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生存优化，按照“社会中轴转换”原理，将通过道德中轴、权势中轴、经济中轴转向智慧中轴。就智慧中轴的实质，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选择。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新概念。在其系列环节上，科学是其中承诺技术的一链；经济学是承诺资金手段的一链；政治学是承诺法规决策的一链；伦理学是承诺道德规范的一链；历史学与未来学也是其中不可替代的一两个链条，是因为历史学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原型价值，而未来学可以为其提供一种发展的未来视界。那么，什么学科是对它的整体作出智慧化承诺呢？是哲学！因为在所有的学科中，唯有哲学不是知识的，而是“贯穿所有知识之上的智慧”。
基础之一 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综合世界观
依据目前接受的“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一可持续发展定义，有如下三个内容：第一，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包括三层意思：A、本代人间的公平；B、代际间的公平；C、人与自然间的公平。第二，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原则。核心是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第三，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和共产主义一样，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必须采取全球共同的联合行动（注：参见刘培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趋势》，载《〈中国21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
准确地说，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基本原则，未必就是世界发展的必然方向，而是当代人类理想中的应然目标。大家想象着发展应该是这样。这是对当代发展的非公平性、非持续性、非共同性的未来理想化。其中有三个问题尚待思考：1.基于什么样的世界观联合人类实现发展的“公平性”？2.基于什么样的统一知识来引导人类实现发展的“持续性”？3.基于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团结人类实现发展的“共同性”？
哲学的使命是为人类提供世界观、提供价值体系和统一知识。就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等而言，哲学虽不能自足地为其提供，但哲学完全可用自身的综合功能在当代的科学、文化等知识的比较交流中为其提纯。
1.哲学可在三大轴心文化中为可持续发展综合一种原型价值 联合国大学校长H·G·苏泽在《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上强调：“作为一种基本社会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格言植根于许多文明中：发掘这种原型价值，对于引起支撑全球里约首脑会议精神的需要的广泛而持久的态度转变会具有决定性意义”（注：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文集》，科学出版社出版，第88页。）。
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世界上诞生的三大轴心文化至今仍然是人类的元典精神。举世公认印度文化是“内在性”文化，她引导着承载她的人们向生命的内部求证生存价值。表现在人与处境的关系上则是损身而益神（梵），生命的价值就在于益神、社会知识纳入神的整体意义中。这种内在性文化启示了早熟的印度人，首先有了“业”的观念，一种把握行为前后连续影响的因果观念。今天的发展要考虑昨天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还要考虑对明天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要考虑的先后发展的因果关系，无不基于古老范畴“业”的内涵之中。
西方的文化被界定在“外在性”上，她启发人们向生命之外寻找生存价值。表现在人与处境的关系上是“修天以顺己”，改造自然以顺应自己的需求。通过作用于自然（科学试验）并在自然的反应中把握其规律，然后发明技术控制规律为我所用。知识被纳入自然的物理结构中。今天发展的尺度被限在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承载力范围，这一可持续发展知识的建立，是需要来自西方“外在性”文化的理性训导。
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上认为是“现实性”文化，它启发人们在生命的现实中获得价值。表现在人与处境的关系是“克己以利群”，克制自己以有利于社会群体。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整体有用。知识被纳入社会的结构中。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与“共同性”原则无不是要求作为个体的“人”约束自己（如计划生育）而有益于整体“类”的存在。中国“现实性”文化的深层蕴义正体现在这里。
以上我们略述的三大轴心文化对生命的不同价值取向，可以通过哲学的综合形成新的复合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拓开主客体的空间的原型价值。
2.哲学可在三大前沿科学研究中为可持续发展综合统一的知识 “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长期实际运用跨学科的知识”（注：参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3年第4期，第80页。）。可持续发展世界观的获得是需要多种学科共同给出并由哲学最后完成的。而实质上今天的科学，无论是来自物理宇宙学、来自生命或社会思维科学，已隐含了给出可持续发展新世界观的基础概念。只是缺乏像黑格尔所说的，由科学概念转向哲学范畴的转化环节。即在自然科学之“体”与社会科学之“用”的中间，缺少一个“现象”的哲学环节。具体说来，一方面自然科学，尤其是三大前沿科学研究已揭示了“时间”在宇宙演化、生命进化和社会文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科学自身不知道，最起码没有指明这一新的时间概念对于社会发展有何“用”；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是以追求时间上永续性为目的，它需要一种时间文化作为自己的思维工具。但不知道这种时间文化从何处来。而相关于自然科学之“体”与社会科学之“用”的中间环节是哲学的“现象”。
那么，当代科学的前沿研究对时间有了哪些认识呢？首先是“时间先于空间”、“演化先于存在”等命题的提出（注：[英]S·霍金：《时间之矢》，载《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次是“时间是沟通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键”的命题的提出（注：参见安立仁：《从时间之矢到内部时间》，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最后是对时间内外之分的认识（注：参见李继宗、李曙华：《演化的时间与时—空结构——内部时间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人类以哲学为中心的文化过程，可分为五个层次：第一是自然信息层；第二是科学认识层；第三是思想观念层；第四是语言符号层；第五是社会文明层。今天，“时间”这一自然信息，已被科学所认识并成为我们统一的知识（通过时间我们对世界有个统一的看法），现在需要将这一世界统一的知识与人类的原型价值进行哲学化的思想与观念，创造出负载新世界的语言符号，影响社会文明进程——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时间概念和发展概念一旦走到一起，将成为哲学发展的新契机。综合方法是：首先将时间概念、传统的价值概念与发展概念形成研究纲领，然后组织成一个中程理论，最后抽象为一个核心概念，以接近哲学范畴。而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总是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形成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并有一定的价值观念贯穿、透渗其间。20世纪之末，藉以科学的新发现：“内时间”，实践的新进展：“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的大优化：东西文化的整合，必然将产生人类的新世界观。通过这一理智选择并内化为21世纪人类稳固的情感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心理定势——信仰。那么，通过以上所述，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综合出的世界观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极限的，因而是非平衡的动态世界里，在这个动态世界里空间位的扩大与否，将影响时间的延缓，这应该是新世界观的首要内容。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世界是什么性质，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看法。在这样的世界，当反映外部环境作用的控制参量达到一定临界值时，系统中大量子系统间的关系便能克服其自发的独立运动而产生互相协调，使系统出现整体的有序稳定结构。这应该是新世界观的基本内容，因为这其中不仅蕴含了对可持续发展的信仰成分，而且还有理想的内容和方法论的因素。理想是现实中尚不存在但在思想中呈现的并被想象为可能实现的东西，是指向未来的追求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的实现只有通过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克服自身过去的自发运动走向自觉的协调，而实现这些的根源又是因为人可以灵活运用由进化带来的人脑中的时空序，来调控内部时间实现整体发展。人有三维空间（三大原型价值意义上的：外在宇宙空间、内在的心理空间和现实的社会空间）和三维时间（三大前沿科学提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些要素包含了从传统增长方式到理想的可持续增长方式之间的方法论。因为方法论就是沿着一定的线路达到一定的未来目标而选择、组织的手段之和。
基础之二 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组织方法论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积极地协同自然——经济——社会的综合系统，达到在不超越与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资源永续、社会进步。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手段、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环节上，是通过以上各发展要素在空间域上的协调发展，来实现时间域上的可持续发展（注：参见叶文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原载《〈中国21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
概念模型表示：UT=U(A.B.C)+T(a.b.c)|其中UT为可持续发展总的时空级序，U为空间域，A.B.C为经济、社会、环境在空间上协调发展。T为时间域，a.b.c为经济、社会、环境在时间上持续发展。人类的活动包括三个要素：(1)目的：知道活动的结果；(2)前提：哪些条件可资利用；(3)方法：从前提到目的的途径。现在人类有了活动目的；实现在时间上的永续生存；有了活动的前提；空间域上的协调发展。从空间域的前提到时间域的目的，是一个典型的定性数据化的时空交叉思维。而其中有三个问题尚待弄清。第一，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之间新的一轮对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人与自然的共同关系，并由此提出人与自然的共同命题？第二，有什么方法可以准确表达发展的空间域上的协调与时间域上持续的相关关系？第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好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由非协调到可持续的发展之“变”？
哲学不同于科学为具体的科学试验与社会实践提供具体的方法。但哲学总是为一个时代的整体实践提供整体的方法论，这种整体的方法论是对具体方法的整合，因而是方法之论，是高度概括的原理、范畴、规律体系。在这种方法论中那些不同的具体方法，可以在不同的实践层次上获得合适的定位与合理的应用。这样，可持续发展就因沿着哲学所组织的方法路线而由前提抵达目的。
1.三大轴心文化中的经典思维图式是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组织“空时T型”思维过程，可作为经线的定性——定时分析的原型方法 在建立人与自然共同命题的方法选择上，古印度宗教哲学中“因明正理”方法是最耐人寻味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对话的双方都失去自身的独立性而“共许”出二者的“极成”，即找到共同的命题。这种方法是为了论证世界的同一性佛或梵的存在而建立的。复兴这一古老的原型方法对当代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是：不以人为主体，也不以自然为中心。而是找到介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这个“中介”像个平衡器可以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静态的人与自然平衡关系转化为空间域上的协调与时间域上的持续更需要辩证的思维级序。起源于古希腊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刚好与印度的“因明法”相反，它是以寻找差异为主，辩证的双方都以自己的优势揭露对方的矛盾而在最后取胜。强调对立面的动态性转化。这一点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立体思维所需要的，通过空间域上各矛盾的协调，实现时间域上的可持续。即由空间上的对立转化为时间上的统一。因为协调就某种意义上等于限定。比如，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是试图将空间域上的对立转化为时间域上的统一，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人留出一定的地盘给自然，这是人类自身的发展的对立面，也就是限定了人的发展，但在时间上可为人与自然的整体发展提供可持续性，人与自然的利益又获得了统一。
但可持续发展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对一”的正反转化，而是多要素多关系网络的空时转化。在整体思考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选择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研几法”，如果通过哲学阐释、整理可能是最上手的原型方法。“研几法”出自中国的文化元典《易传》中“圣人极深而研几”，“研”就是研审、体察、知化。“几”通“机”。“研机”就是研审、知化天、地、人三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变易之太极。“研几法”既有因明法的思维级序，寻找事物的绝对同一性（三极之太极），也有辩证法（原始的）思维级序，即存有差异的对立面的转化，“两仪”之间的有无之变。更有二者所不具有然而又是可持续发展必须的思维级序：同时思维具有空间特征的三个以上的要素在时间先后的相互变化过程。
对“研几法”的形式提纯就是智能逻辑。根据尹奈的研究（注：参见尹奈：《智能逻辑初探纲要》，载《大易集成》，文学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周易》中“研几”法的智能逻辑包括有如下几种思维规律：第一是太极分合律，第二是“两仪”等比律，第三是四象链环律，第四是时空递归律。
《哲学动态》1996年第10期上发表了王书明所著《可持续发展涵义研究述评——对布兰特定义的质疑和中国学者的理解》一文，文中质疑布兰特对可持续发展定义的局限性有二：一是它没有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优先性地位，仅仅从人与人的关系定义持续发展，而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前提恰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它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上下两代之间的关系，而掩盖了当代人之间的矛盾及其重要性。于是与布氏定义强调时间上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中国学者提出了强调空间上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模式。其代表是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教授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空间上）的协调发展”。牛文元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优化”。文中最后还说：“中国学者已经更加完整、更加深刻地阐释了持续发展的含义，但缺陷是没有人把这些思想成果综合起来。……从而概括出中国学者对持续发展的完整理解”。并强调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能力提出中国人对持续发展的释义。中外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思维的“时——空”裂痕，更进一步佐证了用哲学的整合功能为可持续发展组织方法论、建立智能逻辑的必要性。实际上强调横向优化的“协调发展”与强调纵向循环的“持续发展”其关系是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空时分际关系。这种时空分际关系不仅是定性——定时的思维，还是定量——定位的思维。
2.当代横断科学中的新老三论所代表的思维图式是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组织“空时T型思维”过程，可作为纬线的定量——定位分析的新兴方法 以上我们理顺了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组织“空时T型”思维的三条经线。在衔接了可持续发展与人类文化历史深源之关系的同时，这种原型方法为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提供了定性——定时的框架，这三条来自历史纵深处的经线，配以当代具有横向思维广度的“新老三论”的几条纬线，将自然地组织出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方法论（但限于篇幅，又因新老三论已是当代学界的常规知识，这一部分的内容仅提示一下）。
系统论在这里发挥作用，是它可以帮助解决发展的各系集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而这其中要处理的问题是信息。信息论是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系统内外信息的计量、传送、变换、储存、反馈、优化的一门学科。这将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的。需要对发展过程的各信息要素进行控制，这又需要借助“控制论”的原理。控制论是用数学关系研究生物和机器内部的控制规律，并促进了以仿生学为主的生态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协同学”是用数学方法研究物理天体、生物、经济、政治、心理等完全不同的种种系统在逼向一定的临界点时出现相似的整体行为，最后导致形成自组织的空间结构。从方法论上讲，“协同学”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密切相关。从内容上，“协同学”又与“超循环论”、“耗散结构论”密切相关。而后两者则是用数学方法提示自组织的空间结构，随着时间的变化由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超循环过程。
就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建设而言，极其重要的是通过对“有序”与“持续”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空间上的有序是时间上持续的前提。持续是功能性的，有序是结构性。就是说，只有空间上“有序”这种结构，才能决定时间上持续这种功能。
传统的发展方式所遵循的思维模式则是未来决定现实。即为实现未来的持续功能，而协调现实的有序发展结构。这种方法论就是用三大原型方法作经线，用新老三论作纬线由哲学综合、组织成网，其思维原则是：第一是结构的多层空间性原则，如人的三维空间：宇宙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发展的三维空间：经济空间、人口空间、环境空间。这三个空间是三个相连的环，其关系是等比的；第二是程序的多维时间性原则，如，人的三维时间样态：过去、现在、将来。发展的三维时间：历史、当代、未来等，要求保证时间上的永续性；第三是协同的空间相关性原则，空间的有序结构与时间上的持续功能相关；第四是，控制的多息比变性原则，不是抓主要矛盾式的局部控制，而是同时促进多种发展信息发生比变；第五是系统的多效循环性原则，使发展这个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如经济、社会、环境在空间上能显出自己的效益。而在时间上又转化成整体的发展效益。这种由三大原型方法作模糊的整体蓝图，由“新老三论”的原理给刻画清楚的“空时T型”思维方法，可否将其概括为“环比递序法”以作为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逻辑直觉，以期作为定性数据化决策的方法论，以便藉以回答可持续发展是什么（定性的研究）。人类在什么时间（定时研究）？什么地点（定位研究）发展或限制什么？是多少（定量研究）的问题。而这种方法论既是新世界观的具体展开，又是对具体科学方法的抽象概括。
基础之三 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界定实践域
传统的生存活动是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界定实践域的原型实践。实践具有历史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之一。实践域是历史性向未来性的现实展开，是指实践的范围、层次以及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判断、推理等。
哲学为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接合历史基因界定实践域。印度传统的内在性实践：“瑜伽”活动等，为当代拓展了实践的精神空间，作为人类反省内观、自律自约的原型实践是不无启发意义的。西方传统的外在性实践：科学活动等，为当代拓展了实践的物理空间。在未来的发展中科学实践将是无可替代的人类最重要的实践，但，如果将印度传统的内在性实践比喻为“正”，西方的外在性实践比喻为“反”，那么中国传统的现实性实践：“位育”正好是“合”。“位育”是中国儒家提倡的道德实践，说人的修养如能“致中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实践效果（《礼记·中庸》），就是说，人将天地协调得各得其位，万物就会生成化育。“位”是指空间上的“安其所”，“育”是指时间上的“遂其生”。“位育”实践的空时结构刚好可以从整体消除可持续发展的空时悖反。从哲学的智慧上看，“位育”这一生存论意义上的原型实践，不仅整合了印度内在性实践的深度和西方外在性实践的广度于社会现实性的丰度上，而且还孕育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质资。重释“位育”实践的发生学含义来界定未来可持续的发展实践是哲学的义务，也是哲学的生长点。实践的历史性向未来性的现实展开，就是哲学为可持续发展界定的实践域。
界定一，实践理念：实践理论是哲学由实践本体转向生存本体之后，对生存实践的整体观念。实践是主体统一的基础。新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客体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具有极限、非平衡的，带有时间方向的动态序化结构；主体的生命辩证法是：生命是通过消耗环境的有序能量而生长并进化为意识的复杂精神结构。因此，人体是环境的耗序者，而人脑是环境的增序源。在这个世界观里反映出了，由客体的自身矛盾和主体的自身矛盾形成的主客之间的实践悖论。消除这一悖论是哲学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理念。
界定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推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目的存在于方法的级序中，方法级序存在于主体人脑的有序结构中，主体人脑的有序结构中存在于客体的自然进化程序中；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目的存在于主客统一的进化程序中（注：参见林建成：《论实践推理》，《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
界定三，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发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具有耗序和增序两重性的实践主体，由人脑借助中介工具提供对等的信息序，来补充人体在存活、生长、进化过程所必须要耗散的环境能量序。以此保持生存的永续性（注：参见李复平：《实践中介过程论》，《哲学动态》1996年第9期。）。
界定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辩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主体的生存论整体发展与客体的存在论整体发生相统一。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否定对象服从自己的目的）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实践不能超过环境对发展的承载力）互动（注：参见包霄林：《现代实践哲学简论》，《求是学刊》1993年第6期。）。
界定五，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整合：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宇宙演化之矢、生命进化之矢、社会创化之矢到达一定的结构之后，引导社会带有矢量的有序发生运动（注：参见张一兵：《实践整合：人类总体行为有序互动的功能机制》，《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
界定六，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启蒙：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个体的（智力）解放、社会解放与自然解放的多种启蒙，以及在此基础上自觉自愿的社会资本的建设。
界定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伦理：主体的生产、生活与交往以维持客体的原序为度；以造成客体的熵减为善；以导致客体的熵增为恶。
界定八，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价值：满足可持续性。实践同时对客体的保持永续与主体追求发展有用。
界定九，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超越：可持续发展的每种举动都属于生存筹划，与未来远景相联系，使主体总是在奔赴那个尚未实存的我的过程，使客体按照理想成形（注：参见王晓华：《他人的存在与生存实践的始基性结构》，《求是学刊》1993年第6期。）。
界定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结构：第一维是纵向实践，包括物质生产（清洁工业、生态农业、环境复育）、社会改造、社会资本建设、阶级协调、人口控制、新闻（舆论）、物质生活（衣食住行消费结构）；第二维是横向实践：科技（合成技术设计）、管理（决策、博弈）、教育（理想人格培养）；第三维是层次维：包括个体实践（生产、生活、生育及交往的自律）、组织实践（科技界、妇联会、青少年组织）和全人类实践（全球统一行动实施21世纪议程）（注：参见吴元其：《略论实践的立体网络结构》，《哲学动态》1996年第7期。）。
结语：哲学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设计层次模型
按照钱学森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四层分法，国家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技术司甘师俊司长提出，逐步建立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体系分为：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哲学（注：参见甘师俊：《中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哲学是基础。以上，我们从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域三个级序论证了这个哲学基础。这将予以可持续发展的层次模型，应包括三个互动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三维结构的调控模型系统。包括学界复合议事：议程与证伪：政府复合管理：决策与博弈；媒体复合评介：宣传与评论。
第二个层次是三维结构的功能模型系统。包括教育功能层，设计并培养复合人格：合理的创造与合理的消费；财经功能层，设计并征收复合税：维持社会持续发展的传统税与维持生态持续发展的反熵税；科技功能层，设计并应用复合技术：经济效益技术与环境效益技术。
第三个层次是三维结构的持续模型系统。具体是，环境持续系统的复合生态：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经济持续系统的复合手段：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社会持续系统的复合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在这个层次模型中，哲学的基础作用是通过哲学作为元理论的整体哲学，分形为具体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生态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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