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如何重获“相互信任”的?_社会论文

中国人是如何重获“相互信任”的?_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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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家,接个电话,得先分辨一下借钱的是不是真老乡、同学、领导,通知中奖的是不是真的《非常6+1》,要求转账的是不是真的公检法……

      你出门,得先分辨一下躺在地上的是不是真乞丐,碰车的是不是专业碰瓷党……

      你上网,会因为周克华、成都女司机、彩票大奖得主的“牛头马面”成为一名民间推理专家……

      你怀疑专家观点、怀疑企业声明、怀疑媒体报道、怀疑法院宣判、怀疑官方辟谣,你成了“老不信”和一名“阴谋论患者”。除了自己,你到底相信谁?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三成人信任陌生人。

      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加剧,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加重。2014年《社会心态蓝皮书》则称,中国最不受信任的社会机构是商业行业,而在商业行业中最不受信任的是旅游业和广告业。

      “相信力”的减退是不争的事实,信还是不信,是拿出真诚还是彼此抱怨,这本来不是问题。但在价值多元、信息海量的今天,我们该信什么、该怎么信,却成了大问题。

      中国人“亲而信”,会根据亲疏和利益关系来确定对方是否值得信任。

      当年,学生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问不得已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个,孔子曰,去兵。再去?去食。“信,国之宝也。”

      有人做过统计,发现《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频次虽然低于仁(109次)、礼(74次),但是高于描述道德规范的多数词汇,如善(36次)、义(24次)、敬(21次)、勇(16次)、耻(16次)。

      从古到今,信都是这个国家提倡的价值观,但之所以提倡,是担心缺失,我们的祖先形成了一套逻辑自洽的“相信力”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一个不相信陌生人的“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信任机制是“亲而信”,因熟悉而信任,这是一种“直接信任”“人格化信任”。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是低度信任社会,中国人的信任机制是“特殊信任”,西方社会是“普遍信任”。费孝通则提出信任的“差序格局”:“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他们通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人们根据亲疏和利益关系来确定一个人是否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圈内人”。

      长期以来,中国人依赖四大关系——师生、同乡、同学、同事,亲疏程度以此类推。

      学者郑也夫在《信任论》中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实际上从未超出过家庭范畴,处处办事托熟人找关系即是一例。他认为熟人间的信任仍是中国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从“杀熟”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开始,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学者朱虹在《信任危机与中国体验》中说,信任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是中国人幸福感与安全感丧失的根源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人最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

      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高考、“返城”、下海经商、进城打工、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孔雀东南飞”式的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静态化的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于是,以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开始体验到社会信任方面的不确定性。

      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才是有安全感、有幸福感、有温度、有希望的社会。

      “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彼得·什托姆普卡)在“后工业社会”和互联网时代,中国人从过去熟人社会的“血缘型信任”过渡到陌生人社会的“契约型信任”,信任模式在其间必然受到冲突。

      如果说公信力下降,而私信力崛起,这表明中国人的信任模式依然没有根本的变化,对于许多名人或者机构的信任,仍然是一种人格化的信任——直接信任。这种“直接信任”最真实、最强烈的方式就是道德洁癖。中国的君子首先信任的是“同道”的知己或知音,而对于不同道的亲友,则抱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

      学者党秀云在《重建社会信任:中国社会建设的心灵之旅》中分析,中国信任衰退或信任缺失的替代品或行为表现主要有:宿命论;腐败行为弥散;冷漠与过度警戒,人人选择袖手旁观或见死不救;过分地诉诸诉讼;信任的外部化——对自身生存与生活环境的不信任或缺乏安全感转而把信任存放在其他的国家、组织或物品中,向海外移民,过分崇拜和购买洋奶粉、日本马桶盖等外国产品的行为即是典型表现。

      “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有办法从床上爬起来。”(卢曼)信任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灵契约,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自律。没有信任的社会就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没有规范,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更没有未来。

      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才是一个有安全感、有幸福感、有温度、有希望的社会。

      私信力是这样一些形态的反映:譬如相信成就无数生命传奇的爱情,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制,相信人类生产力的发动机、中国经济的催化剂——市场,相信自己的潜力能释放出传奇。

      我们还是会相信这样一些人,譬如相信敢讲真话的人,相信勇于创新、有社会担当的人,相信洁身自好的人,相信用心灵歌唱的人,相信不畏牺牲、见义勇为的人……

      我们还要懂得辨别,懂得如何去信,譬如基于某种规则建立起来的客观、透明的评价体系。正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私信力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人,在发觉诊治身体的药石业已无效时,才着急找出医治心灵的药方。”(费希特)重建中国社会信任是一场持久的心灵战役,每个人都不能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要做积极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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