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与特点的实证研究——基于“大学生眼中的好老师”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公民论文,好老师论文,高校教师论文,眼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诸如高校教学质量下降、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等负面报道层出不穷，人们对高校教育质量的质疑声越来越强。诚然，影响高校教育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高校教师是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因素。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社会都不得不面对“具有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大学的好老师”这样的问题。组织公民行为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于传统评价高校教师绩效之外的新视角。本研究以大学生评价为视角，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与特点，借以回答“大学生眼中的好老师”这一问题。
一、研究回顾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urs,OCB)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Demnis Organ教授及其同事1983年首次创造性提出的概念，是指那些有益于组织、但在组织正式的薪酬体系中未得到明确或直接确认的、员工的一种自觉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有助于提高组织功能的有效性。Dipaola & Tschannen(2001)首先借鉴Organ提出的组织公民行为概念来研究学校中的组织公民行为，提出了学校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SOCB)，并在后续研究中将其表述为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TOCB)，即教师在从事本职工作时所表现的一种超越角色外的自愿帮助学生或同事的行为[1]。为了测量学校组织公民行为，Dipaola(2001)编制了由15个题组成的量表(后修正为12个题)，通过因子分析发现15个题均负载在一个因子上，得出了学校组织公民行为的单维结构。Somech对以色列文化背景下的教师组织公民行为进行了多次研究。Somech，Dranch-Zahavy(2000)使用自编的由23个题组成的量表，从学生、团队和学校三个构面探讨了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并得到了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满意度、自我和集体效能感正相关的结论[2]。Somech，Dranch-Zahavy(2004)在研究组织学习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时，借鉴Williams & Anderson(1991)的组织公民行为两维量表进行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3]。Somech，Rauter(2007)借鉴Podsakoff(1990)提出的组织公民行为五维结构量表，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进行了研究[4]。Oliver Christ(2003)认为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分为三维结构[5]，分别是个体层面、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这与Somech(2000)所得结论一致。Feather，Rauter(2004)借鉴Wittig-Berman & Lang(1990)编制的包含10个题目的量表，对澳大利亚154名学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行了研究[6]。Nguni，Sleegers和Denessen(2006)借鉴Smith(1983)的量表，以700名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校长的变革型领导对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这之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7]。Rego(2007)研究表明，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分为四维结构，分别是主动参与、实践导向、责任意识、礼貌周到[8]。我国学者对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的研究既有理论性的，也有实证性的，并分别得出了从两维到九维的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见表1)。
通过以上研究回顾不难发现，关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百家争鸣，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在进行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过程中，还需要有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要结合中国大陆文化背景分析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樊景立的研究表明，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也有很大差异，应注意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具体分析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其次，要加强对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相比于对中小学教师的研究，我国对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还相对较少。而不同层次的教师的职业特点和胜任力要求也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在高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之间表现尤甚，因此有必要对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加以特殊的关注。第三，立足不同视角和方法展开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目前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的研究多直接脱胎于企业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这种研究范式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探讨。此外，在研究评价的视角上，目前涉及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中，评价主体多为教师自评，这种自我评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我美化和印象管理的问题，使其准确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所以在涉及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特别是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时，能否引入其受众——大学生作为评价主体来进行研究，值得探索。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构思
本研究首先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在校大学生眼中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事件。其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搜集上来的条目进行分析，设计出封闭式调查问卷。再次，用封闭式的问卷进行施测，对回收上来的数据用SPSS17.0和AMOS18.0统计软件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从而得出并验证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最后，对比已有研究，分析得出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与特点。
(二)开放式调查
开放式问卷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是指导语，介绍了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基本概念，并给出了两个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范例供参考，并提示研究对象为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专职教师，不包括学校纯行政岗位的教师。其次是问卷的主体，要求被试根据其对教师行为的观察，用完整的语句描述体现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事件。最后是背景信息，包括被试的性别、院校、年龄和专业。对14所在京高校50名大学生进行了开放式调查，其中有效回复47人，共收集描述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事件327条。
研究先将收集上来的条目进行初次的筛选和合并。对最初获得的327条关键行为事件，本研究采取了如下处理方法：将327条关键行为事件平均分给4名本科学生，先让其根据两个标准进行筛选：一是语言表达准确，含义清晰；二是所列举项目属于教师行为范畴之中。将不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关键行为事件删除。随后4名学生将筛选后的关键行为事件中具有相同的含义的条目进行合并，记录下每条合并后关键行为事件包含原有事件的个数。最后，将4个人所筛选出的条目进行汇总，再次剔除重复条目，最终得到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表现条目160条。
这160条关键行为事件可能因为被试学生在概念理解上存在偏差而有错误判断，因此必须将不符合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行为事件剔除出去。这一研究步骤采用了多重一致性判断的方法，由参与本研究的4名本科学生组成小组，小组成员要根据本研究对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对160条关键行为事件逐条进行筛选，判断其是否为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并在小组内发表看法。若某一条目被4名同学同时认为符合要求，那么该条目将被保留。若某一条目被4名同学同时认为不符合要求，则该条目被删除。当小组中成员对同一条目出现分歧时，先进行小组讨论，如果最终能够对条目符合要求与否达成一致，按一致意见处理条目。当小组讨论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小组对该类条目进行特殊标记，请专家对其进行评价分析。通过以上应用多重一致性判断方法进行处理，最终得到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条目90条，有效率为27.5%。
这90条是开放式调查分析所得到的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事件，但其指向性较为复杂，因此研究借鉴Farh提出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公民行为四层面同心圆模型，把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分为四个层面，分别是自我、群体、组织、社会。本研究将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行分层，并将其中的群体层面分为学生层面和同事(教师)层面，即指向自我、指向学生、指向同事(教师)、指向组织和指向社会五个层面的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按照这样的发展，要求上述4名学生，将各自筛选出的有效行为描述进行归类，初步形成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结构。
初步形成的学生评价的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中，指向学生的关键行为事件41条，指向同事的关键行为事件12条，指向自我的关键行为事件11条，指向组织的关键行为事件22条，指向社会的关键行为事件4条。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学生评价的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事件中，直接与学生相关的事件条目所占比重较大，并且考虑到高校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和现实状况，为了提高评价的内容效度，本次研究选定了直接指向学生的41条关键行为事件作为后续学生评价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研究的出发点。
(三)预试
将开放式调查最终分析确定的41条指向学生的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关键事件加以修正和完善，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编制调查问卷，要求被试按照教师表现出题项中的行为的频率进行判断，从1到5分别代表，“从不这样做”，“偶尔这样做”，“有时这样做”，“经常这样做”和“总是这样做”，设计成封闭式调查问卷。用预试问卷调查包括北京大学、山东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厦门大学等21所高校的358名大学生，回收有效问卷347份，问卷有效率为96.93%。利用SPSS17.0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的结果进行如下处理：一是对于在三个及以上因子上都有载荷的题目，直接删除；二是对在两个因子上有载荷但各载荷均小于0.4的，直接删除；三是对在两个因子上有载荷，其中一个载荷在0.4以上，与另一个相差0.2以上的予以保留。经过以上步骤，最终剩下12个题项，形成为正式的调查问卷，进行下一步施测。
(四)正式施测
正式调查的样本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117所内地高校。共计发放问卷620份，回收问卷607份，回收率97.90%，其中有效问卷594份，问卷有效率为97.85%。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正式调查的数据将随机分成两组，一组(300份)用于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构建学生评价的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模型；另一组(294份)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模型进行检验确认。
三、研究结果
(一)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主要根据被试的测试结果分别计算出每一题目的区分度与鉴别力。区分度用被试在该项目的得分与其所在分量表总分的相关来表示。项目的鉴别力主要是求出每一个题目的“决断值”(CR值)，即通过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每个题目上得分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来进行。根据运算结果，我们从中选取决断值达到0.05显著水准且数值大于3，区分度在0.20以上的12道题目组成了“学生评价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的预测量表”。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前，首先要通过KMO检验来计算取样的适合性系数。KMO的取值在0和1之间。KMO值接近1，原有变量越适合作因子分析。应用SPSS 17.0软件对选取的正式调查中的300份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碎石图如图1所示)。Bartlett球形检验的
值为1402.394(自由度为66)，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取样数据适当性指标KMO为0.857，说明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在不限定因子层面的前提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共因子，选取特征值大于1.0的共同因素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最终共抽取了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这3个因素对总变异量的解释累计达到了63.076%，旋转后的因素载荷矩阵如表5所示。
根据以上的分析，A1、A2、A3、A4、A5、A6六项归类为因素1。这些代表性行为主要涵盖了大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方方面面，即在校社会实践、直接就业、出国留学和考研深造。教师在业余时间，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禀赋，力所能及地为学生规划未来的发展，为其今后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因此，将因素1命名为职业帮助。
B1、B2、B3、B4四项归类为因素2。这些代表性行为主要是描述教师通过自身日常的行为给予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通过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助力于学生自身修养的提高和人生的长远发展。因此，可将因素2命名为榜样树立。
C1、C2两项归类为因素3。这些代表性行为主要是教师在科研上给予学生支持和帮助。近年来，大学生对于科研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因此也就要求高校教师在完成正常的教学活动之外，在科研上给予他们启蒙和点拨。因此，可将因素3命名为科研促进。
(三)验证性因素分析
选取正式调查中的余下294份问卷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考量每个题项在所属的维度结构上的载荷是否明显，以及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本研究的结构模型共包含3个因子相关、12个载荷相关、12个残差方程，结果见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三因素模型与观测数据都有较好拟合，因此，三因素模型得到正式调查样本的支持。此外，在实际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时，模型在理论上的合理性通常情况下是通过以下指标进行反应的：CFI、NFI、NNFI(TLI)、GFI和RMSEA，其中前四个指标的值在0.90以上表示模型拟合非常好，0.80以上被认为拟合较好，可以接受。RMSEA的值在0.80以下被认为模型拟合较好。本研究所得模型拟合指数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模型各拟合指标均达到统计检验要求，正式调查样本对三维结构模型的拟合较好，本研究的学生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三维结构得到了验证。
(四)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通过SPSS 17.0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问卷整体信度系数在0.8以上，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在0.7以上，本研究所开发和使用的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较为稳定。
2.效度检验。通过因子分析来考察整个量表的因素结构是否明晰合理、含义是否符合理论构想是检验结构效度的一种重要方法。从表5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学生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非常清晰，各个因素内所包括的项目在该因素上的载荷也较高，因子载荷大多集中在0.6-0.8之间，对总体方差的解释量也较高，达到63.076%。同时，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学生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三维结构模型整体拟合度也较好。因此，说明本研究所开发的问卷量表有着比较好的结构效度。
四、分析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学生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事件，自行设计了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量表，通过大样本的调查，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并检验了学生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三维结构：职业帮助、榜样树立、科研促进。
对比国内外已有的关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的研究结论，特别是如前文中表1所示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的研究不难发现，本研究所得出的学生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结构与已有研究有着明显差异，集中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与中小学教师有显著差异。在已有的关于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当中，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中小学教师。而虽然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师同以“教书育人”为本职，但二者的工作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也就导致各方对这二者的工作要求有所不同。对比国内学者苏红(2007)、王建康(2008)等人的研究就不难发现，本研究所得的职业帮助和科研促进这两个维度是高校教师所特有的。这与高校教师的工作受众对象——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有着明显的关联。因此，这就提示我们不能简单将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一概而论，应该针对不同的教师群体展开差异化和层次化的研究。
2.学生评价与教师目评的组织公民行为有看显著差异。在以往的关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中，评价主体多为教师自评。而在关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当中，学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中小学教师的服务对象是中小学生，评价的能力和对标准的判断可能有欠缺，因此很可能不能做出客观、恰当的评价。但是高校教师的服务对象——大学生，心智相对成熟，评价能力较强，因此可以从大学生视角对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行评价。本研究发现，学生评价和教师自评所得出的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周国华(2009)从教师评定视角得出了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三维结构：热爱学校、帮助同事和自我发展。这三维结构中并没有明显指向学生的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这一研究结论也从侧面反映了在目前对高校教师的绩效评价中，与教学相关或与学生相关的行为所占权重较低，这与我国高校目前“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相吻合。教师与学生两者对于教师工作着眼点的不同，导致了学校评价体系中的“好老师”和学生眼中的“好老师”差距甚大。这种差异也提示了学校管理者，在今后对包括教师绩效评价在内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开展需要更加多元化和多视角。因此，在评价高校教师的体系中，一方面要评价教师的角色内工作(任务绩效)，另一方面还要对角色外工作(组织公民行为)予以重视，特别是基于学生视角的评价，更不可忽视。本研究引入大学生作为评价主体，是对教师自评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一重要补充，将二者关联起来，全视角地对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行评价，将是未来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3.职业帮助在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中占有重要比重。研究发现，在学生评价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结构中职业帮助这一因素上题项最多，涵盖范围最广。由于高校教师所面向的群体是大学生，而大学阶段则是大学生从学生角色转化为职业人角色的过渡时期，因此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的重心也已经逐步从生活上关心和学习上的简单辅导转为帮助学生设计职业生涯，为学生提供职业咨询上来。因此，在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结构中出现职业帮助这一维度也就可以理解。职业帮助这一维度内涵广泛，包括教师帮助学生进行职业测评，分析就业形势，利用自身资源为在校生推荐工作，为考研和出国的学生做有益的推荐等诸多细节。学生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结构中职业帮助所占的比重较大，说明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问题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学生的未来发展需要高校教师在完成自身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从多个侧面给予学生积极的引导和有效的帮助，毕竟学生的发展才是高等教育的最终的目的。
4.高校教师的行为对于学生的影响依然重要。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普遍认为，中小学教师的“父母式”教育对于学生的影响最为重要，而相比之下，由于学生生理和心理年龄的增长，高校教师行为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却要弱化许多。而从学生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中可以看出，教师在包括教学在内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学生的影响依然重要，因此我们并不能忽视高校教师在学生社会化过程中榜样树立的作用和重要影响。高校教师应该注重自身的行为方式，从而对在校大学生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5.高校教师对于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关注的新焦点。本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对于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促进成为其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新生维度，这也是在以往的关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当中没有发现的。从这一结论出发进行反思，这与近年来大学生对科研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有关系。因此，教师在完成自身科研工作的同时，应加强对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大学既是教育阵地也是研究机构，高校教师也就具备了“教书匠”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本次调查样本(见表2)虽以本科生为主，但同样提取出科研促进的维度，也就反应出了高校教师对于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关注的又一焦点。但不可忽视的是，科研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需要长期积淀和历练的过程，高校教师应因势利导地帮助学生树立严肃的科研态度、关注前沿研究的理论，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报告，最终实现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持续提升和科研梯队的传承延续，这也是实现高校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是促进教育科研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