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产业空间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综述_广州专业批发市场论文

批发产业空间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综述_广州专业批发市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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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是指在生产商与非消费者(即批发商、零售商)之间进行的、供转卖或生产加工使用的、整批商品的大宗买卖方式[1]。在学术领域,对批发业空间的研究属于商业地理学的范畴,但在该领域中,学者对零售商业网点的研究明显占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早期受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影响,在探讨零售网点布局方面的成果颇丰。相比之下,批发业的研究较为薄弱。即使在流通经济领域,流通学者也是对流通系统中的零售商业关注较多,很少有专门对批发商业进行的研究[2]。本文对国内外批发业空间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进行梳理,希望能为日后经济地理学对批发业的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阶段划分

      1.1 20世纪30—60年代,依附于区位论的批发业区位研究

      区位论是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其对农业、工业的布局以及城镇体系的研究较为典型和成熟,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有学者对批发业区位进行专门研究。20世纪30—40年代,学者在区位论研究中涉及批发业区位的内容,如胡佛的交通区位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生态学派所提出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中均对批发业区位有一定的论述。1933年克里斯泰勒提出了完善的中心地理论体系,作为城市聚落的一个模式,中心地理论的支配地位征服了早期的批发业地理论文[3]。因此,20世纪40—60年代受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影响,学者流行用与批发贸易相关的指标来测量城市的中心性。

      1.2 20世纪70—90年代,出现对批发业区住及其形成机制的专门研究

      1970年Vance(万斯)的著作——《批发业地理》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对美国批发区位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开辟了批发业地理和都市批发业的区位布局新领域[4]。20世纪70—90年代,学者对批发业区位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程度日益加深;同时,通过批发业来探讨城镇体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体现在日本Nishiharai、Hasegawa、Koganezawa、Teraya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

      1.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注批发业空间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城市规模的逐渐壮大及传统批发区的日益发展,批发业的经营给城市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因此,这一阶段学者对批发业的空间优化有较多关注,意识到规划新的批发区时,应考虑长时期的城市发展规划,并要符合交通便利、规模合适等条件[5];批发市场的规划应与城市、产业和物流业的发展规划高度协调和统一[6]。同时,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批发商得以整合贸易区和配送点,导致这些结点减少及向城市外围迁移,从而实现物流功能与交易功能的空间分离,城市内传统批发区的空间逐渐优化[7,8]。

      面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入WTO、商业格局变化、JIT配送的发展,以及批发业自身经营所带来的城市交通拥堵、经营环境恶化等问题,学者对批发业的关注日益增加。世纪之交,学者对传统的国有批发企业转型给予很大关注,普遍提出转型的方向是跟现代物流业紧密结合,建立现代物流配送中心。近年来,学者更多关注批发市场的升级转型及其空间优化,提出批发市场的物流要向现代物流方向发展,降低商户运营成本的同时有效缓解由于传统物流活动带来的交通拥堵、空间资源浪费等问题;也提出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应逐渐从边缘城市(或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而城市中心的批发市场应逐渐向城市外围和沿交通路线布局[9]。

      2 研究内容回顾及评述

      2.1 批发业区位

      2.1.1 区位论对批发业的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胡佛从商品移动过程中费用变化的角度,对批发业的区位进行了研究,根据胡佛的理论,交通连接点或运送中转点是批发业布局的潜在区位点,接近消费地(市场地)的最近交通结节点是批发业的最佳区位选择[4]。涉及批发业区位研究的还有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生态学派。他们在地租理论的支持下先后提出了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模式:伯吉斯的同心环模式、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哈里斯和乌尔评的多核心模式,尽管这几种模式所描述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但对批发业的布局则有较为一致的结论:

      (1)批发业与城市最核心的中心商业区毗邻。一般而言,相比工业、房地产和农业,商业的付租能力最强,其在市中心所产生的经济地租最大;商业分为零售业和批发业,显然前者的经济地租曲线斜率较后者大,因此在市中心首先经营零售业,中心外围为批发业。

      (2)批发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密切,两者布局在同一区域。学者普遍认为批发业在产业集聚中起着重要作用,轻工业所提供的产品是批发业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3)批发业的布局区域也是货仓、港口码头等物流基础设施的布局区域,说明批发业明显受到交通通达性的影响,而且与物流活动的关系非常密切。

      2.1.2 万斯对批发业区位的专门研究

      在1970年以前,学者无论在城镇体系,还是在零售业、批发业布局研究中均大多受到中心地理论的影响。学者假设影响批发业布局的因素与零售业相同,认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模型足以解释批发业的选址问题[10];有学者甚至认为批发业比零售业的靠近中心性趋势更大[11]。一个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均批发值,意味着它服务于城市外部的大规模人口,具有较高的中心性[12],如Harris[13]根据就业数据,将城市划分为两种中心地城市:批发中心和零售中心。直到1970年,万斯摆脱中心地理论的影响,从全新角度对批发业区位进行了专门研究。

      万斯[14]认为批发贸易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没有考虑外在因素影响的中心地模型不足以解释批发贸易的空间布局;万斯的批发业区位理论从两个空间尺度展开:全国范围的批发区位空间;都市内批发业区位。国家尺度上,万斯认为批发贸易往往在集散点进行。这些集散点在国家的边境和制造业国家之间充当门户;然后,批发业的内部化(即批发业在国家内陆布局)和集中化布局出现。伴随着内部化是批发业的专业化,当企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经营时,其产品的销售地域就越来越广泛。都市尺度上,万斯将都市内的批发业分为两大类,一是选址主要受供应源接近性影响的传统批发区(传统的仓库),一般布局在靠近城市中心的交通站场附近,以都市圈为腹地进行服务;二是受顾客接近性影响的批发区,包括农产品地区、商品品种选择地区、预售交付地区、面向制造业的原材料地区和办公批发区,各种地域类型有不同的布局特点。其中,农产品批发区布局在城市购物区的边缘,重要的区位因子是接近众多的小规模经营者(如城市的餐厅、酒店、蔬菜经销商等);商品品种选择地区通常毗邻中央商务区布局,方便集聚在中央商务区酒店的城市外部顾客挑选产品,因此该区经营的产品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如家具、服装等;预售交付区一般位于都市内部的主要干线附近;面向制造业的原材料批发区以纸张批发区为例,纸张批发商靠近城市核心及印刷区布局;办公批发区位于城市核心,便于接近客户和协商市场价格。然而,接近客户这一影响因素对于批发业布局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交通运输成本的重要性却逐渐增加。因此,随着交通条件的发展,批发业的集聚发生变化,从城市中心往城市边缘发展。

      2.1.3 批发市场区位的研究

      国外的批发市场一般指水产品、鲜活产品等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农产品营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obert、Morgan、Max Erast较早关注农产品批发市场[15-17],但对批发市场区位的研究较为薄弱。Jumper[18]深入研究了果蔬批发市场的类型及其空间布局,发现生产者导向市场大多布局在蔬菜产地,便于收集若干农场的产品;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货源离市场的范围大多在40km以内。消费者导向市场则远离产区,货物在半径80 km—120 km的范围内相对小批量地转售给零售网点、连锁商店及下一级批发商。一些城市还建立了新的食品分销中心,类似于“产业园区”,专业从事食品的加工和配送,集中了都市区大部分食品的批发和存储。

      我国对批发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批发市场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批发市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的特点,东部多于中西部地区,华东地区高于其它地区,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浙江、江苏等一些省份是专业市场的集中地区[19];亿元市场数量最多的地区是江苏省,其次是浙江、山东、广东、河北等省,并存在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集中的趋向[20,21]。在珠江三角洲,内圈层的专业批发市场数量明显高于外圈层,西部地区的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尤其以佛山城区、南海、顺德一带密度最大[22]。从城市尺度看,林耿等[23]对广州市的商业功能区空间结构进行研究,认为广州市从城市核心区到边缘区,形成零售—批发—综合性批零的商业功能圈层结构。肖怡[24]发现广州54%的批发市场分布在内圈层,40%分布在中圈层,6%分布在外圈层;并认为这种空间布局不合理,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遭受浪费的同时,对城市空间、交通运输带来较大的压力。谢涤湘等[25]发现大都市批发市场的集聚分布是一种常见现象,广州市批发市场的空间分布类型可大致分为老城区传统型、交通枢纽导向型、城市内部交通主干道沿线型和城市外围快速干线沿线及交叉口型4种。进一步从批发市场内部布局尺度看,有学者运用GIS和空间句法的集成方法定量分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内部的空间结构特征[26],发现商贸城内部空间结构在总体布局上智能性、可理解性较差,局部区域及部分入口的便捷度较差,部分辅助设施不易达。汤宇卿[27]认为批发市场内部需与之相适应的交通配套设施,如大面积的停车设施、发达的邮电通信系统和大容量的仓储设施等。

      2.2 批发业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

      批发业空间格局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归纳起来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主要涉及地方需求、产业集群、城镇体系、交通条件、土地资源、政府行为以及批发业自身经营等因素。宏观层面中,对批发业与地方需求、城镇体系、产业集群的关系探讨较为多见;微观层面中,对交通条件、土地资源、批发市场自身经营等方面有较多关注。

      2.2.1 宏观层面

      (1)批发业与地方需求。地方需求分为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它们共同作用于批发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20世纪70年代,万斯[14]就提出了美国批发贸易布局变化的主要机制:在早期历史上,美国与欧洲的深厚贸易联系导致了重要贸易转口港的建立,随着外贸重要性的下降、交通运输技术的提高,以及国家内部货物需求的上升,一些早期转口港或货物集散地的重要性降低,国内出现了新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批发贸易中心。因此,交通技术的提高以及逐步的内部化是批发贸易地理不断变化的主要力量。80年代Dennis[28]的研究也得到了相类似的结论,该学者研究了美国40个最大的批发贸易中心,将美国都市区的批发贸易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以纽约在国家尺度上的重要位置,以及转口港的建立为代表;阶段二的特征是纽约批发业的影响作用降低以及一些早期转口港作用的减弱;阶段三的特征是批发贸易功能的郊区化,体现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郊区出现了大型的批发贸易中心。

      这两项经典的研究均表明,美国批发业发展的初期,受到外部需求的影响,批发业通常布局在与欧洲交通联系便利的地方,如重要的港口、海滨城市等;随着国内需求的扩大,批发业内部化发展趋势突出,从而在国内产生了新的批发贸易中心。

      (2)批发业与产业集群。从上述对批发业区位的研究文献中发现,批发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密切,两者通常布局在同一区域。Glasmeier[3]探讨了批发商在产业集群的早期形成中的重要性,认为批发商通过扩展企业的市场范围减少了当地市场的规模限制,从而使得本地专业化形成,并促进了劳动分工;产业集群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批发业的发展。在中国,对批发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关系探讨更为常见。欧开培、肖怡等[29-31]过对广东省、珠三角等地市的研究,发现专业批发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一种耦合生长机制,认为成熟的产业集群都不是纯粹的生产企业集群,而是由生产性企业与流通企业(专业批发市场)共同构成。有学者总结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机制,认为产业集聚是专业市场发展的支撑,而专业市场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32];专业市场能够使信息的集聚化、专业化加强,支撑产业和配套设施发展,并传导政府对产业的发展政策[33]。杨强、陆立军等[34-36]通过对浙江批发市场的研究,发现专业市场在促进区域分工与制造产业集聚式发展方面的贡献相当明显,而产业集聚的专业化及多样化效应对构筑专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加快专业市场升级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斯敖等[37]则认为专业市场的规模报酬递增与专业化分工网络效应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组织创新推动着专业市场的不断创新与升级,从而实现专业市场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

      (3)批发业与城镇体系。在日本,学者对批发业的功能等级结构与城镇体系间的关系有较多关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大型制造商和贸易公司总部在三大都市区(东京、大阪和名古屋)集中分布,并在非都市区(省级区域)建立起大量的分支机构,形成了批发分销体系。由批发分销所建立的城市间联系反过来塑造了日本省级区域的城市体系结构[38];Hasegawa[39]通过分析每一城市批发商的功能特征来探讨东北地方的城市间联系,发现就日本整体而言,东京和大阪是国家级的批发分销中心,而仙台、广岛和福冈是区域性的批发中心;在东北地方,每个县从东京(其次是宫城县)进口大部分商品,销售目的地仅局限在邻近的县(宫城县除外)。Koganezawa[40]将东北地方批发市场功能等级系统概括如下:中央批发市场,全国范围收集蔬菜,并接收从东京中央批发市场转运过来的蔬菜;地方批发市场,从邻近产区收集蔬菜,并接收位于东京或者东北地方的中央批发市场转运过来的蔬菜;还有一种地方批发市场,依赖于东北地方的中央批发市场转运过来的蔬菜。Teraya[41]认为批发贸易能够产生商品的实体流动,以及直接揭示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结构和强度。Nishiharai[38]基于对九州岛各类型批发商的调查问卷探讨城市间联系以及城镇体系的性质,认为城市批发功能的等级、连同他们城市间联系的特征结构,取决于区域批发企业的组织特征,以及取决于企业的经营品种;各种批发网点的空间联系可以甄别具有等级结构的城市体系。

      2.2.2 微观层面

      (1)批发业与交通条件。在万斯[14]的研究中,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都市层面,万斯都认为批发业的区位始于交通结节点(如各中转地或仓库),由此可表明交通条件对批发业布局的重要性。而且在上述批发业区位的分析中也提到,批发业的布局区域也是货仓、港口码头等物流基础设施的布局区域,说明批发业明显受到交通通达性的影响。也有学者通过对新加坡中心地区批发贸易特征和布局模式的研究,发现批发贸易的经营业务不同,其空间和布局需求也不一样;但是,可达性几乎是所有类型的批发贸易布局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42]。林耿等[43]分析了广州市对外交通干线分布对批发空间形成的影响,得出批发市场群的分布基本位于对外的水陆交通干线附近,充分依托了城市出入口的结点优势。张娜[44]通过对西安批发市场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得出排在前五位的重要影响因子:完备的运输网络、利用基础设施配套程度、相关政策的影响、靠近交通枢纽、舒缓交通压力。这些研究均表明,交通条件是影响批发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

      (2)批发业与土地资源、自身经营等其他因素。微观层面中,除了交通条件,还有多种因素对批发业的布局产生重要影响。Riemers[45]对荷兰批发业进行研究,得出以下影响批发业空间布局的因素:发展历史、业务场所的可获得性、土地价格、业务场所的可达性;并发现不同的区位因素的重要性会随着批发公司类型的不同而不同。除了这些区位因素,还有政府的影响及劳动力市场情况等因素。王施益[32]认为专业市场的区位因素由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组成。传统因素中市场因素对专业市场布局的拉动作用明显,交通条件对专业市场的布局具有引导作用,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等影响专业市场的布局;现代因素中,信息因素使得专业市场的区位选择更加灵活。李喆等[46]通过对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研究,得出市场经营和基础设施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市场经营因素中,农产品的流向和流量最为重要,其次分别是土地价格、竞争环境和市场的功能定位。

      3 结论

      批发与零售同属于商流,是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在流通经济领域还是经济地理学领域,学者对批发业的研究明显落后于零售业。从研究尺度看,学者对批发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等宏、中观层面,对城市内部以及个体批发企业、批发市场的微观研究较为薄弱。而在城市内部,批发业布局有两个特点:一是与城市中心商业区毗邻,二是与交通通达性密切相关,并出现郊区化布局趋势。批发业空间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城市发展、产业集群、交通条件、土地资源、政府行为以及批发业自身经营等,各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批发业的不同类型、阶段而变化。

      我国对批发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批发市场方面,而且起步较晚。内容上,对批发市场空间布局及其影响因素、批发市场与产业集群关系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但缺乏批发市场的空间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同时,批发市场作为城市内部的一种物流结点,其货流空间的研究相对薄弱,且往往只有流向而缺乏流量数据[47],未能很好地描绘、揭示批发市场物流活动的空间特质[48,49]。另外,我国学者对批发业交易功能与物流功能的空间分离关注较少,将批发业纳入物流活动中来研究物流空间的成果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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