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成就与评价--兼论词史上的三个里程碑_李清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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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生性要强,而且嗜赌。作诗填词,每出惊人之句,凡所谓博者,亦无往而不胜。有“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仍然败其手下。此事或以为出自捏造(注:参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而归来堂翻书赌茗之得意情景(注:《金石录后序》。据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校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11月版。),以及“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注:《打马图序》。据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之输赢记录,皆夫子自道,当勿庸置疑。说明李清照其人,无论文史之学,或者博奕之事,都十分出色,绝对一位大行家。

于博奕之事,李清照有《打马图经》一卷传世。此书前为序(《打马图序》),序后为赋(《打马赋》),下为采色、铺盆、下马、行马、打马、倒行、入夹、落堑、倒盆、赏帖、赏掷诸例。沈津《欣赏编》本有图,《事林广记》(续集卷六)亦有图。清照以为:此事与圣教相合。“实小道之上流,乃闺房之雅戏”(《打马赋》)。于是乎大讲特讲,希望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注:《打马图序》。据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时绍兴四年(1134),五十一岁。正避难金华。

至于为何逢赌必赢,李清照曰:“精而已。”这应是体会有得之言。依照其经验,此所谓“精”者,实际上就是“专”。须专精,又须专心。如云:“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这是专精。又云:“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注:《打马图序》。据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这是专心。看来非常进入状态。

这是博奕之事。所谓“上流”、“雅戏”,应是相当高级的一种玩艺儿。既“必有可观者焉”,又可与志道、据德、依仁相提并论。怪不得李清照竟那么坦然,自认为博家之祖。

博奕之事如此,对于文史,李清照一样充满自信。现传各种读本,在文史方面,尽管未见犹如打马那般,“动以千万世自期”(注:王士禄谓:“《打马图序》尧、舜、桀、纣,掷豆起绳一段,议论亦极佳,写得尤历落,警至可喜。女子乃有此妙笔。易安动以千万世自期,以彼之才,想亦自信必传耳。”据《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一类篇章,但其《词论》,历评诸公歌词以及“别是一家”之标举,却一样具有震撼力量。

论者说李清照,以为:“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瞻,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知不足斋丛书本。)若有机会应举,相信亦当不让须眉。

李清照的成就,功名既勿论,那就只有博奕与文史。博奕之事,有待诸好事者推究;这里只说文史,而且侧重于其中之词与词论。

李清照词,学界所认同者,四十五首。就题材要素看,情思、事理、物景,三种类别,似皆具备。

情思类,以伤春悲秋、离情别思为主。诸如:“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着意过今春”(《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春又去。忍把归期负。此情此恨,此际拟托行云。问东君”(《怨王孙》“梦断,漏悄”);“暮天雁断。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怨王孙》“帝里,春晚”)以及“急雨惊秋晓。今岁较、秋风早。一觞一咏,更须莫负,晚风残照”(《品令》“急雨惊秋晓”)等等。说内在心理及其意愿,明明白白,无所掩饰。

事理类,以萧条庭院、心事难寄为主。诸如:“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点绛唇》“寂寞深闺”);“酒阑歌罢玉尊空,青釭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好事近》“风定落花深”);“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以及“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等等。说外部行为及其体验,铺排陈列,无所顾忌。

物景类,以难禁雨籍、不耐风揉为主。诸如:“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道人憔悴春窗底。闲拍阑干愁不倚。要来小看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玉楼春》“红酥肯放琼瑶碎”);“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以及“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多丽》“小楼寒”)等等。说自然物象及其感受,亦我亦物,难以分辨。

前人论词,以为:“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注:沈谦:《填词杂说》,唐圭璋《词话丛编》本。)谓当行本色,或者本色当行,意即:“词之正也”(注:秦士奇谓:“闺秀若易安居士,词之正也。至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骚而壮,幼安辨而奇。”据《草堂诗余》正集。)。而对于此所谓正者,未见具体说明,似当各自领会。

就词论词,此所谓正者,据上列三类作品,似可看作是一种白描。这是凭借其造语技巧及铺叙手段所达致的一种艺术效果。勿须假借,只是直说。乃方法,也是目的。关键在于,“语语都在目前”(注:借用王国维语。据拙著《人间词话译注》卷一第40则。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之说欲泪离情,这是一种难以明状之情,看不见,亦摸不着,但作者以“一种”、“两处”,将其分割开来,又以“才下”、“却上”,令其走动,即彷佛感觉得到。又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之记郊游经历,一瞬间的呈现,即勾划出一幅活泼生动的画图,令人亲临其境,真切地捉摸到当时气氛。再如《添字采桑子》(“窗前种得芭蕉树”)之咏雨中芭蕉,不说芭蕉,而说雨,说不惯起来听之愁损离人,亦令人亲临其境,真切地为当时环境所触动。这一切,皆神来之笔,亦白描之极妙例证。易安之外,恐不易做到。词之正者,当体现于此。

那么,达致这种效果的技巧与手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前人说此,大体上可归纳为二:一、工造语,二、善铺叙。所谓易安体,亦可于此探知门径。

关于工造语。除了炼字、炼意,主要是以文字声律应合乐曲音律的一种技巧。论者对此,颇为赞赏,曾为之总结出两条经验。曰:“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注:张义端:《贵耳集》卷上,《学津讨原》本。)及“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注:万树评李清照《声声慢》语,见《词律》卷十,清康熙刊本。)。前者以易为险,变故为新,后者因难见巧,出奇制胜。皆极具功力。例如《永遇乐》(“落日镕金”),其中“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皆日常用语,即寻常语,但以之入律,就显得不寻常。又如《声声慢》(“寻寻觅觅”),连叠十四个字,所谓“其遒逸之气,如生龙活虎,非描塑可拟”(注:万树评李清照《声声慢》语,见《词律》卷十,清康熙刊本。),则更加卓绝千古。

关于善铺叙。主要是文学材料的分配与组合。简单地说,就是铺排与陈列。这是将景物呈现于目前的一种手段。因为不重假借,少比兴,对于赋,即须特别讲究。论者对此,亦颇为赞赏。有关种种,我曾将其概括为三条:

第一,平叙中注重浑成。既得柳词铺叙所谓“细密而妥溜”之佳处,又具周词勾勒所谓浑化无迹之妙境。这是对于柳、周艺术创造经验的继承与发扬。

第二,平叙中注重含蓄。讲求言外之意与弦外之音。这是小令作法在铺叙中的运用。

第三,平叙中注重变化。不仅在“回环往复”中增加层次,增添波澜,而且在各种对比中创造气氛,烘托主题。这是李清照铺叙手段中最为高明的一招。

工造语与善铺叙,达致白描效果,构成易安体。拙作《李清照〈词论〉及其“易安体”》以及《李清照“易安体”的构造方法》,已曾论列,此不赘。二文收入《施议对词学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可供参考。

这里,借《永遇乐》一词,以为示范。

这是一首节序词。说节日气象及性灵,敷写、综述,颇能极其能事。其特别之处,主要于分配、组合中对比,以对比展现内心世界。

首先是布景。四组物景,依“正——正——反”程序,进行铺排、陈列: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

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这是上片。肯定,再肯定,将节日气象,敷写得无比美好。但肯定之后,即刻加以否定,以不美好将美好推翻。美好与不美好,两相对照,其心境就显得更加不美好。

其次是叙事。将昔与今两种情事,依正与反两种面目,进行铺排、陈列: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这是下片的前六句,说昔日乐事。极其热闹,极其快乐。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是下片的后五句,说今日恨事。极其寂寞,极其悲哀。

两相对比,其于今日之处境,就显得更加寂寞、更加悲哀。

布景、叙事,平叙中注重变化,除了于分配、组合中进行对比,还从不同角度——正面或反面,加以烘托。如说孤独,偏从不孤独入手。谓其谢绝相召,并不孤独,而不孤独的场面,反而令其显得更加孤独。这也是一种对比。因此,歌词之铺排与陈列,就更加富有姿态。

这是平中的奇。所谓易安体,于此最显本色。后来者,有如辛词之奇变,皆得力于此。

示范作品如此,其余篇什,尽管不便一言以蔽之,谓其“无一首不工”(注: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但其所工者,大都在铺叙上,有着出色的表现。无论是叙事过程中,自说自话,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进行肯定与否定,或者于布景、说情时,进行铺排、陈列,有关篇什,都无不令人叹服。谓之“本色当行第一人”(注: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词话丛编》本。),应当之无愧。

以上是歌词创作,以下说《词论》。这是李清照对于中国填词的一个特殊贡献。中国填词,由唐入宋,正展开其鼎盛局面。李清照藐视一切,妄开海口,甚是引人注目。其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词论》提出,词为乐府,它是以音乐文学的身份出现于乐坛、诗坛的;

二、《词论》指出,词为歌词,在协音律方面,比一般诗文要有进一步的要求;

三、《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必须有别于诗,不仅要求协音律、可以歌唱,而且在艺术特质、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应有自己的特色。

李清照著《词论》,主要在于为倚声填词确定标准,为倚声家指示门径。这是十分要紧的。因为在此之前,词家论词,虽已以本色或非本色相标榜,亦道及似与不似,但所论仍较为笼统,无有定准,不易把握。例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人,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这应是较早出现以本色论词的一段话。以为如(似)雷大使之舞,所以非本色。这是非似的一面,谓之以诗为词。而似,即以词为词的另一面,包括不如(似)雷大使之舞之另一面,则未说明。一切须自家领悟。

这是此前情况。此后,倡“别是一家”说,似与非似,方才有了较为一定的标准。诸如协音律以及高雅典重、尚故实、主情致、铺叙浑成几个方面,当可谓之似。而不协音律、浅俗轻巧、少故实、无铺叙,当可谓之不似。两相对照,界限己甚分明。当然,并非把话说死。如柳永,既谓其“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究竟似与非似,仍须自家领悟。如秦观,既以为知之者,又以为“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似与不似,亦须自家领悟。但是,依据其标准,对于唐宋以来合乐歌词创作以及有关作家所进行评判,包括指摘,却为以本色论词树立典型。这就是说,以本色论词,所谓似与不似,至此有了定准;李清照为词的发展,建造一座里程碑。其特殊贡献,即体现于此。

词与《词论》,已如上述,而评价问题,即对于其人其词之历史定位,则须谨慎从事。

20世纪末,大陆学界出现一种定量统计方法。有人从两宋1300多名词人中,提取300人进行统计,在这300人中,单就现存词作数量而言,李清照排在第76名。而有关研究论著,截止1995年,已有900多种,名次仅在辛弃疾之后,为300人中的第二名。因此,论者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从第七十六名上升到第二名,雄辩地说明了《漱玉词》的影响之大和受青睐的程度之高。”并且将其推上“词坛大家”的地位(注:陈祖美:《李清照新传》第29页及219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9月版。)。

这般判断,好象并无不可。但是,作为历史定位,似不宜如此草率。既须将其摆在两宋1000多词人中进行评比,亦当将其摆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而此进程,又不仅两宋那一段,尚须将其后近千年历史包括在内。所谓评价,也许较为确切。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李清照研究之成为大热门,已引起学界前辈的关注。

1984年间,与唐圭璋先生说李清照。唐先生曾指出:“王国维论词,好以偏概全,评李煜只看其‘粗服乱发’之一面,无视其不掩国色之另一面。李清照也是如此,只说缺点,不说优点。”唐先生谓:“李清照的《声声慢》,开头十四个叠字是弄巧,不是大家手笔。全篇铺叙,从早说到晚,没有顿挫,不像柳词那样,中间有许多曲折。”并谓:“在两宋词人中,李清照可称为‘名家’,称不上‘大家’,不能与柳、周、秦相比。前人的评论,有一定见解,当细加揣摩。前一段对李清照评价偏低,反过来说,也不能扬得太高,必须恰如其分。”(注:据拙作《李清照〈词论〉及其易安体》引语,北京《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中青年专辑)。)

罗慷烈先生亦有同样看法,并为学界之重李(清照)轻周(邦彦)深感不平。九十年代中,撰文指出:“易安居士李清照,在词史上是古今公认的最杰出女词人,但在两宋词坛的地位,不仅远远落在‘宋词四大家’之后,也比不上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秦观、贺铸、张炎等。不知道是甚么原因,近三十几年来却被捧到红得发紫,山东济南市为她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李清照集》不知出版过多少次,‘李清照学术研讨会’不知召开过多少回,见于报刊和所谓‘鉴赏’书籍的有关论文不知有多少篇。使上面说的十几位词人黯然失色,‘十年风水轮流转’这句话不错吧!”(注:《李清照与〈打马图经〉》,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其中不无感慨。

我以为:李清照研究热潮之兴起,除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外,应当还与词学研究之历史发展进程相关联。这就是本文将特别说及三座里程碑的原因之所在。

第一座里程碑,如上所述,就是李清照之著《词论》,倡“别是一家”说。

这是传统批评模式——本色论之正式确立。谓“别是一家”,乃声诗以外之另一家。“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说明一开始就已是不同之两家。

着重为歌词正名。为乐府,亦即为声学。

陈师道这么理解,李清照这么理解,宋代以及其后之本色词人,也都这么理解。这是本色论的根本,或立论基础。李清照以后,有所发展,有所变化,只是在言传上,其根本或基础,未曾有变。

这是千余年本色论通行的保证。

第二座里程碑,20世纪初,王国维倡导境界说。

作为现代批评模式,“境界”二字,并非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把尺子。一把可以当作法则、法律运用的尺子,犹如金科玉律一般。

就理论依据看,这是一种疆界,一种载体,表示“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一原理。因而,所谓“思无疆”,或者“意无穷”,其用作批评的标准以及方法,也就有了具体而确实的指引。

王氏之倡导,目标十分明确。可惜王氏之后,某些情况之发展、变化,有点出乎其意料之外。这就是境界说的异化。

例如,由主境界、重意境,忽略声学,进而转变为讲艳科,不讲声学;或者说,由“词以境界为最上”,变成词以豪放为最上,因而,“风格”二字,就像“境界”二字一样,变成一把尺子,一把可用以定高下的尺子。这就是一种异化。而上述热潮兴起所出现诸问题,即根源于此。

由于讲艳科、不讲声学,并且将责任推卸到宋人身上,谓“宋人以词为艳科”,这么一来,注意力就集中于无邪与邪上面,或者力证其无,或者力证其有,只是于词外讨生活。

力证其无者,将李清照当作一位爱国词人,所有演绎,都朝着这一方向进行。不仅若干篇章说愁,为上纲、上线,直指为家国之愁,而且若干篇章纪梦,亦上纲、上线,被指为家国之梦。

其演绎方法,大致有二:

一、“知人论世”之现代化操作。

李清照既生当乱离之世,遭逢不幸,其所谓愁与梦者,与家国相连,应可理解。其诗文作品,亦有相当明显的表现。例如《浯溪中兴颂碑和张文潜》二首之说废兴,《咏史》之斥王莽,以及《夏日绝句》之思项羽,都是有为之作。而作为小歌词,是否亦当如此看待,似未必。论者利用一般与个别之间关系,进行归纳、推演,因而,理所当然,李清照就成为一名爱国者。

如曰:

这首词写了由于“物是人非”,也就是国破、家亡、丧夫、颠沛流离等种种苦难给她带来无法排遣的浓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云:“至情发而为辞章”,李清照的《武陵春》词,正是因为金人的残酷侵略,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给作者造成种种的不幸,哀愁痛苦填胸臆,不得不抒发自己的情怀时,才写下这首词的。这就是《武陵春》所表现的“愁”的典型意义,带有普遍的社会性,绝不是李清照的无病呻吟(注: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论》第69页,济南出版社1996年4月版。)。

论者说愁,以一般替代个别。以为:大时代如此,清照亦必如此。

对于梦,大多亦作如是解。如曰:“李清照晚年,国破家亡,流落异乡,生活十分凄凉。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土。……(《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一词)词人没有按照缘情叙事,顺理成章的路子去写一个凄凉惨淡的恶梦,却是出人预料,写了一个好梦,一个循着熟识的旧路又回到故都汴京的美梦;但这又是一个‘空梦’,梦觉影散,失望、惆怅、辛酸、痛苦一齐袭上词人的心头。这样,用‘空梦’加以反衬,更深刻地揭示了词人内心的亡国之痛,离乡之怨以及对南宋统治者的失望与谴责(注:侯健、吕智敏:《李清照诗词评注》第122-12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版。)。”

这当也是一种替代,以为必须梦时代之所梦。

因此,所谓无时无刻,即可落实到每个白天,每个夜晚,果真“寤寐求之”。这就是论者心目中的李清照。

二、“以意逆志”之机械化运用。

这是另一种演绎方法,论者称之为潜意识思维定势。以为内心深处存有一种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经过心灵积淀,逐渐成为一种定势,一种潜意识。“词人每一见花便想起自己的丈夫,便是这种潜意识的强烈外射”(注:陈祖美主编:《李清照作品赏析集》第196-197页,巴蜀书社1992年9月版。)。

有了这一定势,子非鱼,能知鱼之乐。千载以上,李清照独自在闺房中,究竟愁些甚么,正在造甚么梦?无须归纳,亦无须推演,只要按一下思维定势这输纽,就甚么都显示出来。

例如《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之说感觉,“人老建康城”之感觉,以为“无意思”“没心情”,如此而已。其与身世及国事之牵连,实在不易推知。而论者据思维定势,却将其说得头头是道。既谓为着国事日迫、前景未卜而惶急不安,又依据所谓反常心理,断定其没有心思“试灯”、“踏雪”,乃由金人进犯、烧杀掠抢,生命和文化名胜受到摧残,而无人怜惜所致。因为李清照本来是喜欢游玩的,然而现在却没有心情,这正是其精神受到重大冲击的结果(注:刘瑜:《莫道不销魂——李清照作品赏析》第152-157页,台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心理之反常与正常,非此即彼,所有都在把握当中。

又如《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之说梦境,于梦中与天帝对话,谓日暮、路长,“学诗漫有惊人句”,希望藉助大鹏高举之势,径向仙境进取。瑰丽、神奇,令人向往。乃天上情事。而论者将其往人间拉,以为“不满现状,要求打破沉闷狭小的生活圈子”,“泠然作海外之行”(注: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23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内心之满与不满,同样亦在其把握当中。

两种演绎方法,力证其无,李清照之作为“以词为艳科”的宋人中的一份子,也就摆脱所有干系,安安稳稳地坐正其爱国词人这一交椅。而力证其有者,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强作解人,将其当为艳词作手看待。“纵非邪、也教从邪义”。比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所写属于一种感受,因春之归去所产生的一种失落感受,应与艳科无涉,而论者却突发奇想,谓为香奁之作。曰:

原来此词乃作者以清新淡雅之笔写秾丽艳冶之情,词中所写悉为闺房昵语,所谓有甚于画眉者是也,所以绝对不许第三人介入。头两句固是写实,却隐兼比兴。金圣叹批《水浒》,每提醒读者切不可被著书人瞒过;吾意读者读易安居士此词,亦切勿被她瞒过才好。及至第二天清晨,这位少妇还倦卧未起,便开口问正在卷帘的丈夫,外面的春光怎么样了?答语是海棠依旧盛开,并未被风雨摧损。这里表面上是用韩偓《懒起》诗末四句“昨夜三更雨,今朝(一作‘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语意,实则惜花之意正是怜人之心。丈夫对妻子说“海棠依旧”者,正隐喻妻子容颜依然娇好,是温存体贴之辞。但妻子却说:不见得吧,她该是“绿肥红瘦”、叶茂花残,只怕青春即将消逝了。这比起杜牧的“绿叶成阴子满枝”来,雅俗之间判若天壤,故知易安居士为不可及也。“知否”叠句,正写少妇自家心事不为丈夫所知。可见后半虽亦写实,仍旧隐兼比兴。如果是一位阔小姐或少奶奶同丫鬟对话,那真未免大煞风景、索然寡味了(注:吴小如:《诗词札丛》第258-179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这是力证其有者眼中的李清照。前人指责,“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似可于此寻得同调。

另有论者,对于以上说法似乎尚未完全认同,谓当再思、三思。因赵明诚入仕后,纳妾、冶游,其性爱关系难免存在着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的一面。并以“赵君无嗣”进一步加以推论,谓其不仅没有儿子,恐怕连女儿都没有。作品中不可能隐含“绿叶成阴子满枝”的语意。故藉“婕妤之叹”及“庄姜之悲”,于一系列作品中寻找证据,以为“在赵明诚去世之前的现存《漱玉词》中,除了二三首风物词、时令词和仅见的一首寿诞词,其它几乎全是抒发儿女私情”;并以为所作《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又名《桃花水》,其“所承续的当是《花间集》中毛文锡的两首同调儿女情事词”(注:陈祖美:《李清照新传》第42-45页。)。

二者相比,角度不同,但一样力证其有。

总的看来,不论力证其无,或者力证其有,都只是把词当艳科看待,无视声学,因而亦无视李清照对于作为“别是一家”歌词的把握与创造。这是王国维境界说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偏颇。

第三座里程碑,词体结构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吴世昌所创建。

吴世昌论词,主张“读原料书”,直接与作者交涉。提倡想象,并讲究方法。这就是结构分析法。对于结构论创建诸要素(条件),包括标准、方法及具体运用等,40年代所刊发系列文章以及此后有关著述,吴氏已有精辟论断。拙作《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注:《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不过就其所说稍加整理而已。

这是现代批评模式。乃传统之现代化,亦现代化之传统。似可当作新的本色论,因与本色论相比,二者皆注重声学。这就是,把词当音乐文学看待。而有关方法及具体运用,则各有各的讲究。

当然,肯定声学,并不意味着否定艳科。

词为声学,或者为艳科,本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弦吹之音与侧艳之词,一开始就相提并论。

词体结构论之注重声学,主要为着纠偏。纠正境界说异化所出现的偏颇。

就李清照研究而言,当从知音作者入手,对其把握与创造,细加追寻与探研。而其中较为突出的,应是造语与铺叙,包括易安体的建立。有关种种,上文已稍加揭示。学界前辈对此亦颇重视。诸如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缪钺、黄墨谷等,都曾有专文加以论列。只是,相关文章并不多见。与热潮中铺天盖地而来的近千论著相比,简直不成比例。

这是由外形式到内形式,由外结构到内结构的一种追寻与探研。其目标,不仅在于知其然,而且更重要的仍须知其所以然。相对于只是于词外讨生活的“操作”与“运用”,应较能贴近实际。

中国填词史上,三座里程碑各有标志。本色论、境界说、结构论,三种批评模式,亦各有得失利弊,读者诸君,自有抉择。本文着重说异化,主要在于吸取经验教训。希望为李清照其人其词之历史定位,提供参考。

壬午春分后二日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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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成就与评价--兼论词史上的三个里程碑_李清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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