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研究朝鲜古典诗话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诗话论文,中国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国赵钟业教授编的《韩国诗话丛编》（12卷），收录的诗话作品有113部，这是文学史、诗学史、批评史方面的宝贵遗产。对这些朝鲜古典诗话的整理、研究工作，在朝鲜和韩国早已开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对继承与发展朝鲜的文学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圈，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诗话作为东方独具特色的一种诗论载体，是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样式。在中国和朝鲜的文化交流中，诗话的历史交流是比较活跃的。朝鲜诗话史证明，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又形成扎根在本民族土壤的民族特点和美学价值，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影响。朝鲜诗话与中国诗话一样，在东方文化圈中有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美学价值，有与西方文论不同的东方特色，因此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中国文化界研究朝鲜古典诗话，是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必然的创举。从80年代起，中国的学术界大量介绍与研究朝鲜诗话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现将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一、朝鲜诗话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
朝鲜诗话是从60年代起介绍到中国来的，对它的研究成果是从80年代开始传播到中国来的。
1、诗话作品的介绍与传播
朝鲜古典诗话作品是以摘录言论的形式、汇编《丛林》的形式、全部诗话的《全编》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来的。
以摘录言论的形式介绍的是1964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古典作家美学观点资料集》。申九铉先生为资料集写了题为《朝鲜古典作家的美学思想》的长篇序文，指出“这本书介绍了李仁老、李奎报等30多位古典作家的文学见解。他们是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政治观点，提出自己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主张。他们总结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创作经验，丰富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摹仿主义等反动的文艺思想，强调文艺的认识教育作用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中的内容的主导作用以及世界观的决定作用。”这本资料集按时间顺序简略地介绍了有关诗话作家的历史、文学观以及摘录的主要诗话言论（原文是文言文写成的，因此附上朝鲜语的译文）。80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韩国历代诗话类编》（李钟殷、郑珉合编，汉城亚细亚出版社，1988年版）也是以摘录言论的形式，按项目把摘录的言论加以分类。这本书选择33种诗话作品，按作家类、诗论类、历代诗评论类、体制类、作法类、品评类、辨正类、论文类、杂记类等不同类别，摘录汇编有关言论。
洪万宗的《诗话丛林》（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3年版），是以丛林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来的。洪万宗在《诗话丛林》序中写道，“合诸家所著而专取诗话，辑成一编，名之曰诗话丛林。凡上下数百载，骚人墨客，山僧闺秀，名章警句，备录无遗，其清丽豪雄，各臻意趣，品题考核，无不得当。我东方诗学之盛，斯可见矣，抑有所感焉。”该书汇编的朝鲜诗话作品共有24篇。任廉的《晹葩谈苑》（汉城亚细亚出版社，1981年版）也是汇编部分朝鲜古典诗话的。这是手写本，包括洪万宗《诗话丛林》24篇和洪万宗的《小华诗评》及任廉的《蟾泉漫录》等7篇诗话。《诗话丛林》和《晹葩谈苑》未收录的李仁老的《破闲集》、崔滋的《补闲集》和徐居正的《东人诗话》等诗话作品，是通过韩国太学社于1983年刊印的《韩国诗话选》加以介绍的。
至今整理全部朝鲜古典诗话作品的是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他编的《韩国诗话丛编》共有12卷，收录113种诗话作品。这是规模最大，材料最全，内容最丰富的大型诗话丛编，从90年代起介绍到中国来。
2、朝鲜诗话研究成果的传播
当代朝鲜是从60年代起比较系统地研究其诗话作品的，其研究成果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传到中国来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韩国古代诗论史》《赵钟业著，太学社，1984年版），《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赵钟业著，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版），《韩国诗话研究》（赵钟业著，太学社，1991年版），《韩国文学思想史试论》（赵东一著，知识产业社，1978年版），《韩国古典诗学史》（全莹大等著，弘盛社，1979年版），《韩国古典批评研究》（全莹大著，书世界，1987年版），《韩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理解》（郑大林著，太学社，1991年版），《韩国文学思想史》（金相洪等编著，启明文化社，1991年版），《韩国文学批评史论》（金周汉著，学士院，1993年版），《汉诗批评体例研究》（李炳汉著，通文馆，1994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是从诗论史、思想史、批评史、文学史的历史视角综台研究高丽和李朝时期的诗话作品并且加以体系化的；通过各个时期具体诗话作品的微观的分析与研究，概括归纳各朝代诗论的特点与历史价值；在此基础上，又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诗话作品加以比较，探讨了两国诗话的相互联系与影响，说明朝鲜诗话是怎样接受中国诗话的影响，同时，对贯串在两国诗话中的主意论、主气论、性情论、效用论、用事论等诗话理论与各种东方美学范畴，初步加以研究。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学术界研究朝鲜诗话来说，有着积极意义。
二、国内研究朝鲜诗话的几个主要地区
当代中国学术界研究朝鲜诗话，大概是从80年代开始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学术界面向世界的研究空前活跃，中西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比较文学概论》、《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西比较诗学》、《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等陆续出版。这种文学研究的时代思潮，促进了对朝鲜诗话的研究。
从研究朝鲜诗话的近况中可以看到，广州、长沙、北京、延吉等地初步成为四个主要地区。
首先是广州。广州的苏晨，据说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在汉城一个高丽大学校女学生家里得到一批朝鲜古典诗话作品，从此开始学习与研究朝鲜诗话，到了80年代开始发表研究成果。他先后发表了《同岑异苔》（《读书》，1980年9月号）和《〈小华〉〈大华〉之间》、《朝鲜李太白》（发表在《夹竹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阐明了朝鲜诗话的创作过程，汉诗在朝鲜的影响，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申纬等四大汉学家的诗学以及中朝诗话的比较等问题。他提到高丽时期诗话作者李奎报是“朝鲜的李太白”，在分析李齐贤的《栎翁稗说》时，批评作者崇拜中国宋朝苏轼的观点，认为作者论诗时多按受王安石和刘禹锡的诗，多吸收黄山谷的诗法。
其次是长沙。长沙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蔡镇楚教授是研究诗话理论、诗话史、比较诗话的专家。他最早写出《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和《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他把诗话学看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并确立了其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这里包括诗话的概念、诗话的源流、诗话的分类、诗话的形态、诗话的历史、诗话理论体系、比较诗学、诗话文献等。他从这种诗话学体系出发，研究与执笔《中国诗话史》。他在《诗话学》中提出比较诗话理论并进行中、朝、日、印诗话的比较研究。他在这里，写进朝鲜诗话史概要，中朝诗话的比较，中国诗话和日本诗话，中国诗话与印度诗话，中国诗话和西方诗话等内容。特别是作者在这里论述了朝鲜诗话的历史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诗话特征，中朝诗话的比较等问题。他以《中国诗话和朝鲜诗话》为题，在《文学评论》（1993年5期）上发表文章，又在（朝鲜—韩国学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里转载。这篇文章论述了朝鲜诗话的历史发展、风格特征、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等。
其次是北京。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为主，形成了研究朝鲜诗话的一个中心。韦旭升教授从1953年起在这里学习与研究朝鲜学，重点是朝鲜文学史与诗话。他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文学在朝鲜》（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深刻地阐述了朝鲜文学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以及诗话作品的内容，又同中国诗话进行了比较研究。朴忠录教授也在自己的著作《朝鲜文学简史》和《金泽荣文学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中分析与研究了文学发展的历史与诗话作品，特别是对金泽荣《韶濩堂集》的《杂言》中的诗话，进行探讨与分析，李先汉教授对徐居正的《本人诗话》进行专题研究，并写出《和李穑郑道传比较看四佳徐居正的文学观》（《高丽学研究》，1994年2期）等几篇论文。
延吉也是研究朝鲜古典诗话的一个主要地方。以延边大学朝鲜语言文学系为主，朝鲜学研究机关与其他专业，共同研究朝鲜诗话。其规模大，人员多，成果也大。可以说，延边大学是全国的一个朝鲜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不仅培养这方面的本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还出版多种荟萃研究成果的丛书，设立了国内一流的朝鲜学—韩国学研究资料中心，对朝鲜诗话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的《朝鲜古典诗话研究》是由任范松、金东勋教授与两名比较文论研究生共同完成，并由延边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这本书在绪论中论述了诗话的概念、朝鲜诗话的起源与演变、朝鲜诗话的基本特征以及研究朝鲜诗话的目的与意义，接着分成四编分别论述了高丽时期、李朝前期、李朝中期、李朝后期诗话的思想文化背景、诗话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诗话的主要内容（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等）。这本书，虽然水平不高，但在资料缺少、研究时间较短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很难得的，而且这本书是至今系统论述朝鲜诗话的第一部，可以说是开创性的。朝鲜文学博士金柄珉教授和金宽雄教授共著的《朝鲜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朝鲜文学博士蔡美花教授的《高丽文学美意识研究》（延边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书里，也写进了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朝鲜诗话的成果。例如，《朝鲜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一书，分析李朝后期李瀷的诗话《星湖僿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时，详细论述了李瀷对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苏东坡等作家作品的品评。《高丽文学的美意识研究》一书在对高丽时期诗话作品进行分析时，总结出和谐美的审美思想，这也是第一次提出来的美学观。另外，《论朝中两国古典诗话的东方美学特征》（任范松）、《清朝末期朝鲜诗人金泽荣美学思想》（金东勋）、《补闲集诗论的实用性特征》（孙德彪）、《＜六一诗话＞》和《＜破闲集＞》的比较研究》（马金科）、《“味”——高丽时期重要的诗学范畴初探》（温兆海）、《韩国古典诗话对杜甫之批评》（王克平）、《崔滋的主气论》（李海山）、《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审美批评》（邹志远）、《李德懋的通变论诗学思想》（徐东日）等一批论文，是最近几年老中青三代人的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吉林大学崔成德教授主编的《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是在中国用汉文编写的第一本研究朝鲜文学艺术和诗话作者与作品的工具书。在这里收录的4104个词条中，很多是涉及了朝鲜诗话作品及其作者，这对了解与研究朝鲜诗话很有意义。
三、研究朝鲜诗话的主要课题
在中国学术界研究朝鲜诗话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研究课题是朝鲜诗话的发展史、朝鲜诗话的基本内容与民族特点、朝鲜诗话的历史地位与意义、中朝诗话的比较等几个问题。
朝鲜诗话的发展史的研究，主要是分析朝鲜诗话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历史上中朝两国诗话的相互关系与影响。蔡镇楚在《诗话学》中，把朝鲜诗话的发展过程分为中古、近古、近世等三个时期，与中国诗论发展阶段上的元、明、清、近代基本吻合，认为中古即高丽朝末期是朝鲜诗话的草创阶段。此时的朝鲜诗话创作，奉行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以资闲谈”的撰写宗旨，采用“闲谈”的随笔体式，以“记事”为主，寓诗论于闲谈述事之中。主要代表作有《破闲集》（李仁老）、《白云小说》（李奎报）、《补闲集》（崔滋）、《栎翁稗说》（李齐贤）。近古即李朝初叶，徐居正的《东人诗话》是作为朝鲜诗话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话著作，表现出朝鲜诗话的崛起已成必然之势。这个时期，诗话的代表作还有《慵斋丛话》（成仯ⅰ肚锝浠啊罚闲⑽拢ⅰ栋薰僭蛹恰*
（鱼叔权）、《清江诗话》（李济臣）、《松溪漫录》（权应仁）、《五山说林》（车天辂）等十几部。近世即李朝中、末叶，这是朝鲜诗话创作鼎盛的黄金时代，代表作有《芝蜂类说》（李晬光）、《惺叟诗话》（许筠）、《於于野谈》（柳梦寅）、《溪谷漫笔》（张维）、《小华诗林》（洪万宗）、《终南丛志》（金得臣）、《壶谷诗话》（南龙翼）、《西浦漫笔》（金万重）、《农岩杂识》（金昌协）、《诗则》（申景濬）、《星湖塞说）（李瀷）、《清脾录》（李德懋）、《晹葩谈苑》（任廉）、《东人论诗绝句》（申纬）等几十部。蔡镇楚认为这时期的朝鲜诗话，一是民族性增强，诗话论诗的对象主要放在朝鲜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方面，论诗的内容充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二是评论性的增强，一些诗话偏重于对中朝历代诗人诗作的评论；三是诗话作品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种类繁多，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任范松、金东勋主编的《朝鲜古典诗话研究》，把朝鲜诗话发展阶段分为高丽时期、李朝前期、李朝中期和李朝后期。高丽时期和李朝前期诗话的代表作，跟蔡先生的提法是一致的。李朝中期诗话的代表作品，提到《於于野谈》、《芝峰类说》、《惺叟诗话》、《小华诗评》等几十种；李朝后期的代表作品，提到《终南丛志》、《壶谷漫笔》、《西浦漫笔》、《农岩杂识》和《星湖僿说》等几十种。这样，对朝鲜诗活发展史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法以及诗话代表作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朝鲜诗话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诗话界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朝鲜古典诗话研究》一书，对朝鲜诗话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三点，一是朝鲜诗话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丁茶山说“我是朝鲜人，甘作朝鲜诗”，金昌协在《农岩杂识》中指出“诗固当学唐，亦不必似唐”。朝鲜诗话论诗的对象主要放在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上。如《芝峰类说》、《於于野谈》、《惺叟诗话》、《壶谷诗话》、《小华诗评》等诗话，都用大部分篇幅去评论朝鲜诗人及其诗歌。朝鲜诗话论诗的内容充满着民族自豪感。近世朝鲜诗话，特别注重于朝鲜本国诗人、画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军事家等民族英雄、一代才人的记载和颂扬，对祖国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二是朝鲜诗话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朝鲜诗话特别强调“文以载道论”，如崔滋在《补闲集序》中说“文者，蹈道之门”，徐居正在《东文选序》中强调“文者，贯道之器”，这些都是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文道观。在诗学方面，朝鲜诗话重儒家“诗教”，强调诗歌的“美刺功能”，《於于野谈》等诗话还强调“诗者言志”，《东人诗话》推崇杜甫为“诗圣”。三是朝鲜诗话具有欧派气质，善于论事而采用语录体、随笔体大多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宗，以“闲谈”、“记事”为创作旨归。
朝鲜诗话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问题，也是研究者们比较关心的课题之一。研究者们注重研究朝鲜诗话在朝鲜以及东方文化圈、世界文学批评史上的历史地位。蔡镇楚教授在《诗话学》中认为，朝鲜诗话首先是朝鲜文学史研究的资料宝库。同中国诗话一样，朝鲜诗话资料十分丰富，是研究朝鲜文学史、诗歌史、诗论史乃至社会学、民俗学等的重要资料宝库。正如崔淑精《东人诗话序》所说：“吾东方诗学，始于三国，盛于高丽，极于圣朝。其间，斧藻裁品者，若郑中丞嗣文、李大谏眉叟、金文正台铉、崔平章树德、李益斋仲恩，皆有裒集之勤。”其次，朝鲜诗话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朝鲜诗话是运用汉语中的文言文创作而成的。从语言使用本身来看，就足以说明朝鲜诗话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可以说，一部朝鲜诗话史，就是中朝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长期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数以百计的朝鲜诗话，不仅论述朝鲜诗人诗作，而且极为广泛地论及中国历代诗人诗作和文学思潮以及文化交流活动。最后，朝鲜诗话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它是中国诗话通向日本乃至世界的一座坚实的桥梁。东方三国诗话（中、朝、日诗话）中起桥梁作用的是朝鲜诗话。朝鲜诗话虚怀若谷，它将中国诗话引进到朝鲜，又将中国诗话输出给日本，从而形成了东方诗话圈。
中朝诗话的比较研究，也是诗话研究者们注重的一个课题。研究者们认为，由于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形成了两国诗话在内容与形式诸多方面的共同特征。同时，朝鲜诗话又在自己土地上生根发芽，论述民族自己的诗人诗作，因而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与风格。朝鲜诗话在诗的本质论、创作论、批评论以及作家论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例如崔滋在《补闲集》中提出“气骨”、“意格”、“辞语”、“声律”等方面的诗品标准，主张“诗文以气为主，气发于性，意凭于气，言出于情，情即意也。”这是联系主意论、主气论、性情论内在关系的诗歌理论，对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有指导意义。朝鲜诗话的这些特点，说明中朝两国诗话的比较研究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通过中朝诗话的比较研究，不仅明确两国诗话各自的特点与源流过程，而且可以弄清楚与西方诗话相区别的东方诗话的共同美学特点。这说明，东方诗话的比较研究，是进行东西诗学比较研究的基础。
总之，当代中国研究朝鲜诗话的工作，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朝鲜诗话的整理、翻译、考证方面、动员与组织研究人员方面、高层次的深层次的研究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外，其研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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