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全党农村调查与“农业六十条”的制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党论文,十条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1-0074-08
1961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之年。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批的调查组，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从而使全党对农村的严峻形势有了深切的了解，也坚定了中共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决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及其修正草案，初步扭转了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的被动局面。这次全党范围的农村调查虽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它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农业、农村工作，仍不无启迪和借鉴。
一、“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农业生产上大放“卫星”，造成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成倍增长、甚至到了吃不完的地步的假象；又由于想当然地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已获得空前发展、中国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原有农村基层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而在未经试点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1958年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领导全党进行了半年多的纠“左”工作，使形势开始出现好转。但是，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并由纠“左”急转为全党性的“反右倾”，致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1959年下半年起，全国农村出现了人口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大跃进”和急于求成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没有认真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后来，刘少奇曾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他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1]
1958年以来，不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各级干部，为了组织“大跃进”，为了建立与巩固人民公社，付出很大的精力，都十分辛苦，许多领导同志跑了不少地方，有的人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式的，并未真正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而且“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2] 即使是前往农村调查，也或是先预设结论再到农村找证据；或被表象所迷惑，没有真正掌握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时明知情况有假，汇报失真，但出于干部与群众的劲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而没有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助长了弄虚作假作风，成为“大跃进”以来各种“卫星”屡放不止、浮夸风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虚假浮夸又导致决策层误以为农民的积极性和共产主义觉悟已空前高涨，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已是飞速发展，甚至认为农村可以先于城市实现共产主义，并由此作出了一系列的严重脱离农民和农村实际的规定，如大办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等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大力倡导“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在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县的范围内集中大量的劳动力组织所谓的大兵团作战等。由于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又片面地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就是“共产”，认为人民公社是越大越公越好，于是大刮“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共产风”。农村出现的严重困难，固然与这几年连续发生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左”倾错误所致。因此，调整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想方设法使农民休养生息，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够恢复和发展，就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
1959年起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况不明、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亏。为此，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2] (p.233)他还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2] (p.253)邓小平也认为：“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好传统受到了冲击。而许多好的传统的削弱，又反过来加重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3] 这些都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的深刻总结。
二、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严重的困难，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试图对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他在文章中虽然对人民公社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庐山会议打退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但他同时指出，时至今时，党内管农业的同志以及管工业、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他还承认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提醒全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4]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囿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还不可能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的东西进行全面的反思、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清理，并且对所谓的“三面红旗”加以否定。但是，毛泽东在全党面前公开承认自己也犯了错误，强调一段时间以来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原则，号召全党上下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这对于全党冷静地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对随后进行的政策调整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为了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强调要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等。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有关农村和农业政策，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部署农村整风整社，坚决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强迫命令风“五风”，下决心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在最后一天的会上，毛泽东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和国际形势等问题阐明了意见，并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5] 我们的同志多少年来不做调查研究，只要不做这种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他要求今年内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还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2] (pp.233～237)他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要去做调查研究，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于1961年1月中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他看到了30年前写的一篇旧作——《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而写的。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6] 由于战争，这篇文章曾经散失，毛泽东多年寻找而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后，将其借来给了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这是他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挫折，面临困难，吃的就是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摸底的亏。这时，毛泽东深感调查研究格外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以10～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这年1月下旬，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进行调查研究。在杭州，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率领的浙江调查组和浙江省委的汇报。田家英的汇报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这几年“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二是生产队的规模太大，造成生产管理上的诸多困难；三是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7] 2月中旬，毛泽东又在长沙听取了胡乔木率领的湖南调查组和湖南省委的汇报，从中对社队规模过大和公共食堂的弊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论是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也坚定了他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决心。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中共中央虽然先后下发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文件，但一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对人民公社各项工作起规范作用的章程，这也是几年来农村政策混乱、“五风”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当时，党内有些人认为，有了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农村的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了。但由于这十二条没有触及人民公社的本质问题，因此下发后农村形势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好转。对此，田家英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调查情况时，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个意见被毛泽东所采纳。这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和北京分别召开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决定将这两个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起草并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到达广州后，毛泽东又听取了广东调查组的汇报，汇报中所讲到的一个大队党总支书记关于办公共食堂的四大坏处，他印象尤深。这个总支书记说，办食堂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因而食堂非散不可。毛泽东认为这个意见值得注意，并且在“三南”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这件事。
为了使全党进一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3月13日，毛泽东致信三北会议全体人员，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他还要求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彭真抽出一段时间，到京郊的密云、顺义、怀柔进行调查研究，以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毛泽东在信中对一些干部不愿进行深入的调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2] (pp.250～251)毛泽东在上午8时写完信后，又在三南会议上反复阐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做调查，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广州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制订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将人民公社的组织规定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减少了公社的管理层次，同时明确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责、权、利；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此外，条例还规定，公社占用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得超过生产大队劳动力总数的2％；生产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3％。为了巩固大队所有制和发展大队经济，在今后几年内，公社一般应少提或不提生产大队的公积金；如果要提，提取的比例要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包产指标要留有余地，超产的大部或全部应奖给生产队。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等等。这些规定，在当时都是有很强针对性的。
三、围绕“农业六十条”草案试行情况的大调查
在广州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就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党的高中级干部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并指出，近几年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这段时间，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将调查工作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订出制度，造成风气。在调查中，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只要在全党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各方面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8]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五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利用会议召开前的这一段时间，就食堂、粮食、供给制、山林分级管理等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切实了解情况，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开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广州会议之后，从党的领袖到省、地、县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带着“农业六十条”深入农村，宣传“六十条”，解释“六十条”，解决贯彻“六十条”时遇到的问题，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这次全党大调查中，中央领导同志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广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就深入湖南农村，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队，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社员住房、山林等问题，进行了历时44天的调查，其中30天时间住在农村，有时甚至是住在生产队的猪场里。4月底5月初，周恩来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与此同时，朱德前往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进行调查，陈云到了当年组织农民运动的上海青浦县进行调查，邓小平和彭真率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此外，中共中央还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如习仲勋率领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谢富治率领的河北邯郸调查组，杨尚昆率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陈正人率领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胡耀邦率领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率领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率领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率领的山东泰安调查组，廖鲁言率领的山西长治调查组等。这些调查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了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在中共中央的带领下，各省、地、县的党委也纷纷组织调查组，深入本地农村了解“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贯彻情况。这样全党范围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是党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
毛泽东是这次全党农村大调查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也格外迫切，对这次各级干部开展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61年5月6日，他在致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四川简阳做调查研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时，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9] 这封信在党内传达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热情。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被当作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被大加提倡。《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说：“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举办公共食堂……是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巩固人民公社的基本关键”，公共食堂“在解放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10]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认为：“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这种分配制度，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11] 在“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仍然肯定了供给制，要求供给与工资三七开，并强调要继续办好公共食堂。可是在调查中，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调查组却发现，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两个问题。
刘少奇在调查中深切地感到：“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1] (p.329)周恩来在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12] 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四川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了将近一半。[13] 中共中央派往各地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组，也有许多的报告历数了公共食堂的种种缺点和弊端，认为食堂不能不散。
对于与公共食堂紧密相关的供给制，邓子恢在福建龙岩调查时了解到，群众普遍反映它是有害无利。主要表现在：其一，把工分值降低了。一般比1957年降低了50％～60％，甚至更多，大大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二，一般地区供给比例在30％以上，比高级社时的公益金要高得多。由于供给面广了，供给量并不多，实际上五保户、困难户依然困难，超支户还是超支。其三，出了一批懒汉。其中有些人是偷懒不劳动，有些人则是不满供给制而不出工。[14] 杨尚昆在河北安国、徐水两县的调查报告中说，许多生产队供给部分同工资的比例，不是三七开，而是四六开甚至更多。由于供给的比例大，降低了工分分值，不利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有的家庭人口多的社员，因为供给部分的收入较多，尽管有劳力也不积极出工。社员都不主张实行供给制，而是主张包五保户、困难户，从公益金中加以补助；其余的户，一律实行按劳分配。① 各调查组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这些意见，后来都吸收到了“农业六十条”的修正草案中。
这次调查研究，在共和国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都深入农村调查，从中央到县级以上各级党委都组织调查组并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通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了解到了许多真实情况，发现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并在调查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通过近两个月的调查，许多事关人民公社的政策问题基本明朗，对“农业六十条”草案需要修改、补充和完善的地方也大体明确。在此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对生产大队的山林、社员的房屋和干部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与草案的不同之处，最主要的在于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对于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第36条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8] (p.401)对于供给制问题，“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关于社员分配中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的规定，改为社员一切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四、此次农村大调查对农业的复苏功不可没
“农业六十条”草案和修正草案，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制定，表明中共中央在农村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对于扭转农村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各地对“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作了广泛的宣传贯彻。这是一个顺民意、得民心的好文件，自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尤其是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自愿这一条，最受农民欢迎。修正草案公布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调查组对石龙县的三里、象州、寺村、罗秀等公社，就“农业六十条”宣传后的反映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组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中说：“食堂确实是一个大盖子，只要一揭，如沸汤漫溢，不可遏止。对干部来说，又确实是一个大框框，有许多迷信，破除不了，但只要交给社员讨论，又如疾风卷浮云，很快会吹得天气晴朗。盖子是我们上边盖的，框子是我们上边做的。有了盖子和大框框，基层干部才又套上许多小框框。大框框是社会主义阵地，小框框是一些清规戒律。大框框一拆除，小框框也随之开放。当把六十条和十七条(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的十七条补充规定——笔者注)向社员做了宣传，并且由领导上明确表明态度之后，社员立即沸腾起来，成为一时舆论的中心。”②
“农业六十条”草案及其修正草案的出台，使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适当得以缩小，生产队已大体相当于原初级社的规模，一直混乱不清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责、权、利有了明确界定，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以恢复，吃饭不自由的公共食堂被解散，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被取消，生产队和社员被“共产风”刮走了的财物得到了一定的退赔，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河北唐山在贯彻“农业六十条”后，生产队之间的竞赛运动普遍展开，社员的出勤率普遍提高，社员们说：“今年啥都遂心了，啥都由我们做主，多收少收就看我们的了。”“秋后见吧！一定对得起‘十二条’和‘六十条’，对得起毛主席。”③ 湖北省许多群众说：“毛主席的政策又到我们心头了！”“要是这样办，我们保证进一步把生产搞好。”④
从1961年起，我国农业生产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年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虽然仍只有14750万吨，仅略高于1952年的14370万吨，但毕竟比1960年增加了400万吨，增长了2.8％。由于恢复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取消了公共食堂，农民抗灾自救的能力大大提高，虽然这一年的农民粮食平均消费量仍然很低，但农村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为减少。1960年全国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9.23‰，1961年则为2.41‰。[15] 总之，随着“农业六十条”的制定和贯彻，农村形势逐渐好转，广大农民开始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走出来。
“农业六十条”是1961年全党农村大调查所取得的最大成果。这个文件从酝酿、起草到修改，都与调查研究紧密相连。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业和农村所积累下的问题和严峻形势，对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愿望要求，有了深入的了解、真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从而下定决心全面调整党的农村政策，改善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此次全党农村大调查，就不可能出台“农业六十条”草案及其修正草案，就不会有农村政策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农村形势的严峻局面就有可能还将延续一段时间。因此，1961年上半年的调查研究过程，既是农村形势得以改观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得以恢复和发展的过程。
注释：
①杨尚昆：《徐水、安国两县讨论“六十条”和当前生产中一些情况和问题》，1961年5月。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调查组：《关于中央“六十条”宣传后的一些调查材料》，1961年6月7日。
③《唐山地委关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试点工作的报告》，1961年5月23日。
④湖北省农业办公室：《农村食堂的变化情况》，《情况简报》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