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的私人性质、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私人论文,性质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2009年的体制复归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收入、财富分配或私人产品的再分配是永恒的争论内容，并主要与经济体的制度特征相关联。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所不得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似乎是一个与中长期制度结构无关的短期调控问题①，但是，有两个宏观经济典型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美国与中国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与数量扩张相结合），但是中国出现了货币乘数大幅度提升并推动广义货币增长率快速上升的局面，而美国则面临货币乘数下降近一半，广义货币几乎不增长的状态（见图1）。更有意思的是，自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后，在整个2009年并未再度采用更为宽松的数量或价格型工具，反而自2009年7月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约7000亿元。尽管如此，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依然呈过快增长态势。于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不出现显著增长；而中国在相对适度的“宽松”政策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同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了不同的货币效果。显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猛增背后一定存在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制度背景——其直接体现的是政策对金融资源的动员力，或者说，尽管经过了金融体系改革，但投融资体制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化特征。
图1 美国2008年以来的基础货币猛增与货币乘数陡降
资料来源：CEIC。
第二，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200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为-44.8%；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体现为对中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新增需求，那么两者相抵所形成的净贡献效果为7.7%。换言之，在8.7%的年度GDP增长中，真正的终端需求所提供的经济增长为0.7个百分点。那么，剩余的8个百分点增长来自何方？表1显示，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92.3%，占8.7%的增长中的8个百分点。亦即仅靠投资，我们实现了GDP“保八”的基本目标。
我们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上述两大经济事实，但真正的理论思考或许应该集中于从政策传导到政策效果的一系列安排。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在2009年具有不可遏制的投资和信贷冲动，且此种冲动让人直接联想到1993年之前的状态。一个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及具有良好风险管理制度的银行体系，显然不应该出现非审慎行为。第二，什么外部力量推动了投资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如果银行体系的行为是审慎的，那么一定存在某种强力投资需求主体，至少让银行认为——客户是优质的，信贷是安全的。第三，即便银行体系认为其金融资源配置是安全的，是否可能存在预期偏差？即是否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和信贷旺盛，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财政政策推动信贷和投资高增长的结论，且银行有理由作出某种假设：还有哪种信用比主权（政府）信用更令人信服呢？第二，相信政府信用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既然终端需求只提供了0.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那么实体经济部门的违约率显然更高，信贷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推动财政投资和“铁公基”项目上马就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一旦政府信用凌驾于实体经济部门，其结果是显著的体制复归。
二、公共产品与再分配：对投资和金融资源的瓜分
结合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状况，其均衡结果显然符合Romer（1975）、Roberts（1977）以及Meltzer和Richard（1981）的典型再分配模型：第一，对于给定的财政政策，个体最优化其决策变量——投资项目上马多少，信贷投放多少。第二，在个体最优化基础上，个体行为加总构成了整个经济体的财政和信贷规模。Safire（1978）以“猪肉桶”（pork-barrel）理论很好地描述了抢项目行为——各地方当局会像“从猪肉桶中多抓一些猪肉”的方式，尽可能多上马地方公共工程项目，获利是本地，而财政成本却由全体居民承担。
（一）投资项目的私人性及再分配效应
在研究公共投资的学者中，Lowi（1964）、Wilson（1989a、1989b）以及Shepsle和Weingast（1981、1984）证明，公共投资项目属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利益由一个小集团享有，但成本却由一个大得多的集团来分摊”的均衡结果。且由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非透明性，往往会造成项目总经济成本高于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净结果，即所谓的“无效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9年的财政政策行政决策者偏好财政投资甚于货币性转移支付——如减税和直接的民生领域开支。在理论上，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很难具有完全的公共产品性质。公共产品的性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这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关于公共品供给和消费性质的描述，即公共产品在供给上不存在厂商竞争，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上不存在排他。但事实上，公共项目投资显然在供给上存在竞争——如不同的承包商对高速公路、铁路和基础设施合同的竞争；在消费上存在排他——如全国性财政资源支持某一段或若干段高速铁路、引水工程，但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从未享受过高铁或引水福利。
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有二。一是投资领域的国进民退。从2009年开始，国有部门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见图2），结果是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倾斜，即所谓的体制复归。
图2 2004-2009年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CEIC。
二是轻重工业增长结构失衡。自2000年以来，重工业增加值增速与轻工业增加值增速差异并不大，但在2009年，增速差达到了10个百分点（见图3）。其内在原因是，财政性投资快速上升拉动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即主要形成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图3 2001-2009年轻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CEIC。
（二）金融资源的失衡配置
由于投资、信贷和货币交易具有跨期性质②，我们还需要叠加另外一个因素，即未来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或许，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还必须从通胀预期中得以解释。
一是在并未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出现流动性严重过剩。从历史看，2009年是流动性过剩最为严重的一年，超过了1986和1990年（见图4）。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并非特别宽松，从政策操作事实看，存贷款基准利率在2008年9-12月经历了急风暴雨般的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亦相应下调后，在2009年没有任何放松性政策出台。相反，自2009年7月起，中央银行反而大力度在公开市场回笼货币，应对外汇储备的再度上升。2009年1-9月基础货币增长率仅为13.7%，而2007、2008年两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分别高达30.6%和27.5%。那么，中国30%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从何而来？显然，来自货币乘数，2009年前三季度为4.39，而2007年、2008年全年分别为3.97和3.68。这说明了商业银行具有不可理解的信贷冲动——根据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到2009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2.6万亿元，同比增长33.0%，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5.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0.5万亿元，同比多增5.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0.0万亿元，同比增长31.7%，增速比上年高13.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全年贷款多增额相当于2007年、2008年全年的贷款投放额。
图4 1986-2009年流动性衡量(GDP增长率+CPI-M[,2]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5显示，在2003-2007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信贷增速并不完全吻合，但在银行改革后的2007年1月-2009年12月，M2与信贷增速基本同步。
图5 2003-2009年人民币贷款增速与广义货币增速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二是中长期贷款推动信贷增加额至历史高位。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来自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来自信贷增长，2009年信贷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中长期贷款，而信贷增长来自财政投资项目。2009年，仅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年度增加额就达到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贷款的多增部分。换言之，如果没有上述中长期贷款，2009年的信贷和货币将回归正常年份。那么，是什么因素拉动了中长期贷款？首先是“铁公基”项目贷款。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2009年，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投向这四个行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分别为2.5万亿元、6404亿元、6013亿元和5025亿元，占全部产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分别为50.0%、13.1%、12.3%和10.2%。其次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年度个人贷款同比多增的1.8万亿元主要为中长期住房抵押贷款。
图6 2008-2009年人民币短期贷款、票据融资和中长期贷款月度增加额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综上，2009年的投资项目和信贷恰如“猪肉桶”里的肉，尽可能多抓一点成为所有现实和潜在借款人的理性选择。
三、信贷生产率：要素产出下降与危机
（一）信贷生产率：系统性信用风险
根据上文对信贷总量以及中长期贷款扩张所隐含的问题有二。
一是系统性信用风险上升。我们用同期的GDP比同期贷款增加额作为“信贷生产率”，以此观察信贷作为金融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结论是令人担忧的——自2001年以来，GDP/信贷比（信贷生产率）逐步降低，大致从7倍以上下降到5倍左右。而2009年的信贷生产率降到了历史低位——GDP为33.5万亿，信贷增量为9.6万亿，则信贷生产率降低到了3.48倍（见图7）。低信贷生产率意味着产出无法抵补要素投入成本，或者说信贷作为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极低，违约概率相应较高。
图7 2001-2009年中国的信贷生产率(GDP/信贷增加额倍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
二是资产价格压力。我们之前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在扩张性宏观政策效应上的差异，事实上，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去杠杆化”阶段，而中国恰恰处于“增杠杆化”时期。从借款人的负债率角度看，必须提高资产价格才能形成（公允价值计算）自有资金，并撬动信贷增长。这就形成了当前的资产价格循环——在税收压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只有依赖非税收入才能继续推动地方政府投资，土地价格必然成为其中的关键变量，即土地价格走高才能形成可继续拉动信贷增长的“自有资产”，土地价格走高必须依赖房地产市场繁荣，而房地产价格走高却造成抵押品价值处于高风险状态（当然也会形成居民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危机故事都在描述同样的场景：金融杠杆推高资产价格，在某个时点出现资产价格的崩溃。
（二）挤出效应与低利率陷阱
一方面，由于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项目和国有部门，需要后续资金配套跟进，这意味着2010年非国有部门投资将被部分挤出。基建项目一旦上马就形成了对资金的持续需求。这对于信贷供应方构成了考验。如果不持续投入信贷，则借款人因项目难以为继而出现违约；如果继续投入，则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必将难以形成足够的信贷资源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要。这一问题显然延续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从图8可见，2010年1月中长期贷款增加额超过了2008、2009两年同月的总和。
图8 2008年、2009年、2010年1月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增加额(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很可能陷入低利率陷阱，即中央银行由于2009年的天量贷款而很难上调基准利率。原因在于加息既会进一步挤出非国有部门投资，还会加大已经进入“借款俱乐部”的各类基建项目融资方的利息支付压力，导致违约风险上升。实体经济（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过度负债导致2010年付息压力巨大。2009年底中长期贷款余额22.24万亿元，按中长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7%计算，年利息支出为1.27万亿元。如果利率在2010年出现上调2次（如果利率上调0.54个百分点），则利息支出将增加1200亿元。于是，我们将再度面临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成为利益调节工具的问题——加息则基建项目借款人不堪重负，不加息则债权人（银行和公众存款人）受损。一个最为可能的结果是，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提前爆发，为维持已经上马基建项目得以顺利投产，在中期实施低利率政策。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基建投资和金融资源在公共投资面前具有非货币性再分配效应，只要在2009年获得尽可能多的融资并上马项目，就是最优选择，且融资成本不会迅速上升，而社会成本则由债权人承担。
（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
即便金融资源推动投资持续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在理论上并不一定意味着泡沫化，只要投资回报率持续上升。稳定的经济增长等于就业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增长率则仅仅等于技术进步率。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就业人口不增长就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不能立竿见影，就只能依靠资本积累——即2009年的高投资和高信贷。问题是，资本需要回报，于是资本市场必然虚拟出某种“预期”回报。一个例子是关于房价的。房地产投资是资本投入，预期回报依赖于城市化，意味着有人进城，并以其终身收入买你手头的二手房。且不论其合理性（诸如是否新的资本剥削劳动形式），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进城？因为有就业。为什么有就业？因为有预期收入。如果收入低于预期呢？那就有自愿或非自愿失业。因此，“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麻烦，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则资本无法得到回报，投资就是灾难性的③。反之，就业导致收入，进而形成总需求。
四、结论性评价：如何获得可持续经济增长
第一，如上文所论证，由于中央银行在2009年并未实施过度放松的政策，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萎缩的进程中，中国事实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公共投资在事实上具有私人品和非货币性再分配性质，“多抓一点”成为公共投资部门的抉择，其宏观后果是信贷和投资增幅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第二，为确保2009年高投资和高信贷所伴生的潜藏危机不爆发，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先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退出。尽管2010年的外需好转和国内消费需求稳定有利于民间投资复苏，但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在2010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过快增长，导致面向国有部门的“定向”宽松政策无法退出：一是2010年的中长期贷款仍必须向已经投放的中长期项目倾斜，否则将因项目缺乏后续资金而造成不良贷款，因而数量从紧无从谈起。二是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越发艰难，2009年末已达22万亿元的中长期贷款的利息负担过于沉重，这造成了对货币政策的牵制效应。对国有部门融资的定向宽松意味着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挤出——银行可贷资金日益收缩导致即使基准利率不变但利率上浮趋势明显，挤出了原本可获得融资的非国有项目。中国的特定经济运行风险分担机制决定了财政货币双松政策退出必须遵循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货币政策滞后退出的操作逻辑。2009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事实上体现了货币信贷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配套工具——中长期贷款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扶持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只要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不转型，则货币政策很难退出宽松状态，否则将出现银行部门最终承担所有基建投资项目损失的局面。据此，首先应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把可盈利投资项目向民间转让；其次应逐步减少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确保2009年上马项目不烂尾；最后应建立土地出让金运用制度，避免形成高地价、高房价、抵押品价值高估的信用风险循环。当前，轻重工业增速依然保持失衡态势，工业产出面临从政策短期拉动向中期依赖发展。轻工业增速依赖于国内消费和外需两大终端需求，而重工业则依赖于轻工业旺盛或政策拉动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稳定，外需温和复苏，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直接造成重工业以及整个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然而，继续维持财政投资的后果将是上中游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及持续提高的银行部门信用风险。
第三，调结构是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手段。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真正可持续的总需求，并降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注释：
①如中国与各国类似，采取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而凯恩斯主义仅仅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政策调控，与制度无关。
②即当前的贷款在未来是否会演化为不良，投资是否具有良好回报或烂尾，都具有跨期性质。在中国的财政投资决策中，还存在一个行政跨期问题——新官是否理旧账。
③美国2007年的金融风暴与2004年起出现的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显著相关，中国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3%，而经济增长逐季上升，亦具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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