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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4)03-0121-13
中国典故，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典故，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经验世界之中，它经历了漫长的风云岁月风沙暴雨的冲刷，它凝定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它不断地成为升华着中华民族经验和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部分的载体，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展示其新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典故，荟萃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中鲜艳瑰丽的花朵。范宁称：“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中成语典故多，往往可以作为测量该国精神文明的标尺，并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宝藏的丰富[1]（第5页）。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典故处处可见，可以说是一个运用典故的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国不少的语言、诗词、小说大师之所以能留下那名垂千古的不朽之作，不能不说与他们擅长活用典故大有关系。如唐之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诗魔白居易等等，他们在运用典故上都达到了炉火纯育的地步。笔者仅从韩成武、贺严研究杜诗的一篇论文中统计得知，杜诗中用典竟达849处之多[2]。
而毛泽东的用典，则有雄视万代驾御古今之妙，既继承前人爱用典、擅长用典的传统，又在前人用典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毛泽东的用典，使古典文学在其著作中获得了崭新的活力与新的生命，引领人们走入一座中华文化艺术瑰宝的殿堂，激活了典故中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永远不灭、自强不息的精魂，这是前无古人而又能后启来者的。基于此，笔者以为，毛泽东的运用典故，应当成为一门学问——姑且称之为“毛泽东典故学”，并为建立中国典故学试步予以专门的研究。笔者拟从下列一些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
思考之一：使事用典动情思，数量质量冠古今
用典妙来无过熟。这就是说，典故要用得好、用得活，首先必须十分精熟于典故。毛泽东以其“殖学深厚”的功底，以其丰富的经历和敏锐的思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国典故烂记于胸。诗文讲话形象生动，使事用典博采众长，纵横捭阖情思动，多彩多姿耀辉光。古今卓然识见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文化性格，其纵横古今的用典妙笔亦在引经据典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一）从对毛泽东诗文讲话中所用典故之粗略估计与总体分析，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要专门就一个人的用典情况当作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仅有笔者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论述还是不够的。首先必须要对毛泽东一生到底运用了多少典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毛泽东一生到底用了多少典故呢？
这个问题，当然对于任何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有一个精确的答案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将毛泽东一生的所有文章、诗词、楹联、演说、谈话等全部地收集后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知其大概的。毛泽东自1912年写《商鞅徙木立信论》开始，有70余年的写作生涯，据有关研究者统计，“毛泽东一生写了5000多篇大大小小的文章，其中公开发表的就达2088篇之多，采用过60多种文章体式。”[3]近据2004年1月13日《光明日报》载张静如《评价〈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一文中统计，毛泽东自1912年到1976年间撰写和发表9000余篇文章。笔者以1991年7月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统计为例：全卷共15篇文章，306处用了典故，每篇文章平均有20.4处用了典故。如果我们仅以此为据，毛泽东在这5000余篇的文章里就有183600处用了典故。朱祖延先生一部洋洋200万字的《引用语大辞典》，算来也不过是6000条引用语[4]。仅就毛泽东这183600处典故，予以品评、分析、探源、寻流，恐怕没有800万字也是无法完成的。
对于中国历史中的不少人物的用典情况的讨论是不少的，除了对唐时诸如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用典大家的用典情况以探讨之外，最为显著之例当是对宋人黄庭坚的用典品评与分析，古今之人对其用典就褒贬不一或褒贬同具，如王河鲁先生云：“黄诗选材，用典赅博，其诗呈现与杜诗一样的‘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状态。仅就任渊在《山谷内集》（715首）注中所指出的典籍统计，就有400多种，可见他的诗用典范围之广及典故符号出处之僻。难怪清人赵翼说‘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瓯北诗话》卷11）山谷用典踵事增华，比苏诗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方面山谷可称得上宋诗甚至中国古诗人之珠穆朗玛峰。”[5]尽管如此，山谷诗文中的典故运用虽妙，但黄山谷的诗文毕竟距离我们的时代大远，以其所用之典要成其为一学，这就无论从思想性与实用性的价值都会显得非常之有限，这是无法与毛泽东所用之典相比拟的。仅就此而言，以毛泽东诗文中这183600处典故为基础，将毛泽东运用典故专设为一门学问予以研究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二）从对毛泽东诗文讲话中所用典故古今对比之具体分析，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如果说，上面是从总体的情况来分析的话，那么，从具体的用典情况来看又如何呢？对此，笔者在诸多论文中已有论述，但没有将毛泽东用典与前贤用典作过具体细致的比较。现还是以用典“可称得上中国古诗人之珠穆朗玛峰”的山谷为例作一对比吧！山谷那一首《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云：“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此诗用典历来为评论家所推许。8句用了8个典，真是无一字无来历。第1句中的“爱酒”，典出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言猩猩爱喝酒、爱穿屐。猎人知其性，投其所好，将酒与屐放在路上诱而捕之；第2句中的“能言”，典出《礼记·典礼上》，言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第3句中的“两屐”，典出《晋书·阮孚传》，传中有阮孚之言“未知一生能著几两屐？”；第4句中的“五车书”，典出《庄子·天下》，中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第5句中的“王会”，典出《逸周书·王会篇》，中有“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及四夷也”；第6句中的“石渠”，典出班固《西都赋》，中有云：“天禄、石渫，典籍之府”；第7句中的“拔毛”，典出《孟子·尽心上》，中有“杨氏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第8句中的“杨朱”，典出《列子·杨朱》，中有“今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世，妆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王河鲁先生称之为“当选典归一，众美辐辏”[5]。由此可见，黄庭坚之用典，的确非同寻常。
如果说，黄庭坚用典可称得是一座珠穆朗玛峰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用典则可称得上是数座珠穆朗玛峰。试看一下毛泽东的一次讲话，他一口气就用上三四十个典例、故实，而妙在其言人人能懂。这就不能不令用典专行们惊叹与折服：“1958年5月，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的讲话，为了说明年轻人可以干大事，他一口气从中国和外国历史上举了三四十个年轻有为、发明创造的事例。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到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到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从汉朝政论家、历史学家贾谊，到晋朝的哲学家王弼、到唐朝的大诗人王勃、李贺，到宋朝的抗金名将岳飞；从战国甘罗13岁当丞相，到晋朝13岁的荀灌娘搬兵救父，等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家世、业绩、生卒年月，他侃侃而谈，了如指掌，毛泽东对历史掌故的这种惊人熟悉，使当时在场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瞠目结舌，大为惊讶。毛泽东列举历史人和事，使与会的听众大受教益，对他讲述的观点，印象更加深刻。”[6]
由此可见，毛泽东运用典故，可谓冠绝古今。因此，我们可以说，将毛泽东运用典故当作一门学问、列为一个学科来研究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思考之二：思深意远博众长，千古传流永菲芳
曹丕在其《论典·论文》中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杜甫在其《偶题》诗中亦言“文章千古事”。这些名人名言，从写诗作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这个角度来说，是有道理的。故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写诗作文的炼字炼句都是十分注意的。唐人卢延让在其《苦吟》诗中有千古名句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所言的是作诗炼句之辛劳，也形象地描绘了诗人为炼字炼句心神专注的情景。毛泽东在诗文讲话中妙用典故时，由于他才华盖世，记忆力惊人，当然不至于像卢延让所描绘的那样“捻须”苦吟。但是他是很注重选典炼字的，尤其是能够精选先贤典故和纳其用典之长。故而毛泽东的诸多用典之句至今魅力无穷，亦将传流千古。
（一）从毛泽东在诗文讲话中活用了典故的语言在诸多辞书中的影响，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中国的典故，笔者曾经论及它是中国语言中闪光的钻石，是中国语言中的“全息块”，是中国语言中的“活化石”，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记录与展现。可以说，它是中国语言中的精华与中国人民的智慧的结晶。这样的语言精华，凡是用了典故且用得得体的，其语言必然显得精练厚重、其形式必然显得活泼生动、其内容必然显得丰富多彩，因而有含金量，必然是极富表现力，真可谓有下笔言语妙天下的审美情趣。笔者对毛泽东的诗文、讲话中的语言作了必要的研究，有如下初步的理解与特别的关注。这就是，在毛泽东的语言中，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且在人民群众中影响甚巨的，极大多数是毛泽东在其中妙用了典故的语言。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领略其精妙之所在。
一是毛泽东在其诗文、讲话中运用了的这些典故，绝大多数都被收入了各类辞书，这说明了毛泽东所运用的典故，是极富生命力的。
二是我们将这一些辞书中的典故，联系毛泽东所运用的具体例子稍作分析，就会立刻发现毛泽东运用典故的创造性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比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的《中国成语大辞典》，其中有些属于典故性质的成语，相当多数当是因为毛泽东在其诗文讲话中所运用且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成为了成语，这只要对照一下比较古老的成语辞书便会一看知晓。如“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无不言，言之不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随处可见。毛泽东在其诗文、讲话中，不仅是用到了这些典故的本来意义，而且大多数赋予了其创新的意义。
三是毛泽东在自己的诗文中融入了典故的诗文句，也有不少被编入辞书的。不少辞典中收的新词条，其中有的就是毛泽东运用了典故的语句。比如，朱祖延的《引用语大辞典》，其中就收有毛泽东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粪土当年万户侯”“风景这边独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弹指一挥间”“往事越千年”“一唱雄鸡天下白”“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战地黄花分外香”……[4]又如，《中国成语大辞典》，其中就收有毛泽东的“艰苦奋斗”“岿然不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失败是成功之母”……[7]再如《军事成语》一书，据笔者所考，其中收有毛泽东的军事成语，相当多数是有其来历的典故性质的成语。作为因一个人的一生事业成就中而所创造的成语，在一本含有古今3000余年的军事成语集中，其被编入之多、所占比重之大，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这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继承与创新，也反映毛泽东所创新的具有典故性质的成语所具有的无穷魅力。兹录如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触即发”“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瓦解敌军”“化劣为优”“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以十当一”“以多胜少”“可乘之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各个歼敌”“官兵一致”“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围城打援”“兵民是胜利之本”“局部优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拥干爱兵”“拥政爱民”“明于知彼，暗于知己”“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持重待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临机处置”“待机破敌”“突然袭击”“诱敌深入”“乘敌不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集中兵力”“集中驻止”“善观风色，善择时机”[8]。
四是毛泽东在自己的诗文中融入典故诗文句，有被取作书名的，而在报刊杂志上用作标题的，则常举目可见。如书名《星火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1959年12月毛泽东题写了书名；用作标题名的，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仍然清晰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无诗，但他那些诗的口号却发挥了战斗鼓角的作用，那些诗句的社会应用价值空前看涨，最后泛滥成一片红海洋：‘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宜将剩勇迫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些诗句得到了新的解释。多如牛毛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以‘征腐恶’、‘战地黄花’、‘百万雄狮’、‘金猴’等命名。毛泽东诗词被当作符咒，发挥着超文艺功能，鼓舞人们去横扫一切。”[9]
（二）从毛泽东在诗文讲话中活用典故的语言在当今仍然魅力无穷，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典故要用得好、用得妙、用得活，一般来说是要有较为高深的学问和丰富的经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有驾驭学问的才能和经历。这样的用典诗文与话语，当是可以传流千古的。如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诸多传世名作，皆与他们妙用典故相关相切。毛泽东更是古往今来一位站在5000年中国璀璨文化基石上统贯古今的用典高手，他对中国典故是批判地继承，在运用中多是有所超越、锐意创新的，故其诗文讲话中的用典作品可谓魅力永在。长期以来，不少报刊书稿的文章广为采用毛泽东诗词句为题目：如“中文系毛主席诗词学习小组《粪土当年万户侯——读〈沁园春·长沙〉》，《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76年第4期”“陈靖《风卷红旗过大关——学习毛主席诗词笔记》，《云南日报》1978年9月7日”“［澳门］胡培周《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第1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江草江花处处鲜》，《江西日报》1995年12月25日”。笔者近见以毛泽东的“风景这边独好”为主标题的国家4种主要报纸，在短短的3个月内，便“六现”报端。如：2002年10月19日《中国教育报》的一则标题是《风景这边独好——山西省屯留县一中跨越式发展纪实》；2002年10月28日《中国教育报》的一则标题是《风景这边独好——记跨进新世纪的西安美术学院》；2002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标题是《风景这边独好——龙口市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纪实》；2002年11月1日《光明日报》的一则标题是《风景这边独好——湖南省隆回二中创建省级重点中学纪实》；2002年12月18日《中国教育报》的一则标题是《壮乡风景这边独好》；2002年12月27日《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一则标题是《风景这边独好——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印象记》。而《人民日报》在1997年11月的5日、7日、9日、12日、13日、29日，就分别将“谁持彩练当空舞”“不可沽名学霸王”“神女应无恙”“今日缚住苍龙”（改用）“金秋时节续华章”（改用）用作文章的主标题。在2002年12月19日，就将毛泽东的“而今迈步从头越”相继而用，一为《而今迈步从头越——庆祝福建省晋江市建市10周年》；一为《而今迈步从头越——记丹阳市新区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志康》。至于报刊、杂志、书稿中点化毛泽东诗文中蕴含着典故的妙句为题的，为毛泽东诗词诗意词意作画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进行书写书法的，……几乎随处可见。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经典语言，尤其是这些运用典故的精美语言，依然陶冶人们的情操，鼓舞着人们的斗志，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奏响着前进的号角，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新的奉献！哲人虽巳逝！诗文水流传！因此，建立毛泽东典故学，深入研究毛泽东的用典艺术实属必然与必要。
思考之三：用典研究多论著，成果丰硕待深入
典故之用，即可增强诗文讲话自身的文化底蕴，可以丰富诗文讲话的表现力，同时也是著作者的才华与驾驭语言能力的展示。对于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所用典故，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其用典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探析。
（一）从关于毛泽东著作中典故的研究著作上来考察，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来的攻击与诬蔑，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说成是一批无知无能的造反者、是一批愚氓，“典故”这样高雅的艺术，在他们看来是不会懂得的。所以对于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典故，自从毛泽东著作的问世，就引起了世人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在重庆的发表，有的人便根据毛泽东在该词中的典故，大做文章、大肆攻击毛泽东有封建帝王思想……郭沫若、陈毅等革命者则给予了有力的反击与批驳，并由此而演化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不算小的斗争。直到1958年毛泽东为《沁园春·雪》作注时，人们才彻底明白其用典之意。毛泽东云：“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0]（161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对毛泽东在诗文中用典探讨研究的开篇与继续。
毛泽东的著作集结出版之后，有同志便对其中的典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着手进行研究。但于种种的历史的原因或是出版利润率诸多情况的缘故，使其研究成果搁置时间为期较久。正如陈钧同志在其《毛泽东选集典故·自序》所写：“50年代末期，在戎马生涯中，因为战斗的需要，对《毛泽东选集》论及军事的有关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弄清其中所举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战役，不得不在古代典籍中下一番功夫。比如：找到出处，作些必要的注释等。集少成多略有所得。于是，战友们建议：将《毛泽东选集》中所引文章、典故，进行一次全面的注释；对出处古文，作白话翻译；以便自己和广大青年进一步学好毛泽东著作的有关章节。……”几经曲折与努力，“一部用功6载，搁置28年的通俗学术读物，终于和读者诸君见面了。”[11]在笔者看来，这就是我国目前毛泽东著作（一至四卷）中关于典故研究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著作。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由王玉琮、卢玉珂主编的《毛泽东著作典故集注》出版（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2月版）。在这一部著作中，增加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集）、《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历史典故、成语、古语古词等。这在毛泽东的著作方面内容有所增加，当然，选典的范围了就有所增加。
一年以后，邓立勋所著的《毛泽东用典》一书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是书虽说只有28万字，但以对毛泽东所用之典故的分析见长。
又过了一年之后，由马济彬、贺新辉著的《毛泽东诗文词语典故辞典》出版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版）。这一部著作，在选材的内容上，较之《毛泽东著作典故集注》，增加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典故，当然，在选典的范围上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王大伦、冯超先生，早在1966年就关注、研究《毛泽东选集》中的典故，数十载，锲而不舍，终于撰成有859条、45万字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典故》，于2002年6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的选典以精细、全面、系统而见长。
这是笔者目前尽力所能看到的5部关于毛泽东运用典故的著作。这5部著作，各具千秋，各有侧重，其印数均相当可观，可见读者对这4部著作是认可的，同时也说明人们对于毛泽东著作中的典故是非常感兴趣的。
（二）从关于毛泽东著作中典故研究的论文上来考察，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近几年以来，涉及毛泽东著作中典故研究的论文不少，诸如周啸天在《成都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纵横谈》；颛义在《昭通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对古体诗词发展的贡献》；张延在《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是‘古为今用’的典范》；李左人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在这一些论文中，都论及毛泽东对于典故的运用。
也有的论文是专门论述毛泽东运用典故的，诸如黄世贤在《求实》1994年第1期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典故的运用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徐祝林在《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用典艺术探幽》。然而，笔者所见到这样专门研究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典故的论文是不多的。
（三）从关于毛泽东著作在国内外的影响及其相关研究与毛泽东著作典故研究的对比上来考察，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典故，是一个十分丰富多彩的课题，它再现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它同毛泽东著作的影响以及人们对毛泽东著作的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显得相对滞后，如就毛泽东论著的总体研究而言，早在1992年，就有同志统计过：“大量翔实和比较可靠的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资料开掘；出现了众多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不仅有全国性的组织，还有好多地方组织，学术刊物和研究人员，学术活动丰富多采，已出版的专著有300多本，发表的论文达6000多篇……”[12]就国内毛泽东诗词的专项研究而言，“据初步掌握，国内出版的讲解、赏析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著已有400部之多，发表的论文约2300篇，在社会上反响较大的论著已屡屡出现。”[13]仅就毛泽东诗词的印行情况而言，不管图书市场的情况怎么变化，毛泽东诗词一类的图书销路总是比较看好的，且不提毛泽东诗词在1967年至1968年2年出版各类毛泽东诗词的图书就达200余种，就是“进入90年代，各种新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不断涌现，平均每年有10余种版本问世。……这里收录的毛泽东诗词专集、注释本，计有691种。……本书尽可能收录了1957年10月至2000年8月间国内外500多家出版社和机构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1048种，其中汉文版897种，少数民族版13种，外文版112种，对照文版21种，盲文版5种。据我所知，毛泽东诗词版本的数量远不止于此，还有许多版本，尤其是‘文革’时期群众组织印行的非正式出版物，多流行于民间，各地图书馆未尽收藏，有的已经散佚，致使目前弄清毛泽东诗词版本的确切数字，已属不易。”[14]（3页）这些图书的发行量非同一般，如由臧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4年之内就印行了180000册。毛泽东诗词在海外，除了有数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外，其发行量同样令人惊叹不已。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学者保罗·恩格尔合译的《毛泽东诗词》，1972年出版于纽约。夫妇俩对于毛泽东诗词在国外的发行情况有所了解。聂华苓曾经颇为感慨地说：“据说已经售出的毛泽东诗集达75000000册，完全比得上有史以来所有用英语写作的诗人的诗集的总和。”[15]毛泽东的著作在海内外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而其中的典故，在其著作、尤其是诗词中占有显著的分量，对其典故进行系统之研究，是人们全面理解毛泽东、全面理解毛泽东著作的精髓和准确翻译介绍毛泽东，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对于毛泽东是如何将古今中外那意蕴深厚的典故，是如何化为对读者具有魅力无穷、精妙绝伦的美妙语言，就显得大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与要确立毛泽东妙用典故的一门学科来讲，仅仅是靠上面这样一些关于典故的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
思考之四：蕴涵深刻为现实，“二度创作”意境新
典故的运用不在于守成，守成，易使典意腐朽僵化，而应用是在于用典的创新，创新，方能使所用之典产生新的生命力。笔者在论及“蕴涵深刻为现实，‘二度创作’意境新”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一看前贤用典这种“二度创作”的情况，以加深我们对于毛泽东用典当是其“二度创作”的深刻理解。
宋人晏殊《蝶恋花》词中有句云：“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的《蝶恋花》是写闺阁中女子对远行之心上人思念之情的。此3句颇为情深，有突出的人物形象；宋人柳永《凤栖梧》词中有句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的《凤栖梧》通首写男女之间的无限情意，这2句形象地将男女之间的痴情痴意描绘到了极至；宋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在元夕之夜灯节美景，可谓笔笔精彩，特别是其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竟把所寻觅的心上之人顿现眼球之内的惊喜、幸福且具辛酸之感的瞬间妙入笔端，可谓神来之笔。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更有用典大家王国维将这3位词作高手的名句浑然一体地纳于笔下，变成了用以论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三境界”。他这样写道：“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这两句可能是误记或所据版本不同所致——引者），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16]（76页）王国维的这种借用典之法独创著名的论学“三境界”说，将人生在对科学与艺术的追求、奋斗过程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成就的情境作了深刻的揭示，已成千古不朽的学术名论。这一千古不朽的学术名论，从用典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一种绝妙的“夺脱换骨”的“二度创作”，给我们对于什么是用典中的“二度创作”，以生动而形象的示范并获得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伟大的诗人，他的妙用典故的“二度创作”，就不仅仅是表现在学术上，更多地则是表现在借助用典，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以指导实际斗争，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实有建立毛泽东典故学的必要。下面从两个方面简作分析。
（一）从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典故是毛泽东的“二度创作”上来考察，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典故是一种特殊的语料。所谓特殊，就是说，它们的本身，或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或是一个表示某一种特定意义有来历有出处的词语。有的典故，其本身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给人们带来浓厚的兴趣。当人们一旦运用到它的时候，它就在为运用者服务，它就会出现为运用者所需要的新的意义，或称之为派生意义。因此，典故的运用，其实际上就是运用者的一种“二度创作”。
所谓“二度创作”，就是说，在原有典故内容的基础上，运用者将其置入一定的语言环境之中，用以表现时代的特征，或是尽情地舒展自己的想像，或是让自己的语言内容丰富、流畅而自然，或是用以展现语言的壮美与情感之美……从而产生用典者所要预设的某一种派生意义，这样一种派生意义，也许就是杨义先生所说的：“一般说来，直觉是始生性文化现象，用典是再生性文化现象。”他接着列举了李白为例这样写道：“直觉与用典，是诗学领域的两种文化现象。一般说来，直觉是始生性文化现象，用典是再生性文化现象。比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直觉。但据传他梦见族弟谢惠连，似有神助而拾得此句，因而李白《送舍弟》云：‘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这就成了用典，成了对谢直觉的再生性处理。”[17]这样一种派生意义，除了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用典意图之外，还给予了读者以丰富的联想余地。具体到毛泽东的用典，尽管其用典内涵确定而明晰，但还是留给了读者深入理解和想像的余地。其诗词创作尤其如此。可以说，凡是毛泽东用了典故的地方，均将典故与社会现象的实践巧妙嫁接，其实这就是毛泽东的一种“夺脱换骨”的“二度创作”。
（二）从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典故亦是读者的再度创作上来考察，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典故的运用包蕴了创作与接受的双向内蕴，创作和接受之间是二者缺一不可的。这种接受，既有实用基础上的接受，也有审美基础上的接受。正因为如此，所以“典故”的妙用是毛泽东的“二度创作”，而其价值的实现则有待于读者的阅读理解。而读者的阅读理解，是创作者文本即毛泽东的用典文本不可替代的再度创作重新领会的过程。更为直截地说，就是读者在“披文入情”地阅读毛泽东的用了典故的文本过程中，一方面会细心体会毛泽东用典文字的要旨并与之产生同情同感并引起共鸣；另一方面，读者还会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到这些用典文字上，使之染上读者自我浓厚的情感色彩，故而这些用典文字中又自有读者的“自我”存在。清人赵翼《闲居读书作》一诗云：“人面仅一尺，竟无一相肖。人心变如面，意匠独戛造。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要。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此诗可谓读书、论文、鉴赏心得的绝妙之作，它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读者的接受活动是一个再创作过程的真谛之所在。据刘汉民《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一书所载，当周世钊与毛泽东谈到解诗时，毛泽东说：“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在对某一首诗或词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上，往往会出现理解和解释人的水平超出原作者水平的情况，这是不足为奇的。”我想，这就是毛泽东对于读者的阅读文本为什么是再度创作最为有力的论证。
且看鲁迅《自嘲》诗中的“千夫指”、“孺子牛”，与毛泽东读后对“千夫指”、“孺子牛”的理解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鲁迅的幽默自嘲诗，在政治家眼里竟成了对革命者与群众关系的论述，成了无产阶级战士立场坚定爱恨分明的自白。即使鲁迅是革命战士，在‘请亚子先生教正’的条幅上何至于写此表态文字。而据鲁迅致友人信看，‘千夫指’不过是说‘上海文坛小丑，造作蜚语，力施中伤。’‘孺子牛’海婴而已。读者尽可有不同理解，也可加己意引申利用，但非作者原意。不过毛解一出，众人就多千口一词了。且鲁迅诗句竟成了政治问题。1944年1月山东文协给中央总文委电报，就‘千夫’是否指‘大众’而请示。而2月8日回电中，毛坚持‘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即坚持指敌人。”[18]这就是鲁迅用“千夫指”、“孺子牛”典故的“夺脱换骨”的“二度创作”意义与毛泽东阅读鲁迅诗中典故的再度创作最为典型的一例。特别是联中的“孺子牛”，经毛泽东接受后的再度创作，既是实用性的，亦是审美性的，虽说已经超越了该典故的本义，变成了一种“孺子牛”精神——即崇高的奉献精神了，如果我们从是再度创作的角度来看，我看这是无可厚非的。
由上可知，如果说毛泽东的用典也是他的一种“二度创作”的话，那么，同鲁迅用“千夫指”“孺子牛”典故一样，他的用典只是完成这种“创作”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还必须由读者（即接受者）来完成。作者用典得于其心，读者理解其典会之以意，触类而旁通；就是说，读者积极地参与用典者文字的精神创造，方能提高用典文字的质量。更具体地说来，就是读者在毛泽东用了典故（包括有来历有出处的话语）的地方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各方面的经验及知识水平，发挥自己阅读欣赏的主观能动性，重新建构审美客体的积极接受活动。这种接受活动，除了对于毛泽东所用典故的主观意图进行充分地理解与领会之外，还会对毛泽东的用典文句的主客观命意进行发掘，全方位地进行探索，在接受中甚至有超越，由此及彼地进行联想、理解、比较、分析……从而领会其创作之旨意，或曰其赋予的派生意义。当毛泽东将“典故要置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通常就会出现两种互相融贯互相影响的效果：一是诱发读者的丰富联想，从而大大增加语词的感染力量和文化容量；二是‘使人想起许多思想’，从而形成《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赞扬的‘文外之重旨’。例如，我们读到‘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一句，眼前会立即联翩浮现出黔敖与饿者叠映的形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的形象，饿死不领救济粉的朱自清的形象，乃至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形象等等；脑子里会‘想起许多思想’，气节、人格、自尊、爱国主义等等。这些形象互相感染，这些思想互相发明，最后熔化在一起，爆发出强烈的震撼力量”[19]（470-471页）。应当承认，这种震撼力量的获得正是读者在毛泽东用典文字基础上再度创作后的结果。
毛泽东诗文、讲话中所妙用的典故，是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典故，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其进行过改造的典故，是蕴含着毛泽东思想的典故，它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当我们读完其所用的典故之后，所爆发的当然是指导我们当今革命和建设的、为使我国尽快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强烈的震撼力量。可见，毛泽东诗文讲话中所用之典，与以往诸多用典大家所用之典，有着本质不同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进一步研究毛泽东运用典故、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依据所在。
从毛泽东本身用典十分通俗易懂的客观实际来看，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一贯十分注意和一贯倡导的，说话要看听众，写文章要看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的用典，不管怎么样高深或生僻的典故，一旦毛泽东用上，就会变得通俗易懂起来的原因之一；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的用典，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富有中国特色、能展示出一位真正的用典大家的风范原因之所在吧！
因此，从上述“再度创作”这一种意义说来，毛泽东所用之典故，决不是“吊书袋”式地为展现才华、为用典而用典，其所用之典，均具有极大的包融性和派生性。在古今的用典大家中，是最具典型性的第一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将毛泽东运用典故专设为一门学科并作出专门研究的缘由之所在。
思考之五：“垂范”后世树榜样，解疑答难启迪深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要不要运用典故？该怎样去用典？一直是有争论的。笔者认为，这样一些争论是正常的，但不是不可以得到解决的。
首先，对于要不要用典的问题，笔者对于胡适提出“不用典”问题的论说，通过对毛泽东的用典探讨，已经有了系统答复，就本文的相关论述中，亦有明确的论述，在此就不多赘言了。
现在的问题是该怎样去用典和在用典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的问题。这里大概有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与讨论。
（一）从关于“堆砌典故释典烦”的问题，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文中堆砌典故释典烦”，这是我们在阅读一些文本时，常听到或见到人们对某些用典者的批评言语，尤其是一些翻译者为之叫苦。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呢？这里有一个读者对象的问题。如果说，对于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一句诗词或一段古文中，多用几个典故，在他看来，此段诗文简练、达意、内蕴丰赡，其结论很可能是称赞作者用典之妙；而对于其他方面的学者或一般的读者，遇到一句诗或一段文章中多用了几个典故，也许因急于要读懂，费去了他不少查找典故的时间或者他根本上就无从下手去查找典故，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结论是这些诗文在堆砌典故，难读、难懂、令人心烦！甚至于认为不知其所云。比如西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有：“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这里仅仅只有7个短句，就有6句用典。如果对于这6处用典一点也不懂得，或是觉得查寻费力，说这就是堆砌典故，这就是邹阳在向梁王卖弄本事，似也说得过去。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后便知：所谓“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乃言楚人卞和献玉——“和氏璧”之典，知此典，即知此文意；所谓“李斯竭忠，胡亥极刑”，乃言李斯竭忠为秦，却为赵高所陷害，秦二世将其腰斩于咸阳之典事；所谓“箕子阳狂”，乃言商纣王荒淫无道，其叔箕子屡谏不听，箕子恐有杀身之祸，借装疯以避之；所谓“接舆避世”，乃言楚人陆通（字接舆），面对楚国的混乱局面，深感难以挽回，于是佯装疯癫而不肯出来做官。我们了解了邹阳在这里所运用的典故，不能不称赞其用典之妙，其妙在用那简省的文字，十分有力地论证了自己在开篇中关于“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的观点，十分深刻地表明了自己上梁王书的本意，实乃精妙之言。
诗词是语言艺术高妙的展现，诗词是篇幅特别短小、故而为使用语言相当精练的文体，同时又是一种受到各种制约最多的文体。而在诗中妙用典故，则往往是扫除上述制约，达到给人以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当然，在扫除上述制约的同时，也会给人读诗设置“障碍”，给人以“陌生”之感，读诗者正是凭借自己的解典能耐体味作品那种风神远韵的审美特质，而从中获得愉悦和审美的享受。对此，读者与诗家多有体味，为省篇幅，恕不举例。
故而笔者认为，对于他人的用典，绝对不能轻率地批评这是堆砌典故，恐怕还是先解剖解剖自己为好。而对于用典的“他人”，当然应该尽量做到用典的大众化，像毛泽东一样，诗文讲话所用之典要看对象，尽量做到用典能使人人都懂、或不解典意也能懂诗意。当然，为用典而用典，东拉西扯地滥用典，这样的作品是没有艺术品位的，终究会难于存世的。如明人李梦阳《塞垣鹧鸪词》云：“秦时明月玉弓悬，汉塞黄河锦带连。都护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甘泉。莺闺燕阁年三五，马邑龙堆路十千。谁起东山谢安卧，为群谈笑靖烽烟。”全诗均是用唐诗化用而成，将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高适的“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尽纳入己诗，诗作虽说颇有气势，但诗的旨趣不明，被人们叽为“抄袭”，乃势所必然。
（二）从关于“用典生僻解典难”的问题，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我们一谈到典故的运用问题，人们也会提到一个用典是否生僻的问题。其实，关于用典生僻的看法与关于用典堆砌的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与读者相关相切。现举一典型事例剖析之。古今之人，对于黄庭坚的用典，言其用典生僻者众，赞其用典绝妙者亦众。
斥其用典生僻者，多有其人，如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有云：山谷“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深厚”；南宋张戒在其《岁寒堂诗话》中斥之曰：“补缀奇字”“冶容太甚”……实乃“诗人中一害”；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曰：“熊蹯鸡肋，筋骨有余，而肉味绝少……黄鲁直诗，大抵如此”；王夫之在其《姜斋诗话》卷下则云：“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鳍鲨也。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这一些论调，至今仍有其深刻影响。凡是人们论及用典生僻，多是必举黄庭坚为例。
赞其用典之笔妙者，亦大有人在，如南宋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下），借蔡绦之语，称黄庭坚用典驾驭自如、用典能出新意，有如出自其肺腑之官。所引之语云：“妙脱蹊径，言谋鬼神，惟心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对其用典评价何其高也！清人翁方纲则对指斥黄庭坚用典者予以反驳，说你们这些人不是合格的读者，不识货……在其《复初斋文集》（卷29）《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中言：“鄱阳许尹序曰：‘其用事深密，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宠渔猎，取诸左右，后生晚学，此秘未睹，夫古事非出僻书典故，亦非难事，何秘之有乎’？吾乃叹此言之深中后人痼疾，而积学之非易也。”
由上观之，读用典之诗文，有一个读者的“识货”水平和一个兴趣爱好的问题。像宋人魏泰、张戒，明人李东阳和清人王夫之这样的学者，不能说他们是因读不懂而批评黄山谷，恐怕是“青油炒菜，各人所爱”罢了，只能说他们不爱好读黄山谷的用典之诗文罢了。但笔者认为，大多数情况还是一个读者识典的水平之高下的问题。
所以对于用典，不管是“青油炒菜，各人所爱”也好；不管是“用典的成立，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作者所用之典必须是读者能够理解的。如果读者读不懂，那么这些典故就成了饭中的砂子只能起到硌牙的作用”[20]也好；抑或是视典故为一种艺术符号，称“这些符号，正因为它有古老的故事及流传过程中积累的新的意义，所以十分复杂晦涩，就好像裹了一个不溶于任何液体的外壳的药丸子，药再好，效果也等于零，因此它是一种没有艺术感染力的符号。它在诗歌中的镶嵌，造成了诗句不顺畅，不自然，难以理解，因而造成了诗歌的生硬晦涩、雕琢造作”[21]等情况。这些情况，就是葛兆光先生《论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特殊意象的分析》中的所设计的“二律背反”式的命题中的“反题”。这样的标准是任何用典者都无法把握住的。那怎么办呢？典故还是要用的，典故是可以用的，用典的好处是诱人的。用典是否生僻，是要受到用典作品效果检验的。关键是要用得好、用得活、用得妙。然中国典故，浩若烟海，谁也难于通透无遗。就像北京大学张岱年这样的著名学者，面对典故，他也不是一看就知晓的，也得要借助工具书。为此，他感慨尤深并提出解决办法说：“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几千年的学术史。自古以来，典故很多。‘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用典’，现在我们也说最好不用典。古人的文章是有很多典的，我们看古代的著作会碰到很多典故，那就需要查典故，这个典故什么意义，就该查一查。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一个典故、名句大成，把古代的典故、名句收集起来，并能很方便地进行检索，这对于读古书会带来很大的方便。”[22]
看古今之人用典，毛泽东当为第一用典妙笔，如何才是用得好、用得活、用得妙呢？毛泽东的用典为我们提供了榜样，笔者在《万里之河可探源，千寻之木能见根——试论毛泽东诗文讲话中活用典故之源》《胸藏典故万万千，驱策调遣任自然——试论毛泽东在诗文讲话中运和典故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与八种基本形式》《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试论毛泽东诗文讲话中运用典故的22种基本手法》《陈醅佳酿香愈醇，新翻杨柳绿意浓——试论毛泽东诗文讲话中运用典故的思想风格与艺术特色》等文论中均多阐释。因此，将毛泽东运用典故当作用典的一门学科专门研究是颇有必要的。
（三）从关于“语言的碰撞”问题，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在科学的研究上，在研究同一个项目时，科学家在攻坚时，有时候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在攻克同一个“难关”时，会同时有其新的发现或发明；在军事上，“英雄所见略同”的现象并不罕见；在诗文的写作时，也免不了有“巧合”“偶合”“暗合”的现象发生。这样一种“碰撞”实际上是一种“智慧的碰撞”。“得句疑人有”这样的创作心态，正是上述现象在创作者心中的反映。
我们在探讨诗文的用典时，有的诗句、文句，有可能并不是用典，也可能是创作者与前贤在用句上的一种“暗合”。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我想，品析诗文的读者们，也就没有必要硬要将某些句子往典故拉在一起。我们在探讨毛泽东的诗文用典时，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亦是值得注意。切忌牵强附会，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探讨研究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用典，也有一个读者在鉴赏研究中的再理解、再度创作的问题，对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语词有时会联系到与这一语词相关的典故，去进行分析、品味，我看也不必对读者过分苛求与指摘，只要能有利对毛泽东诗文本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即可。
人们在研究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用典时，对于这个所谓“语言的碰撞”问题，人们上述研究态度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从关于用典中某些旧典趋于“消亡”和某些新典的“短命”问题，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李晓晔先生在其《用典琐谈》一文中提出了某些旧的典故在趋于消亡和新的典故的“消失”的问题。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在古代的2000多年中，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文化背景相同，对典故不存在任何理解上的障碍，因此用典能起到一种默契于心，意味隽永的效果。而对于现代人来说，用典开始出现了一点问题。由于100多年来，中西文化急剧碰撞，中国社会的变化天翻地覆，四书五经已经不再作为学生的必读之书，因此许多古代的典故趋于消亡。例如，我们还可能理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谢指的是什么人，但知道‘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诗句中究竟所用何典的人就不多了。古代典故的逐渐减少，意味着传统离我们越来越远。不过，虽然一些古代的典故在消亡，但是与此同时，大量新的典故又在不断产生。这些新的典故有一些是近100多年来产生的，还有一些是从国外引进的。前者诸如‘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后者诸如‘十月革命’、‘滑铁卢’等。但是，与古代的典故相比，新的典故产生得快，消失得也快。像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什么‘客里空’、‘三支两军’等等，现在已经鲜为人知了。……”[20]
笔者录下这么一段，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现实而又客观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典故从广义上来看，在某一种意义上说来，它是一种历史的记录，不过这一种记录是历史“语料”的记录罢了，是诸多历史故事、故实的高度浓缩罢了。它是不管人们忘不忘记它，都客观地存在着，故有“化石”之称，一旦当你妙用它时，它就会被“激活”起来，变成“活化石”，在你的作品中闪现着光芒。毛泽东在诗文讲话中所用的典故，在一般人看来，这只不过是“化石”而已，但正是这些“化石”，不是一到毛泽东的笔下，便会被“激活”起来而独放异彩吗？因此，典故的消失得快与慢，这只是相对而言，但它作为“语料”或曰“化石”，一旦遇有高手，它就会有如故物遇故主一般被运用自如。
由此可见，只要典籍在、典故在，我们随时可用可查，不能因某些旧典的“消亡”和新典的“短命”而发愁。我们在学习与解读毛泽东诗文讲话中所运用的诸多典故，当我们为理解毛泽东所用之典的深层意义时，为寻其典源，不就是依靠典故辞书而解决困难的吗？
（五）从网络时代要不要用典和怎样用典的问题，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李晓晔先生在其《用典琐谈》的结尾写道：“在网络时代，还要不要用典？又怎样用典？这个问题已不期然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笔者以为，中国的典故，作为一种语言的“全息块”“活化石”“语言中的钻石”，作为涵盖了相当一部分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人名、事件、故事等等的重要“语料”的“信息库”，它会无时无刻地进入我们的民族语言之中，这当然包括了我们的网络时代的语言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当然，与诗词等文体相比，用典的情况可能相对要少得多，这和我们在非网络时代一样，也要视文体而论。如《南昌晚报》2003年3月30日14版的标题：《美战争规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该报在同年6月10日16版的标题：《伊战曝出“潘金莲”案，美大兵横刀夺爱引发情杀》，该报2003年7月14日9版的标题：《南昌量贩式KTV火过了头——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价格战打成一团》，等等。当这样的文字进入网络，其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和“潘金莲”以及“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样的典故，不也是精彩的网络语言吗？
毛泽东的诗文讲话，可谓众体皆备，他公开发表的2088篇文章中，采用过60多种文章体式[3]。在他的这些文章中，几乎没有不涉及到用典的。我想，这就是对于网络时代要不要用典的重要启迪。
（六）从关于用典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严肃的法律问题，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用典与“抄袭”“剽窃”，怎么会牵扯到一起来呢？初听颇觉奇怪，然而客观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从宋人黄庭坚用典遭人指摘批判算起，这个问题的论争可谓已近千年之久。然而除了争论不休之外，无人系统一论以作出评判。现在法纪严明，“抄袭”“剽窃”是犯法的。因而对此问题必须评论，认真探讨，以别是非，实显刻不容缓。
1.用典作品常被人们与“抄袭”“剽窃”划上等号
人们在运用典故的时候，特别是在运用语典的过程中，当引用、点化、集用、概缩、藏引、延展、增用、截用、反用或剥用前人作品成为自己之诗文时，往往被人视其为“抄袭”或曰“剽切”，因而遭到指责或是惹出官司，然细而察之，笔者却不能苟同。
宋词中引用、点化、反用前人（尤其是唐人）诗入词，几乎是一种常见现象。而黄庭坚还有这方面的理论名言曰：“夺脱换骨”点铁成金”。因此而挨批最为厉害者当首推黄庭坚。古人说他“抄袭”“剽窃”者众，今人说他“抄袭”“剽窃”者亦不少。金人王若虚在《滹南诗话》（卷3）中云：“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清人冯班在《纯吟杂录》中云：“夺脱换骨，宋人谬说，只向古人集中作贼耳。”当今大学者刘大杰教授在其《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中则断然而言道：“他的所谓点铁成金，是取古人之词，加以点化；夺脱换骨是袭古人之意，加以形容。表面似乎是推陈出新，实际是教人蹈袭剽窃。”此论影响深远。有的学者更有具体分析黄庭坚“抄袭”“剽窃”之例，但又不理解像黄庭坚这一样一位“文抄公”怎么会是大学者、大诗人、江西诗派领袖。现试举评山谷诗一例，因该例多有情趣，且十分典型，短小而精悍，故引而简作分析。桂向明在其《“抄袭”大师黄庭坚》一文中写道：“读《容斋随笔》，在《黄鲁直诗》题下有这样一段文字：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水空自爱，孤鸾舞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依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自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翦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这等于一次大曝光。黄庭坚已经构成侵权行为，好在当年没有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否则，原作者或其后人完全可以和黄对簿公堂，打一场稳操胜券的官司。……”[23]这篇精妙的短文列举了黄庭坚几处“抄袭”的典型诗例，“抄袭剽窃最严重的就是字抄句袭”[24]（187页）。故黄庭坚被人们称其为“抄袭”大师。
2.用典作品不能与“抄袭”“剽窃”划等号
就上述所举黄庭坚的作品而言，人们以此为例，将用典作品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不妥的。其理由如下。
笔者以为，从用典的角度来看不能视黄庭坚为“抄袭”“剽窃”，这除了黄庭竖提出了他所自道“古之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料，点铁成金也”这一用典理论外，更为主要的，还是黄庭坚基本上实践了他自己“点铁成金”的理论，正如桂向明所言的“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所以不能称其为“抄袭”“剽窃”，因为点化作品与“抄袭”“剽窃”的作品不是同一概念的作品。桂向明之所以在断定黄庭坚“抄袭”“剽窃”的同时，又持疑虑之态，正说明了这一点。
再是徐陵的《鸳鸯赋》或是白乐天的《黔南十绝》《寄行简》《岁晚》，在黄庭坚时代的一代诗人们，当多是了解的，黄庭坚化用上述诗而成己作，等于引用或化用的出处是详明的，有明确的出处，并未掠人之美。因此，我们最多只能称黄庭坚诗是上述诗之剥体之作而已，而不能称这样的用典作品是“抄袭”“剽窃”之作。
其三是黄庭坚的《题画睡鸭》或改白诗之作，虽然取用了徐陵、白居易诗作中的句子或句意，但他用来描绘的表现的是自己要赋予的意向赋予了自己的新意揭示了画意、开创了新境、诗画互补、诗味浓郁。这正如殷光熹先生所言：“黄庭坚主观上是想一反晚唐以来的陈言俗调，显出自身的特点。所以他在材料的选择上，尽量避免熟烂俗套、生吞活剥，力求变化出奇。这在诗境的开拓、语言的独创、反对庸俗化等方面都是有意义的。正如他说：‘文章最忌随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黄庭坚在取古人‘陈言’或现成诗句进行重新拆卸组装的同时，往往自出新意，艺术性更高，有些诗，确有‘点铁成金’之妙。”[25]其《题画睡鸭》诗，当属点“银”成“金”之作吧！据此，我们也不能说他是“抄袭”或“剽窃”。
其四是通过对其作品的具体考察可知，说黄庭坚“抄袭”“剽窃”是不符合事实的。李泽民先生经过考察后说；“从黄庭坚的诗歌创作来看，‘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说，也并非提供‘蹈袭剽窃’，说他的诗有不少是‘模拟、剽窃’之作，是不符合实际的。他的近2000首的诗中约有三分之二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作只是极少一部分。在这些诗中点化前人作品也基本上做到了‘以故为新’。”[26]李泽民先生从“借用前人的词语”“点化前人的诗句”“化用前人的诗意”“借用前人的语句结构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了黄庭坚诗中点化前人作品也基本上做到了“以故为新”。黄庭坚亦是名重古今的大书法家。他喜欢书写前人的名诗名句，后人编纂不慎，误为其诗而收入其集子中，这当然不能说是黄庭坚在“抄袭”“剽窃”，这一点，李泽民先生也指出来了。高锋先生通过对黄庭坚的用典研究后指出其用典之妙说：“黄诗的用典不仅显示出其学识的渊博，而且使作品增强了感情的厚度和思致的深度，具备了苍劲古朴的风味，让人咀嚼不尽，沉吟再三。……黄诗的用典左右逢源，不仅扩大了语言载体的涵量，为诗歌表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由于翻新出奇，又能激起读者阅读上的新奇感和兴奋感。”[27]可见，他们对黄庭坚的研究是深入的，当是可信的。
其五是类似黄庭坚这样借诗用典或曰剥用成诗者，泱泱赤县，自古就是诗人国度，这种现象古今随处可见，有其发展历史，并非黄庭坚创始，亦非黄庭坚绝后。由黄庭坚用典上溯至《诗经》，就有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入诗，后来的屈宋骚体，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常入其诗，两汉文人诗作，亦不乏用典，待汉末建安，由于诗章之盛，典故入诗乃为常事，曹操诗之用典尤以其《度关山》《短歌行》《善哉行》独得其妙。及至魏晋南北朝以典抒情说理随处随时亦可见，用典之风未衰。到得有唐一代，用典之风盛行，用典之法已相当精熟。这都为黄庭坚提出“无一字无来历”“点铁成金”的用典理论与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黄庭坚之前类似黄庭坚这样的作品并不鲜见，如唐代神秀（606-706年）作有：“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慧能紧接着的一首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是禅宗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而慧能出身贫寒是个舂米的下等僧。弘忍要寻觅新的传人，要众僧作法偈，以观修行。弘忍并不考虑慧能出身低下且有“剽窃”“抄袭”神秀诗的语句之嫌，而是赏识慧能诗的创新精神，为此而给慧能受法衣，为禅宗六祖[28]（977-979页）。
3.属于创作手法和修辞手法的用典作品与关于“抄袭”“剽窃”的法律法规“撞车”现象急待解决
诚如前述，视黄庭坚的用典作品为“抄袭”“剽窃”古今不绝，当然也会影响到当今。但笔者细览古今关于“抄袭”“剽窃”的具体定义，与用典创作手法和用典修辞手法的理论与实践相比，似乎显得比较简单粗疏。这样一来，就容易出现在认定时与用典作品“撞车”的现象。因此，“抄袭”“剽窃”的界定当有更具体的内容和细致的标准才是。
(1)“抄袭”“剽窃”的界定当应有更为具体的内容和细致的标准以有利于法律的认定
从上所述情况来看，本文已将借助用典创作手法和修辞手法而创作的用典作品，不是“抄袭”“剽窃”作品，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作了系统的论说，我以为是客观的和事实求是的，不是把着眼点拘泥在字词有多少与被沿袭的作品相同之上，而是定位在那“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品是否真的是“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上，亦即是否真的富有创造性上。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政策和法规又是怎样去认定“抄袭”与“剽窃”的呢？“【抄袭】将别人的文字劳动成果窃为己有的卑劣行径。窃取的对象既包括已发表的，也包括未发表的。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表现。亦称‘剽窃’。其手段包括：原文照抄照搬；改头换面，变更原作中的个别字词句；套用原作的主题思想、主要情节。”[29]（34-35页）“【剽窃】亦称‘抄袭’。以照抄的方式将别人的作品（不论已发表还是未发表）的全部或部分窃为己有，并以照抄者名义拿去发表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属于侵犯版权罪。”[29]（96页）对于这种界定，据笔者所知，世人均无异议。就连最具有权威性的大型辞书1999年版《辞海》也说：“【抄袭】窃取别人的文章以为己作。《红楼梦》第84回：‘不能自出心载，每多抄袭。’”“【剽窃】抄袭；窃取他人的文字以为己作。归有光《与沈敬甫小简》：‘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据200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第7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示〉的决定》修正）第五章
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五）剽窃他人作品的；……
”“……将他人作品改头换面作为自己作品发表的称为剽窃。抄袭、剽窃既侵犯了原作品作者的权利，也欺骗了社会公众，《著作权法》对其给予严厉的打击。”[30]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用典中的摘句手法、集句手法、引用手法、概缩手法、扩变手法、巧易手法、兼连手法、剥用手法、巧续手法等等，特别在诗词创作运用上述手法而创作的作品，笔者遍查有关法律法规发现，当有人径自将其与“抄袭”“剽窃”划等号，硬要将其说成是“抄袭”或“剽窃”时，作者有时是有口难辩甚至难逃法网，起诉者确能“打一场稳操胜券的官司”[23]。因为“抄袭”“剽窃”的定义没有更为具体地顾及用典中的某些作品的具体使用对象与语境，因而往往会将某一些用典作品视为“抄袭”“剽窃”现象予以批判就在所难免了。
笔者考察用典手法的历史，已达数千年之久，而且这种创作手法的运用有着日益发展不可遏止的势头。思其原因，正如我国知名学者杨义教授所言：“中国文字（汉语）是一种超集码的文字，很难在世界上找到另一种文字如汉文字一样，在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源远流长、新陈交织，有强大的凝聚力，又需要不断地激发其活性的文化网络。典故作为这种文化网络中的纠结点，尤其如此，它的创造有其渊源，它的领会、再使用又有其历史。典故作为携带着文化涵量和生命体验的遗传信息单位，被诗人常常用来沟通历史精神与现实生活。典故可以刺激联想，使用得当，不乏一以当十的功能。”[17]（9页）由此可见，典故不得不用，但“抄袭”“剽窃”也不得不惩。用典之法是在沿袭中革新，但万变不离前面所述诸法之宗。据笔者手头的资料，仅就某些人们视为“抄袭”“剽窃”样式特别“典型”的剥体诗、联而言，就可出一大本书。在这些作者中，有我们党的领导人如伟大领袖毛泽东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及曾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等同志。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我们的法律研究工作者和文学、语言修辞研究工作者，有着义不容辞的细微研究与确切界定的责任，决不能让用典之作与“抄袭”“剽窃”相混，决不能让在这类作品上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的局面再继续下去了！
(2)从《好汉歌》被视为“抄袭”“剽窃”之作而引发的舆论之争和对簿公堂的诉讼论辩的具体实践来看，“用典”“抄袭”“剽窃”的界定急待深入探讨解决
一场官司要是打起来，无论是对原告还是被告，都是一件费时、费事、费精力的头疼事。1998年元月，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的主题歌曲《好汉歌》，随着该电视连续剧的播出而唱遍了大江南北。歌儿唱罢，官司乍起。似评说黄庭坚用典一样，言其“剽窃”者有，赞其运用之妙者亦有。1998年5月28日，刘鸿志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好汉”与“王大娘”咋就么这么像》一文，认为《好汉歌》很像民歌《王大娘补缸》。6月8日，《法制文萃报》另以《〈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竟是剽窃之作》为题，全文转载了《羊城晚报》的文章。8月5日，《好汉歌》的曲作者赵季平，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刘鸿志以及《羊城晚报》《法制文萃报》侵害其名誉权。11月18日上午，朝阳区法院酒仙桥法庭开庭审理此案。出庭的四方代理人各有说法：赵季平的代理人称“《好汉歌》是优秀音乐作品”；刘鸿志的代理人称“文中并无见贬损之意”；《羊城晚报》方面认为“实属正常的艺术讨论”；《法制文萃报》方面称“没有曲解或篡改原文”……“使用‘剽窃’一词符合刘文本意”……[31]本案审判长张维平抓住了创作中的借鉴问题，拟请有关权威部门对《好汉歌》的创造性进行鉴定，这从用典的角度来看，实际也就是一个用典的创新与否的问题。对于这是否是在借鉴中创新的问题早在审理之前，西安音乐学院院长罗艺峰教授在答问中就称：《好汉歌》是一首有自己的创造、又不脱离民族传统的好歌，……实际上，《好汉歌》是作者创作的各调（如开头的起始句）与民间曲调《锯大缸》有机的融汇创造，可谓天衣无缝，恰到好处。……罗艺峰教授还列举了大量的例证，否定《好汉歌》为剽窃之作[32]。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高建群则以“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创作为例（有“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在6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整理、改编的作品有300多首，加上自己创作的歌曲，一共是700首左右——引者据1995年11月4日杜冰冰《走近那个生命传奇——王洛宾与他的500年计划》一文所引），以著名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五成以上的诗句都是现成的陕北民歌歌词为例，以施耐庵的《水浒传》就是由《荡寇志》先粗疏地记录，最后由施耐庵连缀成篇为例，论说《好汉歌》非“抄袭”“剽窃”之作[33]。梁茂春则撰文称赵季平的综合借鉴，正是《好汉歌》的巧妙之处，也是作曲家赵季平的高妙之处。作者还列举了《东方红》《草原之夜》《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为例，称《好汉歌》是一曲经过了“脱胎换骨”变化的好歌[34]。
兵法有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平心而论，用典中的诸多手法的运用，用得不好，确有“抄袭”“剽窃”之嫌，故时有运用者自谦、调侃为“偷句”。如鲁迅在作《七律·自嘲》时，自谦其中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偷得半联”。然运用得妙，则会展现出继承发扬、推陈出新的全新的美学效应，亦是识别界定用典与“抄袭”“剽窃”的分水岭。据此，判断赵季平的《好汉歌》是否“抄袭”“剽窃”同样要看其“曲典”是否“运用之妙”。这场官司历经两年之久最终水落石出。据2000年6月6日《江南时报》第8版载，法院援引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称《好汉歌》汲取了民间音乐的精华，“是采用民间音乐素材的再创造，这是专业创作中的手法，正常允许的，几千年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民间音乐历来都是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民间音乐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任何人都有权依据自己的创作需要在不同地区进行不同形式的运用。所以，《好汉歌》绝不是抄袭之作，是赵季平汲取民间音乐营养创作的。”既然法院亦肯定“《好汉歌》绝不是抄袭工作”，那么，有的同志为什么会说是剽窃之作呢？据笔者手头的资料所知，自有人批评黄庭坚多抄袭、剽窃之作以来，一直未有人对抄袭剽窃的概念没有像用典那样作为十分深入细致的探讨，以致有同志见有的变故出新作品视为抄袭、剽窃，我想，对于“抄袭”“剽窃”这一概念的全面探讨、详细界定是我们文学工作者和法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妙用典故，将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综览全文所述，试看古今用典，笔者以为，毛泽东是一位屹立于中华5000年文化典籍上娴于用典的顶尖高手。毛泽东的用典，不论从用典之数量上来看，还是从用典手法上来看，或是从用典之思想风格与艺术特色上来看，也不论是与用典先贤们的纵向的比较上来看，还是从横向比较来看，抑或是平行比较乃至其影响力的比较上来看，毛泽东堪称古往今来用典之“垂范”。所谓“垂范”，亦即毛泽东的用典，多为“垂范”精彩之笔，是人们学习如何妙用典故的“金针度人”的最好选本和资政育人的好教材；毛泽东之用典，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展现，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典范；毛泽东用典之法以及其用典的思想风格与艺术特色，当可为今人和后人“垂范”之师，是叩开浩瀚典籍大门、让典籍为大众服务的金钥匙；毛泽东所用之典，在中国用典的历史上，将是一块永远闪灼着光辉异彩的“垂范”后人的里程碑。毛泽东的用典有其丰富的智慧，有其动人的故事，有其社会革命斗争的方方面面的其闪光的新意，其所用之典，是镶嵌在瑰宝上永不褪色的耀眼明珠；“毛泽东是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精神中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他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也是典籍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有机契合点。”[12]中国的典故，不论是从其定义、内容上看，还是从创作手法和修辞手法等角度上看，它最富中国典籍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特色，因而研究毛泽东所用典故，是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国典籍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契合点；毛泽东的用典决非属于过去，它不仅拥有辉煌的今天，更拥有其流泽遗芳的灿烂明天！因此，建立毛泽东典故学，实有必要。
俗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只有“承上”，才能“启下”，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关注典故，也就是关注现实，用于当今。“求新并非弃旧，要吸取旧事物中经过考验的积极的东西。”[10]（80页）有5000年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经过考验的积极的东西可谓琳琅满目，堪称世界之最，为世界有知之士所珍重。早在1988年元旦之后，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士，云集于西方文明的都会——巴黎，发表了一份庄严的宣言。宣言说：“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归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是什么？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的光荣与骄傲。而这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人类杰出的头颅，是人类优秀的儿女。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评估、呼吁、向往和追求，反映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走向[35]。据2003年4月23日《中华读书报》15版载：“最近，传统文化爱好者胡祖尧多方查实，证明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在1988年1月的诺贝尔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发言‘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确有其事。”孔子智慧诚堪夸，但它也只能是中华典故文化智慧中的部分而已。放眼中国典故之阈，中国典故当以恒河沙计，而对于典故之定义、典故的分类、典故形成、用典手法、用典特色、典故与文本阐释关系问题、典故的解读问题、典故的古今状况、典故与成语（与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等）的关系、典故的原义与派生义、用典与“抄袭”“剽窃”、乃至是否要用典等等成堆复杂的问题均待研究，急待形成一专门的学问。我想，笔者的《中国典故应用研究——以毛泽东诗文讲话中的典故为例》当为建立毛泽东典故学起步，当为中国典故学的建立试步。
收稿日期：2002-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