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与传媒形象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编辑论文,传媒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媒形象是编辑借助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的结合体现出的具体可感的格调和个性。它并不完全是直观形象（特别是在印刷媒介中），但却是凭感受可以真实把握的形象存在。它主要依靠受众的体验，实现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的具体目标。塑造成功的传媒形象，不仅是编辑的终极追求，而且是编辑工作的价值体现。透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体存在方式，一种共生关系一目了然。
（一）
编辑的所谓“把关”通常被认为就是对原稿的“挑选、删除和修改”，①更直接地说，就是对“原稿的选择和加工”。②而任何“选择和加工”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编辑者个人强烈的主观倾向性③—一这是一个已经被前人描述了无数遍的真理：“事实的选择和安排总是带有主观成份”。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往往在有意无意之中，编辑者个人固有的倾向不知不觉地干预、支配、指导和牵引编辑朝特定方向行进、靠拢，并且无声无息地渗透在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之中，就象糖溶于水。因此，传媒形象常常被赋予某种特殊的规定性和意味—一编辑倾向性的延伸。这时的编辑过程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对编辑对象是否符合其倾向的审视、判断和裁决。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为的是：“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⑤“去”和“取”就是倾向性在起作用。德弗勒和丹尼斯描述的美国新闻资料编辑过程更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哪条新闻应做大字标题并且放在头版或头条播出？哪些新闻应当一笔带过？哪些应当改动？哪些应当删节？”⑥回签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标准和尺度显然只能由倾向性来确定—一这就是“把关”，由倾向性决定的“选择和加工”。其结果是有些东西被夸大了，有些东西被缩小了；有些东西被强化被突出了，有些东西被削弱被淹没了。于是就有了千姿百态的传媒形象，因而才有《读书》月刊和《少女》月刊的不同。显而易见，编辑决定传媒形象。
然而，事实并非仅仅如此。传媒形象作为编辑倾向的“投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成为编辑的独立创造物，成为编辑内心世界的外化载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媒形象就是编辑形象，是编辑的“自供状”和自画相。这就象影子反映主体，镜子反映对象一样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生命活动一般说来就是人在历史中展开的“对象化”过程。⑦“……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等于说，对象成了他自身”。⑧事情就是这样辨证地交织在一起：主体在改变客体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创造主体自身，因而，对象是主体化了的对象，主体是对象化了的主体。所以可以说，传媒形象是编辑自身形象的“对象化”，编辑依托传媒形象实现自我呈现。基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罗贝尔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正是这批‘基本作者’充当着证人集体的角色，使这家出版社有了自己的格调。这批作者一般为某人的个性即出版者本人的个性或出版者的一位顾问的个性左右……甚至使那些希望跻身于他们之中的新作者改变自己的创作路子；”⑨也才能真正理解英国19世纪初著名编辑约翰·默里为什么热衷于推动诗人拜伦沿着浪漫主义的路子写作，而千方百计阻止拜伦其它类型诗歌的发表。⑩道理只有一个：编辑创造传媒形象的过程，是一个寻找自我对象世界，完成自我确证的过程。因而，布斯谈论小说家的一段话在这里同样适用：“这个隐含的作者始终与真实的人不同—一不管我们把他当作什么—一当他创造自己的作品时，他也就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优越的替身，一个‘第二自我’”。(11)难怪这样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虽然自古以来编辑活动就表现了‘述而不作’的特点，即编辑只是选择他人的作品整理加工，自己并不写什么，但实际上编辑是在借他人的作品寓自己的意见”。(12)。正是这种“借”、“寓”使编辑得以通过传媒形象真正实现“对象化。”无可否认，传媒形象体现了编辑形象。
（二）
《大众传播通论》一书的作者断言：“不管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传播媒介，都是语言的延伸，是使人的声音传到更远的距离。”(13)没有一个编辑不企盼实现这种“延伸”—一编辑传播影响力的最大值。但是，也没有一个编辑不得不面对无法摆脱的传播阻抗的纠缠—一那种无时不在的削弱、消蚀、误导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解释和理解相似性的强大干扰因素。(14)它可以是物质的，大到天地之间，小到一个错别字或标点；也可以是精神的，诸如心态、观念等。消除这种阻抗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努力真正实现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含义理解的一致性，即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的结合塑造的传媒形象与接受者内心需要、期待和预测的基本吻合，从而使接受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和共鸣。(15)只有在这个时候，传播才有可能不被中止而持续下去，传播的影响力—一语言的延伸—一才能产生。也就是说，编辑传播的影响力来源于传媒形象的感召力，没有传媒形象的感召力，就没有编辑传播的影响力—一“形象为先”毕竟是大众传播活动中一个不争的常识。人们总是基于对某个传媒形象的偏爱而更乐意倾听某种声音，从而接受某种影响—一“爱屋及乌”，这叫“认同”。歌德笔下多愁善感的少年维特在出版之初之所以风靡德国和西欧的主要原因，在于维特传达了一种时代的共同情绪，因而引起强烈共鸣—一不仅广大青年纷纷摹仿其穿戴打扮、风度举止，甚至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诗人和权力人物都为这个传媒形象所倾倒—一其中包括拿破仑，以致于《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本书，仅日译本就达45种之多。(16)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此：没有维特这个传媒形象的感召力，哪有《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本书的影响力？墨西哥政府在70年代中期为实施全国公开教育制计划，组织编辑了劝说性电视剧《跟我来》。剧中人物凡重视和接受该项计划者皆受益匪浅，生活如意；凡藐视和拒绝该项计划者皆损失惨重，败绩累累。结果在电视剧连续一年的播放时间里，接受该项计划的学员由99800人上升到83.9万人；在该电视剧停播一年后，学员人数降至39.8万人(17)。所以，实在难以想象，除了传媒形象的巨大感召力，编辑还能指望什么来真正实现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含义理解的一致性，从而获得传播的影响力。
显而易见，编辑传播的影响力极大地依赖于传媒形象，就象人依赖于空气，森林依赖于土地。这个事实的另一面就是：传媒形象同时极大地制约着编辑影响力，就象空气制约着生命，土地制约着森林—一依赖的背后就是被制约。
首先，传媒形象的时效性决定了编辑影响力的时效性。这不仅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传媒形象曾经有过的“轰动效应”终究会伴着“鼎盛”“辉煌”的逐渐淡漠而消失，就象青春伴着岁月消失一样；而且还因为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受众对传媒形象的“需求”观势必发生变化，因而任何传媒形象都难以永居榜首，无论是多么动人的传媒形象—一虽然不时有回光返照的时候，但毕竟不能使“昨日重现”：维特再不是有口皆碑的维特，哈姆雷特也再不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哈姆雷特。尤其是今天这样一个创造时尚追求时尚迎合时尚的商业社会，传媒形象的时效性更加不庸置疑—一传媒形象的花样翻新就象时装的标新立异一样，刚刚上市就被放弃；不断出现新的栏目，不断出现新的面孔，不断出现新的版式和配色，让人眼花缭乱。如此这般的你追我赶，使编辑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地成为时效性的作用力：某个传媒形象“火爆”时，编辑的影响力“轰动”；某个传媒形象“跌份”时，随之而来的编辑影响力只能宣告“无效”—一特别是对于编辑个体而言，这种由传媒形象决定的影响力的时效性，不可避免。
其次，选择传媒形象作为传者与受者之间实现对话与交流的特殊桥梁，实际上编辑在得到诸多“好处”的同时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众传播的借助性、附着性与间接性损失掉了人际传播中面对面交谈的直接性、双向性与亲切感和可信度，因而其传播影响和准确性必然大打折扣。人们之所以认为人际传播是诸种传播形式中的最优形式，就在于人际传播多发生于固有的人际关系之中，可强制受者接触信息，可根据受者的反应及时补充信息，还可根据受者的反馈及时判断传播的成败，从而采取相应对策，(18)以使传播取得预期效果。然而，编辑通过传媒形象实现的大众传播，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一大众传播的所谓“反馈”往往是迟到的消息。所以，单向的大众传播容易使编辑陷入这样的尴尬之境：就象没有上座率的电影，从而极大地削弱编辑发挥有效作用和影响的能力。同时，“传播的二段流程”论者曾经认为，大众传播的一般情形是，传播者的影响力有时不是通过传媒形象直接到达普通受众那里的，而是先为“意见领袖”所接受，然后通过他们传给比较不活跃的人们。而“意见领袖”在输出信息时，往往也同时输出个人意见和施加个人影响。(19)可见这些“意见领袖”虽然一边在积极接受和理解编辑的传媒形象，但是一边也在积极创造和雕塑自己的传媒形象—一将自己转化为传播媒介，用自己的影响替代编辑影响—一这实在是大众传播的一大隐痛，也是编辑影响力的潜在对手。
再者，受众对传媒形象的理解和接受与其固有倾向性紧密相连：受众的自身要素不容忽视—一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意见、态度、信念、感情、趣味等。因而受众评价传媒形象往往带有很强烈的主观选择性。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传媒形象是一种受众形象。一方面，正如L·费斯廷格所说：“受者总是回避同自己原有认知要素（知识、意见等）对立（不协调）的信息，而积极接触与之协调的信息。一旦接触到不协调信息，要么弱化认知要素和信息的不协调关系（如重新寻找协调的信息），要么故意歪曲不协调的信息”，以“维持受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和个性”。(20)总之，“人们倾向于接触那些对自己原有倾向友好的或与之性质相同的传播”。(21)对此，换个说法就是：编辑影响力完全取决于传媒形象与受众倾向性的吻合程度。适者，影响力如日中天；不适者，影响力如石沉大海。另一方面，传媒形象一经诞生，就有不受传播者控制的相对独立性，受众自会根据自己当时当刻的需要对传媒形象投以不尽相同的理解和接受，并对其作出多义的甚至是歧义或偏离编辑初衷的解释，使编辑影响力产生出意思不到的结果—一或积极或消极。面对受众对传媒形象的这种有力制约，编辑通过传媒形象获得的影响力不仅十分被动而且十分难以预料和把握。此情此景，使编辑由本来的主体变成了当然的客体—一“反客为主”，受众和编辑位置的互换恰好证明了这个道理：“言谈不是独白，说听二者又须不断转换位置，因而主体乃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短暂现象’。假如一男对一女说，‘汝乃吾妻’，这表示男人（主体）以语言肯定女人（客体）的身份。但女方身份确立的同时，也使男人相应转变为丈夫。依据互主性逻辑，双方经由语言进入契约，建立起交换承认的互主关系。”(22)因此可以说，编辑借助传媒形象实现的对受众的影响力一如受众借助个人倾向性实现的对编辑的影响力；受众对传媒形象的制约一如传媒形象对编辑影响力的制约。
（三）
对于编辑来说，最可悲的事情恐怕就是重复—一无论是重复自己还是重复别人。因此，创新之于编辑就象青春之于少年。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编辑才能获得生命。而任何创新都是对旧内容或形式的一次或部分或全面的变更。任何内容或形式的变更，都会由此及彼—一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形式的变化，形式的变化必然产生新的内容，必然要求新的内容与之适应。因为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就象别林斯基说的：“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你要想把它从内容中分出来，那就意味消灭了内容；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中分出来，那就等于消灭了形式。”(23)因而，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任何内容或形式的变化，都意味着新的传媒形象的诞生。所以，编辑创新就是传媒形象的创新。本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报纸业开始从“硬新闻”（关注社会）向“软新闻”（注重娱乐）全面更新，编辑们为此创办了大量“周末”、“家庭”、“生活”等专栏、专版、专刊，在版面设计上则更多地运用插图和套色印刷，结果伴随新报纸类型的出现新传媒形象应运而生—一迅速完成了由稳重向活泼的转变。(24)可见编辑创新就是传媒形象的创新。战后的美国，电视业兴旺繁荣，广播业部日落西山。为此，广播编辑们不得不放弃已经很成熟的一些节目而另辟它途：使广播变得更加重视信息和直接交流，更有地方特色，从而以更亲切、更象朋友、更如生活参谋的崭新形象在电视的压力下幸存下来。(25)事实证明，编辑的每一次创新都只能是一次传媒形象的创新，舍此别无选择。
这就是说，编辑要将头脑中的创新构想真正变为客观存在，必须借助物质化实践活动—一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或材料，将精神的观念存在变为物质的现实存在，将无形的意识变为人们通过感官和想象能够把握、理解和接受的实际存在对象，使观念获得真正的“表现”。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从艺术表现的角度作过这样的表述：一个画家要把“胸中之竹”化为纸上之竹，就“需要掌握、运用和改变一定的物质材料，使之成为艺术家观念中的形象的体现手段”(26)—一意识的表现只能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桑塔耶纳认为：“表现并不是常常能够和物质价值或形式价值分得清的”。(27)但“表现”—一观念的物质呈现方式—一往往因为具体对象的不同而不同：音乐家使用节奏和旋律；雕刻家使用大理石和青铜；而对于编辑来说，其创新“表现”就是借助传媒形象。因为只有传媒形象才能将编辑的创新意识、将编辑的“胸中之竹”转化为受众能够把握的客观存在—一传媒形象正是编辑观念的物质化实践存在方式。因此，脱离传媒形象的编辑创新是不能想象的。任何编辑创新都要依赖于对传媒形象的创新，这就象观念必须找到载体才能获得生命一样。所以说，传媒形象的创新实现了编辑创新。
谈论编辑与传媒形象的关系这一并不轻松的话题，自然要联想起苏轼的这样一首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他肯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琴离不开手，手离不开琴，失去一方就等于同时失去了另一方。这恰如编辑与传媒形象：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编辑决定传媒形象，传媒形象体现编辑形象；编辑的影响力来源于传媒形象的感召力，传媒形象制约着编辑影响力；编辑创新就是传媒形象的创新，传媒形象的创新实现了编辑创新。这样亲密的共生状况，实际上已经使编辑和传媒形象之间难分彼此。
最后，借用这段话来结束本文：“所有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些不完善的和选择性的叙述，所有的叙述都受到他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和权势关系的制约。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经历，‘实如地记载下来’，在理论上仍是个需要存疑的问题。”(28)
注释：
①（美）梅尔文·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531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
②《论编辑和编辑学》第33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③倾向性：在此并非仅指政治倾向，而是编辑个人一切意志愿望的总和。
④（美）梅尔文·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531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35页。
⑤《史记·孔子世家》。
⑥（美）梅尔文·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531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451页。
⑦（苏）巴日特诺夫《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
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第78-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法）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第7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⑩（美）梅尔文·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531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参阅第79页。
(11)（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第1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12)《论编辑和编辑学》第217-218页。中国书藉出版社1991年3月版。
(13)（美）梅尔文·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6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
(14)（美）梅尔文·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6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参阅第20页。
(15)（美）梅尔文·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6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参阅第14页。
(16)参阅《〈少年维特的烦恼〉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17)（美）梅尔文·L·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339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
(18)参阅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第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19) 参阅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第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88-89页。
(20)（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第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21)（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第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98页。
(22)赵一凡《拉康与主体的消解》。载《读书》94年第10期第31页。
(23)《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47-148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24)参阅《大众传播通论》第130-131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
(25)参阅《大众传播通论》第185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
(26)王朝闻《美学概论》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27)桑塔耶纳《美感》第1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28)张宽《再谈萨伊德》。载《读书》94年第10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