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色经典”中的积极分子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积极分子论文,红色论文,经典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5）06—0014—06
一 引言
从延安时期开始，随着革命政权在大陆范围内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各种领域内的迅速扩张，20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红色文学的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红色文学的繁荣特征，不仅表现在大量的红色长篇小说的问世，更在于，1950、196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红色形象成为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聚焦之点：以战争为背景的传奇英雄形象，以最大化的自我牺牲为特征的受难型革命英雄形象，为红色江山开创新业的农民新人形象，投身革命洪流并自觉接受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等等，构成了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学中最重要的形象系列。
这些红色形象，参与组织那个时代的红色文化成规，规划新的文化兴奋区域和文化禁忌区域，与文化领域中的各种新制度一道，共同形成如现代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所说的“文化手段迫力”。[1](P100)
在1950、1960年代的红色文化系统中。革命的积极分子形象，可算是20世纪中国叙事审美文本中的“文物级”名词，已经为多数的读者和评论家遗忘。但是，作为“红色经典”文本中人物关系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相当独特的背景式人物，那些热爱革命，陶醉于革命，并通晓革命规则的“次要角色”——积极分子们，在英雄人物、阶级敌人和“中间人物”之间架构了种种特殊的关系，形成了不乏趣味的故事情节，创造并推动了各种各样的“阶级冲突”。
积极分子的人物性格，或聪明率性，或真诚善良，或敏感多智，或泼辣果断，但大多属于爱·摩·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是那种性格不太复杂的类型化人物。[2](P60) 积极分子是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红色叙事谱系中“可塑性”最强的配角。积极分子们追随英雄的价值观念，辅助英雄完成各种各样的斗争活动，并积极接受英雄的训诫，完成英雄的交付的各种任务。形形色色的积极分子人物和积极分子们参与的事件，创造了红色积极分子文化之奇观。的确，在“红色经典”中，“革命群众”的审美形象，远谈不上鲜明突出，如果按照个性标准来衡量红色文学中的“革命群众”形象，几乎无法提炼出任何值得进行艺术分析的个体“群众”之审美形象，但是，若是将“群众形象”视为一种文本氛围，或构架革命文本必备的叙事元素，那么，零散的而又无所不在的“革命积极分子”形象则可能整合出颇有特点的“共性化”之“个性”。并可能整理出革命文本如何“创造”“革命积极分子”之叙事规则，提炼出红色积极分子文化中特殊的“游戏规则”。
二 积极分子文化：律他与律己
20世纪的中国红色文化中“革命群众”形象的历史性创造，其标致性的时间，当是延安“讲话”的发表。
《讲话》的发表和工农兵文艺路线的提倡，使革命作家在明确的文艺政策的推动下，以工农兵为主体，创造崭新的人民形象。或者说，革命文艺家们已经不能停留于以反讽的笔调勾勒几千年封建文化重压之下的被虐／受虐的集体人格之上，而应该以正面颂扬的姿态，去建构新的人民。
随着革命政权的确立化，“群众”不再是“庸众”了，也不再是弱小势力的代名词，革命的人民逐步被培养成了革命积极分子，“革命群众”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名词，是一个意味着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无孔不入的渗透力、明察秋毫的观察力的红色文化代码。“革命群众”“群众来信”“群众意见”“群众的眼睛”等等词汇，都是政治全能化时代具有超级镇制力和威慑力的术语。
在政治全能化的红色文化系统中，就宏观而论，“群众的支持”一词对应着整齐划一的革命意识形态号召力和革命意识形态的统一意志。就微观而论，革命群众的觉悟或革命群众的眼睛联系着全能化的政治力量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和控制。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8年写就的政治影射小说《1984》虚构出一个超级大国。在这个超级大国的每个房间内，都装着无法关闭的电子屏幕。它不仅无时无刻不在广播，而且把外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声音准确地传递给“思想警察”。它还监控人们的各种活动——公开的和私人的生活，比如早晨在床边做做健美操也会被众人得知。电子屏幕是一只永远睁着的眼睛和一张永远在讲话的嘴。
乔治·奥威尔这位善于进行政治影射的小说家的想像力确实发达，但过于机械了——用静态的“物”来监视民众是一种非常拙劣也是比较形而上学的控制方式，在中国1950、1960年代的“红色经典”中，我们会发现，指导革命群众过具有“革命意义”的日常生活，不是机械地动用电子器具进行“监视”，而是将普通民众教育成时刻为了国家利益监测着周围的一切的“哨兵”型群众。也就是说，只有让每一个群众在内心里拥有主体感，从内心里真诚地希望其他人都过上健康的、有意义的革命生活，才能形成一个动态的充满了灵活性和能动性的监控体系。
让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在律他的同时，不断地自律，通过律他而达到律己的目的，这才是建设、巩固日常生活的革命意义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1960年代初期，《千万不要忘记》这部话剧，深刻地传达出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灰色的日常思想的焦虑。这部话剧告诉观众：腐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和平环境中无所不在，表面平静的日常生活，阶级斗争（主要是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深入到家庭的深处。
这部话剧巧妙地将青年工人打野鸭赚外快的“业余生活”和发生重大生产事故的危险性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这是一种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必须学会看清它！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3](P128) 唐小兵认为这出话剧“‘语重心长’地取消了日常生活的意义。”“直接提出了一个如何重新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这样一个大问题，”[4]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语重心长”话语多由革命群众中的长辈者完成。在这出话剧中，国家权威并没有以组织名义规训思想落后分子，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在夫妻、母女、父子、亲家、兄妹、准连襟等关系之间进行。利用亲缘关系达到阶级斗争教育的目的，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被赋予“为了亲人的健康”的动机，这就有效地软化阶级斗争教育的坚硬性，从而以家庭伦理关系为桥梁，让革命群众在家庭内部组织新的精神秩序、塑造新的感觉偏好。而革命群众／家庭成员的双重关系，使得塑造新的精神秩序的活动可以在任意的私人时间和私密空间中展开。不过，家庭内部的“革命群众化”，还无法完全释放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家务事”的完全政治化只能反映革命意识形态对社会基本单位的全面渗透。但中国式的家庭内部的革命斗争碍于家庭伦理道德的传统关系，似乎难以淋漓尽致地发挥革命群众创造性潜能，只有对他人私密空间的全面窥视和渗透才构成了革命群众文化（或曰积极分子文化）中最活跃的一个革命行为。
全能化的革命意识形态，正是借助许许多多革命群众的注视视线，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和各个角度：国家干部的注视、工人群众的注视、同行的注视以及妻子儿女的注视。
这些目光交织成了一张国家权力无所不在之网，使敌对分子和落后分子无可逃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和平时期的继续革命的主题是改造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社会主义教育，最有效率的手段之一，便是建构普通民众的革命主体感和革命快感。让革命群众获得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生活的革命快感和革命主体感，这才是巩固革命意识形态的最富有效率的手段之一。
不难发现，1950、1960年代的“红色经典”中，革命积极分子的群像，形成了独特的“革命积极分子”的文化现象。
范灵芝、高增福、冯有万、徐改霞、欢喜、陈大春、盛淑君、焦淑红、马翠青、喜大爷等等一大批男女老少人物组成了此时期红色经典中庞大的革命积极分子的人物群落。
这一批革命积极分子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和身体的动态延伸，编织了一重又一重高度警觉的积极分子网络。从《创业史》的蛤蟆摊、《山乡巨变》的清溪乡，到《艳阳天》的东山坞，许多“敌情”的发现，都得益于积极分子的革命警惕性。
关于“敌情”的叙述，在《艳阳天》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可以说，整个东山坞都处于革命积极分子24小时的动态监控之下。革命积极分子有效地控制了时间和空间，以至于富农和坏分子们只好在赶集时间，另换时空，到集市上商量“事情”。但积极分子们早料到敌人的企图，监视也随之转移到镇上。敌人对象的锁定和敌情的不断明朗，使积极分子的侦察活动的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此，监视已不再是枯燥的职业行为，而是积极分子的革命庆典活动。是的，积极分子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庆典般的革命活动中，在不断获得律他快感的同时获得律己的自我锻造，并因此获得革命的主体感。
福柯只是就兵营、监狱、学校、教养机构为例诠释“全景敞视主义”，① 而在《艳阳天》的东山坞，街道、田野、集市、院落都“闪耀”着革命积极分子的雪亮眼睛。
最普通的乡村民众，一旦成为革命积极分子，便是“全景控制”活动中最有效最可靠最广泛最能动的实施者。全能化的革命意识形态通过积极分子对敌人和落后分子的紧张的监控，让革命英雄获得了第一时间的敌情信息，将抽象的革命意识形态转化为具体的敌情侦察和对敌封锁——《艳阳天》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马之悦副主任最担心的就是让革命群众瞧见他与地主富农的暧昧关系。福柯认为：“理想的刑罚目标应该是一种无限期的规训：一种无终止的审问，一种无限扩展乃至精细入微的调查，一种能够同时建立永不结束的卷宗的裁决，一种与冷酷好奇的检查交织在一起的精心计算的宽大刑罚，一种既不停地根据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测量差距又竭力促成无限逼近该规范的运动的程序。公开处决是宗教法庭支配下的一种程序的逻辑顶点。把个人置于‘观察’之下的做法则是浸透了规训方法和检查程序的司法的自然延伸。”[5](P254) 福柯所言的“无终止的审问”“无限扩展乃至精细入微的调查”“永不结束的卷宗的裁决”“与冷酷好奇的检查交织在一起的精心计算的宽大刑罚”“不停地根据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测量差距又竭力促成无限逼近该规范的运动的程序”等等监控方式，其程序在中国的红色积极分子创造的历史语境中便显得更具有弹性和创造性，其中还夹杂着某种令革命积极分子乐此不疲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成分。
当然，在“猫捉老鼠”的革命游戏过程中，红色积极分子的微观权力系统，具有正向规训和逆向规训的双重特征。正向规训是积极分子对敌对分子、落后分子和“中间人物”的正面规训，而逆向规训是指积极分子在规训这些对立面人物的同时，也在对自我的精神进行隐蔽的规训。或者说，规训“敌人”的同时，积极分子也在强化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改造。积极分子在享受权力快感的同时，也被自己的所行使的权力快感不断地进行“再教育”着。就小说角色分配而言，积极分子似乎只是以“助手”的身份协助革命英雄完成革命工作，但是，在1950、1960年代的中国红色文学中，如果仅仅从“助手”这个角色符号理解积极分子，那就太狭隘了。1950、1960年代的红色文学中革命积极分子的存在的意义远不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助手”所能概括。“助手”这个角色的派定仅仅是就人物关系而言，而就积极分子的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来说。红色文学常常赋予他们一个不断“进步”不断“觉悟”的成长经历——积极分子是英雄的“助手”，但这种类型的“助手”具有不亚于英雄人物的主体感和优越感，因为这种类型的“助手”角色是一个不断攀升新的境界和获得新的权力快感的“助手”。
惟有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红色经典”中，一部分平民，由于阶级身份的优越（工人或贫下中农），可以行使传统意义上的警察职权。积极分子对敌对者的监视，对敌情分析判断的日渐“深刻”，就人物本身而言，是一个不断获得革命权力快感的过程。所以，革命群众监控敌人还是比较表面的、外部的动作，其隐蔽的一面是革命积极分子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不断地感觉到革命的权力在其身上的价值追加，从而获得某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成为“革命主体”的快感。
试读一读《艳阳天》中关于积极分子喜大爷的一段叙述：
他退到左边那个石头狮子下边，用力地拄着棍子，试试探探地坐在石台上；深深地透了口气，用手轻轻地揉着膝盖头，耳朵注意地听着那边院子里的动静。马小辫家里突然吵闹，使他觉着有点怪；虽说没有发现什么大的破绽，可以断定，这吵闹里边有“点子”。没错，久经人世风尘的老贫农，眼睛是亮的，什么也瞒不住他。他要在这儿多守一个时候，守出点情况才好，守不出来，也断定这个地主家里出了不平常的事儿。对啦，等天一亮，就先找萧长春和韩百仲去；自己要是不爱动，就让小乐把他们两个人叫到家里来，从头到尾跟他们说一遍；随后，再跟福奶奶商量商量，在地主家的那两个年轻人身上下点工夫，探听一点儿根底。唉，这对年轻夫妻，生在这么一个人家，真是又可怜又可惜呀！……老人家想来想去，又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儿。开头，怎么听见马小辫家的后门响，后来，又怎么发现后院大门没有上插关，只有后屋门从外边推不动，不知道是里边真的插上了，还是下了天插关……他把这件事儿的始始末末都想了一遍，为的是记的结实一点儿，免得忘掉一些重要的细节；唉，上了年纪，记性差劲儿了。只要从头到尾更萧长春他们一说，就行了，他们年轻，脑筋好使，他们会断出个所以然来……[6](P709)
这段叙述乃革命积极分子的典型心态。对敌情的超常敏感，对细节的密切关注，对下一步发挥渗透功能的自我筹划，通过与全能化意识形态的化身——英雄人物——的联系，获得进一步的尊严。
事实上，具有革命快感和主体感，这是革命积极分子心态与普通坐探心态的根本区别。坐探的窥视乃职业行为，非自动化的“责任感”驱使，其报酬是物质性的金钱和附加的精神奖励，而合乎标准的积极分子心态则不计较物质报酬，而是在监视敌人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其革命主体心态，突出自我身份的优越感，获得作为革命主体的权力快感。在1950、1960年代的诸多“红色经典”中，革命群众不仅仅从窥视、侦探活动中获得优越感和权力感，还常常利用受虐状态得到革命的激赏。毕竟，在1950、1960年代的红色文本中，不少革命积极分子依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对此，红色的积极分子文化还引入了另一套修辞系统，那就是将忍受苦难作为积极分子获得荣誉的途径之一。《艳阳天》中马老四吃野菜被英雄发现后，群众大受感动：
所有的人，不论什么心思的，听到马老四偷偷地吃糠咽菜的事儿，都被震动了。
东山坞除了这个忠心耿耿的饲养员，谁吃野菜了？假吃的到处宣扬，真吃的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比，真金和泥土，不全出来了吗！
所有的眼睛，全都望着这个年迈体弱的老人，他的身上像是放出光芒，这光芒耀人眼目。很多人都感动地掉下了眼泪。[7](P613)
东山坞这一个“光芒耀人眼目”的最高道德偶像出场，让许多人感动流泪。富裕中农喋喋不休地希望以土地多寡来分红的要求在这道德偶像的光芒照射下显得不值一驳，而马老四也因为吃野菜得到革命群众的格外尊重。
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革命积极分子的文化系统中，律他和律己虽然途径相反，但相辅相成，在建构积极分子的革命优越感和革命荣誉感这点上达成了一致。
再从英雄与积极分子的关系这一角度看，显然积极分子总是“积极”地投入革命工作之中，许多时候比英雄人物更急切地表现出对革命的忠诚，其革命行动往往更坚决果敢，所以积极分子往往发生过激行为。英雄人物反而需要做些思想工作，让积极分子“冷静”下来，而不是那么“莽撞”，从而约束积极分子的革命快感，使之在革命理性框架内运行。从土改题材文本到合作化题材文本，总是先叙述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的群情激愤，首先让革命行动“合情”，再由英雄人物发布更“理性”的处置手段，使之“合理”。所以，在中国式的革命积极分子的文化系统中，革命激情常常由革命积极分子来表现，而革命英雄则比革命群众冷静、理智，较少冲动。“革命力比多”的宣泄，许多时候交予积极分子去完成。这就使得在革命文本中，积极分子与敌对分子、“中间人物”的冲突常常比较激烈，而英雄人物倒比较心平气和。英雄与积极分子这种“拍档”关系，表明了革命意识形态既重视对积极分子的革命积极性的激发和保护，又要防止革命“力比多”如脱缰野马般失去控制。
单就文学经典而言，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从“庸众”到“革命群众”的形象变化，可以发现，鲁迅笔下漫画式的狭隘、扭曲、患得患失、自我粉饰、自轻自贱的精神侏儒在1950、1960年代的红色经典中已经统统“派发”给“中间人物”、“落后人物”。而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则逐渐被塑造为熠熠闪光的钢铁巨人之群像。
在革命话语系统中，“革命积极分子”“革命群众”，与革命、斗争、解放并列，成为“宏大概念”。到了文革文艺阶段，工农兵革命群众的形象更是以巨人感、明亮感、幸福感和喜庆感为主要特征。更红、更光、更亮在样板戏文艺中成为工农兵革命群众的固定单一的造型。
这种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形象的美学趣味发端于延安时期，发展于1950、1960年代，“成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50、1960年代的红色文艺以及文革文艺中，群众性的大欢呼大歌舞是屡见不鲜的革命文艺的场面：革命不但是敌人的末日，更是革命群众的盛大节日。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的光辉形象在文艺作品中的大量复制，创造了万众一心、整齐划一的节日庆典般热烈“火爆”的革命氛围，消解了个人英雄主义式伤感的小资产阶级情感，让读者或观众从灵魂深处为革命的规模、革命的威力所撼动，让人们本能般地渴望溶解进革命群众的海洋，体验作为一名革命的积极分子的幸福与光荣。
三 积极分子的情爱模式：考验与升华
革命群众的所有的姿态，皆针对在场的或不在场的阶级敌人。就审美结构而言，正是“实在”的或“虚拟”的阶级敌人存在，为积极分子人物紧密地团结在英雄人物的周围构筑了必要的叙事前提，并让革命的日常生活因为紧张的阶级斗争生活而充满了革命意义。所以，当“阶级敌人”这个概念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被“破解”，被“搁置”，被“空洞化”的时候，革命积极分子所有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也都迅速地走向了“解体”，以全能政治为中心的积极分子文化也逐渐走向消亡。
只有“敌人”的无所不在，才使得革命积极分子的生活有理由时刻处于激情澎湃的状态。敌人，或者说是某种敌对状态，造就了革命积极分子独特的生存方式。所以，在革命积极分子的精神世界里，侦察、打击敌人和敌人将加害于自己的想像，是积极分子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两大原因。
20世纪90年代，在王小波的一些小说作品中，对这种积极分子的精神状态有过非常独特的叙事。在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的这篇小说中，男主人公落后青年王二在革命时期经常到女团支部书记那儿接受“帮教”，结果女团支部书记和“帮教”对象王二好上了。这位女团支部书记“小的时候，看过了那些革命电影，革命战士被敌人捆起来严刑拷打，就叫邻居的小男孩把她捆在树上。在她看来，我比任何人都像敌人。所以后来她喜欢被我钳住她的乳头。像这样的游戏虽然怪诞，毕竟是聊胜于无。她就从这里出发，寻找神奇。秘密工作，拷打，虐杀，使她魂梦系之。”“只可惜这个平庸的世界不肯给她一个受考验的机会。”（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王小波的小说戏谑得有些过分，不过，接受“考验”的梦想，在革命积极分子的文化系统中，的确是最有意义的一个环节。正是敌情无时无刻的存在，使日常生活的革命意义“丰富”了起来。
积极分子文化就是一种受“考验”的文化，积极分子在受“考验”的过程中，体验革命所带来的充实感，体验着种种新鲜的冒险经历。当时，愿意接受“考验”的积极分子文化几乎普遍化为全民生活方式的兴奋点，从乡村中活泼好动的村姑，到城镇里意气风发的老大娘，都愿意参与其中。
全能化的革命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高度警惕和敏感的积极分子文化，让革命生活团结、紧张、生动、活泼，充实了积极分子的精神世界，稳定了革命的队伍，形成了一种多数平民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一种文化气氛。
积极分子文化使得许多出身好以及拥护革命的分子都能在真实的或虚拟的“战争状态”中分享到同仇敌忾的认同感以及大多数革命人对少部分落后分子敌对分子进行“帮教”或“专政”的快感。甚至，在“帮教”或“专政”过程中，革命积极分子之间，或英雄与积极分子之间，还能生长出某种“健康向上”的爱情之花。革命积极分子们在紧张的阶级斗争生活的间隙中发展爱情，在接受“考验”的情绪体验中，将爱欲升华。
通常，在红色经典中，敌人的爱情以堕落的方式展开的。暗藏的阶级敌人马之悦喜欢地主侄女马凤兰，“爱的就是这身膘”，对肉欲的迷恋使马之悦丧失了对阶级界限的警觉，他的政治前途也因此大打折扣。革命英雄萧长春则恰恰相反，他总是在延宕着爱的实现。
积极分子追求爱情，但他们的爱情往往比较含蓄，比较克制。然而，就是这种含蓄、克制的爱情，却极大地丰富了积极分子的生活。
在革命的积极分子思想中，爱情同样与阶级斗争有关。当东山坞最出色的未婚女子焦淑红爱上了萧长春的时候，她对萧长春的爱恋虽然出现过纯粹来自身体的性感受：“立刻感到一股子热腾腾的青春气息扑过来。姑娘的心跳了。”但强大的意识形态观念所形成的压力迫使焦淑红只好将爱情感受隐没于政治活动之中，以此来维持她对萧长春的爱意：
焦淑红望着照片，害羞地一笑，把照片按在她那激烈跳动的胸口。她回味着昨天晌午的干部会，回味着昨晚月亮地里的畅谈，特别回味着刚才跟萧长春面对面坐着剖解东山坞的阶级力量，部署他们的战斗计划。她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开始恋爱了，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最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
这个庄稼地的、二十二岁的大姑娘，陶醉在自豪的、崇高的初恋的幸福里了。[7](P471)
从表面上看，“不谈恋爱的恋爱”，其爱情语言似乎“失语”，完全被政治话语所代替了。但细察作品，却又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话语关系：政治话语越是干涉、改造爱情话语，爱情话语也越有可能借助政治话语实现其意图，政治话语似乎彻底征服了爱情话语，但就在爱情话语面临着被政治话语全面代替的“危机”之时，爱情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却表现出非常微妙的复杂性：爱情话语开始改头换面，以政治话语为掩护展开隐蔽的爱情对话。
用政治话语的逻辑表达爱情，是积极分子在爱情生活中应用自如的招数。比如活泼聪明的女积极分子焦淑红就善于借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之机观察英雄人物萧长春对自己的爱情“注意力”：
焦淑红脸蛋红了一阵儿，说：“马之悦这个坏家伙，不知道又起了什么坏心，前追后拿地找我爸爸，说给我当媒人……”
“给马立本提？”
“要是给他提，我还不至于起疑心哪！”
于是，焦淑红把马之悦要保媒的事儿，从头到尾跟萧长春说了一遍。[6](P927)
拒绝马之悦的“保媒”，对于倔强泼辣的积极分子焦淑红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的问题，但她需要的是利用“保媒”这件事，用“阶级斗争”新迹象做包装，并借自己学会“看问题”的自夸，表明自己无丝毫“动心”的心迹，表明自己接受了“考验”，以此向革命英雄萧长春表达心迹，同时观察萧长春的反应。
英雄萧长春的内心动作通常是非常隐蔽的，但这次他一反常态，“没有马上全都说出来，又走了几步，看了焦淑红一眼，”，他故意“含蓄”地“装糊涂”，不过是探测焦淑红爱他的强烈程度——这也可以视为英雄对革命积极分子的“考验”。这似乎可以认为，“阶级斗争”的活动展开，为英雄和革命积极分子们提供了富有趣味的恋爱活动空间和恋爱时间。虚虚实实的“敌情”，更使男女积极分子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感觉，极大地缩小了双方距离，营造“自家人”的亲密感。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彼此以政治语言为代码，在政治考验的活动中“考验”彼此的爱情，更使得爱欲与政治的关系获得一种奇异的表达。这形成了积极分子的爱情世界的奇观：政治话语迫使爱情话语“失语”，但貌似“失语”的爱情话语却“乔装打扮”，用政治话语实现其爱情目的。这使得冷峻的政治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充当了积极分子之间爱情的使者。
在《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这一系列红色经典作品中，男性青年如果要赢得女积极分子的爱情，通常都要热爱劳动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且，单有个人的积极还不够，其家庭也应该是进步的，如此才能获得女积极分子的芳心。在红色小说中女积极分子遭遇男性积极分子的追求，往往要将男性青年置入一个不断受政治考验的境地。只有追求爱情的决心，却无意识形态方面的“真心实意”的进步，以及劳动方面的出色表现，这样的男性青年往往要遭到女积极分子及其女伴们的嘲弄，并且，不求进步的男性青年在小说中多与真正的爱情无缘，只能被书写为愚蠢的好色分子，或是费尽心机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自私者。另一方面，女积极分子要获得男性英雄的垂青，同样要付出种种努力，在《创业史》中，农村新人英雄梁生宝是个憨厚的小伙子，但他在情爱经历却颇曲折。土改中的女积极分子改霞“白嫩的脸盘，那双扑闪扑闪会说话的大眼睛，总使生宝恋恋难忘。她的俊秀的小手，早先给他坚硬的手掌里，留下了柔软和温热的感觉，总是一再从记忆里，回到他手掌的皮肤上来，怂恿他把她的心夺过来。”但改霞向往工业化建设，准备到城市里当工人，这竟使得梁生宝异常不快，梁生宝无法容忍他爱着的一个女积极分子不与他同心同德建设新农村。所以梁生宝屡屡故意冷落改霞，用爱情的折磨表示他对改霞的不满。在《艳阳天》中，男性英雄萧长春也一再地延迟对焦淑红的爱的表达，他在情爱方面的高度克制使得热情活泼的女积极分子焦淑红只好以更激烈的政治努力和更积极的工作去赢得萧长春的注意与赞赏。
所以，在男女积极分子之间，以及英雄与积极分子之间，爱情总是在近乎无限期的“考验”中获得缓慢的表白，然而，正是因为重重“考验”，英雄或积极分子的爱情才能获得峰回路转的叙述。在红色积极分子的爱情模式中，“考验”的困难程度越大，英雄或积极分子的爱情才可能被“锤炼”得越有基础。从另一方面看，被追求的英雄或积极分子，即使对对方有了爱意，也要尽量延宕爱情的表达，这是一种自我折磨，但这种自我折磨却使得英雄形象大大地增值。从生理性的欲望升华为共同的革命追求，这是积极分子情爱文化的一个最根本的书写模式。
所以，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或英雄之爱，从根本上说，是以高度克制式的相互折磨，换取爱情的获得。这一方面突出爱情对意识形态取向的服从以及情爱的从属地位，革命意识形态迫使积极分子的爱情“升华”为对革命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革命意识形态对于爱情的“管理”“控制”并不是完全置其于无欲的地步，而是让革命积极分子或英雄的爱的能量在伴随着激烈政治斗争活动获得“升华”，让爱情在火热斗争生活中生根、发芽，在革命的星空下飞翔、起舞。在红色经典中，革命英雄往往最终赢得革命积极分子的芳心，革命也从总是将最优秀的革命女性，尽管种种曲折，最终“分配”最革命的英雄人物——在红色经典的叙述中，有关获得“高质量”的浪漫爱情的叙述，英雄和积极分子从未被“亏待”过。至少， 在1950—1960年代的“红色经典”中是如此。而到了文革文艺中，出于精神生活彻底“卫生化”的需要，英雄以及积极分子的婚姻与爱情生活则被完全回避。
总而言之，革命积极分子形象，在1950—1960年代的红色经典中，虽然有些“单面化”，但其突出的时代特征，特殊的角色位置，特别是男女积极分子天真浪漫的政治热情，容易被挫伤的革命积极性，热火朝天的干劲，对崭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对爱情的大胆而含蓄的追求，对敌情的高度敏感，等等等等，总之，红色经典中男女积极分子的勃勃生气，使得1950、1960年代的中国红色经典表现出极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的喜庆氛围，创造出中国式红色文化的浪漫基调。
英国现代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认为，文化深深地改变人类的先天赋予。在这种作用下，它不但赐福人类，并且与人以许多义务，要求个人为公共而放弃一大部分的自由。所谓“文化手段迫力”，指的是个人必须遵守法律和秩序，必须学习和服从社会的传统，必须用舌尖和喉头去调适各种声音，用大脑去应付繁复的神经习惯。最后，个人还需要积累经验以窥测将来，开辟新的园地，预测和防范将来的危险，把他的前瞻后顾完整化以形成体系。也就是说文化既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又创造了新的需要。
收稿日期：2005—08—28
注释：
① 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19页至255页，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北京第一版。在福柯看来，权力有自身的生产性和创造性，“权力是能创造的，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客体的众多领域和真理的无数仪式。个人以及个人就此可能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创造。”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写于1972到1974年）中提到的英国思想家边沁（Bentham）19世纪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也称“圆形监狱”，福柯据此自造了词“全景敞视主义”）。这是一种环形监狱，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监视塔里的狱吏对囚徒的活动一览无遗，但监视塔有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因此惶惶不安。监视塔还对游客开放参观，囚徒因此心理压力更重，无须暴力即让囚徒俯首帖耳。在这里，囚徒知道自己被监视但不知此时是否被监视，所以说“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而囚徒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自我监禁”。此种模式适用于任何机构，福柯称之为“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