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从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_贡献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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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从需求角度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大块:总消费(最终消费)、总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如某年)某一需求因素对该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百分率。例如,某年经济增长速度为10%,如果在这10%的经济增长中,有65%的增长(即6.5个百分点)是通过投资需求增长实现的,那么我们把65%称为该年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率变化的特点分析

表1给出我国90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各需求因素贡献率的变化情况[1]。

表1 1990-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贡献率(%)

年份 经济增长速度 总消费贡献率 总投资贡献率 净出口贡献率

1990 3.8 72.1 12.0 15.9

1991 9.2 68.9 25.8

5.3

1992 14.2 64.8 46.0 -10.8

1993 13.5 46.6 70.5 -17.1

1994 12.6 38.2 42.8

19.0

1995 10.5 37.9 55.46.7

1996

9.6 52.9 33.7

13.4

1997

8.8 49.8 33.4

16.8

1998

7.8 31.8 63.15.1

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1998年的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1998年统计公报。

从表1中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构成变化的几个特点:

1)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 国外需求(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且不稳定。1990~199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为94.8%,外需贡献率平均仅为5.2%。 国外需求受世界经济景气状态、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政策、外贸外汇政策、关税政策等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波动较大。

2)在经济的启动和回升阶段, 投资需求的拉动往往是起主导作用的。其中,199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5%,1998年投资的贡献率为63.1%。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投资需求的可控性较强,只要政府作出扩大投资的决策,很快就会见到效果。而消费需求由于受居民消费心理、收入、消费行为等因素影响,政府对消费需求的可控性较差。

3)尽管在经济的启动初期, 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大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总的来看,消费需求的贡献还是居第一位的,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着主导作用。表1中,1990~1998 年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2.3%,而总投资的贡献率为42.5%,二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

表2 中、美、日、英各国需求要素对GDP增长贡献率比较(%)

国别

时期总消费贡献率 总投资贡献率 净出口贡献率

中国

1990~1998 52.342.5 5.2

美国

1989~1996 84.413.8 1.8

日本

1987~1995 62.238.0 -0.16

英国

1985~1995 89.725.4 -15.1

注:中国的数据来自表1,美、日、 英各国的数据来自《世界统计年鉴》(1997)。

4)1993年以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1993~199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2.9%,而总投资的贡献率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近5%,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6.4%,但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放慢。 受收入水平制约,再加上居民对房改、医疗保险、就业制度等改革的预期,消费日趋理智。受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影响,大多数人的消费观念还是量入为出的温饱型,即便是在城市,以提高生活质量为出发点的消费观念还没有形成,如人们对消费信贷的热情不高,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工薪族年收入的1/3左右用来偿付消费贷款,有2/3的汽车和住房是分期付款购买的[2]。在生活方式上,服务消费的面较窄, 住房消费由于体制原因绝大部分还未完全市场化,消费品市场目前尚缺乏一种有共性需求、能够上台阶的热点消费品。这些恐怕是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的重要原因。

(二)中外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率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1990~1998年、美国1989~1996年、日本1977~1995年和英国1985~1995年各需求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的经验数据分析, 可得出以下结论:

1)无论是中国还是美、日、英等发达国家, 总有一些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总的来看,最终消费的贡献还是居第一位的,即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是起着主导作用,投资则总是居第二位。如排除短期波动的影响,从尽可能长的时期考察,这一点更明显,在美、日、英等国家尤其如此(参见表2)。 由此可推出的结论是:如果从需求的角度考虑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重要的是促进最终消费的增长而不是投资增长,后者只能是第二位的。

2)从外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来看,英、美、 日作为世界上的对外贸易大国,他们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却很低, 甚至远远低于我国,其道理值得研究。除需考虑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这一因素的影响和我国正处于从封闭型转向开放这一特殊历史因素影响外,还需要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态势的意义。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恐怕是:尽管目前我国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比一些贸易大国还要大;尽管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但考虑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竞争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近期和可预见的将来,外需不会成为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主导因素。以上分析表明, 内需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消费需求则是拉动内需、启动经济的主导因素,投资的拉动是第二位的。

二、启动消费需求应成为下一步扩大内需政策的基本取向

(一)直接启动消费需求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重心

1998年国家采取了以扩大投资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政策,动用了两个1000亿元大规模地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储备粮库、农林水利、环境保护等的公共投资。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明显,主要表现在有效地抑制了工业生产速度下滑的局面,从下半年起工业生产速度逐月回升。1998年GDP增长速度保持7.8%的较高水平,扩大投资的政策功不可没。但是,也应该看到扩大政府投资的政策对启动经济的总体效果不如预期大。主要问题是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的单一拉动,没有带动消费需求的有效增长。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3.1%,而消费的贡献率只有31.8%。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单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很难维持下去。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启而不动”的迹象。在投资的拉动下,1998年12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到11.5%,1999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一步大幅提高到28.3%,而这时候工业增长率转而下降到10.6%,3月份工业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9%。1999年第一季度工业增长10.1%,比上季度工业增长率下降了0.9个百分点, 二季度进一步降为9%,并有可能进一步走低[3]。在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经济增长加速6个月后, 工业增长速度出现减缓趋势表明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在减弱。

中央明确提出将扩大内需作为今明两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确保扩大内需政策成功启动我国经济,必须改变目前投资拉动孤军作战的局面,在激活消费需求方面加大政策力度。

扩大消费需求有两种选择:一是不必采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而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也是过去我们启动经济的惯常作法。例如,1985年和1988年投资需求的扩张带动了消费需求的膨胀,同时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直接启动消费需求,即通过研究居民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变化规律,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实践证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消费需求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通过扩大投资并不能有效带动消费的回升,必须启动投资与启动消费双管齐下。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明显的增长“瓶颈”,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方式主要是直接调控投资,“投资什么”和“投资多少”主要由政府根据资源供给约束条件决定,消费需求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主要随投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基本建设投资中的40%左右转化为消费基金。由于当时居民存在消费“饥渴症”,当投资膨胀时,居民随之增加的收入几乎全部转化为有效购买力;当投资收缩时,消费需求因居民购买力下降而收缩。因而,在短缺经济中,扩大投资必然会带动消费的增长。在消费品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变得逐渐理性成熟起来。消费者行为方式的转变使消费需求开始脱离投资需求对它的决定性影响。1992~1993年我国出现改革以后第三次经济过热,消费需求没有像1985年和1988年那样随投资膨胀而膨胀,而是出现了不同走势。这一点可以从1992年以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参见表1)中得到印证。 消费需求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独立变量,开始遵循市场经济国家那种消费需求与GDP 运行的一般规律运动。那种调控了投资需求走势也就调控了消费需求走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要使扩大内需政策取得成功,必须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变化规律,调整消费政策,激活消费需求,从而全面启动我国经济。其实,从经济运行短周期看,似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但从长期看,真正决定经济运行方向和速度的是消费需求变动的方向和速度,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3%,绝对额由1978年的3 624亿元, 飞跃至1998年的79 748亿元。20年的长期高速增长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经济政策与居民最终消费结合最紧密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70年代末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吃”,80年代初的轻工业“六优先”发展政策解决了“穿”,80年代中期开放引进加快家电普及解决了“用”的问题,随着居民“吃—穿—用”各层次消费逐一满足,在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我国经济也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增长。

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目标应当从量的扩张转变为质的提高,应当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上来,转变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从居民消费需求变动长波周期看,经过10年的准备期,我国积累了巨大的居民消费升级势能,当前城镇正处在以“住、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升级第二浪上升时期,农村正进入家用电器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消费升级第一浪[4]。当前经济增长乏力, 问题出在城乡消费升级遇到种种障碍。虽然目前经济景气短周期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新一轮消费升级有一定不利影响,使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时间延迟,但短期因素变化不会改变消费需求变化的长期趋势。政府根据居民消费需求变化趋势顺势调控,切实解决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实际问题,可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相对理性,企业按照居民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用消费者理性行为指导企业的投资行为,可以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结构调整中的导向作用。因此,大力开拓城乡市场,激活居民消费需求,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有效购买力,应当成为下一步扩大内需政策的基本取向。

(二)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

首先,在开拓城市市场方面,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减轻城镇居民有钱不敢花的心理压力。城镇消费品市场是我国目前的主流市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0%以上。城镇居民对“住”与“行”的消费结构升级愿望十分强烈,自我积蓄和接受信用消费的能力也较强。当前城镇居民即期消费欲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心中无数”,担心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可能增加的负担过重。政府要向民众解释清楚从企业保障制度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的,是为居民建立更为安全、规范、覆盖面更广的保障制度,特别是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可以使居民更好地解除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的后顾之忧。对目前因建立社会保障个人帐户而略为增加的个人支出要尽快制度化,要对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优越性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居民因对新体制的不了解、不适应所产生的不安定感,使居民在适应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减少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即期消费欲望。

2)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居民支出预期。首先,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下岗、离退休以及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的人员的收入,这部分人增加的收入将大部分用于即期消费,同时,这部分开支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其次,提高政府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在国庆50周年之际,在目前通货膨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政府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改变连续几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的局面。通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变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增强即期购买力。

3)认真解决消费信贷存在的实际问题,努力扩大消费信贷规模。 目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已超过70 000亿元,居民的结余购买力潜力巨大,相当一批居民步入新一轮消费升级的经济条件已成熟。1998年我国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住房、汽车消费等信贷业务,在上海、温州等经济比较发达、住房改革特别是二级住房市场改革进展较快的城市消费信贷发展顺利。全国大多数地区刚刚起步,因存在贷款期短、抵押担保难、手续繁杂、有关法规不完备等实际问题,多数居民对消费信贷的热情不高,消费信贷规模很小。因此,政府要抓紧消费信贷有关立法工作,商业银行要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认真解决消费信贷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积极探索、努力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增加居民即期购买力。

其次,要努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农村是需求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据河北省城调队测算:今后10年内,如果2.3 亿户农村家庭的家电拥有率能达到1996年的城市水平,全国将需1.6亿台彩电、1.47亿台冰箱、1.62亿台洗衣机。此外,农村居民对服装、建材、 农机的需求也将呈稳中有升趋势,预测近些年每年的消费额都将在800亿至1 000亿元之间。因此,启动消费需求必须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针对目前农村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1)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首先, 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可靠保障,这方面潜力很大,可以把它和精简乡镇机构、改革税费制度、加强村民自治等结合起来。其次,要加大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保证农业与农村非农产业的稳定发展,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农民收入。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推进对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优质品率和加工增值程度。搞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和小城镇建设。第三,完善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农产品流通体制。这就要求协调好农村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利用“贸工农一体化”、“公司加农户”等产业化形式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切实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2)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为农村家用电器普及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农村水利、能源、交通运输的投资有所增加,特别是国家已决定增加投资改造农村电网,这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将起到巨大的作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收效快,有的可立杆见影。例如,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居民已开始进入中低档家用电器普及和中低档家用电器更新换代期。加强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网的建设,彩电、冰箱、洗衣机会立即大量涌入农村。现在,农村电冰箱的普及率只有8.5%,彩电只有27%,洗衣机只有21.9%,需求潜力巨大。但在许多地区由于不能保证正常供电和合理收费,农民有了钱也不敢买。

3 )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民需要的不同档次的适销对路的消费品和农机具。从穿着来看,现在农民的穿着90%以上要在市场上购买。一般说来,服饰上农村要跟着城市走,但农民对花色、品种、款式的要求,和城市并不完全一样,服装业应研究和设计出农民喜欢的样式,供其选购,而不是把城市卖不掉的东西推给农村。家用电器生产,近年来政府一再强调要重视开拓农村市场,但专门针对农村消费需求设计的产品并不多。农民对价格高、功能繁多的家用电器并不欢迎,他们欢迎经济实惠、使用方便、耐用的产品。当前,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热情高涨,你只要看看今年麦收时几万台联合收割机驰骋在中原大地,你就不能不深受感动。面对这种形势,农机企业应开发和生产灌溉、田间作业、农副产品加工等质优价廉、方便耐用的农机产品,满足农民的需要。

4)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商品流通方式。改革开放以来, 多经济成分、多渠道、开放的农村市场体系已经形成。但市场网络发展不全,消费环境和条件落后,市场秩序和管理还比较混乱。许多商品农民都要跑到县城去买,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消费。因此,地方企业和供销社应联手拓展销售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向农民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把连锁经营、代理制、物流配送等新型营销方式引入农村市场,利用国有名店的形象优势,在农村(主要是乡镇)兴办连锁店、加盟店、专卖店等,将城市名店向农村延伸。

收稿日期 1999—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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