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公私之间的天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私论文,学术论文,天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读郭英德同志《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一文（见《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前年在一次会议上， 我们曾谈及这个问题，认为“另一制约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良倾向似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就是学术的过分的个人化。其主要表现为看似相反的两种治学态度。其一为人文关怀淡漠……其二为媚俗轻躁，著书都为稻梁谋……二者表现截然相反，境界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治学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态度，以及形成这种态度的背景上，却差相仿佛”。然申之未详，论之未彻。今得郭文，足畅怀抱，获益良多。
虽然，正如《倾向》一文所指出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既与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生活背景有关，也与民族文化传统相联，故此，理或非一端。今愿就郭文所论，稍申管见，一则摇旗呐喊，凑个热闹，二则也可算是摆脱“独语”状态，体现“学术者公器”的一次实践。
一
欲认识、评判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私人化”问题，必须联系近十余年来的思想文化走向，必须联系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就此而言，有两点特别应予注意：一是知识群体的“边缘化”，一是价值观与话语系统的“多元化”。
先说“边缘化”。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内部调整，知识群体的“精英”意识与“担当”意识一度空前高涨。在整个80年代，中间虽几经起伏，但启蒙的激情与干预的热望始终弥漫在这个群体之中。而由此相伴生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中心化”心态。在某些时间段落里，知识群体似乎左右了社会舆论，而舆论也似乎认为他们领导了社会潮流，所以不少朋友“揽辔有澄清天下之意”。但是，在社会生活的更深层面，其实仍是“皮毛关系”理论在起实际的支配的作用。今天，反观当日知识群体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心相而已。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真实的权力格局像浪潮退去、泡沫消散后的岸礁一样呈露出来，朋友们蓦然发觉自己的立足处其实始终在靠近边缘的地带。于是，有人清醒而自我调适，有人失望而自我放逐。“荒江野老”之说遂不胫而走。这一群体性的心态调整方将进行，孰料新的更加强烈的震荡不期而至，这就是市场经济与深具市场品格的大众文化的急剧膨胀。虽然在80年代，相当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曾为之呼喊，曾为之翘首引领，但当它真的来了时，却发现这个禁锢在瓶子里的怪物对于自己实是一场噩梦。市场运作的趋利铁律与大众文化的浅俗保守，十分适宜于厌倦了意识形态神话与乌托邦故事的社会土壤，一下子便呈铺天盖地之势，而将人文知识群体彻底挤到了边缘。“教授卖馅饼”之类的闹剧虽不乏炒作的成份，但确实反映出经济生活变迁对知识群体社会角色的影响，以及所造成的这一群体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
在这两种力量的夹击之下，知识群体的角色挫折感空前强烈，于是重新进行地位判定与角色设计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走向世俗，抨击崇高，调整心态，张扬个人化，逃避历史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理想化。其实就是放弃以至逃避参与社会事务和干预历史进程的责任。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无奈；而无论你把它看作选择还是无奈，其原因都是客观的“边缘化”的现实。
再说“多元化”。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多元”都既是对抗“霸权”的一种策略，又是对现状的特定角度的描述。把范围缩小到国内，所谓“多元化”也同样表现为两种属性：一种是“边缘”群体的言说策略，一种是对思想文化领域现状的描述。这样看来，近十年“多元化”之说不绝于耳，一方面与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知识群体有关，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思想文化变迁的新局。80年代以来，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号下，人们“求新声于异域”，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东西一股脑儿涌入。虽当时颇显芜杂、浅薄，但经过一番淘汰、沉积以后，各种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融渗到了中国人（主要是知识群体）的思想／话语之中。不管我们怎样评价这一趋势，都不能不承认它对知识群体的分化所起到的触媒作用，都不能不正视它所引发的文化共识、价值共约、释义通则等社会观念整合机制的危机。
群体的分化，共识共约的裂解，都给个体带来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同时也伴生了“相忘江湖”式的冷漠。而话语体系的多元，则使个人自说自话成为可能。
指出上述两点，是想说明：1.我们所讨论的学术“私人化”不是纯粹主观选择的结果，其间实有不可逃避的“运数”在焉。2.所以，对这一倾向也不宜作简单的道义批评，而应进行历史的与逻辑的分析。
二
90年代初，正是基于对此“运数”的清醒认识，一些学者自觉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方式。陈平原的言论最有代表性：“我们已经习惯于批评学者脱离实际闭门读书，可我还是认定这一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这一点中外学者的命运不大一样。在已经充分专业化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追求学术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国，肯定专业化趋势，严格区分政治与学术，才有可能摆脱‘借学术谈政治’的困境。”“我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其学术成果才可能支撑起整个相对贫弱的思想文化界。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而王元化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术史研究，则是调整之后的践履的典型。
这些学者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而在他们看似淡然的背后所蕴涵的深厚人文情怀，也是不难体会到的。但是，“支撑起”的初衷却未必完全得到了实现。其原因有二：在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学术队伍的整体弱化；所倡导的新的学风在继武者那里的“橘化为枳”。可以说，同是“脱离实际”、“纯粹书生”的旗号，在“边缘化”、“市场化”的阵阵罡风吹卷之下，“高者挂罥长林梢，低者漂转沉塘坳”。“高者”，我们留待后面再说；而那“低者”所陷入的，便是过度私人化的泥沼。
实际上，过度私人化的问题，在学术以至文化的各领域都有表现。即以文学圈子来说，创作中的纯自娱倾向，批评中的找卖点倾向等，“私”的印记都相当鲜明。而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郭文已列举出不少，颇有先得我心者。这里再赘述几句，已示“化枳”之说并非危言耸听。一曰只讲材料，拒斥思想。某些论著完全堆累材料，引枝牵蔓，不知伊于胡底，美其名曰“文史相证”，而对于古人的境界，今人的感受，一概没有兴趣。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出现了只讲“古典”，不讲“文学”，尤其不讲文学的人间情怀的怪现状。
二曰闭门造车，不问轨辙。若以数量论，90年代的古典文学论著相当可观；而若以每个具体领域／问题的进展衡量，则与数量颇不成比例。“重复建设”、“学术泡沫”之多，令人咋舌。即以金圣叹研究为例，十年间的论文百余篇，而八成以上是重复他人。其中固有不少挦扯、组装之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闭门造车所致。对于这些作者（称“写者”可能更贴切）来说，写出来“发”出来便是一切，学术前沿、学科发展与己全不相干。
三曰无是无非，独善其身。与80年代相比，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商榷、驳诘明显减少。大家自扫门前雪，“公海”中的风浪一概与己无关。不但“爱吾师更爱真理”的风范不再，就是学术会议上的正常讨论，也常常是自说自话。前两年，在古典小说领域，先后出现明显背离学术规范，甚至不讲常识的几种奇谈怪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轰动到名牌大学的讲坛。我们的专家大多以沉默表达轻蔑与清高，而任由弟子们享用歪理邪说。
四曰自视禁脔，排斥异己。某些领域，甚至某些问题，被我们的研究者视为自家园囿，凡涉足而不附己者，轻则侧目，重则大张挞伐，结果门户林立，边界森严，而在外人看来，却大有蛮触风味。如某显学，在作者祖籍、版本优劣、批点真伪、续作价值等等问题上，都有“划线”的问题。新老“权威”之间动辄要“控上法庭”，而一旦面对不识私界的闯入者时，又枪口对外，以远远超出学术范围的手段排斥之。
以上种种，皆因缺少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胸襟，又为一时社会风气所挟，杂以利益之考虑。郭兄文中所列，多从研究对象、研究路数着眼，这里则侧重于学风与学术态度，意在说明过度私人化是导致学界整体品格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
不过，“私人化”问题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高者”、“低者”之分别。应该承认，陈平原当年陈述的学术态度，今天仍以智者的冷静足备一家之言。而回顾90年代的学术发展，在规范化、客观化，以及深入求实方面的成绩，不能不说与这份冷静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是有鉴于此，本文说到“私人化”时，总要谨慎地冠以“过度”一词。这绝非持两端计，而是因为学术研究其实不能笼统地排除“私人”，甚至某种程度的“私人化”。所以，在如何评价一些带有私人色彩的个体化研究时，我们和郭文的看法稍有不同。
比如“小题大做”问题。9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界盛行“小题大做”之风，固然缺乏直接干预社会的力量，选题也不足以展现研究者的人文关怀，但作为学术研究，作为对80年代近于空疏的学风的反拨，自有其相对合理性。80年代是个文化人雄心万丈的时代，当时，如果你听到一个本科生宣称他正在建立自己宏大的理论体系，也并不会十分奇怪——盖风会所趋也。这种浪漫的学术激情固然有助于解放思想冲决网罗，但却不利于学术的正常积累和持续发展，连带着，其实也不利于思想的深化。因此90年代的学术研究由80年代的“宏大叙事”向“小题大做”转型，固然有时代思潮的原因，亦有其学理层面的必然性。
郭文批评小题大做，还针对一种特定现象，就是有些研究者将沉寂了数百年的小作家、小作品拿出来研究，而“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作家、作品……在历史价值的筛子中，它们被无情地筛掉了，这正是一种历史的公正”。这一点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历史淘汰”这一前提恰恰是有些可疑的。人们首先会问，什么是“历史”？我们直接面对的是客观的历史事件，还是后人书写的历史文本？如果是后者，我们就要警惕与这书写必然伴生的话语权力问题：一些作家、作品在书写中消失，有时是话语暴力的产物（现代文学史中的张爱玲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价值观不同的后人、现代人，未必会无条件地认同这种书写。因此所谓“研究‘历史淘汰’的作家作品”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区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对话语暴力的质疑、抗争、颠覆，不论这种话语暴力来自当年大一统王权的强势话语，还是来自特定历史时期一元独大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二是一些作品本身的价值孤立地看确实有限，但钩沉这些被时光淹没的作家或作品，对填充某些历史环节，开拓学术领域，亦有积极作用，如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如对才子佳人小说、明代中篇文言小说、清代女性弹词的重新关注等；再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某些研究者出于不纯正的学术动机，对一些价值确实不大的东西，如某些艺术、思想价值均极低劣的小说，加上夸大其词的前言后记反复出版印行，进行学术炒作，在牟利的同时靠张大其辞来放大自己学术研究的意义，这无疑是“研究”私利化的表现。所以，对“发掘”、“钩沉”现象，似以分别情况论之为妥。
再如郭文批评的“考据至上”、“制谱成风”现象。这是否尽属消极的“私人化”，也有分说的必要。当然，近年的学界确如郭文指出的，更多的是仅视考据、制谱为真学问，为研究的终极目的，从而缺少宏阔的文化视野，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就一定不能转为思想的资源、社会批判的资源，就一定具有私人化的品性？只怕未必。一位研究者仅仅出于私人化趣味爬罗剔抉排比材料编订出的某历史人物年谱，被另一位深具人文情怀的学者用以考察这位历史人物的思想的变迁，进而反躬自照、思考现实，这在学术史、文化史也不是很少见的事。冷静客观的材料考证是进行人文批判的坚实的基础，否则，即使空有一腔人文关怀的热情，所论文采飞扬、激情澎湃，然皆凌空蹈虚，则不免为方家所笑（比如——扯得远一点，文化界热闹了好几年的学术随笔，余秋雨屡出硬伤，而另一好以此骂世炫学的作家，一篇小文竟出十余材料、常识错误，这样自然大悖文化批判之初衷）。
讲这些并不是要为“考据至上”、“制谱成风”辩护，在基本立场上，我们完全赞同郭文的看法，即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应该有人文关怀。具体到古典文学研究，它的性质从来包含两方面：一面是对逝去的世界的研究，带一点知识考古的意味，但另一面，面对文学的文化的对象，研究者不能没有人文关怀、甚至人文激情。“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这一点，没有深沉的关怀怎能和古人对话，又怎能向今人阐说？因此，即使是以冷静的态度进行材料的研究，也以具有文化的担当精神为上乘。只是考虑到情形纷杂，故稍呈异议以示方便法门。
四
郭文力图匡矫时弊，提出的问题是每个关心古典文学学科、关爱民族传统文化的朋友都不应漠视的。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提倡学者的人文情怀，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内部。从整体而言，我们决不能选择对社会“心远地自偏”的态度。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策略上，我们都不能做此选择。应该承认，在此社会转型时期，在世界性的消费文化大潮中，中国的人文知识群体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扮演唐·吉诃德。但是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更不能“破罐破摔”。如果我们以冷漠报复社会，社会必将以十倍的冷漠来回应我们所钟爱的学科。相信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情景。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学术，特别象古典文学这样的学科，天生就有一定的“个体”品性。无论研究者的工作方式，还是对对象的体味、感悟，都具有相当强烈的个人色彩。甚至当我们说“人文情怀”时，所提倡的与古人心灵沟通，其实也是研究者个体的伸张。所以在批评某种消极的“私人化”学术态度时，切忌笼而统之，以免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这一点，在当下尤须强调。因为多年来，一统、一元的话语模式至今余威尚在，相当多的研究者终生笼罩在“部颁教科书”的阴影里，循着极为相似的思路，讲着同一风格的语言。在汗牛充栋的“成果”中，欲觅几个新鲜、生动的面孔，往往须“众里寻他千百度”。更何况，“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品格，更是知识群体中的稀缺元素。
当我们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时，着眼的主要是其“求真”的品性——无此品性，学术便无存在的价值；当我们追求个性化的学术时，着眼的主要是其“爱智”的品性——无此品性，学术便无鲜活的魅力。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实在是具有“公私兼顾”的双重品性。在双重的品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是保证其健康发展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力之所在，即为活力之所在。反之，则难免于孤阴不育、独阳不蕃的枯寂。
之所以强作解人，附郭文之骥尾，实出于一种渴望，渴望看到建构于“公”、“私”之间的那片湛蓝而辽远的学术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