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与非论文,正规论文,农村金融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关研究评述
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始于Schumpeter(l912)，之后许多的学者纷纷投入到这一命题的研究中。就研究的结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琼谬宾逊认为金融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作用。卢卡斯也曾说过经济发展中金融的作用被过分地强调了。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金融也在发展，二者沿着各自的逻辑发展，不存在因果关系。②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Stiglitz[1]、King和Levine都一致认为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是King 和Levine[2]第一次全面地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Edward S.Show[3]和I.Mckinnon[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上供给及相应需求不足决定了经济结构上的刚性及其供求弹性较低，使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④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应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并有一些经济学家[5]建立了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有跨国回归和时间序列分析两大类。该领域的著名学者King and Levine[2]在1993年就将多个国家跨年度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回归。Robert.Lensink在1999年的论文中采用的方法与King and Levine的方法类似。由于认识到多国回归的不足，目前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以时间序列为主的方法上。Choe and Moosa[6]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因果检验。Philip.Arestis，Panicos.Demetriades[7]先通过Johansen同积检验再对VAR系统进行弱外生性的检验找到变量间相关关系的方向。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8]在该领域的研究中使用了向量自回归(VAR)方法。
我国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争论。首先具有代表性的是谈儒勇[9]仿照King和Levine的经验分析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正相关。赵振全[10]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得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与此结论相对立的是韩廷春[1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李广众、陈平[12]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大量的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更多的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持这一观点的是冉茂盛、张宗益与冯军[13]。
专门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成果并不多。在已有的成果中，一方面是基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农户借贷行为而展开的，定性的对农村金融的抑制作用进行探讨，研究主要见于何广文[14]、温铁军[15]等。更多的研究是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探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关系。徐笑波、邓英陶[16]等较早利用金融相关率指标对我国农村金融状况进行描述；宋宏谋、陈鸿泉和刘勇[17]等利用金融发展指标对我国农村金融状况的讨论；张兵、朱建华等[18]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做了实证检验；安翔[19]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有代表性。
二、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相关指标设计
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金融发展水平通常有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进行衡量。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了金融相关率的概念，通常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麦金农(1973)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主要使用货币存量(
)与GDP的比重这一指标。这两个指标的共性是集中体现了金融发展水平与GDP的适应程度。
将金融发展理论应用到我国农村金融领域，来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时，由于缺乏农村金融资产和的统计数据，故无法直接使用戈氏和麦氏指标。我国学者在准确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这方面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徐笑波，邓英淘[16]等在计算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标时提出了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张元红[20]则采用的是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但这种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方法存在着系统性误差。较为系统研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是张兵、朱建华和贾红刚[21]等，他们对上述指标所作的修正是用农户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三者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统计数据中的实际问题，在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时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思考：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范围应该是涵盖农村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农村金融整体发展水平的指标，虽然农村民间金融处于边缘地位，难以统计，但是无论其规模还是运转效率我们都不可忽视。因此在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时除考虑农村正规金融的情况外，也要考虑农村民间金融。②我国是一个明显的银行导向型金融机构，银行业无论从规模还是在经济中的作用都远远大于股市。③目前农村资本市场极其微弱，在广大农村地区最基本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贷款。④考虑到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选取时间序列相对完整、可信度比较高的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相关数据。综合以上原因，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为(用RFIR表示)：农村存款余额、农村贷款余额之和与农村GDP的比率。其中，农村存款余额为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与农业存款余额之和，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
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主要是指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效率。金融中介的基本职能就是把吸收的储蓄通过贷款的形式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些贷款流向了哪些部门?对这些部门的投资是否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Mckinnon(1993)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段关键时期里，占总人口3/4以上的中国农民出人意料地以净贷款人的身份为其他经济部分贡献了金融剩余。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本文中设计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在目前城市资本很难来到农村的情况下，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用农村存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表示，简记为RDL。
3.农村经济增长指标
由于目前官方还没有农村GDP的统计指标与资料，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根据中国农村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普遍做法，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估算农村GDP。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度量，但是Heston(1994)指出，由于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存在着一些错误和不一致，人均GDP数据易于比GDP数据出现更少的错误，因为一些影响GDP水平的估计错误也影响对人口的估计，这样错误可以被抵消。而农村人均GDP数据相对于农村GDP数据的错误以及对比差异都要少一些。因此我们选择农村人均GDP作为衡量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
4.控制变量指标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率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农村经济增长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历年来农村投资的主体是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户，在农村尤其是国家投资起着绝对支配性的作用。在此，本文用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该指标简记为FI。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为了研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关系，本文采用年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78～2007年，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各期《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金融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的有关统计数据。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RFIR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表明了浙江省的农村金融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95年以后RFIR增长速度特别快，这与我省同期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相符。同时各年含民间金融测算的RFIR2增长速度高于RFIR，也说明了民间金融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DL历年数据都比较高，表明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但是由于民间金融的融资作用，吸引部分的资金流向了农村，促使RDL2(含民间金融测算)比RDL都要低一些。
三、浙江省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如果事先不考虑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而直接对非平稳数据进行线形回归，很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目前普遍应用的检验方法是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在对所有变量数据对数处理以后，表2和表3分别是水平序列和水平序列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1结果表明时间序列各变量均含有单位根。再对时间序列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都不再含有单位根，是典型的I(1)型时间序列。
2.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方法主要是由Johansen-juselius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因而在协整检验前必须确定VAR模型的结构。在检验之前，根据Schwarz信息标准法确定VAR模型中恰当的滞后度为3。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民间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影响的途径，在此构造A1(LGDP，LRFIR，LRDL，LFI)和A2(LGDP，LRFIR2，LRDL2，LFI)两个系统，A1系统主要分析农村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而A2系统主要分析农村金融(含民间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通过协整检验表明在A1系统内，LGDP，LRFIR，LRDL，LFI四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其表达式为：
方程1和方程2表明了A1、A2系统内各变量之间均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从中发现浙江省的农村固定投资率对农村人均GDP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人均GDP却是负向的抑制作用关系。这也说明1978～2007年期间逐年增加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率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人均GDP的增长，而农村金融发展却对农村人均GDP有较大的阻碍，这也在理论上进一步地证明了在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就A1和A2两个系统的协整方程相比较，虽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都对农村人均GDP有阻碍作用，但是由于农村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这种阻碍的效果在明显的减弱，同时也使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在A1和A2两个系统中的作用也完全不同，在A2系统中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已经表现为对农村GDP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此外，我们省略农村固定投资率指标，单独对LGDP与LRFIR；LGDP与LRDL；LGDP与LRFIR2以及LGDP与LRDL2进行协整检验，发现LGDP与农村金融发展各变量的这一长期均衡关系依然存在，而且符号相同，说明了这一关系是稳定的。
3.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短期波动关系——误差修正模型
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短期波动，一方面是由于相互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均衡误差ECM(-1)，为此分别为A1和A2系统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方程3和方程4分别是A1、A2系统的误差修正模型。从误差修正方程可知，A1和A2系统的误差修正项ECM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669和-0.31 76，ECM的系数小于0符合负反馈修正机制。同时该系数也反映了矫正偏差的程度，即意味着上一年度A1、A2系统非均衡误差分别以26.69%和31.76%的比率对本年度的DLGDP做出方向修正。从误差修正模型中可以看出，短期内A1系统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都不及A2系统。
4.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证实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因。分别对A1系统和A2系统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和表6。
检验结果表明，A1系统内，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都将阻碍农村经济的增长，但是农村经济增长并不影响农村金融的发展。A2系统内，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是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的增长也在吸引大量资金流向农村，从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这一结果与李广众、陈平[12]的研究结论相同。
5.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Johansen检验和Granger检验只能说明变量间的关系，但不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强度。为了详细分析A1和A2系统内各变量在不同时期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程度，分别计算和分析各变量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1～图4是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对A1系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受到正向冲击以后使农村人均GDP恶化，在滞后2期以后达到负面影响的顶点，之后长期徘徊在负的区间并靠近0水平，说明了负面的效应在减弱。
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时限更长，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协整的结果。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在正向冲击以后对农村人均GDP产生了2期的负面影响以后，这种冲击使农村人均GDP得到好转，并在之后4期达到正向顶点后逐步趋于稳定。通过方差分解，农村人均GDP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5期以后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将近20%，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贡献度只有10%左右。这其中的经济含义预示政府应该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吸引资金回流农村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将会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增长。相比较A1系统，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A2系统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含民间金融)在正向冲击以后对农村人均GDP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在滞后3期达到顶点后正面的影响在逐步减弱。说明民间金融短期内对农村经济具有的正向的促进作用，但长期来讲，这种积极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表明了政府需要对民间金融进行进一步的引导和规范。从农村人均GDP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5期以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方差贡献度稳定在15%，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方差贡献率则提高到30%左右，并在以后各期维持在这个水平，这也再次证明了浙江省农村民间金融的地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1978～2007浙江省各年统计数据资料，通过时间序列协整分析，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了浙江省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民间金融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和响应路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民间金融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不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还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都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吸引大量资金回流农村，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含民间金融测算)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明显减弱，也促使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含民间金融测算)对农村经济增长呈现正面影响。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浙江农村正规金融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填补了浙江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目前国外经济普遍萧条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不仅符合我国政府已经制定的三农政策，特别对当前稳定并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本文的分析可知，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鉴于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①进一步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改革，构建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真正发挥农村正规金融作为广大农村地区融资主渠道的作用。②要正视和重视民间金融的存在与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成长，使其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③与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着力构建区域内资金“回流”机制。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资金回流农村。④加大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