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典著作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思想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建国前的部分著作翻译和研究阶段；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系统翻译和研究阶段；三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迄今的重新翻译和深入研究阶段。本文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问题，只想就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翻译和研究、基本观点的重新梳理和研究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做一点分析介绍，因所占有的资料和篇幅所限，挂一漏万的情况肯定存在，仅供大家在研究时参考。
一、新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编译和研究的基本情况
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纵深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开局时期。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十分重视，思想理论界十分活跃，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编译和文本研究也进入一个新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取得新进展。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从1995年起陆续问世，到2004年底已出版16卷，其中2000年以来出版8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出卷次如下（由中央编译局提供）。
二版卷次
出版时间内容提示
1
1995.61833—1843
（著作部分第一卷）
3
2002.10
1842.11—1844.8
10 1998.31849.8—1851.6
11 1995.61851.8—1853.2
12 1998.31853.3—1853.12
13 1998.10
1854.1—1854.12
21 2003.51864.10—1868.12
25 2001.41875.4—1883.5
30 1995.61857—1858年手稿
（“资本论及手稿”部分第一卷）
31 1998.12
1857—1858、
1859—1861年手稿
32 1998.11861—1863年手稿
33 2004.61861—1863年手稿
44 2001.6《资本论》第一卷
45 2003.4《资本论》第二卷
46 2003.5《资本论》第三卷
47 2004.71837—1848.1
（书信部分第一卷）
计划到2020年出齐，共60到70卷。中央编译局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齐以后，将新发现的少量列宁著作编成《列宁全集补遗》，其第一卷第一版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中央编译局还继续编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陆续出版。其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的，则按照新版要求重新校订译文，编写资料。2000年以来出版的“文库”著作有8本。（注：2000—2004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书目（由中央编译局提供）：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版；恩格斯《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版；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版；列宁《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版；列宁《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央编译局在这项工程中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的审核和修订任务，计划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精选出一批重点著作，先行编译成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同时编辑五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于2007年一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二）对经典著作的版本进行研究。首先是对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即MEGA版进行了研究介绍。中央编译局的德国专家艾克·考普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小萍合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文本的研读与探讨》（注：见《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文章以及中央编译局其他同志所发表的文章、学术报告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同时进行的还有对经典作家其他著作的中文和外文版本的研究，如杨金海、胡永钦对《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本进行了梳理，（注：见杨金海、胡永钦：《〈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载《科学社会主义》杂志1998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特刊。）顾锦屏、柴方国、侯才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进行了研究介绍。（注：见顾锦屏、柴方国的《国外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和侯才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文稿结构的重建》，载《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吴道弘从出版史的角度全面回顾了1920年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我国马列经典著作的出版情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出版50年》，载《出版科学》2000年第2期。）聂锦芳发表文章，介绍了马恩全集俄文版、德文版（MEW）、英文版（MECW）、历史考证版（MEGA）的情况。（注：见《马克思全集有独立价值的五种版本》，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5日。）
（三）对经典著作的文本进行考证研究。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刊物对新发现的经典作家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进一步作了翻译和研究介绍。同时，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文本和原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表了研究成果，如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金海民的《马克思与莱茵报》，孙伯鍨、张一兵的《走近马克思》，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陈学明的《走进马克思》，周宏的《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等。赵倩等翻译了德国李博（Wolfgang Lippert）撰写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四）对经典著作重要概念的翻译进行讨论。随着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把目光转向理论的源头，不仅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重要概念的中文含义，还探讨其原文含义，这就涉及到翻译问题。例如，俞吾金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翻译特别是对“传统”（überliefert）一词的译法提出批评，认为应当译成“流传下来的”，并认为这一翻译“错误”是造成文化虚无主义的根源。（注：见《从〈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看马克思如何看待传统》，载《光明日报·学术版》2000年10月24日。）为此，施德福和宋书声、杨金海、蒋仁祥撰文进行反批评，坚持原来的译法，特别是对俞文的版本引证、非学术引申进行了批评。（注：见施德福：《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两个决裂”的论断》（《光明日报》2001年8月7日），宋书声、杨金海、蒋仁样：《关于〈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论断的翻译和理解——与俞吾金同志商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及《也谈〈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光明日报》2001年9月11日）。）又如，董辅礽、高放等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是要“消灭”（aufheben）私有制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应当译为“扬弃”私有制。（注：见董辅礽：《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评于光远同志对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的论述》（《经济导刊》2002年第2期）和《谈于光远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的论述》（《经济前沿》2003年1月号），高放：《从〈共产党宣言〉的一处误译看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为此，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顾锦屏研究员撰文《私有制——消灭？废除？扬弃？——关于马列著作译文方面的争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从翻译角度和理论角度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澄清。（注：见顾锦屏：《私有制——消灭？废除？扬弃？——关于马列著作译文方面的争论》（上海《社会科学报2》003年1月9日）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3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对个别重要概念进行了修改，促进了对经典著作和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马克思著作中的“
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全集中文第一版译为“社会经济形态”，第二版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变化，并由此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五）对文本研究的方法进行讨论。一般认为，到目前为止，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有五种模式：一是“以恩解马”，即19世纪后期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二是“以苏解马”，即20世纪上半叶苏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解读；三是“以西解马”，即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解读；四是“以我解马”，即20世纪后期特别是苏联东欧解体后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读；五是“以马解马”，即今天大家比较认同的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为根据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行解读。
历史上的这些解读模式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对人们了解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都有一定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包括经典文本翻译出版的陆续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的全集）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性，过去的解读模式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这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上人们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文本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在当代新的境遇下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有利契机。所以，“以马解马”的呼声日益高涨。
如何才能做到“以马解马”？比较一致的看法如下：一是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不仅研究中文文本，还要研究原文文本。二是对经典著作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既要弄清其字面含义，还要弄清当时的独特语境。三是对“语境”要深入研究，既要研究“小语境”，即所研究概念的前后文，也就是英文中的“context”，还要研究“大语境”，也就是当时的整个历史背景，包括社会状况、文化环境、别人的有关文本以及经典作家自己的人生道路、理论来源、理论起点、理论脉络、理论体系、理论逻辑、精神实质等。四是联系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研究，因为经典作家的思想非常丰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所有问题都弄清，而应当首先弄清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一些理论问题，这样我们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五是要扩大文本研究的成果，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建立我国的科学的“马克思学”，乃至建立“马克思主义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性、综合性研究，打破过去“三分法”的研究模式，即只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综合性研究的模式。六是要挖掘文本研究与其他各种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其他人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等关系，还要处理好文本研究中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文本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文本研究与现实的关系等。（注：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问题》（《人民日报》2003年2月28日第9版）；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初步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光明日报》“光明网”2005年3月2日）。）
（六）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对这种文本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作了介绍和分析，特别是分析了目前我国出现的“回到马克思”现象，指出了它的必然性和存在的问题。（注：见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初步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何萍：《论“回到马克思”现象》（《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5期）；欧阳英：《对研究马克思文本三条路径的梳理——兼评当前我国研究马克思文本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基本观点研究的情况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很多成果。据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统计，自2001年到2004年，国内出版和翻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共2024部，其中有关马克思的有1065部，有关恩格斯的86部，有关列宁的69部。据中国学术期刊网检索统计，在此期间，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12917篇，其中有关马克思的文章有7334篇，有关恩格斯的551篇，有关列宁的493篇。
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作为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工程的开展实际上也是对近些年来思想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的总结和拓展。中央编译局在工程中牵头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的任务，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计近200人。这项任务包括18个子课题，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诸如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有制问题、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政治文明、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时代主题问题、全球化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人民军队建设问题等基本观点。中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每一个子课题都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为此，课题组正在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追根溯源的全面梳理和认真研究，包括认真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就那些过去不够重视而今天看来特别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外理论界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立足当代世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认真回答“四个哪些”，即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干部群众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目前，各个课题组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将继续并陆续编辑出版两套书，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另一套是《马克思主义名著译丛》，最终还将编写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丛书》以及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著作和参考文献。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经典作家的与时俱进精神进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围绕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人们对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列著作专题读本》、《解放思想史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读本》（注：这两部著作由中央编译局课题组编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文章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样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注：这两篇长篇文章主要由中央编译局课题组执笔编写，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2001年8月13日和17日头版、二版。）等。这些成果发表后，在全党和全社会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弘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部分来研究和讲授，虽然对发展具体学科有益，但忽视了对三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和理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总体研究和总体理解的缺失。因此，今天特别应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把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甚至看作一个统一的系统来研究。这样才能发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科学体系，其价值性在于提出了最高的价值目标，即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科学性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三）对马克思主义来源重新探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特别是马克思思想的来源不只是过去讲的三块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古希腊哲学思想等。
（四）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思考。对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的争论还相当激烈。例如有的学者对唯物史观提出质疑，甚至对其基本原理基本上逐一否定，认为其中包含着重大理论缺陷，提出要用“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的概念代替唯物史观。（注：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观发展史上一种全新理论形态的历史观，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对唯物史观的个别观点可以讨论，但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唯物史观。
（五）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所有制、按劳分配的概念和理论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六）注重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新认识的研究。一是注重对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关系的研究。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分别提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前者强调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后者则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灭亡的。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前者而忽略后者，这是对资本主义作出错误估计的思想根源之一。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进行研究。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和工人的合作工厂一样，都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生长点或过渡形式，但过去我们统统把股份制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我们长期不敢搞股份制的思想根源之一。三是对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的新认识进行研究，特别是对恩格斯1892年写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等进行研究。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资本主义还有发展潜力，并对过去的一些错误判断进行了自我批评。四是对列宁晚年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1921年以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文献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七）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新认识的研究。对马克思1881年《致斐·多·纽文胡斯》、恩格斯1871年的《论住宅问题》、特别是恩格斯1895年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地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更加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还需要很长时间，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此来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强调在有条件的国家，工人阶级要争取利用普选权取得政权。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有重要意义。
（八）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对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有关评论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94）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研究的笔记进行研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的理解，特别是认识到在东方落后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尽快掌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和交换体系，自觉铲除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
（九）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有大量的关于全球化思想，虽然他们没有用“全球化”这个术语，而是使用了“世界历史”等概念，但他们的这方面思想是丰富的。通过研究，有学者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全球化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说过去的“五形态”说、“三形态”说是“历时性”的纵向发展规律，那么“全球化”规律就是“共时性”的横向发展规律。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十）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发展思想的研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但过去研究不够。近几年来，特别是2003年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大家对这些思想展开了大讨论，加深了对人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
（十一）注重对经典作家政治文明和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列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反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十二）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有关人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同时，研究和交流的手段更加现代化。近年来，电脑互联网成为重要的学术交流阵地。为配合中央理论工程的实施，中央编译局正在建设一个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这是一个包括多语种、多媒体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化资源库，其中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库，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献资料库。这个大型网站建成后将成为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和宣传的网上资源中心，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网上信息平台。
思想理论界还开始应用电视、光盘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于1998年首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电视艺术相结合，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和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又有一系列电视理论专题片问世，对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传统的期刊、出版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作用。
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思想研究方面近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深入”：一是深入进行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的审核和修订；二是深入进行经典著作文本的开掘和研究；三是立足现实，深入研究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注重挖掘和研究那些过去不受重视而今天看来对我们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观点。这就使得今天的研究，不论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方面，还是在研究成果及其社会作用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人。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未来趋势
从发展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工作的未来发展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将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007年，由中央编译局精心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将问世。到201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将出版过半，达30部左右。一些新发现的经典文献译文将面世，对原有译文的一些重要修改也将完成，这将大大促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二）经典著作文本研究将从目前的良好开局阶段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目前的文本研究特别是原文本研究还处于对文本研究的意义、方法的总体的抽象讨论阶段，还没有对一些原文本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随着MEGA版新文献的不断引进、翻译、介绍以及其他文本、其他有关文献的引进和研究，随着我国新一代学者外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广泛的文本研究（包括中文文本、原文本以及各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将会展开。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将展现在人们面前，将使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哲史研究等出现新的气象，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取得新的成果。
（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首先，在什么是基本观点的问题上，将取得新的一致认识并展开广泛研究。过去一般以为教材上的基本观点才是基本观点，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基本观点”的范围也可以变化，凡是经典作家针对某些重要问题作出的重要论断，都应当看作基本观点；所以，对过去确定的基本观点要研究，对过去忽视的基本观点也要研究，对那些过去忽视的而今天对实践特别具有意义的基本观点更要深入研究，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社会协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产业结构转化、资本主义新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执政党建设等思想更需要深入研究。
第二，对有关“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的基本观点研究将进一步深入。过去由于受革命传统的影响，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所以，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革命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有关的问题研究较多，对其他问题没有研究或研究较少。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现在应当更多地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更多地研究经典著作中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这样才能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理论研究才能指导实践。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将深入展开。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例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广义和狭义如何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二者关系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大规律”的思想能不能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这样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原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将使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面貌一新，从根本上克服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情况，因为“两张皮”问题的深层理论根源在于实践转变了、社会转型了、我们党的领导任务和方式转变了，但理论形式长期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将较好地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四个哪些”理论问题，极大地增强理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同时，新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手段将大大发展。随着电脑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普遍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交流和普及的手段方法将空前改善，大型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将建立起来，网上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库将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一些大型理论电视文献片将问世，理论研究与现代电视艺术的结合、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将成为理论战线的一个新亮点和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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