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我说(笔谈)——1.老子——中国哲学之父——2.老子：中国生命哲学之父——3.道之两种状态与物之两种形态——兼及道物关系——4.对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两种论文,中国论文,之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6)06-0001-08
老子——中国哲学之父
孙以楷
老子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是中国哲学之父。孔子对于老子，应当是弟子辈的人物。但是今天人们讲起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只提孔子和儒家，似乎孔子学说以及儒家文化就等同于中华文化。笔者读过的数十百篇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大都如此。为什么会有这种偏执的误解？我以为大概与下述原因有关：(1)《老子》五千言的主题是探讨宇宙本原本体的哲学，不仅深奥玄妙，难以理解，而且虚无超越，与社会人生现实问题似无直接关联。中华民族是务实的民族，讲求实用是其民族特性，人们感兴趣的是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伦理、教育、经济等经世致用之学，人们所学、所熟悉的几乎全是儒家的国家观念、君臣之道、治国安邦之理，修身齐家之方。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不能理解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本原本体哲学的深意，总是把“无”曲解为什么也没有，把“无为”曲解为什么也不做，把老子哲学曲解为空谈无用之学。实际上，儒学用实用理性熏陶着中国的民族性，使之难以理解老子以直觉理性所把握到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本体。一句话，人们于中华文化只知有末，不知有本，只知有孔子，不知有老子。(2)汉武帝独尊儒术，道家学说走向民间。民间世俗理论水平低下，总是把老子玄妙的形而上学哲理神秘化，把老子神化，最终把道家宗教化，从而使原本给予人类生存以终极关怀，为人类生存提供大道的老子，离社会实际生活愈来愈远，淡薄了原有的浓烈人气，被神气所笼罩，甚至被妖魔化了。以至于今天人们只知教主老子或老君，不知哲学之父老子，连许多学问渊博的教授、学者，也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道家。(3)宋以前，儒学的每一次转型和重大发展，都离不开老庄哲学的支撑，正是以老庄哲学为理论基石，先秦儒学才构建了自己哲学的基本范畴，魏晋的王弼、郭象才能援道入儒，用自然原则取代汉纬之神，高扬了理性主义，从而由宋代程朱最终实现了儒家哲学体系的构建。此后，儒学沿着自己的理学(道学)路线发展，道家哲学被包容于儒家哲学，如船山哲学、方以智哲学、戴震哲学中都蕴含着丰富的道家哲学思想。
老子学说是中国第一个成体系的哲学，既不神秘玄虚也不空洞无用。老子哲学同孔子、墨子等的学说一样都是对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人生问题的回答。面对着“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老、孔、墨都在思考和寻找“道”，企图重新使“天下有道”。孔子寻找到“仁”，试图用人心之仁把周礼从一种强制人们服从的外在规范和制度，改造成主体的道德追求。墨家尚贤，主张让贤才之人来治理社会。法家则认为必须用法制来保障社会新生力量的利益，制止守旧势力制造的社会动乱。应当说，孔、墨、法的主张不仅从不同角度解决或缓解了社会矛盾的冲突，推进了社会变革的进程，而且在他们的学说中都含有永恒真理的成分，并对秦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持续良好的作用。
老子与孔、墨、法不同，他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冷静观察中，以独特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独特的救世学说。老子没有停止在政治、道德、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表层上寻求治世之道，而是超越现实、超越历史，从天地万物的本原本体上寻求最高原则，从人类生存的原生态寻求人类幸福的终极方案。老子认为孔子的仁爱、法术之士的法制、贤才之士的尚贤，都是“有”，是具体的物象，它们最多只是作为天地万物本体道的一种表现，只是道的一隅，而决非道的全体。因此，把握了仁爱、尚贤、法制，虽有所得，但更多的是失。孔子偏执仁爱，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从此天下太平。实际上愈是偏执仁爱，离大道就愈远。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就是道。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本体，是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所以万物万有皆生于道。道是不可视、不可听、不可摸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存在。道虽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存在，但道又作为万物的本源本体存在于一个个具体存在之中。把握了道，就是把握了天下之万事万物，就能够解决万物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这就是老子的道论。不难看出，道及道论的提出完全源于现实，完全是为了从本根上解决现实问题，完全是为了使天下无道归于天下有道。人们把道玄虚化、神秘化，是对老子学说的误解。
从本原本体上把握万物，其致思路径似乎有些像“回归”。确实，老子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是从原生态入手的。老子的“小国寡民”之说，为无数人所诟病。有人斥之为复古倒退，有人斥之为复辟奴隶制的幻想，有人斥之为反文明，实际上，《老子》第八十章这段文字是对人类原生态社会现象的一种考察或设想。老子的意图是要人们把握社会原生态的本质，那就是一切自然，自然即无为，一切由人民自正，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孔子之学“立于礼”、“依于仁”，而最根本的也是“志于道”。孔子把“道”看成难以达到的最高的境界，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是实用的，一切以“仁”为依归，“道”则是理想。他周游列国宣仁行仁，到五十岁仍未闻天道。知天命之年的孔子也悟到如果不悟道，仁是难以实行的。于是他数次向老子问道，并终于认识到“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与化为人”就是与自然造化为一，与大道为一。孔子晚年努力学《易》，并与弟子完成了对《易》的哲学改造，撰著儒家第一部哲学著作——《易·传》，为构建儒家哲学奠定了基础。孔子弟子及后学，更努力探讨道、天、命、性、情诸范畴，他们的性命之学、性情之论都是以“道”为理论基石提出的(见郭店儒简)。《中庸》、《孟子》的基本范畴“诚”，也正是对天道的一种诠释。有人说孔子的道完全不同于老子的道。诚然，孔子所乐道的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确实与老子的形而上的本体之道根本不同。但我们上述所揭示的孔子所志之道、向老子所问之道、一阴一阳之道，以及郭店儒简，《中庸》、《孟子》乃至《荀子》中作为其学说基本范畴的道，都是老子本体之道的儒家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老子开辟了中国文化人和学者寻求天地万物本原本体的致思方向，提供了最基本的本体论理论、体系架构和范畴。可以这样说，没有老子哲学，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将是另一种形态，而两千五百多年的中国文化也会呈现出另一种特征。那么，当我们寻求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时，如果离开了中国哲学之父的理论，只就儒家哲学连篇累牍地做文章，似乎忘了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是不可能正本清源的，也不可能找出其真正的现代性与世界性来。
老子：中国生命哲学之父
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哲学家有三位：老子、孔子和墨子。孔子是中国第一位道德哲学家，墨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哲学家，老子则是中国第一位生命哲学家。决定这一思想分野的根据是，孔子哲学的核心观念是“德”，其所谓“德”是人伦道德之德；墨子哲学的核心观念是“义”，其所谓“义”是社会道义之义；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是“道”，其所谓“道”是生命本体之道。故笔者认为，孔子、墨子、老子这三位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若一言以蔽之，那便是，孔子是中国道德哲学之父，墨子是中国社会哲学之父，老子则是中国生命哲学之父。就三家思想的关系来看，孔、墨思想具有相近性与共通性，而老、孔思想则具有相异性与互补性。譬如，孔子的道德之“德”和墨子的道义之“义”均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而老子的生命之道则重视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前两者均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后者则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前两者均注重人的义务，后者则注重人的自由。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决定了老子哲学在思想特征和价值取向上既不同于孔子亦有别于墨子的独特属性，而且由于老、孔、墨分别是道、儒、墨三大学派的创始人，三者思想的这种关系对后来道、儒、墨三大流派之思想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形成乃至中国传统哲学格局的形成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老子作为中国生命哲学之父，不仅地位独特，而且影响深远。
那么，何以见得老子是中国生命哲学之父呢？这是因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创始人之一的老子，其哲学思想具有浓郁的重生乃至崇生倾向，生命崇拜和生命本位意识是老子哲学的根本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道”从根本说是一种生命之道，“道”的生命意蕴决定了生命意识是老子哲学的根本意识。老子之“道”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是楚文化中的太一崇拜。太一崇拜是一种日神崇拜，楚人赋予其丰富的生命意蕴，日出日落所带来的昼夜之变被视同为生命现象的生死之别，日出被理解为生命的诞生，日落被理解为生命的死亡。因而在楚文化中，太一神既是日神，也是生命之神。生活于楚地且有恋古情结的老子以楚地的古老信仰日神为原型，对这一信仰所反映的太阳的自然特性和生命意蕴进行理性抽象，抛弃其宗教名称，保留其自然特性和生命意蕴，名之为“道”。正因为老子之“道”源自楚文化中深具生命意蕴的太一崇拜，所以它在根本性质上是一生命之道。考察老子对“道”的论述，其强调最多的是其生成之义，其赋予“道”的最大功能便是“生”，如说“道生之”、“道生一”等等。《老子》中出现的73个“道”字中，大部分均有生命总根源之义。这表明，老子的“道”既是一种自然之道，更是一种生命之道。“道”的生命意蕴决定了老子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老子对“道”的推崇决定了生命崇拜意识是其哲学的根本意识。[1]
第二，老子的生命崇拜意识还反映在他的崇母崇牝、尚地尚水意识中。在老子哲学中，生命的总根源是“道”。为了说明无形之“道”是如何产生有形之生命的，老子运用类比思维，以人们熟知的生命产生者如母、牝、地、水等来说明“道”对于万物生命的总根源性，将“道”生万物比拟为母生子、牝生幼、水土生植物。由此，对于母、牝、地、水等，老子也充满了崇拜之情，主张“守其母”，赞叹“牝”之“玄”，颂扬水之性，效法地之德，这种崇拜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崇拜，是对生命之本的崇拜。
第三，老子具有丰富的重身、珍生思想，体现了一种积极的生命价值观念。“身”是《老子》中的常用概念，出现23次之多，绝大部分均是指人的形体或整个生命。举凡老子论“身”之处，不仅对其持肯定态度，而且主张观之、修之、存之、保之、贵之、爱之。老子提出要以身观身、以道修身、外其身而存身、退其身而保身，并认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2] 第13章意即只有珍爱自己生命的人，才堪当治理天下之大任。针对世人对名利趋之若鹜的普遍倾向，老子指出这是本末倒置，他反问道：“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2] 第44章“身”的动态表现便是“生”。“生”在《老子》中有38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指“生命”、“生存”、“生活”、“活着”，即指生命的动态过程。对于“生”，老子的态度和看法可概括为四点：一是肯定生命来源于“道”，所谓“万物得一(道)以生”；[2] 第39章二是主张顺应自然而生，反对人为地求生、益生、厚生或贪生；三是基于其“柔弱者生之徒”的认识，强调要珍惜生命的柔弱状态，主张通过守柔而守生；四是主张摄生，即通过不断摄取生命的能量，充实生命的底蕴，而使生命最大限度地保持在“生”的状态。这些思想都反映了老子对生命存在的重视和珍惜。
第四，老子企慕长生，向往生命的无限与永恒，具有强烈的生命超越意识。他提出了一套“长生久视之道”，其核心是“啬”，即认为养生长生之道在于爱惜、保养生命力，使生命之根深固，底蕴深厚。老子还具有浓厚的生命超越意识，《老子》中有大量表示恒长、长久之义的词语，如“常”、“长”、“久”、“长久”、“不死”、“不亡”、“不去”、“不穷”、“不离”、“不辍”等，表明老子具有强烈追求永恒的意向。那么他追求何物之永恒？考察上述词语的主语或所修饰的主词，不外是“道”、“德”、“母”、“命”、“人”、“生”等，这些或是表示生命之根、生命之本，或者是指生命本身，这表明老子追求的是生命的永恒。老子对生命永恒性的追求还反映在他的复归意识中。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老子具有很强的复归意识。考察老子所要复归的对象，主要有“道”、“根”、“母”、“命”、“明”、“朴”、“婴儿”等，如《老子》第40章说“反者道之动”；第16章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第28章提出要“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第53章提出要“复守其母”、“复归其明”。从其要复归的这些对象来看，均具生命色彩：“道”、“母”、“根”是生命之本源；“婴儿”、“朴”、“明”指生命的本初状态；“命”指生命的存在；“无极”指生命的无限。可见，老子复归意识的实质是力图超越生命的有限与短暂，追求生命的无限与永恒。
老子正是以这种浓郁的生命意识为基础，建构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生命哲学体系。老子生命哲学的内涵十分丰富，他以生命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核心主题，以自然之“道”作为生命产生的终极根源，以“道”的显现“德”作为生命存在的现实根据，建立了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论；他以“气”的阴阳变化作为生命孕育的内在机制，建立了阴阳气化的生命机制论；他视“朴”、“真”为生命存在的本初状态，建立了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生命本质论。不仅如此，老子还立足于宇宙的视野来看待人的生命存在，提出了“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2] 第25章的思想，从人与自然的联系中高度肯定了人的生命价值，建立了不同于儒家的独具特色的生命价值论。他提倡法自然、尚无为的生存方式和清静淡泊、少私寡欲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一套柔弱谦卑、退让不争、大智若愚的处世之道，建立了自然无为的生命存在论。他对生命的两极表现形态“生”和“死”以及两者在生命过程中表现出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生命过程论。老子还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养生问题，一方面十分重视养生，另一方面又反对过分的养生即“益生”，提出了一套以保养阴阳二气为切入点、形神兼养而以养神为主的养生之道，建立了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生命修养论。最后，老子还力图将人的生命存在从世俗物欲和尘世纷扰中超拔出来，使人与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人这一高级生命形态超脱其他低级生命形态的本能束缚，走向超越，建立了身心超越的生命境界论。
老子的生命哲学对中国哲学、宗教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生命智慧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老子开创的道家生命哲学与儒家道德哲学一起，以其共具的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的生命意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哲学理论重心和基本特色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中国哲学以生命为本位、以“为生民立命”为己任、注重探索生命的意义、致力于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的特色。其次，老子开创的道家生命哲学与儒家道德哲学一起，以其共具的关注人间、关怀人生的入世品格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道家生命哲学理论土壤上孕育了道教这一重生的本土宗教，而且即使是原本具有浓郁出世色彩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经过儒道文化的共同改造，也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孳生了注重现世解脱、提倡人间净土、主张即心成佛的禅宗这样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再次，老子开创的道家生命哲学与儒家道德哲学一起，以其共具的重人事轻鬼神、重生前轻死后的现实品格对中国文化的现实品格和人文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决定了中国文化重现世、轻来世，重人事、轻鬼神，重人文、轻信仰的文化传统。最后，老子开创的道家生命哲学与儒家道德哲学一起，以其共具的生命理性精神对中国文化生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化乐生安死、珍生顺死的生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