分析了股市泡沫形成的基础性条件。本章当中首先界定了股票泡沫(局部泡沫)与股市泡沫的概念并对其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股票市场既是一种现实社会经济的存在形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从而,股票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存在形式,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股市泡沫产生的物质基础,货币的内生创造和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制度演化提供了泡沫生成演变的制度性基础。没有这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股市泡沫就会既失去了经济载体,也丧失了产生的社会制度环境,其生成和演变是不可想象的。第三章详细地分析了股市泡沫的各种影响因素。本章当中,将影响股市泡沫的各种因素区分为制度因素、微观主体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三大范畴。首先,沿着股票发行、上市、交易的路线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股票发行制度、交易流通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清算交割制度对股市泡沫生成和演变带来的重要影响。在泡沫形成变化过程中,微观主体因素居于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投资者的有限理性特征是投资者现实的、根本的特征,该特征的存在是有效市场状态难以实现以及泡沫产生的最基本原因。本节将微观主体区分为个体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并沿着“信息-心理-决策-行为-市场”的分析路线,借助行为金融理论,依托对投资者认知、决策机制的详细论证,来认识各种市场因素影响下的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与策略实施的行为,究竟是如何导致市场出现泡沫这样一个结果的。并给出了个体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行为导致股票市场泡沫出现演变的一般路径。宏观经济因素则提供了泡沫产生变化的大环境,它对股市泡沫的影响表现为宏观经济领域多方面多因素的混合影响,其中包括经济周期波动这个纯粹经济运行因素,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的政策干预影响,也包括涉及国家间经济关系的资本跨境流动的影响。本章最后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股市泡沫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一般框架。第四章基于投资者有限理性这个基本特征,考虑现实股市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基本事实,分析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状态,给出了推动泡沫变化的四个基本而又典型的具有泡沫导火索特征的因素,并据此给出了四个不同的理论模型。其一,基于缓解市场流动性(不足或过剩)压力的市场博弈模型；其二,基于投资者主动匹配风险收益而进行的风险分散和转移行为而激发泡沫的事实；其三,追求理性结果的投资者因对信息的认知存在偏误而导致的有偏行为推动泡沫的产生；其四,投资者在企图获取真实信息而不能的情况下,根据当时的价格走势推断市场而产生的预期偏差导致的有偏行为——追涨杀跌而促成泡沫,这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悖论的典型现象之一。本章在对市场行为特征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常用的检验方法,并给出了一些学者研究的经验性证据。第五章着重分析了股市泡沫的演变特征。本章根据上文对股市泡沫形成的分析,首先探讨了局部泡沫的膨胀机制,以及局部泡沫如何扩散变成整个市场泡沫的路径。随后,借助非线性技术研究整个市场泡沫的非线性持续性特征,进一步论证了市场的非有效性。同时借鉴ABS概念,从更加接近现实市场的异质主体角度,建立了异质主体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不同性质投资者共同存在的市场上,泡沫演化所具有的一般特征,给出了泡沫破灭的条件,并总结出了股市泡沫的一般演化路径。第六章是结合前面各章的分析,对我国股票市场泡沫问题的实证研究。以详实的数据,直观的图表形式,分析了我国股市发展的现状以及泡沫的运行特征。分析认为,我国股市泡沫的变化周期与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紧密契合且往往先行而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一般都伴随有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环境；泡沫发展明显地走过了膨胀(消减)与扩散的过程,泡沫在早期阶段的膨胀受到业绩变化和预期向好的影响,而在泡沫快速膨胀阶段,预期因素影响下的群体行为和正反馈行为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群体行为往往在泡沫的形成和持续膨胀阶段的程度要大过股价下跌过程中的程度；我国股市泡沫对外部冲击具有长期记忆特征,存在大约90天左右的非周期循环,股市泡沫的运行具有非线性特征。第七章是我国股市泡沫防控的政策建议。根据我国股市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我国股市泡沫防范可以从宏观经济、市场微观主体和市场制度三个角度入手。而泡沫膨胀和破灭阶段的治理是一项较长期的工作,如何在不打击市场信心的情况下以低成本措施有效地稳定市场价格,和如何在泡沫破灭后重建人们对股市价格走势和经济迅速恢复的信心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文中提出了泡沫膨胀早期阶段监管干预的市场微扰交叠技术和因经济体制内在问题所激发的泡沫治理的强制路径转换问题。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界定股票市场上的泡沫的基本内涵时,明确提出股市泡沫层次的概念,即股票泡沫和股市泡沫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膨胀和扩散的结果,前者是比较微观的问题,后者是比较宏观的问题；(2)明确提出并系统梳理了股市泡沫生成和演化的物质性基础条件和制度性基础条件；总结提出了各种因素影响股市泡沫的一般框架；(3)明确提出并实证研究了股票市场泡沫推进层次问题,即研究了个股(局部)泡沫首先出现,然后不断膨胀并向四周扩散,最终导致整个市场泡沫形成的机制；(4)提出股市泡沫膨胀早期阶段主动治理的微扰交叠技术和基于经济体制内在问题所激发泡沫的治理中的强制路径转换概念。
陈大和[8]2012年在《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形成机理分析》文中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使全球经济面临二十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深入审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等诸多历史案例,我们发现,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根源不再是实体经济系统,而是资产市场,其最重要的表现是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全文抓住资产价格波动这一关键,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两个角度建立模型,把理论分析与历史案例相结合,深入研究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形成机理。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对虚拟资本、虚拟经济以及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成果,然后对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定义。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不管是从宏观视角还是从微观视角,资产价格波动在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形成机理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本文正是遵循这一思路对已有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文献进行了全面综述。本文基于宏观视角,通过逐步拓展,分别构建了厂商和家庭的二部门模型,厂商、家庭和虚拟经济的三部门模型,厂商、家庭、虚拟经济和政府的四部门模型以及厂商、家庭、虚拟经济、政府和国外部门存在的完备的五部门模型。在模型构建过程中,逐步讨论各部门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的流动,从货币量值衡量的剑桥增长公式出发,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纳入统一的宏观经济框架,推导厂商、家庭、虚拟经济、政府和国外部门的一般均衡的表达式,提出资产价格波动与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形成机理理论分析的宏观视角。宏观视角的进一步分析,主要从资产价格和模型外生变量都既定不变、资产价格变动而模型外生变量既定不变,以及资产价格与模型外生变量都发生变动三种情况进行深入讨论。(1)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规模时,只有当实体资本利率与虚拟资本收益率与货币市场利率同时相等才能实现宏观经济均衡与稳态。这是Wicksell现代宏观经济均衡与稳态理论在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的新发展。(2)模型外生变量既定不变情况下,宏观经济利润率处于上升或下降阶段,利润率变化的事实和预期引起资产价格波动,进而资产价格波动影响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形成。结论是,厂商资产价格上涨与厂商利润、厂商资产价值和厂商贷款需求之间的正反馈作用机制,使得在经济利润率上升阶段,资产价格上涨具有持续性,并促成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持续累积；资产价格下跌不具有持续性,但能够阶段性地使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得到释放。在经济利润率下降阶段,资产价格上涨难以持久,系统性风险可能随时来临,资产价格下跌超过一定幅度将引起系统性风险爆发。(3)当模型外生变量可变时,外生变量变化对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形成产生影响。银行资产价值存量、银行利润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呈反向相关。在资产价格上涨阶段,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抑制资产价格上涨,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促进资产价格上涨；在资产价格下跌阶段,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加速银行资产价格下跌,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缓解银行资产价格下跌。理论上贷款利率的变动与资产价格波动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贷款利率提高,资产价格下跌,贷款利率降低,资产价格上涨。存款利率变动对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影响不明显。资产抵押率对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形成的影响非常明显,上调资产抵押率能够直接有效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下调资产抵押率则能直接有效的缓解资产价格的下跌。本币汇率上升引起本国资产价格上涨和本币汇率的提高,造成系统性风险逐步累积,本币汇率下降导致该国资产价格下跌,进而加剧该国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税收、政府转移支付和政府救助等方式同样会对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形成产生影响。虽然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表现出来的是宏观现象,但是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却不仅仅是因为宏观层面的原因,虚拟经济系统微观主体的状况、心理和行为特征同样是其根本而重要的因素。作为虚拟经济系统中最为关键的构成要素——投资者,是各资产市场诸要素的核心。本文进一步从行为金融的微观视角入手,阐述虚拟资产价格形成及投资者行为变化导致虚拟资产价格波动从而导致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机理。本文最后回顾了历史上发生的法国密西西比股市、南海股票泡沫、二十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等重大虚拟经济系统性危机事件,为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研究作经验检验,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李斌[9]2013年在《预期对中国商品住宅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预期直接影响着商品住宅市场的运行轨迹，能否揭示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关系到市场参与者投资、消费决策的成败，关系到政府住房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从预期与商品住宅价格的关系、预期与住房宏观调控效果的关系、商品住宅价格与预期回报的关系、商品住宅市场预期的形成与扩散四个方面入手，探析了预期对中国商品住宅市场的影响机理。主要的研究工作如下：1．基于预期异质性的商品住宅价格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根据市场特点和交易者行为差异，将金融市场的噪声交易模型进行了符合商品住宅市场的重新设定，首次采用世代交迭模型的跨期决策分析方法，构建了包含理性套利者、动量交易者、信息观察者、基本面分析者4类异质交易者预期的商品住宅价格模型；在考虑预期异质性情形下，采用系统仿真方法探析了异质交易者的重要行为参数对住宅价格的单独影响和叠加影响；在不考虑预期异质性情形下，将上述模型转化为一般的含有预期的住宅价格模型，并选取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商品住宅市场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模型建立过程中引入了更符合经验事实的微观基础，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宏观基本面分析方法，从而可以更好地揭示预期与商品住宅价格这两种随机波动序列的本质联系。2．基于环境异质性的住房宏观调控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将预期模式与城市的差异性引入了商品住宅供给和需求调控的分析框架，在住宅存量—流量模型基础上分别建立了考虑异质预期和异质城市政策实施环境的住房供给调控动态模型和住房需求调控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住房宏观调控的实施效应进行了量化研究、比较分析和系统仿真，识别出了有效的政策工具，模拟了异质环境下商品住宅市场的运行轨迹，为政府出台具有精准性、有效性的调控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3．房价与理性（适应性）预期回报的非线性双重时序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在房地产回报的非线性双重时序评估模型基础上，首次将预期引入了房价与回报非线性关系的研究框架，将商品住宅价格与预期回报的随机序列视为一个随机系统，利用现代随机系统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辨识，构建了可以更好地描述商品住宅市场随机机制的房价与理性（适应性）预期回报的非线性双重时序模型；首次给出了量化不可观测的预期回报的方法，并在中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预期回报评估的实证分析，识别出了具有投资价值的城市和地区，为市场参与者的投资消费决策提供了合理的评估方法和结论。4．商品住宅市场预期扩散模型构建与仿真研究首次将创新扩散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住宅市场预期的研究，对传染病扩散模型与Bass模型进行了符合住宅市场现状的重新设定，对仅存在口头交流等内部影响和同时存在大众传媒等外部影响两种情形下的预期扩散过程进行了理论描述、建模刻画与系统仿真，识别出了两种条件下影响预期扩散的关键因素，探析了预期的扩散规律，为预期的培养、管理活动提供了决策参考。本文的研究工作有助于深入认识商品住宅市场的运行规律，为现实中的房价波动、调控低效、需求非理性增长等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解释与解决手段，为政府、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的行为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一般的带预期的非线性随机系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杨龙光[10]2013年在《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实施机制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从微观层面来看,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以及资产价格是否能够准确地反应宏观经济等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干预资产价格以及能否干预资产价格等问题。已有研究的视角往往较为独立,但实际上,金融应该是一个整体,并且对于整个金融行业来说,其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紧密相关的,因此对金融学的研究不仅应该将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联合起来研究,更应该将视野扩展到金融行业以外的领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现代金融学的研究前沿便是将宏观金融研究与微观金融研究联系起来。本文的研究正是以这个思路为基础而展开的。首先,本文根据研究中涉及到的问题,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包括货币政策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实体经济以及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前者主要是分析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后者则主要是分析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其又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即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干预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能否干预资产价格。然后,本文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进行了一些相关性分析,考察了价格型的利率调控和数量型的货币供应量调控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相关关系、股票价格与股票交易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股票价格是否能够准确反应实体经济的问题。对于货币政策来说,本章主要是考察我国的货币政策如何对实体经济做出反应,即依据现实数据考察二者是否有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如果有,那么货币政策是先于实体经济而变动,还是同步变动,亦或是滞后变动；对于股票市场来说,交易量对实体经济有直接影响,而交易量又与股价有着必然联系,不过,到底是交易量先于股价变动,还是同步变动,亦或是滞后变动,以及股票价格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本文研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第二章的研究为后续章节模型的提出以及得出本文的最终结论提供了初步的现实依据。在第三章中,本文对影响我国股票市场价格的相关变量进行了分析,目的是为了对问题“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干预资产价格”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本章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股票收益率和股票价格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决定因素,以大盘指数收益率、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以及单一个股的价格作为被考察对象,采用了计量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神经网络模型等多种分析手段,全方位的考察了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发现宏观层面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大多来自经济的生产方面,比如考察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考察生产成本的指标以及衡量经济发展周期的指标；中观层面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高管持股水平；从微观层面来说,大单交易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则较为显著。这一章的结果对后续章节模型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并对本文的最终结论给出了一种可能的回答。在第四章中,、本文以IS-LM模型的框架为基础,在紧紧把握市场流动性这一线索的思想指引下,将股票市场加入了IS-LM模型,通过模型,本文论述了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的作用机制在于股票市场作为人们一种重要的投资渠道,其与居民的消费或企业的生产投入一样,会吸收一部分的社会流动性,由于居民会受到消费约束,企业也会受到资金约束,因此股票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调节商品市场的货币政策其最终实施效果便会受到这种替代效应的影响。同时,股票市场又具有体现实体经济的同步效应以及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财富效应,因此若货币政策改变了商品市场的相关指标,比如通货膨胀或产出缺口,那么其实际上也就改变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理论上股票市场也会相应地受到影响。因此,到底是同步效应和财富效应多一点,还是替代效应多一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回答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实行机制有何影响的问题。第五章是对第四章定性模型的数理化探讨,在第四章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建立了一个包含居民、企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四个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其各自的最优化行为,并通过建立商品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将上述四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加入到同一个均衡方程中。同时,我们根据市场投资者投资情绪的不同,设定了两种关于股票定价的函数,分别讨论了当股票定价函数不同时,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得出了与第四章定性分析相同的结论。在文章结构上,第五章是对第四章分析的一个递进,并回答了第四章所关注的问题,指出影响股票市场同步效应和财富效应与替代效应的主要因素是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当投资者的投资情绪偏理性时,股票市场的同步效应与财富效应更大；当投资者的投资情绪偏非理性时,股票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的替代效应更大。第六章是在对问题“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实行机制的影响”的定性分析和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现实数据的考察,通过现实数据,我们首先通过计量模型找出了我国股票市场存在非理性行为的那些时间区间,然后分别对其进行考察,发现当股票市场投资情绪以理性为主时,货币政策对商品市场价格水平的调控效果较为明显,此时股票价格与物价水平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不用关注股票价格,同时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动；当股票市场非理性情绪占主导时,货币政策对商品市场价格水平的调控效果需要更长的持续期和更大力度的调控才能起作用,此时股票价格与物价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弱,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调整与其对物价水平的调整一样,具有不确定性,为了达到调控效果,需要实施比市场理性情绪时更大力度的调控。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股票市场偏理性或投资的成分较多时,由股票价格的变动引起的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较为稳定,此时央行的货币政策不用关注股票市场的价格,其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调控目标容易达到,但是对股票市场价格的调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股票市场非理性或投机的成分较多时,由于股票市场引入了价格反馈的作用机制,因此由股票价格的变动引起的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会变得不太确定,此时央行的货币政策为了达到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调控目标,其调控力度会大于市场偏理性时的调控力度,同时该调控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价格调控型的利率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的双向调控作用较为明显,而数量调控型的货币供应量调节则对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大于回拉作用；股票大盘回报率和大盘指数的波动领先交易量的波动大约一个月左右；央行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对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来说,股票价格的宏观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生产方面；中观影响因素主要是公司经营和高管持股；微观层面的大单交易对股票价格的波动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来说,由于对我国股市的宏观影响多来自于生产层面,并且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并不建议将股票价格作为货币政策关注的最终目标。由于当股票价格发生较为非理性的波动时,往往需要更大力度的货币政策才能达到对股票价格的干预效果,因此为了避免股市暴涨暴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采取一些货币政策之外的措施来干预股市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首先,本文将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通过微观个体的最优化行为建立了一个具有多个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其次,在模型设定时,本文尽量做到让所有的变量都成为内生变量,这样可以有效的将不确定因素都放在模型内部讨论。并且本文从模型的建立到得出商品市场上的一般均衡模型,再到最后得出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实施机制的影响作用的结论,每一步的推导本文都有细致的描述,尽量做到从数学上和经济学上都具有合理性；最后,本文联系现实数据和本文模型,通过计量的方法定位了我国股票市场出现非理性投资情绪的时期。这不仅反应了本文模型设定思路的正确性,也使得联系市场实际数据对模型结论的说明显得更有说服力。然而本文仍有不足之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现实中的金融资产不只股票一种,而本文只考虑了股票一种情况,并且本文中也没有考虑政府因素和进出口因素,因此对现实问题的模型化还不够全面；第二、本文的模型中只对居民和企业部门的目标函数取了具体形式,银行和中央银行的相关函数采用的是一般形式,因此本文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根据函数的边际性质对函数的一般形式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而得出的,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析解,因此若要应用计量模型还需要对本文模型中一般形式的函数进行进一步的假设,赋予其具体的形式。不过,以上不足也正是本文今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价格水平上涨的微观内生机制[D]. 陆满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9
[2]. 不确定性条件下油价宏观经济影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拟研究[D]. 汤维祺. 复旦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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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产选择、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D]. 高恩辉. 南开大学. 2009
[7]. 股票市场泡沫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D]. 孟科学.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8]. 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形成机理分析[D]. 陈大和.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9]. 预期对中国商品住宅市场的影响研究[D]. 李斌. 山西财经大学. 2013
[10]. 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实施机制的影响[D]. 杨龙光.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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