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鲁迅——当代的鲁迅研究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及其他论文,想像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文学中的“鲁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中，当属“鲁迅研究界”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资料最 为齐全，持续的时间也最久。50年代以后，各所大学的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纷纷辟出 “鲁迅专柜”，供广大师生查阅和研究；开设了诸如“鲁迅研究”、“鲁迅思想研究” 、“鲁迅作品研究”的专题课与选修课。70年代，经上级部门决定，由鲁迅博物馆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作成立由著名学者李何林、唐弢和王瑶牵头的“鲁 迅研究室”，负责协调与指导全国的鲁迅研究工作(注：为此，有关方面特将李何林从 天津南开大学调动进京，将王瑶从北大借来。)。与此同时，创办了《鲁迅研究月刊》 、《鲁迅研究》等学术杂志。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半 壁江山”，各类浩如烟海的资料更是不可计数，目前全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专门研究鲁 迅的人据说有数百人之多。
五六十年代，成名于30年代后的左翼文学评论家和鲁迅的友人、学生、妻子、兄弟， 几乎全部卷入这一浩大工程(注：在这批人中，周作人是被许广平斥为“吃鲁迅饭”的 ，应属“另类”。)。这一时期，他们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也堪可观，计有：许杰的《 鲁迅小说讲话》(1951)、李霁野的《鲁迅精神》(1951)、徐懋庸的《鲁迅——伟大的思 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1951)、王士箐的《鲁迅》(1951)、冯雪峰的《鲁迅和他少年时 候的朋友》(1951)、刘雪苇的《鲁迅散论》(1951)、冯雪峰的《回忆鲁迅》(1952)、胡 风的《从源头到洪流》(1952)、王瑶的《鲁迅与中国文学》(1952)、周遐寿的《鲁迅的 故家》(1953)、周遐寿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19 53)、华岗的《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1953)、朱彤的《鲁迅作品的分析》(三卷本，19 53、1954)、巴人的《鲁迅的小说》(1956)、陈涌等《鲁迅作品论集》(1956)、王西彦 的《论阿Q的悲剧》(1957)、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唐弢的《鲁 迅在文学战线上》(1957)、川岛的《和鲁迅相处的日子》(1958)、许钦文的《<彷徨>分 析》、《<呐喊>分析》(1958)、王士箐的《鲁迅传》(1959)、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 (1961)、周振甫的《鲁迅诗歌注》(1962)等等。在新时代，有如此之多的人把罕见的热 情和精力投入到对一个作家的回忆与研究中，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一方面，它说明大 多数人确实是把鲁迅当做自己人生的导师、精神领袖来崇拜的，一旦国民党设置的禁区 被打破，而后来又把他树为文化界偶像，这种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崇拜之情便如山洪暴 发般地喷发而出；另一方面，也不乏有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肯定与褒扬“鲁迅精神”的心 理动机。解放后，凡是拥护文化政策者都被视为“进步”，而鲁迅既然被这一文化政策 看做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典型和榜样，那么，研究鲁迅自然就是政治上要求 进步的具体表现；最后一个方面，出于一种知识者天真的幻想，幼稚地以为意识形态体 制真的信奉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他在对旧文化批判中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许多研究 者显然是在心理层面上把鲁迅作为他们维护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精神最后一道无形的“屏 障”。另外，对鲁迅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演化为对个人痛苦与思想困惑的一种解 脱。
但显然，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论，是所有研究者共同的出发点，也是思想 的“底线”。而在这一先验的思想“框架”中，有三种学术表现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左 翼文学评论家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评价来割裂鲁迅思想与创作发展的完整过程的，他们 的研究工作因此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非学术的色彩；二是鲁迅的追随者虽然也肯定 了他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精神，以及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过程中的鲜明立场， 但又拒绝把它与“五四”精神和鲁迅本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加以联系；三是家人对鲁 迅正面形象的极力美化，对其性格气质及方方面面有意无意的遮蔽，这些“回忆”与“ 叙说”显然变成了鲁迅研究工作的一个无形的障碍。
陈涌一开始就把鲁迅思想定调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角色上。他指 出：“鲁迅的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遗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 分。鲁迅的文艺思想是战斗的，同时又是实事求是的，是在和各种敌对的文艺思想作斗 争、同时又是在解决中国文艺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并丰富起来的”(注：陈涌：《鲁 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见《人民文学》第四卷第6期，1951年11月1日。)，据 此，他反对把尼采思想纳入鲁迅早期思想的观点，认为即使有所沾染，主要是由于当时 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注：陈涌：《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见《人民 文学》第三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陈涌将鲁迅前、后期思想人为割裂的做法， 令人奇怪地居然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热烈认同。阿英说：“鲁迅先生在他的全部作品里 ，也就是全部生命里，是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这……也就必然 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与共产党的战斗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注：阿英：《鲁迅先生的道路》，见《进步日报》1949年10月18日。)冯雪峰也说： “鲁迅先生领导着左联的那几年，他自己完全明白的：我们党在支持他，而他在我们党 的旗帜之下战斗。在这几年中，我所看见，鲁迅先生在思想和精神上和我们党的方向相 一致，简直达到了像一个很好的党员那样的地步。”(注：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 》，见《文艺报》第四卷第5期，1951年6月25日。)李何林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 同意鲁迅先生的前期思想是单纯的进化论思想，我认为除这种思想之外，还有无产阶级 思想即阶级论思想，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为他在无意中所掌握，所运用。”(注：李何 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收入《中国新文学研究》，《新建 设》杂志社，1951。)
许钦文对把鲁迅人为地“拔高”的做法含蓄地表示了不屑，他指出：“鲁迅先生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上自己说明，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鲁迅先生创作小说，为的是改革人吃人的封 建社会，改变麻木的人的精神；这就是用文学形式强有力地开反封建的一大炮。”(注 ：参见许钦文《鲁迅小说助读》(中册)中关于《狂人日记》的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 1954。)孙伏园在《“五四”运动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一文中也认为，这篇小说 实际是一篇鼓吹“人权”的作品，认为因为它的晦涩、深奥，读它正像读四书五经一样 ，是大人的事，“至少要有孩子的人才有读的资格”，而孩子们不必读，这会“使他们 的小脑子染上一点污浊”。但该文很快受到“曲解鲁迅”的粗暴指责(注：罗君天：《 不要曲解鲁迅——读孙伏园的<五四运动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以后》，见《文汇报》 1951年6月25日。)。与陈涌、冯雪峰和阿英明显不同的是，毕生追随鲁迅而不具有党派 背景和受其利益驱动的许、孙二人，更倾向于把鲁迅与“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精神看做 一个整体，认为鲁迅实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部思想遗产。这一做法尽管与鲁迅研 究中的主流意见相违，在世人眼里有“落后”之嫌，但作为左翼文学批评以外的另一种 声音，对当时的过激观点是一种补救和匡正。对许、孙的看法表示支持的是川岛。他认 为鲁迅在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心目中主要是一个“认真的为真理斗争到死”的思想斗士而 非其他，“他只是一颗巨星，在寒野里指示我们老老少少前进”，因此，某种意义上他 是“我们的苏格拉底”(注：川岛：《鲁迅先生——我们的伙伴，是一颗巨星》，见《 进步日报》1949年10月19日。)，是精神导师和引路人。
如果稍许考察鲁迅研究的“规模”和“盛况”，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规律”：在1 976年“四人帮”倒台，中国社会恢复正常状态之前，“鲁迅研究”可谓是当代学术研 究中风险最小、获益最大的一个领域，直说起来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行业”。正因为 它“保险”，才使得那么多优秀的学者趋之若鹜，其热闹程度犹如“过江之鲫”；也正 因为“保险业”的主方是权威意识形态，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的思想自然要受到前者的 控制与支配，直至最后放弃批评的主体性。一旦把这一行业真正当做“行业”来运作， 而不再当作严肃、独立的学术事业来看待，那么，它的庸俗化势必就会暴露无遗。正如 有人后来指出的：“似乎鲁迅没有什么缺点、错误，是所谓‘完人’，似乎鲁迅在什么 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为我们留下了现成的结论，鲁迅的话对现实无一不切合。大至政治 运动，小至具体工作，都要拉鲁迅来比附一番，从而使实用主义、庸俗社会学在鲁迅研 究领域恶性膨胀起来。”(注：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362页，陕西教育出版社 ，1992。)
不过，将鲁迅研究当做一项文化工程来运作，确实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鲁迅研究 在当代学术中被发展成一场“造神”运动，它极大地响应了现代民族国家对自身历史合 法性的诉求；另一方面，鲁迅也变成许多研究者精神世界中的偶像，以至他的思想变成 一种人生的信条和戒律。“鲁迅是我们的先驱，他的全部作品都说明他在这些问题上比 我们思考得更多、更深，而不是比我们更少”(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 现状》，14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记得当年我曾作出‘三不离——不离开 中国本土，不离开北京大学，不离开现代文学(首先是鲁迅)’的决定，这些年的思想、 学术与自我生命的发展是多亏于此的。我与鲁迅、青年学生、北京大学精神上的血肉联 系……可以说是‘相濡以沫’，而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仍然是鲁迅”(注：钱理群 ：《走进当代的鲁迅·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我几乎要逃避，却终于 发现这是枉然——鲁迅似乎是一种无法拒斥的力量”，“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是我有 生以来对我的思想情感方式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影响的人，虽然在我出生之前二十多年 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注：汪晖：《反抗绝望·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从上述材料中不难得出一个印象：所有的鲁迅研究者最后都成了他狂热而痴迷的精神崇 拜者——正如当年与鲁迅接触过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最后几乎都成为他的崇拜者一样 。但值得注意、也值得思考的是，在这一“崇拜”气氛中不自觉地把鲁迅精神与个人生 存状态“并置”的现象，却未在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身上发生(注： 在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等著作及“序”、“跋” 中，看不到任何像大陆学者那样的“精神独白”，相反，他们倒十分警惕这一现象的出 现。例如李欧梵指出：“鲁迅是一个内心生活极丰富也极深沉的人，完全不是当时大陆 某些学者所‘捧’出来的形象。”他表示要与后者唱唱“反调”，把“在神化的过程中 被扭曲和误解”的鲁迅，再扭转匡正过来。(参见《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自序”、 “原序”，岳麓书社，1999))。但显然，由于八九十年代以来大陆鲁迅研究者的“当代 中国”语境，使得他们在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探讨中，有意无意地与“改造”鲁迅精神世 界的当代文化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合谋。所以，连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 都是在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的，他们的理论话语基本上由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三种权威性话语构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鲁迅思想，其文学 观是在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下形成的：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苏联和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46页，浙 江人民出版社，1999。)。也就是说，他们基本是在上述思想框架和思维惯性中思考并 研究鲁迅的，而他们现在占据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这一“讲坛”，又成为传播其研究成果 的主要窗口；通过这个讲坛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他们解读鲁迅的思维方 式及其成果，也将会在更加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继续“传播”与“延续”下去——因为事 实上，他们这一代人的著作已经成为鲁迅研究领域中一份不可绕过的学术遗产。我以为 ，由于当代文化权威所推动，以鲁迅为平台的这一宏大的思想文化工程，显然在几代学 人身上潜移默化地取得了成功。但我更愿意把它称做是一种“大陆”学术现象，以示与 近年来兴起的“海外”学术现象相区别。
二、值得注意的许广平、周作人现象
在当代鲁迅研究中，“回忆录”占据着十分耀眼的地位。在关于鲁迅的“回忆体”写 作中，许广平、周作人和许寿裳无疑是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三位作者。许寿裳因从30 年代起就起劲宣传鲁迅而惹恼了国民党当局，1948年，他终被刺杀于台湾。而许广平和 周作人的关系一直到死都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原因主要是：为朱安打抱不平的周作人 始终不承认许广平在周家的正式地位，所谓“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恋爱” ，“老人也有好色的”的尖锐讥评(注：周作人讥刺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关系的文章，主 要有《中年》、《老人的胡闹》两篇，平心而论，他的评论也失之“公允”，有人身攻 击之嫌。《中年》，见《益世报》1930年3月18日；《老人的胡闹》，见《论语》1936 年9期。)，表面是冲着鲁迅而来，实际也包括有对许广平的重大打击；而在“兄弟失和 ”的家庭纠纷中坚决维护鲁迅的许广平，则利用解放后周作人政治上的“落水狗”地位 ，以《所谓兄弟》一文反唇相讥，认为周作人不光经济上“抠门”，在女师大风潮中尽 显“软骨头”本色，解放后还靠鲁迅吃饭，是那种典型无聊之徒的“谬托知己”，其刻 薄尖酸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氏(注：《许广平文集》第二卷，246—259页，江苏文艺 出版社，1998。)。事实上，作为当代鲁迅研究中重要的两家，他们研究鲁迅时的差异 与某种分歧，不单缘于家庭纠纷，更主要是缘自思想与人生态度的分歧乃至对立。
考辨鲁迅研究中的“许广平现象”，不能离开影响她后半生的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 也不能脱离她一生的曲折道路。许广平，自号景宋(含景仰母亲之意)，小名云姑，曾用 笔名平林、归真、寒潭、君平、持平、正言等，鲁迅夫人。1898年阴历正月二十二日生 于广州高第街一个破败的官宦大族之家。“反抗”是贯穿许广平前半生的人生追求。十 三岁时她就强烈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逃到天津求学。1925年，她以女师大学生会总干 事之名义领导该校学潮，同北洋政府任命的校长杨荫榆坚决斗争。与鲁迅同居后，更是 炽热地支持与追随鲁迅反传统、反政府的事业；鲁迅去世之后，为了捍卫鲁迅的战斗传 统，继承鲁迅遗志，她冒着极大危险整理与出版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不反抗就永远 沉坠下去，校事，国事……都是如此”(注：《许广平文集》第三卷，29页，江苏文艺 出版社，1998。)，这句话可以说是许广平的大胆剖白，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她前半 生的生动写照。然而1949年后，她的人生道路和思想都发生了较大转折。解放后，由于 鲁迅的原因，许广平获得了极高的个人荣誉。她由一个普通的作家遗属，一跃而为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直到官 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她由此成为已故、包括健在的中国现代作家夫人中地 位最为显赫的一位。其实谁都明白，这种任命不是基于许广平有非凡的个人行政能力和 其他秉赋，而是出于政府对已经离世的鲁迅的追授，是通过这种方式对鲁迅表示高度肯 定和欣赏。许广平不过是鲁迅活在人间的代表而已，她是作为鲁迅的“化身”而活动于 各种舞台的。对此，许广平也心如明镜，洞若观火。她在《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中 指出：“鲁迅虽是从旧时代来的，而当他诚恳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接受党的指示 之后，他的工作，于人民就更有意义，人民就永远记得他。”(注：《文艺报》第十九 号，1956年10月15日。)由于鲁迅在国民党报刊检查官那里是被“封杀”的对象，是作 为“持不同政见者”来看待的，而他在解放后不仅被奉为思想正宗，还被最高思想权威 确定为新文化发展的“方向”，鲜明对照之下，许广平的思想转变自然在意料当中—— 虽然她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的激进态度和迎合态度，又令鲁迅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大感意外 和困惑。
五六十年代，《鲁迅全集》及有关著作的出版事宜由政府全权接管，毋须许广平再像 过去那样奔走呼号、勉为其难，但已进晚年的她，还是十分勤奋地向广大读者自觉宣传 和普及鲁迅精神，写下了诸如《欣慰的纪念》(1951)、《关于鲁迅的生活》(1954)、《 鲁迅回忆录》(1960)等多种著作，为当代的鲁迅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是近十万 字的《鲁迅回忆录》，更是成为“后人研究鲁迅必读的文字”(注：倪墨炎、陈九英： 《鲁迅与许广平》，21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被世人看做“研究鲁迅生平事 迹的必读资料”(注：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后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记述鲁迅的生平事迹和将鲁迅与中国革命事业人为地加以联系，是许广平这一时期鲁迅 研究的主要特色。关于前者，在学术界已有公评，不再赘述。在许广平看来，鲁迅是把 自己的思考与创作自觉地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她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各地发动 了起来，鲁迅深深埋藏在胸底的愤火，立即被点燃起来了，他完全卷进这个历史的洪流 里去了。”(注：许广平：《“五四”前后》，引自《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 0。)“九一八”事变后，“他响应了‘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 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号召，无条件地加入了这个战线。而这革命的政党也即是中国共产 党”(注：许广平：《不容情的对敌战斗》，见《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9日。)。她还 指出，在长期的斗争实际中，鲁迅不惟主动地遵“革命之命”，而且更是主动地遵中国 共产党的“将令”，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战斗，与党的领袖结下了深厚友谊。“鲁迅在上 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 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 处的”，“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如何为党更好地工作，如何想法为党和 革命造就大批的战士”(注：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前言》。文中作者尖锐指责冯雪 峰说：“冯雪峰在他的所谓《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先生自己是最清楚的，是左联在 借用他的地位与名誉。’这是严重的歪曲，是他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映，于鲁迅无损 。”作家出版社，1960。)。为强调这一点，她还在许多文章中花去不少笔墨回忆鲁迅 与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陈赓等人的交往。当然更具有“渲染”色彩的，是关 于给毛泽东、周恩来“送火腿”的情节。她曾兴奋地回忆道：“曾经盛传过这样一个故 事：鲁迅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去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注：许 广平：《鲁迅回忆录》下册，1201页，作家出版社，1960。)冯雪峰也证实：1936年10 月初，当时鲁迅有一点钱在他手里，他就替鲁迅买了“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委托“ 交通”送给毛泽东，鲁迅知道后说“很好”。另外，又将刚出版的《海上述林》分别赠 毛、周两人。但冯雪峰到延安后，张闻天很生气地说：“书是送到的，火腿给他们(指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刘鼎等人)吃了。”他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却高兴地笑着说： “我晓得了。”(注：冯雪峰：《散篇》(中册)，993—994页，转引自朱正《鲁迅回忆 录正误》，222、2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为此许广平总结说：“鲁迅亲眼看 到，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披荆斩棘、浴血奋战地 英勇前进，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热爱、诚诚恳恳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之下，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注：《“党的一名小兵”》，见《许广平文 集》第二卷，32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解放后，许广平经常向工人、青年甚至小学生宣传鲁迅，这些演讲稿后来被整理成文 章公开发表。在这些演讲中，她是按照青年导师和“完人”的标准塑造鲁迅形象的。19 56年9月，她在应团中央之邀的演讲中指出：鲁迅与青年的关系是通过三个方面体现的 ，一是“无私地帮助青年”，二是“指导青年”，三是“保护青年”。她认为鲁迅的可 贵之处就在于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上，因此“要学习鲁迅”就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而学习他的“战斗精神”，就要“抛弃那些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封建主 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东西”，除开展“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斗争外，还应该“对 反革命残余无情地斗争”(注：许广平：《鲁迅和青年》，见《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 25、26日。)。在《和小朋友们谈鲁迅》中，她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着重谈了鲁迅小 时候的“读书”、“玩耍”、“怎样对待同学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怎样对待自己的 老师”等方面的内容。她说：“鲁迅对待敌人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意思就是 说，你瞪我一眼，我也要瞪你一眼；你咬我一口，我也要咬你一口”，而他对“所有的 孩子都是很热情的。如看到孩子生病，不论是对他自己的，或是亲戚、朋友的孩子都是 一样的关心”。又说：“他知道：‘只有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他的这个理想实现了 ，你们大家可以‘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了!”(注：《辅导员》第十期(总卅期)， 1956年10月12日。)在以《文艺——革命斗争的武器》为题“跟工人同志们谈谈鲁迅” 的讲话中，她着重强调鲁迅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认为一个“要求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终生 奋斗的战士，他不能不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而一个甘愿“遵奉”革命前驱者“将 令”的作家，“他就不能不认识到无产阶级文艺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翼”，正是在这里 ，“鲁迅终于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注：《工人日报》1961年9月24日。)。她还在 《鲁迅与翻译》、《鲁迅的日常生活》、《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鲁 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鲁迅的讲演与讲课》等回忆文章中，把鲁迅描绘 成一个工作“认真”、生活“朴素”的“伟大的处处为人民设想”的完美的人，而对于 他痛恨“中医”和“京剧”，则尽力做了掩饰或解释。
许广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平安度过，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历史功绩的定论有 极大关系。但在“风云变幻中，许广平多次陷入精神苦闷”，“大势所趋，她不得不随 声附和，把鲁迅生前好友说成反革命分子”。同时，她根据形势需要，写了一些应景式 的回忆录，这些文字“看似颂扬鲁迅，实则恰恰贬低了鲁迅”(注：孙郁、黄乔生主编 ：《回望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代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因此引起 了鲁迅研究者的不满，其中，对她批评最尖锐的，当属完成于“文革”末、1979年才公 开出版的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注：据朱正说，该书是1975年经冯雪峰和孙用 审阅、修改后才定稿的。冯在致朱的书信中认为他对许广平的态度“骄傲”，“口吻” 不合适，所以，根据这个意见修改的定稿本不如初稿本尖锐，可惜我们现在已无法读到 作者的初稿(参见《鲁迅回忆录正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朱正所“正”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之“误”，表面是要为矫正其“记忆”上的误 差，但主要还是匡正她对鲁迅的“美化”和“神化”。例如，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 先生》中说，章太炎因被袁世凯囚禁愤而绝食，最终是鲁迅“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 食的”。但朱正根据章太炎的《自定年谱》和《鲁迅日记》否定了上述说法，认为“章 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注：朱正：《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参 见《鲁迅回忆录正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李立 三与鲁迅见面，主要谈的是“团结”和“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两个问题 ，“经过那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然而，朱在 考证了许多材料后发现，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支持立三 路线的宣言，遭到了鲁迅的拒绝。鲁迅表示不赞成赤膊上阵，而主张采用“壕沟战”、 “散兵战”，如果照李立三的意思去做，他只能到外国去做“寓公”。两人结果不欢而 散。他据此指出，“许广平所说的‘完全遵照’‘贯彻实行’”，其实“与事实有很大 的出入”(注：朱正：《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参见《鲁迅回忆录正误》，浙江 人民出版社，1999。)；又例如，为提升鲁迅的“战士”形象，许广平认为鲁迅“最珍 惜时间”，即使偶尔有往某咖啡店“饮咖啡”的记载，也无非是“替党传递什么文件” ，“或是替某个同志寻找党的关系”。朱氏却借冯雪峰的回忆和许本人在1940年写的《 琐谈》一文，推翻了上述观点，认为“鲁迅”‘绝不是清教徒’，工作和战斗之外，他 也有休息和娱乐，他也完全可以不带着另外的什么目的去饮饮茶，饮饮咖啡”，希望不 是狭窄的，而是全面地认识鲁迅(注：朱正：《也战斗，也休息》，参见《鲁迅回忆录 正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朱正还指出，许广平《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 编辑工作》中关于鲁迅法文“比较差”之说，也带有虚构成分，他在经过大量查证后指 出：“第一，在鲁迅的传记材料中，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学习法语的记载。第二，在鲁迅 的大量译文中，没有一篇是根据法文原本译出的。他曾经不止一次明确地表示：他不懂 得法文。”(注：朱正：《鲁迅懂得法文吗?》，参见《鲁迅回忆录正误》，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9。)
不幸的是，许广平最终未逃脱“文革”这场劫难。“文革”爆发后，她捐献给国家的 一部分鲁迅书信突然丢失。情急之中，她写信给中央，要求追查。后来，却在江青住处 发现了那几个麻袋。许广平因为受惊，突发心脏病身亡(注：此处参考了黄乔生的部分 观点和材料，见孙郁、黄乔生主编：《回忆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代后记》，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1。)。她的一生从反抗始，到服从终，令人感慨地划上了一个悲剧性 的句号。而这个句号折射到她的鲁迅研究上，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似乎未完的关于知识 分子命运的深刻话题。解放初，许广平曾在一篇为人所作的序言中告诫世人：“中国向 来是善于作伪的地方，不但可以伪托死人说话，更常有伪作，窜改别人文章，伪造别人 书法，以至于伪制历代古物等等。”(注：许广平：《胡今虚<鲁迅作品及其他>读后感 》，上海泥土出版社，1950。)在《所谓兄弟》一文中，她借鲁迅之口指责周作人道：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 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 值得悲哀的。”(注：《许广平文集》第二卷，258、25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未知，陷入“困境”的她将作何感想?但王富仁主张宽容、历史和全面地认识“许广平 现象”，他指出：“许广平所接触的是鲁迅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最平凡、最朴素的一面 ，也是最复杂、最透明的一面，但她没有把这一面当做她写作的重心，而是把外界社会 群众也能了解的东西作为叙述的重点，这就使她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我认为我们应 当这样看待许广平的这些错误：她是在维护鲁迅现实声誉的目的下出现这诸多错误的。 她缺乏鲁迅那种深邃的思想透视力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但她又真诚地想在多变的政 治环境中保持鲁迅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她不能不对鲁迅生前的言行随时进行主观性很强 的整理和加工。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胡风、周扬等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都分别有 着既相矛盾、又相联合的关系，当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崇高的社会声誉时，她片面强 调了彼此一致的一面，而在他们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她就又利用另外一部分事实将彼此 绝对对立起来，这就使她不能不陷于前后矛盾之中。但假若考虑到她的所有这些行为都 是被动性的，除了维护鲁迅个人的声誉外她没有其他任何个人的政治目的，也并非利用 鲁迅夫人的地位主动消灭自己的政敌或私敌，她的这些错误就是可以原谅的了，而对于 她回忆中的一些史实材料，我们还是应当注意进行过细的分析的。”(注：王富仁：《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46、14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周作人不仅是“五四”时代的活跃人物之一，也是鲁迅多年携手的胞弟，因此，在当 代鲁迅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分量。但周作人鲁迅研究的动机，却较多受到人们的诟病。钱 理群在他的《周作人传》中认为，尽管他声称他的“回忆”是为了“回报鲁迅‘知己’ 之情”，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被尊为文学革命的‘主将’，不 仅他的作品，连同有关他的研究、资料都因而获得了很高的价值，所以以周作人为人的 高傲，写这类文章明显有‘为稻粱谋’之嫌；他既要赚钱糊口，就必然把这些‘资本’ 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的限度。他最初将自己的日记秘而不宣，后来又尽量兜售，都出于这 经济的考虑和压力。”(注：钱理群：《周作人传》，54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 90。)许广平尖锐地指出：今天研究鲁迅“如以周作人的作品做参考，我觉得是很危险 的”，他的文字“有无虚假”很可怀疑，因他现在是“靠鲁迅吃饭”(注：《鲁迅先生 生平事迹创作准备会——许广平答画家问座谈会记录》，此记录作于1956年5月25日， 地点在上海美术家协会，发表在《新美术》1984年1期。)。对此表示不同意见的是王富 仁，他认为，周作人的文字“是鲁迅回忆录写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类，对于此后的鲁迅研 究贡献最大。这不仅因为周作人的特殊身份和他的广博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写作目的的 纯学术性。他是以充分浮现有关鲁迅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为其根本目的的。这使他的作品 包含着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他指出，周作人与冯雪峰、许广平的根本区别 ，就在他不以“现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鲁迅(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 现状》，14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周作人即在应邀写的《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两篇文 章中，对当时文坛开始出现的“捧鲁迅”之风提出了明确批评。他告诫人们，不要违背 鲁迅意愿而把他当做“神”或是“偶像和傀儡”，鲁迅评论的着眼点应该是“人”。解 放后，周作人的处境转向了难堪和艰难，不排除他写鲁迅回忆录有稻粱之“谋”，也不 排除有应景的阿谀之辞，但总的来看，没有游离他早期的思想轨道。这一独到眼光和思 想气息，在本时期所写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 》和《知堂回想录》等著作均有明显散发，因此形成了一种在当代鲁迅研究中特立独行 的姿态。与五六十年代鲁迅研究的流行观点不同的是，周作人把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还原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中，而不是置于当代意识形态的观照当中。这决定了，他不是 以现成的政治结论看待鲁迅，而是以鲁迅个人的特点和背景来看待他的。他认为，民国 初年鲁迅之所以“抄古碑”而不闻世事，一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于是逐渐转向了消极 ；二是不愿与当时“嫖赌蓄妾”、“玩古董书画”的无聊士人同流合污。而他最终决定 走出沉寂落寞的S会馆与投身社会变革的潮流，则完全是缘自他自身的思想逻辑：“在 夏夜的那一夕谈之后，鲁迅忽然积极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 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 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 即爆发起来了。”(注：止庵编：《关于鲁迅》，177—182、204—309、415—426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出于上述动机，他不愿人为地“拔高”鲁迅小说的“思想意 义”，更厌恶穿凿附会地将鲁迅笔下的人物与国家的宏大叙事生硬地加以联系。例如， 他在评论《狂人日记》时指出，小说的中心思想是礼教吃人，“而礼教吃人，所包含甚 广，这里借狂人说话”，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文字，文艺和学术问题都是次要的事 ”；《孔乙己》有挖苦读书人的意思，“他是一个破落大户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 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出了一群人的末路”。据周作人回忆，该小说还有影射“ 本家的那些人”之嫌；周作人认为，《药》的想像来自作者头脑中《水浒传》中人肉馒 头和李时珍《本草纲目》“人肉可煎吃”的知识，又做了一些发挥，意思是要“表示这 药的虚妄”；针对当时把阿Q形象简单化的研究问题倾向，周作人指出，作品的“内容 ”其实“有点复杂”，因此，他不愿附和对这个形象夸大和随意演义的意见，声称自己 “不谈文艺思想”；在他看来，《祝福》中祥林嫂的原型取自鲁迅一个本家的远房祖母 ，“祥林嫂的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也即“封建道德和迷信的压迫下的妇女的悲剧 ”。然而，在旧中国“除了礼教代表的士大夫家以外，寡妇并不禁止再嫁”。“鲁镇” 的“鲁四老爷”也有暗示新台门周家之意，但鲁迅当时“在故乡已经没有家”，所以他 认为这是作者对人物做了“小说化”的处理，不能再从“写实”的角度来理解；借《在 酒楼上》这篇小说，他又论到鲁迅的“故乡观”。他说，“著者对于他的故乡一向没有 表示过深的怀念，这不但在小说上，就是《朝花夕拾》上也是如此。大抵对于乡下的人 士最为反感，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以外，特殊的是师爷和钱店伙计(乡下人叫做“钱 店官”)这两类，气味都有点恶劣。但是对于地方气候和风物也不无留恋之意”；他又 认为，《孤独者》中主人公的性格，“多少也有点与范爱农相像，但事情并不是他的” ，更多的却留下了鲁迅“不少自述”的痕迹。而《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 ”，不应该随意演绎和放大(注：周作人：《结缘豆》，见《谈风》1936年10期。)。按 照以上思路，他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指出，鲁迅前期思想虽然如世人所说，走 的是“弃医从文”和“文艺救国”的路，但也不能对它的意义任意夸大。他认为鲁迅前 期思想形成过程中，进化论虽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不应排除国学对他潜移默化的影 响，“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 ，使他眼界大开”(注：周作人：《遵命文学》，见《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0日。)。
在鲁迅回忆与研究中，周作人赓续的实际是他一贯的文章风格：冷静、平淡、含蓄而 忌空疏的议论。他基本是在“就事论事”中进行鲁迅研究的，很少在对传主生平事迹之 外延伸、放大和做无限制的发挥，也几乎不与解放后的现实政策牵强附会，加以主观联 系，这使得他的“回忆”显得内敛而节制，徐缓、内在但又富有含义。在对鲁迅的评价 中，努力做到不夸大、不缩小，不添枝加叶，也不削减隐匿，始终以史家的笔法，以事 实来冷静和从容不迫地叙述对象，因此确立了一个比较公允，相对也较为中立的研究态 度和立场。但这不等于说他放弃了评判的尺度，放弃了这种回忆的主体性，诚如他自己 所表白的：“写文章本来是为自己，但他同时要一个看的对手”，“写文章即是不甘寂 寞”，又声称，“我平常对于宣传不大有什么敬意，因为我不相信广告”，更因为它“ 在中国则差不多同化于八股文而成为新牌的遵命文学。”所以，即使在50年代末的社会 环境中，“周作人有时给人以傲慢的印象”(注：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见《读 书》1996年6期。)——也许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坚持他自己所谓的文章之“道”。在我 看来，面对五六十年代主流文化的强大声势，周作人未必就有超人的“自觉”和“境界 ”，但我相信，他在评价鲁迅中的客观和中立，无形之中却分明照出了不少人的过度造 作和夸张，他的不趋新求奇的为文态度，不但使他的回忆文章成为鲁迅研究中一份不可 或缺的历史文献，某种程度上，也使之有幸葆有了艺术的生命力。
三、鲁迅的“错位”
有人在对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周作人的文化思想进行比较时，曾敏锐地指出：“中 国新文化运动是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个旗帜意味着要以先进的理想来 改造落后的中国，这是许多人都懂得的。但是，我们还要懂得事情的另一面，即落后的 中国并非与世界隔绝的，它毕竟是20世纪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未 尝不可以说是‘旧文化运动’，是要用18世纪的理性来规范20世纪的中国的现实。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可以说大都是18世纪的大脑。只有鲁 迅，他的文化思想开始就是现代的或接近现代的，同他的敏锐的现代人感觉，没有什么 矛盾。陈独秀后来则是从政治上矫正了自己的时代错位。胡适的现代人感觉方面，似乎 很不敏锐。而周作人的头脑和感觉的时代反差最为强烈，他对自己文化心态的矛盾最为 自觉，于是他最典型地显现为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注：舒芜：《周作人的是 非功过》(增订本)，12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这是以周作人在20世纪中国中的 文化命运的相当深刻的概括。借此观点，可以说与“时代错位”的命运，同样也降临到 鲁迅的身上。
表面上，鲁迅被确定为新文化的“方向”是出于新中国对他的需要，但实质上，鲁迅 之“走进当代”乃是他个人文化性格和追求使然。一般而论，鲁迅的思想世界是极其复 杂和矛盾的，但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的激进主义文化态度，却是贯穿其一生各个 时期的一条主要的思想脉络。李长之在30年代就评价说：“鲁迅在思想上，不够一个思 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地攻击的战士。然而在文 艺上，却毫无问题的，他乃是一个诗人。”(注：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 936。)林语堂指出：“鲁迅与其是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 盾交锋以为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 然于胸中。”(注：林语堂：《悼鲁迅》，见《宇宙风》第三十三期，1937年1月。)梁 实秋则认为：“没有人能说清楚‘鲁迅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其实只是以尖酸刻 薄的笔调表示他之‘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而已。而单单的‘不满于现状’却不能构成为 一种思想。”(注：转引自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虽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评价鲁迅时所得出的 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但他们在肯定鲁迅战士型的社会角色时，观点上却又表现出与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惊人的一致。瞿秋白的评论在于突出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然而在他的文 字中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对鲁迅战士形象的强调。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认识鲁 迅的，因此，他在对鲁迅进行“主将”、“骨头是最硬的”、“冲锋陷阵”和“民族英 雄”的评论时，优先考虑的是后者在革命斗争中战士的而非思想者的作用。
20世纪是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世纪，也是内忧外患最为频繁的世纪。现代化进程的 屡屡挫折，使得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始终处于一种异常的焦虑、敏感和冲动之中。正是 这种民族心理为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准备了天然的温床，使之获得了比自由主义和文化保 守主义优先发展的社会条件。鲁迅的现代型的文化思想、现代人的敏锐感觉，他的好斗 的和痛打落水狗的性格特征，都使他最容易成为这个时代的“亮点”，成为急切要求社 会变革的广大青年的偶像，也最易于成为被历史所青睐的知识分子作家之一。反过来说 ，他独立不屈的战士的形象，他对黑暗中国的反抗，都说明这是处在变革漩涡中的时代 最为渴求的姿态。众多的回忆以有力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对鲁迅的期待：大家“挤到教务 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 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注：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见《文艺 阵地》第二卷第10期，1938年10月。)；大夏大学的礼堂兼操场是挤满了人，“毫无疑 义，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起来的”(注：郑伯奇：《鲁迅 先生的演讲》，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二卷，22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我的书桌上摆了一本《中流》，我读了信后，随手把这刊物翻开，我见到这样的一句话 ，我把它反复地念着：‘他的垂老不变的青年的热情，到死亡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 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注：巴金：《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见《中流》第一卷 第5期，1936年11月。)；“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 葬仪，也可以说是……一次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及鲁迅生前的挚友亲 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注：陈涌：《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见《人民文学》第四卷第6期，1951年 11月1日。)。以上回忆，无疑将鲁迅彻底的战士化了，把他纳入反抗社会与现实秩序、 鼓吹激烈的政治变革的社会激流之中。
然而我以为，鲁迅本质上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批判者，战士虽是他最突出的文化性格， 但他一生的思考与写作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的。与政治家不同在于，他的思想 富有启示性，然而却缺乏具体斗争实践的操作性。这是因为：一、正如李欧梵所说的那 样：“鲁迅的政治承担是扎根于一种道德感情，因而不容许任何的机变权诈和实用主义 。这种道德倾向的内在逻辑必然会使他反对那种职业的政治家……这就是一些人想用文 学口号作为一种统一战线的策略时，他所以拒绝的原因”，“鲁迅的这种道德感和行为 给他的有些学生提供了榜样，这些学生和他一样，也有倔犟的性格，如胡风和萧军等” (注：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230页，岳麓书社，1999。)。众所周知，解放后文 化政策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它强调的“统一”性，它的目的是用政治化的教条来规范作 家的思想和创作。鲁迅如果活到了当代，很难说不会与统一性的思想规范发生冲突和矛 盾。二、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始终是围绕着个人的“觉醒”来思考和设计的，他在 论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中，以施蒂纳、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个 人”学说为哲学背景，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作为通向“人国”的途径，否定了一 切外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专制”形式，道德、伦理、国家以及“世界人”和“国民 ”等类属概念；即使在晚年，他对个人问题的执著思考也从未发生过动摇。正因为如此 ，他对压抑个性发展的现实秩序一向采取彻底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建国后，对知识分子 的思想改造在文化、教育界轰轰烈烈地展开，而文学艺术家则是主要改造的目标之一。 周扬指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要过社会主义的关是不容 易的。他们勉强地过了民主革命的关，但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他们头脑中的个人主 义就和社会主义无法调和了。”(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见《人民 日报》1958年2月28日。)在此情况下，“鲁迅精神”必然会被抽象为“为人民服务”的 社会主义道德观念，而作为他思想两个支柱之一的“个性主义”(另一支柱是“人道主 义”)，也必然遭到了扬弃。于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背景中，“个性主义 ”被人为地肢解为鲁迅的“前期思想”，它的意义，被认为是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 一个过程。鲁迅思想世界的被肢解，恰恰证明了它作为一种批判精神在当代语境中的“ 不合时宜”，而他思想的被扭曲、被肢解和被删削，正说明它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实际是 被怀疑的。三、根据以上推论，我们发现，鲁迅在新中国的被推崇其实是一个十分奇怪 的现象。一方面，鲁迅所激烈批判的封建礼教虽然被当代文化置换成“万恶的旧社会” 、“三座大山”等政治学概念，然而在读鲁迅著作的人的眼里，现实生活中的“封建思 想残余”，其实却验证了鲁迅思想的犀利和入木三分；一方面，在被当代文化演绎的“ 鲁迅精神”的表层上，鲁迅精神与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实现了圆满的接轨。但在深层里， 却给人以“南辕北辙”的总体感觉。对上述鲁迅宣传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我称其为 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相互取消”。
鲁迅的“错位”，还可以在权威评论者“言”与“行”的相左上略微做些考察。郭沫 若和周扬曾是不同历史时期最著名的鲁迅批判者与否定者，后来，出于现实功利的考虑 ，他们一变而为颂扬鲁迅的代表性人物。1946年，郭沫若就指出：“在近代学人中我最 钦佩的是鲁迅和王国维，但我很抱愧，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拜见过，而认识了他们 的伟大却都是在他们的死后，毫无疑问，我是一位后知后觉的人”，他还用吹捧的语气 说，如果对两人进行比较的话，“那便是鲁迅先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 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先生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注：陈 友康：《不可以选择什么》，见《方法》1998年7期。)。解放后，他更是在演说、谈话 和文章中言必说鲁迅，对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给予了相当夸张的赞扬。但在长期的人 生历程中，郭沫若的行为却走到了鲁迅精神的反面，为世人留下了诸多悲剧性的笑柄。 郭沫若最大的悲剧，就是“不要立场，不辨是非，捧红踏黑，落井下石，是我们民族文 化传统精神最不齿的品行”。“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他‘献给亲爱的江青同志’ 的一首诗，现在多为人们诟病”；“‘四五运动’以后，在稍有良知稍有头脑的中国人 都知道孰好孰坏的情况下，他仍在神定气闲地写：“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 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水调 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最有趣的是周扬的“表现”。在许多公开 场合，他似乎都成了鲁迅精神坚决的维护者和自觉的阐释者。例如，他热情地肯定“‘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与现实、文艺与广 大群众的结合上“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他还把“鲁迅精神”不断加以“ 放大”和“延伸”，将之与古典戏曲、继承文学遗产、阶级斗争、作家思想改造乃至下 乡体验生活等大大小小的现象相联系。但就是同一个周扬，又扮演了鲁迅学生和忠实信 徒胡风、冯雪峰和萧军等人政治生命的“掘墓人”角色。他不仅组织了对他们的“批斗 会”，示意和支持众人与他们“坚决斗争”和“划清界限”，进行残酷迫害，而且多次 亲撰文章，对胡、冯等施以致命打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胡风、冯雪峰等极力捍卫的 正是鲁迅的思想和文艺观点，甘心以死为代价来做鲁迅精神的“守夜人”。尽管上述情 况充满了残酷的戏剧性，但它们毕竟又是无法绕过的历史事实。它们从某些方面折射出 了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在他离世前写的《死》里面，他就表示过不相信死后能 够“轮回”，曾用他惯常的尖刻语调说：“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 好衣服，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 并声称自己在死的问题上其实是一个“随便党”(注：该文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1。)。鲁迅能够预知自己的“生前”，却无法掌握自己的“死后”。 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些活在鲁迅思想里的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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