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聚经济看城市空间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城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在国内外众多城市地理学文献中，普遍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其逆城市化现象在城市区域已很普遍，但就此看到分散而忽略集聚过程则未免过于片面。城市化过程应看为分散和集聚相互作用的结果，转而言之，在经济日益国际化趋势下，城市结构或经济空间形态的变化不应局限于城市或邻近地区，分散应看为更大范围内的集聚或重组。我国由于处于城市化中前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更有理由认为集聚经济是城市及周围地区发展的一个主因素。从世界范围来看，集聚经济的有效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智力密集型和管理决策活动及其空间载体——地产业，特别办公地产业的持续发展趋势依然如故；②由于各种就业活动进一步多样化，正常社会经济交往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导致交易成本不断上升，使集聚现象进一步向深层次发展成为可能；③以上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逐步由传统的CBD延伸到城市边缘或周边城市地区。
显然，直接预测地产业的需求是极其困难的，因而只能通过当地就业人数和收入加以间接反映，并用该地技术发展水平和地产供给装况加以修正。由此可知，分析某地的经济基础组成，诸如就业状况、所占份额等将是很重要的，但也应对需求一方及消费区位予以适当的注意。
为此，本文将从以下两方面构思：①经济活动多样化的发展与办公地产业对地产业需求之间的关联；②在市场消费和职工区位选择影响下，以上需求的空间区位变迁。无疑，集聚经济对以上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假定集聚经济具有经济活动多样化的功能，它源于市场规模以及提供济南市双方在空间交往上的便利。即，集聚经济这一概念是基于经济规模及经济活动多样化的交互作用，而非仅是某行业地区就业者的规模。[1，3，4]
为了进一步明确经济活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有必要再次引入经济基础理论分析地产业的需求变化，此外，交易成本及其相关概念、理论对影响城市扩展的“推拉”力的理解也是很有益处的。
2 空间集聚的经济学解释
集聚不仅指经济活动数量上的规模，而且引伸到活动类型的多样化及因此而引发的交互作用，因而这种经济空间的集聚产生交易复杂性、不规范性等后果，必然导致空间接近（Proximity ）——空间集聚成为解决这一弊端的重要手段。
2.1 集聚经济
集聚经济的本质及其存在一直是区域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11，12]尽管处于信息革命时代，某些城市区域正在失去其一部分人口及经济基础，但越来越多的人却生活在城市区域或城市化地区。
2.1.1 空间集聚现象的客观存在性
一般认为处于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空间集聚现象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模糊得多。但据美国人口统计局报告表明，自1990—1994年间，占美国居住人口80%的271个大都市地区人口增长率为4.9%，达960万人；而在这些大都市地区外围，人口总增长仅为3.9%， 达200万人。[10]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内，许多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已经向郊区转移；如美国向阳光地带大都市区转移，其中转移最快的的 102个人口超过10万城市位于新英格兰地区。当然城市仍在缓慢地增长，这种增长中有两个特征：（1）增长极由城市核心区向郊区外缘转移； （ 2）就业人口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随着以上逆中心化的进行，许多城市地区不再是单一中心连续建成区，而是形成由多核心体系围绕旧城中心、郊区及周围卫星城市的城市地域结构。
从城市经济学角度出发，在信息革命和新城市空间结构占主导的时代，集聚经济是否仍具有重要性值得商讨。即，此类优势仍是城市所特有的，还是应当归结于区域发展？当今技术革命是否使空间集聚失去存在的必要性？遗憾的是，此类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城市地区不经济性更显著，使之成为向外扩散的原动力之一，但针对被众多学者所否定的纽约、芝加哥等老城市地区仍继续发展，以至于适应新环境的现象，就其根源，难道仅可解释为诸如社会历史沿革或历史“惯性”，还是经济集聚之功？[13]诚然，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分析集聚经济的区域不能局限于CBD或其它较小的城市区域， 或者是集聚经济的本质未变，但其作用范围却扩大了。
2.1.2 集聚经济理论的发展
集聚经济这一概念源于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他在其论著中讨论了大城市对经济实体和居民具有特别吸引力。随后，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证实了公共区位的存在，以及同类工业的相互吸引现象，并将其解释为就近布局导致信息交换迅速，交易成本降低和生产成本降低。其后的学者大多着眼于最佳成本回报关系或经济规模，进而发展为对集聚发展的研究，涉及相互关联、外部结构条件等甚至深入到行业竞争结构、制度的影响等领域。[6，8]
自韦伯之后，一般已将地区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相区分开。前者系指同类企业通过空间集聚而获得降低成本的现象；后者则指因不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协同作用而产生的外部经济现象。它们都是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和功能的集聚获得规模效益，如降低成本或接近于市场和信息。
2.2 集聚经济和经济活动的转变
通常经济学对地产业的分析重点在投资，而地理学则多从其区位角度分析其经济含义。尽管社会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就业与地产产值之间的数量关系，但社会经济发展对地产的需求与就业之间联系的本质却不可动摇，最终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将决定建筑的用途。
2.2.1 城市增长与集聚经济
大多数文献均认同城市增长与集聚经济之间具有关联性。进而指出它与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之间也有联系。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的城市经济学者认为不仅固定的规模回报率的假设应当由增益规模回报率所取代，还应当综合考虑投资的集聚效益发挥过程和经济吸附的强化过程，并且将以上论断归结为市场潜力的增长。从这种意义上说，新的经济活动将在产生规模效益的区位发展。随着它们的空间集聚，将衍生出一系列其它类型活动的集聚效益，其中包含对地产需求增长的效益。当然，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或解释可从以下两种理论中得出。
2.2.2 “孵化器”理论及其经济基础
对城市的中心区增长机制的理解，倾向于运用“孵化器”理论。此假论认为，城市经济、特别是城市中心区是新活动的发源地。[5] 这一观点在尚未进入信息革命或城市尚处于单中心时代，则有其普遍性意义，因而城市中心区对经济活动的吸引将源于其它机制，尽管服务行业内新兴小型公司或中心零售业在欧洲的“孵化”机制强于美国城市。在中国这种机制为CBD的复兴或兴建所强化。
另一个与集聚经济有关的假设是经济基础论。它着眼于制造业及出口，即将出口视为基础活动。在该假设中。服务业常被低估为非基础类活动，一方面这可归结为制造业统计上的方便，但更主要的是尚未理解现在占据发达国家城市就业人口70%到80%的服务业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内制造业的向外扩散，内城的经济基础构成发生了变化；在中心区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均已转移，取而代之的是高级服务活动，如商务、决策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活动，如教育、卫生、零售等。这样，社会对地产业某些行业的需求将发生变化，办公地产业日趋重要；另一方面，工业相对需求日落千丈，反映了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多样化发展。
当然，经济基础学说目前不得不面临以下问题：经济基础的下次变化结果及构成如何？新兴活动区位选择自由度如何？它们对当今此类办公用地的需求变化怎样？正如米勒斯所言，“微软芯片”革命通过提高单位办公用的效率达到降低占面面积，但他也不否认此革新将产生新兴活动并刺激对办公用地的需求，其结果扑朔迷离，但我们倾向于将此类问题与社会分工、交易成本的水平和结构日趋复杂相联系，而且应该看到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活动的多样化、组织的变动和重组均是必然。[6]
2.3 经济活动多样化与交易成本
经济发展促使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多样化，导致生产、就业及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推动协调分工的发展。这种协调可通过市场体系或组织机构来实现，即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根据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来划分，可将以上两者相区分。
由于如何协调以及采取什么协调管理体系基于交易成本的层次。后者被认为属非生产成本范畴，其涉及管理、收集信息、接触和谈判等活动。对于前者，威廉森（Williamson）认为市场并不一定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因为存在两种行为类型：①理性的局限性，首先人们不可能获得市场完整的信息，而且他们总是意识不到这种现实，更无法实现行为“最大化”，其次，人们并不追求最大层次的满足；②投机行为的存在，意味着经济组织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这些机构组织的自利性决定他们试图提供不完整的信息，以资通过其它途径而非价格来影响协商的结果。威氏认为决定交易过程有三个因素：①频度；②专业化程度，即投资在生产与交易领域的专业化程度；③交易结果预见的不确定性。
交易成本还同活动的类型及其组织的空间特性有关。[2] 由于它取决于生产及产品的得杂程度，标准的活动因其运行市场透明度高、不复杂、不确定性低而降低交易成本；反之则因需更多信息及协商难以进行和执行等促使交易成本升高。如以市场为原则的美国经济，交易成本很高，它表现为日益增长的律师数量及高额的费用。在这种刺激下，寻找一种介于前两者或替代它们的管理结构—网络，以期降低交易成本，成为各公司的本能。
网络（Networks）—是一种比组织机构松散、更富于灵活性的结构，但又比市场更具稳定结构的协调机制。由于具有更适宜的灵活性、稳定性以及可信度，网络越来越引人注目，成为降低不确定性的手段。当考虑到劳力、技术及知识时，网络内嵌于组织机构，成为结构化的原则、价值和关系。但是为了更富于效率，大多数网络都需要空间上的接近（Spatial Proximity），生产及产品越复杂，这种需求就越迫切。
2.4 劳力和消费者的行为因素
在中国，整体上城市化阶段尚处于向心集聚阶段，研究者对劳力消费者的空间转移从供需双向对城市结构的研究尚不多见。美国在1990至1994年间，城市人口向农村地区迁移的数量增长率达2.2%， 而反向迁移仅增长1.3%， 通常这被解释为技术发展或向往农村生活方式的缘故。
这种倾向有其真实的一面，但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景响却是很小的。其关键原因并非技术不能提供逆向扩散的可能，而是城市各种功能设施实体的集聚与零售、教育、医疗和文化功能的集聚的优越性远非城市的拥挤的弊端所能抵消的，甚至在大城市内部的很多均衡区域。在价值规律的驱使下，许多企业公司和消费者都趋向于向郊区或其它大城市迁移，但事实上很少真正拥有区位选择自由。经济的规模对生产以及消费都同等重要，诸如，医院、学校、商店以及娱乐中心等都需要一定区域规模的人口阈值。
就业者，特别是智力就业者通常喜欢富有挑战和进取的工作、生活环境。在农村此类活动也可进行，但由于高昂的交通和交易成本，无法营造一种竞争机制，况且，人各有所好，在农村不可能都得到满足。
技术的进步对地产需求有一定影响，但其对员工生产率的提高超过空间区位选择的修定，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新的服务活动也可刺激新需求的发展，但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服务业的重组将产生对地产需求增长的负效应，表现为一方面对办公地产需求结构重组，另一方面服务业企业规模缩小，就业人数减少。所以我们可确认需求结构的影响将侧重于小企业公司或高科技公司，某些增长的新行业可能需求更多用地，类似于就业职位不断增长的娱乐业以及医疗活动，如医院、医疗技术和食品保鲜活动，而其它办公用地需求降低的行业，其需求结构仍在变化之中。
3 集聚经济对地产业的作用和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塑造
3.1 集聚经济对地产业的作用
对地产业的需求，特别是办公用地取决于交易成本与集聚经济的交互作用，由于内部经济规模的本质改变，曾经是整个制造业内部经济规模决定因素——高固定投资结构，现在仅存于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型工业，诸如炼油业、汽车装配及公共事业等。在这类生产中，保持市场平稳（Contestability）的代价高昂，新企业的市场进入门槛很高，加之对用地需求的较大，多向外扩散到城郊。而对服务业而言，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部规模，以及对市场的空间接近需求，其对内城区位的需求非常强烈。虽然，在现代技术，特别是交通通讯技术的革新，这种需求有所降低，导致费用高昂的内城区位吸引力下降，但城市地区仍是服务业的最佳区位。如前所述，这是因为市场及其协调机制和众多必需机构设施的内外新规模日趋复杂、难以确定，从而驱使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而成。那些具有最佳区位的城市区域对外部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拥有扩展其规模、丰富其活动类型的最佳结构。这一发展过程也就是集聚和交互作用过程。城市区域办公用地的需求D与集聚经济A，交易成本T和基础经济规模B具有以下函数关系：
D＝f（A，T，B）
在前文中，我们已讨论A和T都与活动多样化有关。其中A 被认为具有促进活动多样化的功能，但由于具有负面效应（拥挤），集聚经济随多样化呈正向效应，极大点之后呈下降趋势。在此极点拥挤成本与集聚优势相抵消，促使企业向外扩散或迁移到其它大都市区。
3.2 集聚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塑造
集聚经济的出现基于规模和新投资的集聚发展过程，但集聚的优劣势在生产消费者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且这一过程的起始难以确认。获利者的行为特征是继续留在原区位或大都市内；反之，那些不利或认为费用太高者将向外迁移，甚至于到其它地区。
由于前者不但不必支付全部的费用，还可从长期发展外部经济获利，但对后者，日益严重的拥挤和技术发展，特别是在同一地区内低成本的区位在可供情况下，办公用地的需求会逐渐向外围扩散。其时，相似活动的空间集聚于某一区位，如保险业、软件工程公司等。这些推动城市经济活动区位向外迁移的推力源于拥挤，而拉力则起于新设施的发展和通讯手段的更新。随着这类由通讯发展导致的空间扩散机会增多，刺激新区位的产生和发展，许多专业性活动继续位于城中心，其它向外扩展。例如，制造业的总部可将其决策部门留在城市中心，将生产及部分办公业向外扩散。这种逆心扩散的空间形态可从银行业和保险业上反映出。此区位选择及变化可由交易成本的本质特征解释，尤其在全球规模上，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专业服务的复杂生产过程以及力图降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而公司内最具有外联特性的部门机构的空间接近和集聚，将是降低不确定性及交易成本的唯一途径。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工作者的活动难以标准化，另一方面是其活动具有强烈的关联性。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空间向心集聚与逆心扩散均反映了自80年代以来技术的发展以及基础重组的空间历史过程。一方面标准化生产活动逆心扩散，部分原在公司内部占据重要地位的活动（职能）发生向下垂直转移（下放），公司机构组织日趋简练；但另一方面对就业的影响则相对较小。由于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在制造业之外的服务业，如航运、银行、金融和保险公司等。服务业已成为城市地区空间发展的主要构造力。公司结构重组和经济政治环境的连续变化已带动律师业、财会及税务顾问业的蓬勃发展，即对此行业的需求不会因为协调与否而受负影响，它们在GDP中的份额涨势强劲。有些学者估计， 假如我们将所有与信息交流接触有关的活动累加起来大概占50%以上的GDP。 此类活动的高附加价属性表明它们有足够的财力支付 CBD或城郊首要区位的高额费用。诚然，我们更希望了解它们将分布于哪些城市，而不仅是对办公用地需求增长问题，这也促使我们需发展集聚经济与交易成本学说，以期解决发展的区位与组织。
4 结论
对经济规模的变化以及空间接近需求的分析，并不能得出唯一的空间发展方式。尽管新技术及新的组织方式会修正城市空间结构，但逆城市化并没有达到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规模。这一点可从西欧及北美80年代以来人口统计资料中得到证实。
由于集聚经济的本质并未改变，交易成本和对空间集聚的需求仍就是构造城市空间结构的主动力之一，尤其是对办公用地需求。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崔功豪先行的悉心指导以及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A.G.Lambooy 的热情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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