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路径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37-05
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此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李恒瑞教授主编，李恒瑞、方真、温宪元、杨竞业合作撰写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2006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纲》），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论纲》既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也为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方法与路径的启迪。
一、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于一体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一种观点方法、致思倾向，又是一种发展理路、价值坐标，有其独特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与实践要求。只有明确与科学发展观相关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内涵体系的独特概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学术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如下五个方面：民本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多元内容；协调发展，这是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统筹发展，这是发展的战略指导。还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什么是发展”作出了科学回答；对“为什么要发展”作出了科学分析；对“怎样才能发展”作出了科学探索；对“怎样评价发展”作出了科学判断。[1]《论纲》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作出了新的概括。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善于统筹兼顾，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论纲》还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将其丰富的思想内容简约表述为三个层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目的）、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生态条件）；提高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本领（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手段）。[2](P8-12)这一概括，既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也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
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合理揭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系统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之源。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丰富内容和思想体系都是围绕发展问题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从物质世界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三个层次，从发展动力、发展力量、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则构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2](P58)这种认识，既从发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解读，也合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同时，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理论上和观念上的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对“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整体性的思考与探索，对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的认识都有深化和拓展，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论纲》在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时，既申明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关系，也考察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过程、现实基础。如此立论，则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科学发展观历史意义的恰当定位。如何评价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是科学发展观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论纲》将科学发展观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其地位与价值作出了科学评价。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新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形态，是指导中国又快、又好地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2](P2-15)这种评价和定位，既凸现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又从总体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不是书斋中的理论，而是一种指导现实、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理论。因此，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理论的探讨，而必须研究其指导现实应当具备的一些条件和对现实发展的具体指导意义，《论纲》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这方面的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揭示。《论纲》指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迫切要求建立健全发展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与效用，即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度”、“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2](P154)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评价活动的现状，作者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GDP指标在衡量社会发展中的局限性。作者认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进行科学的政绩评价，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科学确定评价主体（解决由谁来评价的问题）、科学设置评价内容（解决评价什么的问题）、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解决怎么评价的问题）、制定科学有效运用考评结果的刚性规则（解决考评结果如何有效运用的问题）。[2](P88-190)《论纲》还指出，创新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重点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条件。《论纲》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应用对策的研究。
科学发展观具体指导意义的诠释。《论纲》属于“科学发展观与广东现代化建设丛书”之一种，因而结合广东实际，具体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于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意义。作者认为，2003年春胡锦涛同志考察广东时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并概括了这种新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原型”。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而广东向科学发展转轨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和挑战，如工业化面临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城乡、地区差距严重制约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有待提升，因而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论纲》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广东要走在全国前列，并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比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着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广东建设；正确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关系，着力促进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正确处理外源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的关系，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关系，着力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广东。[2](P258-261)这些论述，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运用，对于其他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总之，《论纲》既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应用对策研究，是“学”与“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有机统一，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一。
二、融多学科审视与多视野解读于一炉
发展问题本身是一个交叉性、综合性课题，“单科独进”难以透彻说明和真正解决发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如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正日益变得模糊。[3](P123)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当借鉴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论纲》借鉴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成果，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多学科、多视野的透视。
哲学审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前提，只要人们理性地提出和思考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前提，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工具。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对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审视，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崇高的价值观，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的统一，合规律性要求与合目的性要求的统一。[2](P12)这是从哲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特点的把握，是对科学发展观哲学意蕴的揭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论纲》设专章对此进行了论述，认为“以人为本”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也反映了当今时代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现实要求；“以人为本”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综合，与“以人民为本”具有统一性；“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整体结构的核心，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2](P79-99)这些观点，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审视。
经济学审视。最先关注发展问题的是经济学，《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诠释，也融入了经济学的视野。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推动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的创新；要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其中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向“以人为本”的轨道，使之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目的服务。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寻找新型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即把传统工业化过程与现代信息化过程直接结合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2](P108-109)这些观点，是从经济学的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初步解读。
政治学审视。在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中，实际上蕴含着政治的考虑。 《论纲》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从“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期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目的、执政任务的认识，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执政能力、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提出了新论断，形成了新理念。作者提出，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行为的价值规范，从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上对党的执政目的、执政宗旨作出了新概括，生动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执政行为的制度规范，为党的领导体制、执政体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建设，规定了基本的方向和原则。[2](P225、231)这些是从政治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审视，既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涵，也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对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所在。
社会学审视。追求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论纲》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体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也要求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2](P141)作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着重点，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比如，调整社会政策，把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在促进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整体和谐与协调。[2](P144-149)因此，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也融入了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
应当说，《论纲》融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于一炉，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方位、多视野的解读，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二。
三、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的一种选择，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既具中国特色，也有一定的普世意义。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首先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背景来分析，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明，以充分展示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论纲》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中国渊源。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作者看来，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结构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生态性的危机，人口、资源、环境的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危机；二是社会性的危机，社会不公凸显，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增长，社会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突出。[2](P34)这种“新结构性危机”的克服，有赖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结构、生态资源结构的调整，有赖于制度、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这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来源时，也注意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轨迹，说明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本土渊源。同时，如前所述，《论纲》在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评价时，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认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新起点、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些观点和论述，都是作者民族立场的一种表达。
当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科学发展观也是总结世界发展经验、借鉴他方发展思想、发展理念的结果。因此，研究科学发展观应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将其置于世界背景下来分析，并充分揭示其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论纲》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能置于世界发展观演变的宏观背景下来思考，从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客观要求来说明。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人类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普世性危机”，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思考、争论发展问题的热潮，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逐步形成了“普世性认同”、“普世性自觉”和“普世性行为”。书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展理论、发展观的演变分五个阶段进行了说明，即20世纪40-60年代末期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时期、1969-1973年倡导“增长极限论”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注重社会整体综合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强调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时期、1995年以来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时期。[2](P24-27)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概括了世界范围内发展问题研究深化和人类发展观演进的主要特点，即从局部地域的研究扩展为普世性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共时性研究；从发展问题向发展观提升，从“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飞跃；从单纯经济学的研究向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发展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世界观”层面向“价值观”层面深化，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演进；理性思考、理论演进与实践纲领、实践行为同步。[2](P28-30)这种过程的梳理、史实的呈现和特点的概括，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世界背景、国际视野，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同时，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时，还注意到了时代特征的作用和影响，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对中国的呼唤，是时代的产物。
《论纲》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的统一，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统一。这种评价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普世意义，既体现了作者的民族立场，也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
可见，《论纲》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既抱持民族立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嵌入国际眼光，具有宽广的视野。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结合，是《论纲》的特点之三。
四、深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再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远非《论纲》能够解决或完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没有止境，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也就没有止境。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仍是今后理论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深化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就目前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而言，带有宣传性、阐释性的研究较多，真正学术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比较薄弱，如何强化这方面的研究，是理论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一些已经论及的问题有待深入，一些没有论及的问题则有待拓展。如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能够成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说明；科学发展观的体系结构、内在逻辑究竟怎样，有待进一步揭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定位、国际反映如何，需要进一步阐释；科学发展观社会化方式、途径的选择，不利于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观念、体制如何消解，都需要再思考、再回答。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发展，任何理论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进一步总结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梳理历史上发展思想演进的脉络。
2.细化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诸多因素相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支撑系统、保障机制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政府责任、社会责任、企业责任、个人责任等分别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分别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厘定。同时，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及时总结和升华。
3.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宣传的意义和价值，否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首先应当是一种学术研究，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理论宣传，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逐渐强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品格，增加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含量。为此，要依据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理路，来展开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问世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出版之前，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果相对较少，其对于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多视野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现实意义。尽管存在部分章节论述不够充分、部分内容分析不够具体等问题，但无损于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