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近代经济三元结构的产生与发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近代论文,生与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近代长江三角洲三元结构的困境及顽强生命力
近代长江三角洲形成三元结构的经济格局后，其自身的整体发展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各结构间的相互关系也并非总是呈现了“正相关”的协调关系。三元结构是在极为困难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成长的，历经坎坷。但虽然如此，三元结构这种近代经济格局毕竟未被压垮，而是屡起屡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顽强地生存下来。
（一）长江三角洲三元结构的困境
二十年代以降，尤其是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长江三角洲的三元经济结构受到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越来越大的冲击，处于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帝国主义愈益强烈的政治、军事、经济侵略，是致使三元结构生存困难的主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丧失独立主权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的洋货得以肆无忌惮地冲击我国内市场，严重危害了民族产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代初，这种危害已至为明显，二十年代末特别是三十年代初，由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更使以东北为主要市场的长江三角洲部分农村工副业受到巨大损害。国内市场受冲击后，原来形成的城市近代工业与农村工副业的相互协调关系受到了多方面的干扰、破坏。
长江三角洲农村手工织布业与近代机器棉纺织业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生动的典型事例。
早在1904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对东北进行侵略并控制了东北南部后，就倚仗各种特权以机器纺织品大肆抢占中国土布的传统市场，严重威胁到关庄布的销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更大大加紧对东北的侵略，进口棉布不断激增。而南通土布终因缺乏国家的有力扶持，生产方式又为小农分散形式，个体生产力量单薄，弱点颇多，终难与日本机布长期抗衡。关庄布销量持续大减。请看下列各表：
表1 东北口岸直接进口棉布价值表（三年平均指数）
年 度
指数
1913 100
1914—1916
82.3
1917—1919 136.8
1920—1922 157.7
1923—1925 155.7
1926—1928 218.1
1929—1931 159.2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67页
表2关庄布销量表
年度产销量(件)年度产销量(件)
1904150 000① 1926 95 777
1920157 400② 1927 87 911
1922104 348③ 1928 71 528
1923120 142
1929 76 517
1924 72 187
1930 64 828
1925118 392
1931 39 545
①年产量。见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
②年产量。见《通海新报》民国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③销东北量，《南通报》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同。
1931年“9.18”事变，日本军事占领东三省，就完全断送了关庄布的市场：“近自“九·一八”事变发生，运销东北三省纱布，骤自二十余万匹减至三、四万匹，几如绝迹。……兹据纱布同业公会之调查，四十余家纱布字号，本年来倒歇者已十余家。平常通海两县，赖以为生约六十余万人，但今年线机停织，工人失业约十万人，因之平民生计，大受影响”〔36〕。
不独南通关庄布受到洋货的强烈排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各类土布都受到程度不等的严重影响。以“布码头”著称的无锡，所产土布自二十年代后即因受外国纺织品之竞争而明显衰落，据说1921年无锡土布产量只及江阴的十分之二〔37〕。武进土布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因英日两国之竞争，遂使本市所产出的土布，到处受人唾弃，销售不易”〔38〕。日本强占东三省后，对整个江南土布均造成极大打击：“东三省亦为江苏土布之一大销场。民国十年前后，由上海远销东北者，每年约三、四十万包，售价高至五十两，低则三十两。但最近数年以来，销场锐减。考近年冀鲁鄂豫各省平民往东北垦荒者，为数至少在二百万人以上，所需土布，为数当不少，而实际销售数量，适得其反。考其原因，则以日人纺织中国式土布……至（九·一八）事件发生，东北全部在混乱状态之中，土布销场，急转直下”〔39〕。
由于中国近代纱厂的市场基础——农村手工织布业受到严重损害，纱厂为了生存下去，不能不改变原有的经营方针。常州、无锡等地，处于沪宁线上，受洋布倾销影响强烈，农村土布衰落较早。严峻的形势使一些精明的纱布商早就敏锐觉察到，纱厂若继续依赖农村手织业为产品市场，前景殊不乐观。若想生存下去，纱厂只有改变经营方向，将所产机纱在本厂中直接制造成布，方能与洋布抗争。因此，大量纱厂在本厂增设织布机用以织布。例如无锡，除丽新厂系由布厂发展而成之外，其他如业勤、振新、广勤、豫康等纱厂，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建厂时均未设置布机，全部生产供农村织布用的机纱。申新三厂在建厂时亦未设布机，只是在1921年开工后因纱市不畅，订购了布机500台。 全无锡的纱厂只有庆丰建厂时购置布机250台。然而至1929年， 无锡各纱厂设置之布机已明显增多。至1936年申新三厂已拥有布机1478台， 庆丰为720台，振新252台，广勤82台〔40〕。另一些厂，如无锡丽新、常州大成纱厂，则变为纺、织、染、整的全能企业。
洋布严重排挤土布，本国纺织企业又大量生产机制布，农村手织布受到这两重竞争，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自外货倾销后，土布渐形消灭，铁机织造之工厂乘时而兴，致厂布不啻土布之替代品”，“外货充斥，国人正宜普设工厂，以杜塞漏卮，但其所得结果，则极端相反，只见群趋倾轧之途，置提倡国货杜塞漏卮之重要任务于不顾，卒至共趋淘汰而后已”〔41〕。据研究，1920年代以后，以农村土布为主体的我国手织布在产量上和占全国棉布的比例，都呈急剧下降之势，参见下表：
表3全国手织布产量估计表
年代 1894 1913
1920 1936
估计产量589 157507 421602 317392 980
(千匹)
指数10086 10266
资料来源：据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223页，表2—28，改制，手织布中包括少量城市工作手织产量。
（二）农村工副业生产的顽强拼搏
尽管在棉纺织业中，近代大工业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发生了严重冲突，从而使三元结构协调并进的相互关系受到极大影响，但应该说，三元结构并存的经济格局并未消失。我国理论界的主导观念一直把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视为传统自然经济瓦解的基本标志，认为机器大工业必然破坏取代落后的农民家庭工副业在近代中国是一个确凿事实，这还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参照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这种看法至少在该地区是站不住脚的。实际情况是：三元结构中的“中元”一极，即与农业密切结构的农民家庭商品性工副业，是始终顽强存在的，并在曲折艰难中向前发展。一种情形是，某种类型的家庭工副业被压垮了，但立即又有新种类起而代之。更为普遍的是，传统家庭性的、但又与城市近代工业密切相联的农村工副业以各种形式依然顽强存在下来，尽管其中某些产业在总量上有相当衰减。还有一种情况是，原有的农村工副业在困境中加强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并从纯粹局限于家庭之内向新的生产组织过渡，逐步发展到家庭——农村与小城镇工场手工业——城市工业的结合。还有地区在农村中兴建起小型近代机器工厂。
第一类情况以无锡为典型。二十世纪初，无锡传统土布业已受到洋布竞争的强烈压力。由于毗邻上海，交通便利，洋布得以大量倾销无锡。加以无锡附近各土布产区利用机纱织布后，产量大增，市场竞争愈趋激烈。土布价格受到压制，农民织布收益日渐低落。但无锡农村副业的一个历史特点就是种类繁多，织席、竹器、织制黄草缣、烧窑、养鱼、种菜、植瓜果、做豆制品……从事者众，分布亦广。织土布只是众多农民家庭商品性工副业中的一种。当土布收入较其他工副业收入低时，农民自然转事他业。十九世纪末，蚕桑业已成为无锡农村最普遍的维持农民生计的家庭副业。此外，新兴的做花边、织袜等，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织土布，成为无锡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一些老人回忆道：“1900年以后，洋纱洋布大量入侵，纺纱、织布的收入越来越少，才改摇洋袜、做花边，或者进厂当织布、缫丝、轧花工人”。“当时做花边的收入超过织布收入的一倍以上，农村年青目力好的妇女，都转做花边”〔42〕。无锡礼社的情况是：“继棉织而起之家庭手工业首推花边，始于民国五、六年，七、八年而极盛……本镇花边商两人，支配附近乡民一二千户；按件计工，每人每日可得工资两角左右……织袜始于民国六年，每人每日织袜一打左右，可得工资二角至三角”。而当地织“放机布”的农户，在民国十四、五年时，“棉纱每捆织成土布可得工资一元五角”，最快者每月可织两捆纱，故每日平均工资只有1角〔43〕。
家庭织布业是长江三角洲农村工副业的主体，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尽管受到愈益不利的生存环境之压迫，但在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分主产区，它并没有像许多人描绘的那样一蹶不振，从此兵败如山倒般地一直衰落下去，而是在困境中和激烈市场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尽管从产品数量上和生产规模的外延上来看，它总体不如以前，但在产业的内涵发展上，却有了不容忽视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产品质量、规格的提高，产业内部和外部的组织关系的改善等方面，在不少地区，土布销路还较前扩大。
长江三角洲农村土布的主要产地南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丧失南通土布的大宗产品关庄布的市场后，又很快向其他地区开辟新的市场，或向东北以外的其他原有市场进行扩充。南通土布除关庄外，尚有县庄、京庄、杭庄等等。县庄布以销徐淮、苏北里下河一带为主，京庄布以销南京方面为主，灰坯帮以销向上海及通过上海转口为主，杭庄布以通过杭州，向金华、衢州、严州一带销售为主。各帮布庄早在二十年代以来就加紧了产品规格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而这又得力于织布工具的改进和织布技术的提高。当时（二十年代左右），手拉机逐渐推广，手拉机“用手拉动，与脚踏上下适应配合，既快且匀。布阔可放至二尺外，不再用双手投梭而受阔度的限制，简单易行，轻便灵活，省力省时，出品迅速”〔44〕，工效据说比投梭机提高一倍。用手拉机生产的土布名曰“中机布”，每匹原长二十码，即老尺五丈，宽一尺八寸，重五十两，用二十支机纱作经纬。较原来的土小布、套布等，大为改进。（套布长只二丈，阔八寸一、二分）。1930年以后，南通又开始推行铁木机，很快在乡区发展到近万架。铁木机在构造上几等同于全铁机，不过用人力带动而已，工效又较手拉机提高一倍。用铁木机可织“大机布”，长可达十丈开外，阔可过二尺五寸。由于“新品种上市，可多获利，故农村增办铁木机，改织大机布，风起云涌，出产日增，至抗战前夕，近城四乡，几于全产大机布了”〔45〕。正由于“初期产品顶真，颜色也好”，故“在京、县庄两方面，俱增加了相当的去路”〔46〕。芜湖帮则“于民国二十年后，自向芜湖推销，独立经营，因而打开了销路”“最盛时期年销数共万二千条稍外”〔47〕。灰坯帮则是“最初由每年数百件，逐步扩展到万件。江浙战争发动后，更扩展至两万余件。民国十五年（1926年），灰坯业务继续增加，又五年后，关庄大衰，灰坯号则更发展”〔48〕。杭庄的情况是“当关庄未停顿时，杭庄营业，约当南通全县总销额的百分之十。“九·一八”以后，则一跃而成为土布市场主力军”“关庄停顿，南通土大布销路主要靠京庄与杭庄撑持，而杭庄又较活跃，销数最多时，年达三十万匹”〔49〕。“自1912年至1933年，二十余年间，销数基本上年年增长，以抗战前的十年为极盛时期”〔50〕。
在江南另一著名土布产区江阴，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生存机会，大量使用手拉机、铁木机以改进土布质量、规格，使江阴土布生产在二十年代后直至抗战前有了长足进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江阴改良土布的大量生产，是在1924年手拉机被城乡普遍采用之后，直至抗战前夕，改良土布曾风行一时。农民大多织改良土布，除城内和近郊外，盛产于华市、周庄、云亭、峭岐等镇及其附近农村。抗战前年产三百五十万匹”〔51〕。据调查统计，抗战前夕“全县共有投梭机57 973台；手拉机30 380台；铁木机12 680台，共计101 033台。 全年产土小布230万匹；改良土布和仿机制布350万匹（包括布厂所织）”。还有“乡丈大布”100万匹左右。江阴十万台布机中，“为布厂所有者只几千台，绝大部分分散在农民家里”。“手工纺织业在江阴非常普遍，真可谓“家家机杼，甚至一家有三台织机的，没有布机的人家极少”〔52〕。
常熟在1920—1930年代，是土布生产最兴旺时期，“估计在1920—1930年期间，全县土布年产量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匹。其中农民自产自销的洋经土纬土布（熟布）约有七、八百万匹。土布商业亦于斯时最盛，布行经常有十余家，布庄……最多时近二百家”〔53〕。1930年以后，虽然常熟土布生产因日货倾销和东北市场的丧失开始衰退，但至抗战前，年产量仍达八、九百万匹，土布商业户为一百二、三十家”〔54〕。常州土布虽然就生产外延、总量上看在二十年代后即不如以前，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却是毋庸置疑的：“大约在1911年左右，农村里也逐步向手拉机发展，到1920年左右，已有二千台手拉机。1917年左右并开始出现脚踏铁木机（简称脚踏机），三十年代迅速发展，至抗战前夕，农村中共发展了一万多台脚踏机，但始终是一家一户，即使有二、三台织机的少数织户，也仍是以家庭为单位”〔55〕。在投梭机时代，生产的庄布、扣布、机布、套布、宣布、稀布等土布，一般长度在二丈左右，宽不超过一尺二寸〔56〕。“手拉机生产的布匹，一般都是阔二尺至二尺一寸，长二十码（五丈），重四十八至五十两的改良土布”〔57〕。而“由手拉机发展到脚踏机（铁木机）生产后，品种、规格随着织机的变革有了进一步增加，已能织出斜纹、线呢和绒坯。当时主要生产的品种为斜纹坯布和色织线呢二种。斜纹布幅阔二尺一寸五分，长度分为二十码、三十码、四十码数种“线呢幅阔二尺零些，长度为三十码。这种布的质量规格可以和近代织机的低档产品相竞争”〔58〕。
（三）困境中农村工副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及三元结构相互关系之深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困境中成长发展的农村家庭织布业在生产关系、产业内部经济组织形式方面的演化，以及以家庭织布业为代表的农村工副业这个“中元结构”与其他二元结构间关系的深化。
重要变化之一：商人介入生产。〔59〕
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商人介入土布生产，主要是通过“放纱收布”的方式进行的。“放纱收布”一般又称为“放机”，即是由土布商从纱号批量购买机纱，分发给农民，要求按一定规格织成布匹。农民用自己的织机，在家中织布，完工后领取一定报酬。
“放纱收布”生产方式的推广，往往是在土布产、销均较兴旺，特别是销路甚好的情况下出现的。在此种状况下布商之所以大力推行“放机”，是因可获取明显好处：即可以迅速、有效地推动农村织布生产的扩大，从而利于布商掌握更多的货源，在市场销售旺季大获其利；同时，又可避免直接插手管理农村织布业带来的许多困难、麻烦。正因为如此，在农村织户中刚刚推行机纱不久、土布销路突飞猛进的十九世纪末期，江阴、常熟、无锡等地就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现象。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另一种状况下的“放机”，这就是市场销路并不很旺盛、竞争激烈，商人为了打开销路，占领市场，主动要求农民“定织”某种新规格、新质量的产品；并且这又往往和要求推广较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相关联。在1920年至1930年时的江阴、常熟等地的“放机”，1930年以后南通的“放机”，就颇具后一种放机生产的特点。例如江阴，由于商人大力定织用新式手拉机生产的改良土布，才致使1924年前后，手拉机在城乡普及，并生产了大量改良布，抗战前年产达350 万匹左右，其中“条漂”、“斜纹”、人丝条”等，都是改良布中的畅销品。南通原来独立农民织布占绝对统治地位，放机的推行，约始于1930、1931年左右，也完全是商人为克服土布困境开辟新市场、要求农民定织新产品而引起的。商人介入农民生产，尤其是在困难时期的介入，使分散、产销一体的农村商品生产向集约程度和组织程度较高、生产和销售进一步专业化分工的农村经济的演化前进了一大步，且有成效地推动了农村手工业的生产技术革新，帮助农村手工工场克服外界带来的诸多困难。
重要变化之二：农村织布中出现手工工场并在困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商人插足手工织布业后，很快就发生了又一次生产方式上的重要变化：商人为了生产农村土布尚无的新花色品种，自行筹集一定资本，购买织机，雇佣农村中的织布里手，用人力生产。江阴在1901年左右，常熟约在1908年，南通约在清末民初，都相继出现了名曰“布厂”的农村织布工场手工业。这是农村织布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在农村织布业的困境中工场手工业的作用如何？毫无疑问，织布工场也受到经济困境的严重打击，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工场在克服困难，保存农村织布业方面是起了相当作用的。常熟是一典型事例。1921年至1930年，是常熟织布工场与农村手织业共同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常熟织布工场增加到七、八十家，织机扩充为五、六千台，年产量提高到六、七十万匹。自1920年以来，一些织布工场购进脚踏铁木机进行生产，至1930年时共有四、五百台。还出现了少数工场把脚踏机改为电力机的现象。1931年至1937年，是常熟农村织布业的困难时期，农村手织业较前明显减弱，但工场手工业却继续发展，并向以电力为动力的机器织布工厂逐步过渡。估计至抗战前，常熟织布工厂（场）约一百二、三十家共有织机七、八千台，其中电力全铁机84台，电力铁木机三百余台，脚踏铁木机二千台左右，而手拉机减至四五千台。各类布厂（场）年生产布匹八、九十万匹，其中半数是铁木机织造的仿机布〔60〕。南通在1929年至抗战前，开办过4家小型染织厂，虽然3家开办只二、三年即停闭，但却起到了向广大家民织户传播先进技术、产品，改进提高农家织布能力的作用：“以上四厂为时均极短暂，然对于地方改良织造业的改进工具、研究染色、翻新织品，稍起推动作用。凡生手织工从各厂训练成熟手者，一般估计当在千人以上”〔61〕。
重要变化之三，是出现了手工织布工场、农民家庭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厂、近代机器纱厂之间的新型经济组合与利益协调关系。
织布工场并非一概建立在对农民家庭织布生产对立、排斥和取代的基础上，相反，有不少工场是与农民家庭纺织业密切配合的，这也是经典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江阴是典型。至抗战前江阴有布机十万台，其中为织布工场所有者数千台，绝大多数分散在农民家中。织布工场的主要任务并非织布，而是对农村广大织户“放机”定织，将收来的农村土布适当整理后，标好牌子出售。织布工场之所以与农民家庭结成生产组合，关键之处是农民家庭织布在当时是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有研究者针对江阴人做过如下分析：“以一千台布机计，假如集中生产，不但厂房要很大，即使把一千台机的用纱染色晾干，就得有几十亩土地，还得配置千台布机，招用千余工人，这样就决非一家土布庄所能胜任。而放一千台布机却只要几十件棉纱周转就行，显得轻而易举。……在当时，放纱收布，是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最好方式”〔62〕。当时江阴的情况是：“江阴开了许多‘布厂’，名曰：‘厂’，一般只有二、三十台手拉机，甚至还有更小的只能算是小手工工场。这些组织，多数是商人搞的，一般仍兼营商业，而以‘放机’为主。……峭岐永昌布厂一共才有60台铁木机，产量有限，而它的联号——永昌布庄每天可收改良土布及仿机制布一千二、三百匹”〔63〕。
江阴“布厂”与农民家庭织布业的生产组合，往往不限于手工工场与多家农户关系，还有机器布厂与农户、外地厂家与农户的关系。最为突出的是上海达丰染织厂在江阴东南乡分两条线大量收购土布，一条在华市，产品以斜纹为主，美利发润记、华丰等较大布厂及若干小布厂，都曾为上海达丰厂代收代织，自1922年至1931年历十年不衰，估计每年达12万匹。另一条收布线在南闸，每年运沪布匹亦有十余万匹。这些乡镇上的“布厂”，均主要通过“放机”接收农民生产的布匹〔64〕。
除棉纺织业外，在近代经济和农村传统经济之间还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新变化。例如在桑蚕生产中，在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绅、农村改良机构、工厂等等）共同组织农民，在成立蚕桑丝改良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在农村建立先进的生产原料精加工工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的早期现代合作生产系统。吴江震泽开弦弓村的蚕业改良事业是其典型。
早在1924年，由吴江震泽市和江苏省立女蚕校合办的蚕丝改进社就在开弦弓村建立起来了。合作社最初由21户农家自愿组成，主要进行育蚕、出售蚕茧等方面的合作，并有10架木制改良足踏缫丝车，缫制生丝共同出售。至1927年，发展到缫丝车一百余部，七十余名妇女成为“缫丝工人”。
但是，由于木车缫丝，断头太多，在蚕丝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因质量问题价格无法抬升，如果制丝技术“再不改良，难免不败，势必前功尽弃”。于是蚕改社决定购置先进机器设备。1929年1月， 在女蚕校的支援下，开弦弓设置先进的日本式缫丝车等设备，成立“开弦弓生丝精制运输合作社”。至1935年，重新装备了由日本最新型机器改良而成的缫丝设备，“用它生产出中国最好的生丝”〔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