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金融危机看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主权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7月以来，在东南亚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并波及到东亚地区，影响全球，时至今日， 仍没有终结的迹象。 联想到1994年底到1995年初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人们不得不深思：亚太地区，曾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样板，为何在短短几年间就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同时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面救援，受援国在体会到国际经济合作好处的同时，也对它的种种要价颇有微词，印尼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围绕联系汇率问题而发生龃龉为其中一例。受援国深切体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是一剂不得不服下的苦药。在痛定思痛之余，人们不禁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与阻力发出感慨，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一个老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同时如何去维护自己的经济主权？
一、全球化的挑战
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日益发达，信息、传媒以及研究活动日益显示出全球化的特征。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技术、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等“物”的流通的某种程度的国际化进程，还突出表现在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随着前苏联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破灭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对于计划经济的反思、改革并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用它那无与伦比的穿透力整合、改造和重塑地球上的生产、经营、流通、消费的诸方式（注：引自《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24页，王逸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仅包括了技术的全球化和电信及通讯手段的全球化，尤其还包括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生产的全球化（注：引自余东林《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二期。）。经济全球化的典型代表之一——跨国公司更是将其经济触角延伸到它想延伸并且能够延伸到的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据估计，目前世界上大的跨国企业在国外的生产可能要占整个世界贸易额的1／3，这正是生产国际化发展的显著标志（注：参见（法）西里尔·布伊厄尔著《国际投资》第24—26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而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各种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它们改变了以前限于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的格局，使国际经济组织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于是， 有人宣称，“主权国家”变成了“地球村庄”（GlobalVillage），世界进入“相互依赖的时代”（注：R·O·Keohane和 J·S ·Nye著《权利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国际政治》第3页。）。
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机遇。以市场法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其资本流向是趋利性的，跨国投资者总是希望将其资金投向能够获取最大利润的地区。发达国家的部分工业部门或由于劳动力价格原因或由于地价、原材料原因或由于开拓市场的需要，而愿意寻找合适的地区投资设厂，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丰富的资源，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投资环境，就有可能吸引外国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这也正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一面抱怨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无权，一面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争相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大多贫穷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它们既不可能重走发达国家掠夺殖民地而致富的发展道路，而且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恶劣的条件下，又无法单纯依靠资本的原始积累来求得滚动发展以赶超发达国家。因为这种方式发展的速度太慢，其结果只能是差距越拉越大，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吸取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上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就有可能奋起直追，甚至迎头赶上。后起的发达国家日本、德国即为此方面的典范。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事实上，全球化浪潮对所有的国家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从历史上看，有许多强国就是因为没有抓住历史的机遇而走向衰落；相反，也有许多国家因把握住机遇而走向强大。更重要的是，小国把握住机遇也能成为强国，如殖民时代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大国丧失机遇也会变成弱国，如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鸦片战争后的中华帝国。因此，面对这次全球化浪潮，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敢掉以轻心，纷纷制订了自己的战略。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综合国力竞争的世纪，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发展壮大自己，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主权。而任何闭关自守坐井观天者都将成为时代潮流的落伍者，也就难以维护自己的主权了。
二、主权观念的演进
全球化是一个痛苦而朦胧的过程，一个包含着差别、多样性从而有冲突及对立的过程（注：引自《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37页，王逸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时至今日，它还只是一种趋势，一个目标，并非完全成为事实。但即便如此，它给世界各国所带来的冲击也已十分巨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都对它们提出了挑战。只是对于那些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国家，困难可能小一些；而对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痛苦就会很多，发生抵制也不难想象（注：引自《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38页，王逸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发展中国家主权受制、受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它们提出维护主权的口号。但是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有人高喊维护主权。如美国，其国内的极端保守势力就曾主张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些组织里，美国的经济主权受制、受损。从国际经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美国，为什么也有人高喊维护主权的口号呢？
国家主权原则是所有国际法原则的核心。它和其他各原则彼此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一个共同问题：前者从个体角度侧重说明处于静态的国家，后者从社会角度侧重说明处于动态的国家，如果各自向两个极端推论，它们会转变为两种逆向原则。国际法的发展，往往是在侧重国家主权为一端与侧重国际秩序为另一端的矛盾天平上运行（注：参见梁西主编《国际法》第1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侧重国家主权的极端即主张主权的绝对性；侧重国际秩序的极端则是建立理想化的“世界政府”、“天下一家”。
法国的哲学家让·博丹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使用“主权”这个概念的人，他将“主权”定义为“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其目的在于使法国摆脱教皇的束缚而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客观上为后来建立的民族国家摆脱其宗主国或教皇的束缚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后的绝大多数学者也都给“主权”冠之以各种最高的形容词，与主张“相对主权”的学者相比，“绝对主权”观念受到了占绝对优势的学者的支持。但是，让·博丹的不受国际法拘束的“主权”是有瑕疵的，最简单的逻辑推理是：在多个主权国家并存的条件下，一个主权国家负有尊重另一国主权的义务。即它们的主权两者之间互相受限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绝对主权”理论指导下，经过三十年战争，产生了一批独立主权国家。一方面，为了摆脱外来束缚，它们坚持“绝对主权”；而另一方面，为了国际合作，它们并不为所欲为——恰恰是它们之间的合作促进了近代国际法的发展。此外，“绝对主权”观念有助于打破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恰恰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任务——故人们广为接受“绝对主权”观念，而没看到或有意忽略主权的相对性。
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情况在发生变化，天平开始倾斜，由主权任意决定的保留范围在减轻份量，而由国际法加以规范的客体则有所增加，国际合作范围在扩大（注：参见梁西主编《国际法》第2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美国的莱斯特·布朗在其《没有国界的世界》一书中写道：“曾经是主权国家主要目标的维持经济繁荣和有效防务，现在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安排来实现，而国际合作依据其本性是限制所有有关国家的主权的。”（注：莱斯特·布朗《没有国界的世界》第187页，纽约1973年版。）该文的真实意图或夸大之词我们姑且不论，但作者指出的这种趋势是存在的。如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兴起、扩大和加强。一国参加国际合作的程度越深，承担的条约义务的范围就越广泛，其主权受限制也就更深，但它可以借此获取更广泛的利益。这正如英国的J·G斯塔克在其《国际法导论》中所言：“一国虽然在行动自由上受到很大限制，而另外方面却可能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注：参见J·G·斯塔克著《国际法导论》中译本第90页，赵维田译。法律出版社。）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透明度”条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申报”制度，但是加入这些国际组织的国家还是趋之若鹜。
此外，全球化还带来了许多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事关整个人类利益，其中一部分已由国际法强行调整，是主权国家不得不承受的义务；没有经国际法强行调整的事项也需要各主权国家的通力合作。所以《奥本海国际法》的作者宣称：“国际法作为不管各国国内法有何规定而对各国一律有拘束力的行为规则总体，这个观念本身就含有各国服从国际法的意思。”（注：参见《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4页，赡宁斯等修订，王铁崖等译。1995年12月第一版。）
将“主权”这个概念与国内民法中的“所有权”这个概念相比较很有意思：（注：此处并没有将“主权”比作“所有权”的意思。）“所有权”是所有人对所有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故称之为“自物权”；而主权是指国家独立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利（注：此处“对外事务”仍然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本是国内的最高权。但是，两个概念在对外方面都使用性质差不多的措辞：所有权被称之为“绝对权”、“排他权”、“完全的无期限的物权”。而主权则被修辞为“最高权威性，绝对的排他性，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两者在使用最高级形容词的程度上确实有相似之处，而且两者的发展历程也很相似：都经历了一个由绝对化走向相对化的过程。可见，如同国内法的社会趋势一样，国际法的发展，也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化特征。
三、实证分析：亚洲金融危机
一国的国内法是其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是由其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国际法体现各国意志的协调，也是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结果，是由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这种力量不取决于哪一个国家的力量，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也不单纯以哪一国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无论何时表现出来的均是一种“合力”，它不是各个单个力量之和，而是象力学里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所决定的合力。国际法往往就体现了这种合力。例如，当世界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时，战争甚至使用武力都被禁止；反殖民制度力量超过殖民势力后，殖民制度便慢慢成为历史。当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走上政治舞台后，国际政治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政治主权至少在形式上得到尊重。但在经济主权问题上，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悬殊，目前尚无法立即根本改变这种局面，故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受制、受损显而易见。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合约”由于基本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故在1993年11月16日得到60多个国家的批准从而应在12个月之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未参加，最终被迫修改了该公约的第十一章。
本次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冲击的明证。东南亚、东亚地区之所以被称之为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地区，就在于它较好地适应了全球化的要求，抓住了机遇。但是，伴随着机遇而来的还有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危机以前我们姑且不论，单从危机发生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救援来看，受援国就感到自己的经济主权受损。
首先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展中国家“人微言轻”。有资料显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0亿美元基金中，美国占有410亿， 因为该组织采用“加权表决制”，因而美国就拥有26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0%，加上其他发达国家的票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不得不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用发达国家中意的方法来处理危机。
其次，各国难以抵挡跨国资本的冲击。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的跨国公司，经济实力十分强大。据资料编译，2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占有全球总产值的28.3%，如果将国家和公司混合排列，那么世界上最强的100支经济力量中有51家是公司。诸如通用、福特、 三菱就分别排在泰国、南非和印尼之前（注：引自《环球时报》1998年2月8日第二版。）。另外，国际游资资本量也十分惊人，出于觅利本性，它既能象潮水一样涌入这些国家，又能象潮水一样退出。不久前，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就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国家的企业和银行等民间部门， 此后又迅速撤出是引发这次危机的原因。 ”（注：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2月23日第二版。）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援国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
经济全球化过程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化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国际社会却由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主权国家组成，因而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无视这一点，与往常一样一成不变地要求受援国开放市场，要求受援国增强市场透明度，其结果是有关国际银行机构得到巨额补贴，而受援国的金融机构、公司则纷纷倒闭，从而为发达国家企业抢购破产企业提供了方便，严重损害了受援国经济主权。马来西亚的一家报纸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奉行“双重标准”，就连著名的“休克疗法”的设计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也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加重经济危机。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既是“雪中送炭”，又是“雪上加霜”。
法国的《外交世界》认为：“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一个超民族的“世界国家”，它的“国家机器”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这四大组织的功能不同，但均奉市场法则为圭臬，均体现资本的意志。可是它们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机器，它们不向任何民选机构负责，也不受任何民选机构监督，却在事实上左右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即使是最“标准”的民主政体也远未实现“人民作主”，所以，必须“削弱市场的力量”，不能听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宰世界，否则，人类将进入一个更加弱肉强食的新世纪（注：引自《环球时报》1998年2月8日第二版。）。该文虽有点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也未能指出这些组织实质上是代表发达国家利益，向国际资产者负责。但它也指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基本无权地位和困境，它所指出的危险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应严加提防的。从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应注意到金融霸权主义、金融殖民主义将成为危害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大敌人。
四、积极参加国际合作，努力维护国家主权
全球性政治力量的相对增强同国家主权的相对受制很可能是二十一世纪并行不悖的两大趋势（注：引自《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40页，王逸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面对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发展中国家既不能回避（也无可回避），也不能观望、等待，希冀发达国家突发慈悲，而应正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挑战，抓住机遇，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自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自己的主权。
首先，维护主权的最可靠的力量是国家自身。就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尽管其起因人们还在研究之中，但是以下几点应是其部分症结所在：有关国家内部政府、银行和公司之间“联系紧密，导致银行滥贷款和公司滥投资，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贪污腐败丑闻不断被曝光即为明证；金融体系缺乏透明度，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现代金融体系基础薄弱或者根本不存在；金融法规和监督机制也不健全。找出症结所在后，就需要对症下药。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而发达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都可以作为人类的精神成果加以吸收、消化，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模式；改革旧体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善于妥协和灵活应变，包括作出必要的让步，有步骤、有计划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推陈出新，奋发图强，乘上二十一世纪的快车，不为时代所弃。
其次，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主权受损的“罪魁祸首”。西方学者喜欢用“地球村落”、“天下一家”、“天涯若比邻”等美妙的词汇来形容全球化的世界。诚然，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发达国家却将全球化的载体无根据地赋予西方文明，将“全球化”歪曲为“西化”，企图压服发展中国家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炮制出“文明冲突论”，视其他社会制度、文化、宗教为异端，必欲灭之而后快。此举不但无助于全球化的进程，而且会带来更多的磨擦与冲突，阻碍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一点，如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在1983年2 月的一次演讲中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成功与否，对我们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第三世界经济不增长，美国也不会有持久的经济繁荣。”就这次亚洲危机，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说：“促进亚洲恢复金融稳定事关美国重大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当我们采取行动解决亚洲危机时，我们实际上在为美国人民谋利益。”（注：引自《环球时报》1998年2月15日第三版。）亚洲金融危机既给美国带来了短暂的实惠，但也给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称，亚洲金融危机已给美国带来了300亿美元的损失，此外，欧洲出口受到打击， 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巴西、阿根廷的金融市场笼罩在亚洲金融危机阴影之下，世界贸易发展速度放慢（注：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2月17 日第四版。）。也许到了此时，人们才深刻领会到什么叫“天下一家”了。
所以，发达国家应认识到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没有北方，南方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而南方不能取得较大发展，北方就不能繁荣。全球化的世界仿佛是造就的一条“人类之舟”，南端沉在水底，北端还能航行吗？所以，发达国家应发挥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减少对抗，增进合作，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最后，加强南南合作，集体维护主权。破旧立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也是进行南南合作的坚实基础。如果单靠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是难以改变世界经济旧秩序的，只有加强南南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提高它们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主权。合作的方式既可以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对付发达国家侵犯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为，如70年代石油武器的运用，在联大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等；也可以由发展中国家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如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东盟内部进行贸易合作；中国承诺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中国还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更是博得了国际社会一片赞扬之声。
总而言之，全球化的世界不是一个绝对的世界，而一个兼容的世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真正本着“天下一家”的精神，同舟共济，加强交流与合作，伴随着时代潮流，向着人类美好的明天远航。
标签：亚洲金融危机论文; 全球化论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文; 国际法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