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与政治制约——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师论文,教育改革论文,学堂论文,政治论文,张百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9)03-0153-09
一、张百熙其人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编修，其后督学山东，典试四川。随着国事日微，张百熙渐趋时务，思想逐渐开化，是“甲午至戊戌京师士夫研究新学之第一人”①。张百熙是否京师士夫研究新学之第一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看出他确实较早关注新学。随后，张百熙督学广东，时陈芝昌、邓家仁等人以“国被殊耻”不在内讧而在外侮，倡设时敏学堂，弃考据词章帖括之学，而必为天算地舆格致之学，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广东开埠较早，风气较为开化，张百熙督学广东的经历，对他后来兴办大学堂大有裨益。
甲午战后，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侵占旅顺、大连，英国占据九龙，他国亦虎视眈眈，伺机而噬，“切肤之痛至此，或犹以为不过割我海疆边境而已，岂非梦梦哉？”[1]部分守旧官僚的麻木不仁，令张百熙倍感痛心。所以张百熙向朝廷举荐康有为时，“虽亦觉其危言谠论，不无偏激，而通晓时事，似有过人之才……迫于救时，切于保国，至不顾利害而汲汲为之”。[2]这是戊戌政变后张百熙的回忆和辩白，虽然是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亦可以看出张百熙作为开明士大夫的使命感及其革故鼎新的急切心态。戊戌九月，张百熙因滥保康有为革职留任，同年十二月开复处分，官复原职。戊戌政变，被杀者有之，流放者有之，通缉者有之，罢官者有之，虽然其后因新政的需要而得大赦的不乏其人，但像张百熙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官复原职者实在是少见。张百熙能迅速官复原职，和荣禄有密切关系。李伯元《南厅笔记》中记载：“张百熙以保举康梁，奉严旨革职留任。刚(毅)往广东筹饷，适张督学其间，刚一见，即牵裾问曰：‘你与荣禄总有什么交情？你这个罪名，要在别人手里，断无如此从宽发落’。张猝不能答，唯唯而已”[3]。刚毅基本上是明知故问。其时荣禄等人虽然不赞成康梁的激进，但并不反对改革，只是觉得“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以起虚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4]，倾向于循序渐进的改革。张百熙虽然荐举了康有为，但思想并不激进，又出自荣禄之门，和荣禄关系向来不错，而荣禄其时荣宠无边，所以张百熙得以迅速化解此厄。
庚子国变后，枢臣刚毅、赵舒翘、启秀等因庇拳而获严谴，枢府乏人。张百熙因荣禄的举荐，以头等专使大臣赶赴西安行在，应召陈言，疏陈大计五大端：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以为“我朝设官，大半沿前明数百年旧制，及通商以后，事多创办而官位不增，惟设一总理衙门以综理之，遂使商务学务及一切新法，悉隶外部，各国无此例也。……至学校一门，尤关紧要，今日礼部所司，仅稽覆成案，例行文书而已。若议京师暨各省广设学堂，则於详定章程、广筹经费、暨编辑教科新书等事，均非设立专部，不足以事创举而得真才，应请增设学部。……广建学堂，则议创设小学中学大学，及资遣游学生出洋习专门之业”。[5]对张百熙而言，为人臣者，自当为君分忧，故其疏陈时务，洋洋洒洒，“历论旧政如何腐败，新政如何切用，并举欧西各国治乱强弱之故，言之历历，何止万言”[6]，书生意气十足；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官僚虽然欲行新政，力图挽救，但并不希望操之过急，因而认为张百熙言辞“剑拔弩张，连篇累牍”，太过激烈；而且，张百熙直言旧政之腐败，无异于否定慈禧以前的政治作为，难怪慈禧会说“看去不大明晰”。反之，张百熙的同乡瞿鸿禨认为：“今日情势，譬如大病之后，元气尽伤，不独攻伐之剂不可妄施，亦岂能骤投畯补？”[7]相对张百熙而言，瞿氏思想显得较为守成和缓，比较符合慈禧的口味，觉得瞿鸿禨所言“切中利弊，平易近情”，遂以之为军机大臣。但是，国事危急，兴学育才已急不能待，张百熙知晓时务又有一定声望，虽不入军机，却是兴办学务的合适人选，遂令其为管学大臣，“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育，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裁定章程，并着悉心妥议，随时具奏”[8]。
二、办学人员的艰难聘任
和戊戌变法不同，京师大学堂是在慈禧的授意下重建，掌管全国教育改革事务，关系着清末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前途，而且经费充足，又有用人之权，是新旧两派争夺的焦点。不过，京师大学堂虽然独立设置，但是因其地位和意义的重要，政府对其十分重视，故监管也就极严。其时政府中对大学堂有权节制的有军机处和政务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自成立始，就一直掌管着朝廷大政，负责皇帝谕旨的撰拟、官员任免及其奏折文书的处理以及一切军政大事[9]；而政务处成立于1901年，专为清末新政而设，对官员关于教育、军政、财政、邦交等各项时务的条陈奏议进行审核和甄择，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崑冈、荣禄、王文韶以及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大臣，以刘坤一和张之洞遥为参与[10]。从其人员构成上可以看出，多是思想较为守旧、主张改革要因时损益而反对开拓和革新者。由于当时新政多议而未举，唯有教育领域首当其冲，故当时政府的两大权力机构对教育改革极其关注，并力图参与其中。所以，虽然主张开拓的张百熙等人负责京师大学堂具体事务，但因循旧一派手握政治实权，大学堂的大政方针都要经过他们的首肯方能付诸实施。这导致张百熙在主持大学堂时屡遭阻挠，最初的表现就是大学堂人员的艰难聘任。
张百熙“有忧天下之志，亟亟以开民智为第一义”。[11]奉命管学后，认为“现在时势，非开道不能自立，亦不足有为”[12]，而京师从前所办之大学堂，“原系草创，本未详备；……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13]。张百熙虽然主张开拓，但思想并不激进。他对儒家文化有着极深的信仰，尤其是对“正人心”的道德修养功能深信不疑。他主张变法，倡导学习西方，但却从没有放弃传统文化的想法。所以，张百熙的用人原则是守成开通，即在思想上既不激进，也不因循保守。
自1901年9月(14日)朝廷下令整顿京师大学堂后，大学堂原有之提调、总办诸人以为大学复兴，自应保全他们应得之权利，但他们“不敢公然自言，则数数嗾丁韪良日用总教习铃记，促张开学。地方、办法、师徒，一切必仍旧贯，且出要挟之言”[14]。京师大学堂原有办学诸公，多不明新学，尤多习气。故当管学大臣孙家鼐奏请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时，张元济虽然认为孙家鼐“终难扫除朝贵气习”[15]，但是尚对大学堂报有希望，对总办一职“初颇心动”，“旋知所派提调除仲弢(黄绍箕)、柳溪(李家驹)外，都不相习，且多于习气者，亦有请托而得者。知此事难于措手，遂设词谢之”[16]。大学堂原有众人如此，张百熙不肯被挟，于是采纳严复的建议，“去则去，留则留”，不仅将原有西学教习全部辞退，中文教习及办事诸员因循守旧者，亦不用。张百熙此举，无异于刺激了因循一派敏感的神经，故对张百熙以后的改革措施密切关注并诸多阻挠。
对于京师掌权的因循一派及其行为风格，关注国事者显然皆有所了解。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忧心忡忡：“都门风气壅塞如前，覆实而言，则眼光、手段殆与前之徐、刚如出一辙，第餍于外力，未敢轻发难端耳。苟去此辈，则后之徐、刚将又接踵而起，天意茫茫，正未可知。”[17]正是因为京师风气如此，所以大学堂在聘请总教习时才显得尤其艰难。
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才人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18]所以，张百熙首要的事就是要为大学堂聘请一位国学深厚、兼明时务而又声望弥重的总教习，以主持一切教育事宜。其时国人致力西学者，多为新进少年，不仅国学根基薄弱，资望亦浅；而博学老成之士，于西学多持抵制态度，即或不抵制，而大力提倡者几无。经过“博採众论，参以旧闻”后，张百熙觉得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19]，遂向朝廷举荐。吴汝纶本来对京师大学堂抱有极大希望，但是考虑到京师新旧两派的争斗以及对张百熙的信心不足，他坚不接受。在给儿子吴闿生的书信中，吴汝纶曾谈到此事：“(张百熙)办事尚少阅历，我言衰老精神短，彼乃为我觅帮办，帮办不由我请，张自用人，岂能帮我。且两人同办一事，必各执己见，或相忿争。世言督抚同城，教官同印，妻妾同夫，皆成仇敌，故办事必一人为主，乃可成也。……满学皆张公自用之人，而我以一老翁周旋其间，安能有所作为，目前彼以劾己於廷为词，即难过执己见，……张不惜倾身下士，亦但为名耳，其主见固亦自是而不能虚心者也。又其人出荣相之门，再与我相见，皆云荣相亦以请我为然……然足见其人唯荣相之指麾也。”[20]可见，在吴汝纶眼中，张百熙虽然倾力兴学，但办事少阅历，师心自用，担心自己受聘总教习后有其位而无其实，不能有所作为；而且，张百熙是荣禄的学生，易受荣禄节制。而京师枢臣如荣禄、王文韶、鹿传霖诸公，都是守旧之人，“近亦稍知西学无往不论自由，无书不主民权。故于兴学，虽阳称之而实阴阻”[21]。担心张百熙唯荣禄之指麾，大学堂难以进行真正的改革。况且，其时张百熙的湖南同乡李希圣，本是张百熙依以办学的左膀右臂，只因为弹劾过政务处，受到排挤，于是请求外用。在吴汝纶看来，以李希圣和张百熙的关系，张百熙尚欲用而不能用，故对京师风气以及张百熙颇为失望。后来的事实证明，张百熙虽然较少圆滑而多书生意气，即吴汝纶所说的办事少阅历，但却性格果敢，为了办学理想，并不畏惧权力高压，也不害怕丢官失仕，这从他给办学人员打预防针即可看出：“这学堂要办得好，就衮衮诸公；这学堂要是办得不好，就诸公滚滚”。[22]
屡请不得，张百熙先斩后奏，由朝廷直接任命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至此，吴汝纶亦不能再辞，于是请求先赴日本考察学务。尽管吴汝纶赴日考察，殚精竭虑，其心血结晶《东游丛录》成为国人办学的必备参考书，但是国内守旧者却认为吴汝纶在日本支持革命，要求严惩。不得已，张百熙只有让吴汝纶回国后暂离京师。结果吴汝纶因为年老劳碌，回家不久就因病离世。吴汝纶辞世后，张百熙曾想请汤寿潜担任总教之职。汤寿潜显然对京师潜流极其了解，复电力辞。
不仅总教难请，就是一般教习，思想开通者亦有所顾忌，多不愿往。张鹤龄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曾提到聘请教习的艰难：“教习一门，除弟外无一人肯任也。”[23]可见当时京师政治局势的微妙，以及大学堂谋开拓的压力，故守旧者想插手而不得，谋新者受聘请而不往。
三、京师大学堂的建制与实践
张百熙的理想是办一所规模宏大之大学。但其时京师内外所办学堂者尚无几处，“是目前并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而各省开办需时，又不知何年而学堂方可一律办齐，又何年而学生方能次第卒业”，况且当下“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若欲收急效而少弃材，则又有速成教育一法”[24]。他决定在大学堂先设仕学馆和师范馆。
虽然分科大学暂不能开设，但京师大学堂“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声名之系系于此”[25]。张百熙决定汲取三代经验以及欧美学制，兴办大学堂。他们参考了国内关于西方尤其是日本学制介绍的报刊书籍，向熟悉西方尤其日本学务的相关人士和早期留日学生进行咨询，并和日本友人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学习，同时还借鉴国内已有章程，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大学堂章程”、袁世凯的“山东章程”以及“湖北学章”。尤其是“湖北学章”，因为办学较早，经验较为丰富，张百熙尤为重视，专门去电咨访各学堂章程。张之洞回电称：“湖北前设学堂书院，虽略仿西法，因风气未开，不能无所迁就。各堂未能画一，课本亦未成书，是以碍难奉复。”[26]张之洞并不是托辞拒绝，确实是在等待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罗振玉，希望罗振玉回国后制定一个比较完备的学堂章程。张之洞虽然拒绝提供湖北的学堂章程，但是却和张百熙频频电传，就办学事宜交换意见。罗振玉回国后，张百熙又立刻致电湖北总督：“本大臣奉命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同创始，各项章程自应博访周咨，以期尽善，查鄂省所设各学堂规模详备，近闻叠次派员前赴日本等处考察学规及教科等事，具见贵部院讨论学务精益求精。本大臣现在编译课本、核定章程，亟需酌参各省已行学规用相印证。为此札委湖北候补知州魏牧允恭，前赴鄂省悉心考察所有本大臣咨商事件。”[27]张百熙从湖北总督那里拿到了各项章程，但这些章程到底是罗振玉从日本带回的章程，还是湖北在罗振玉回国后草拟的章程，并没有明确说明，只能根据现有资料推测。1902年6月4日，张之洞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学堂事，大、中、小学必须同时并举，师资既少，经费尤难。现已筹有大段规模，即拟上闻，大指不能出公东学范围。”[28]可见罗振玉回国后，湖北即着手学堂章程的制定，到此时已经初具规模。而魏允恭大概是在5月份拿到湖北的章程，时间上正好相合。这些章程很可能是湖北新定章程的草稿。不仅参考学章，张百熙还专程派提调乔茂萱前往湖北，商办学务一切事宜[29]，可见他对湖北办学经验的重视。
在参考新式学制的基础上，张百熙等人并没有抛弃传统经验。毕竟，他们都是在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虽然在遭受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后，思维方式有所转变，思想较一般人开化，对中国的高头讲章、八股时文极力反对并力图废除之，但依然对儒家文化尤其是三代之制深为信服，传统文化及教育经验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张百熙的主持下，沈兆祉、李希圣和张鹤龄负责学堂章程的具体制定。张鹤龄和沈兆祉分别拟就章程，一本“详而得教育之方法”，一本“略而合中国之时趋”[30]。政务处虽然“于学校事全无主见”[31]，却多方挑剔。因章程中有星房虚卯星期停课之语，也以为与中国古例不合，又闻各种新学名目，亦多吹求[32]，认为“哲学太新，国际学当删，医学不应入学堂，音乐学乃教戏子，至哲学之干例禁，更不待言”[33]。
得不到枢府点头，张鹤龄等人只有再次多方征求意见，对章程进行修订。据编书局分纂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八日(1902年7月12日)薄午，至管学张冶秋尚书家，是日诸俊杰大会，盖拟定大学堂规制，将出奏也，故延诸人公议。余谓，果欲行公议之实，必先以章程使诸与议者传阅，限一月之久，使诸人各书所见，粘贴章程内，然后由管学召集会议，折衷审定；若今日者何名公议，仍二三人主其事，无所谓集思而广益也。[34]由于大学堂希望能在九月按时招考开学，时间极为紧张，则公议固然不能如孙宝瑄所言，但也可以看出大学堂诸人对章程的慎重以及尽量做到集思广益的苦心。
虽然章程在七月时已基本拟定，但“顽固党有权凡议章程必详审至再，使无碍眼字句”[35]。仅以授课时间言之，“初次功课按礼拜分为七日，缮得后又改为十二日，后又改为七日，始出奏云”[36]。为慎重起见，大学堂诸人对章程改了又改。直到1902年8月，方始奏定颁行。章程奏定后，大学堂马上着手招生开学事宜。经过10月和11月两次招考，大学堂于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
张百熙及大学堂众人希望存旧开新，旧学固不待言，不仅聘请硕学鸿儒开设了经史课程，挑选学生亦要求国学根底深厚。苦于对西学并无深究，大学堂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所聘请的日本教习。在日本教习的指导下，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严格按照学章的规定，而是有所调整，加大了西学课程的开设力度。
如果说，庚子之前国人尚在为西学在学堂中争取一席之地的话，则庚子国变以后，慈禧也意识到“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决心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37]。于是严令地方兴办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38]。由此，中体西用思想正式进入了政府决策，在学堂中开设西学已成为合理合法之事。
虽然国人对西学的认知在深化，朝廷为了救亡也提出要学西学之本源，但真正实施时，还是遇到了阻力。不过，这时的阻力不再是要不要开设西学，而在于开设什么样的西学。其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不仅主张学习关涉富强的自然科学，亦希望从学理上研究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从思想上启蒙民众，并求得学术之发达，从而真正实现教育改革和国家富强。而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枢府官员和地方督抚，他们赞同教育改革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挽救危亡，是把教育和学术作为政治的手段。他们非但不愿意从思想上觉悟大众，更是一心一意地希望继续用周孔遗教来化导万民，以防犯上作乱。在其观念中，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张民权、主革命之说，少年习其学说则思想败坏，无益有损。所以，除了涉及外交、经济、历史和地理等实用的学科外，他们反对哲学、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在新式学堂中的开设，而且尤其注意对师生的思想控制。
但是，日本教习在指导办学时，考虑更多的不是思想的控制，而是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加上当时大学堂众多教习思想开通，在教学内容、研究方法及思维方式上和传统旧法有所不同，大学堂呈现出一派新新气象。
虽然大学堂没有抛弃传统文化，且依然重视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大学堂在存旧基础上的开拓还是引起因循一派的紧张，甚至连主张改革的袁世凯和张之洞也开始插手其中。1902年底，大学堂开学不久，袁世凯入京面圣，告状说“京师大学堂所用人员，多主民权自由说，将来以此教导学士，其势大张，为祸必甚于戊戌”[39]。其矛头直指张百熙的得力臂助李希圣和沈兆祉②。张之洞亦参奏大学堂教师激进，学生多系康党[40]，建议对大学堂进行整顿。
面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责难，张百熙一方面调整了李希圣和沈兆祉等人的具体职掌，但并未弃而不用；另一方面他告诫学生，“值新旧交乘之际，当是非淆乱之余，嫌疑未尽明，议论不一致，……为之学者于诵习研究外，宜如何讲贯其道德，慎固其容仪，以维持当局，模范天下推而行之”[41]，要求修身养性，勿得浮浪行事，但是并没有对学生做出任何惩罚。
对于张百熙的作为，因循一派甚为不满，遂决定增设满人荣庆为管学，以有所牵制。荣庆不负众望，“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42]。
年底的风波刚过，1903年开学不久，学生因对掌故教习杨道霖所讲的陈腐内容不满而哄闹课堂，已经让担忧统治思想基础动摇的因循一派神经紧张；而拒俄运动兴起后，学生又秉承太学议政传统，不仅请求管学大臣和政务处代奏拒俄事宜，而且通电地方各学堂，由各省学堂禀请该省督抚电奏力争。
对大学堂的一意更新，因循一派早就心怀不满，只是碍于慈禧及光绪对学堂十分重视而不能取缔③。这时大学堂学生关心国事，让政府诸公更是觉得中学之体的危机日甚，决定借此机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对大学堂进行整顿。
恰逢张之洞进京觐见，于是张百熙和荣庆奏请张之洞会商学务。但是张之洞得到朝廷任命后，越俎代庖，一手包办，呈请另设学务处管理全国教育事宜。在增设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后，“至是凡三管学，百熙位第三矣”[43]。京师大学堂以张亨嘉为总监督管理大学一切事务后，张百熙对大学堂更是没有什么决策权力，他一直梦想的分科大学也无法实现，这让张百熙十分沮丧，对学务也失去信心和兴趣，于是调任邮传部尚书，远离了教育领域。
四、结语
与以往立足于中国固有文化和思想基础上的教育改革不同的是，清末教育改革不仅是在严重的政治和民族危机下进行的，还遭遇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猛烈冲击。所以，“中体西用”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本是洋务派为了抗拒守旧派的攻击和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在坚持中学为主体以及中国传统儒家信仰的基础上，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而提出的思想武器。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局限于西文和军事、实业技术，不涉政教等意识形态的内容。洋务运动虽然失败，没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却逐渐开化了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到甲午战争尤其是庚子国变以后，主张改革的士大夫，视野较之以前已经大为不同，对“中体西用”的理解也随之改变，以“融贯中西学术、调和新旧思想为宗旨，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已经由等量齐观，进而求中西学术的会通”[44]。较之洋务运动，致用的西学范围和程度更为扩大，而中学的领地不断缩小，最后局限于以维持道德人心的经史和词章等很小的范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清末教育改革对西学课程的设置突破了技艺的层面，开始涉及制度和文化。士大夫这种认知的变化，显然超前于朝廷守旧官僚。
张百熙“有忧天下之志”，又有广东督学的历练，可谓士大夫中的先行者，他对大学堂的课程改革、对学生的宽容等改革方案，便超出了朝廷守旧所能接受的程度。以致大学堂的诸多行为，在守旧派眼中，都是求新之举，是对义理礼教的否定。事实上，张百熙在开新的基础上一直坚持存旧，这从他亲自手定的编书大纲中所体现的教育宗旨可以看得出来：“宗旨者，群矢之的也，人人向此的而致力焉，虽不中不远矣。宗旨乌乎定？必择其可以正人心端趋向绝无流弊者，建一名号以为标识，则莫如爱国。国家教忠孝，励廉节，无非欲养成此爱国之民，使人人各全其忠孝廉节之美德也”[45]。所以，大学堂在教育实践中，也以此为准矢：“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规定京外各学都要遵守中国的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如果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显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退，重则究办”[46]。而大学堂管理人员，浸淫儒学几十年，儒教伦理和传统教育经验一直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和办学的指导。他们虽然在思想上能接受西方的进化理论和致用学科，却一直注重用《圣谕广训》和《御制训饬士子文》训教学生，禁止师生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实际上是纲常名教的维护者。
风气未开之时，改革者存旧开新，在不放弃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验，希望学术上中西会通，思想上新旧交融，往往为守旧者所不容。由于中国一向是政教合一，教育服从行政领导，掌握了政治实权的官员同时往往负责教育事务的管理。改革初期，固守传统标准的守旧者，往往手握政治实权，实力强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多主张因时损益，尤其是不愿意原有意识形态遭到破坏，影响到其统治的思想基础。故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员，往往会以固有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为教条，左右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方向。京师大学堂因其特殊的政治和学术地位，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故大学堂只有用人之权，而一切大政方针，不得不受军机处和政务处的掣肘。张百熙在大学堂惨淡经营，由于其改革方案和枢府权臣因时损益的主张有较大差距，和他们的关系逐渐疏远，其权力也被蚕食瓜分，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正是政治权力制约教育改革的体现。
注释：
①在由陈毅所编、1909年印成的《长沙张文达公荣哀录》中，苏泽东做誄诗四首，其一曰：“尚书藻翰手摩挲，文苑传人纪阮多。荐士春明推北海，和诗秋感识东坡。名垂竹史维新派(注曰：甲午至戊戌京师士夫研究新学以师为最先)，泪灑华朝感旧歌。宏奖风流遗爱在，长沙怅望痛如何。”
②《汪康年师友书札》(2)中，张鹤龄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谈到此事：“学堂小小风潮，系项城面奏时指斥亦元、小沂诸君，弟以向来做惯无名小卒，幸而获免。”
③据《经济丛编》第21号记载：大学堂开办为守旧诸公所不喜，而上意行之甚坚，去冬又有新进士入学肄业之谕，知不可动摇，乃设阳与维持，阴为败坏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