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明绅士与解放区的献田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明论文,解放区论文,绅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开明绅士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改变了过去仅从统战立场出发所述及的中共与开明绅士的友好交往这个单一格局，研究渐趋深入，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仍显单薄，且主要集中于抗战时期，涉及开明绅士的界定与构成以及开明绅士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教育发展、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①，至于抗战之后开明绅士的相关活动则鲜有论及。本文拟从献田这一具体而微的角度，试图解析在抗战之后中共土地政策调整变化的过程中，开明绅士及其献田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关于开明绅士的定义，目前学界已有相关探讨，诸如“解放前在地方上有权势、有名望而思想开通，愿意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人。一般是地主或退职官僚”②；“开明绅士又称开明士绅，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③；或曰“开明士绅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开明中小地主，属于普通开明士绅；一部分是开明的退职官僚和教育界人士，属于著名开明士绅”④；甚至更简单而直接地表述为“开明地主即开明绅士”⑤等，但核心皆是以毛泽东的论述为要旨，本文于此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开明绅士概指在抗战时期“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解放战争时期“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⑥的地主、富农阶级及旧政权中的退职官僚和教育界人士。他们在全国约有几十万人⑦，虽然人数不多，但作为一股带有民主色彩的中间势力，自然成为中共争取与联合的对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的土地改革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⑧抗战胜利后，考虑到日本侵略者已被打败，农民迫切要求突破减租减息所规定的具体政策，直接分配土地。事实上许多解放区的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等形式，已经从地主手中获取了土地，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左”行为，侵犯了中农利益，对中小地主和富农斗争过火；而且，大战在即，相当多的农民也希望在参战前解决自家的土地问题，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共产党就可能失去农民阶级的支持。但是，基于“内战要爆发，和平似乎还能争取，我们没有放弃争取暂时和平的企图，但同时用极大的力量，甚至用全力准备战争，所以当时的方针，是争取和平，准备战争”⑨。既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又要防止农村的社会动荡，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自卫战争，这对当时的共产党来说，的确是个严峻的考验。为此，毛泽东强调指出：“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时机加以纠正。”“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缓和下来，因此是必须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⑩其后，1946年5月4日中共适时而审慎地推出了《五四指示》，用没收、购买、清算、献田等几种方法，在照顾与均衡各方关系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要求。很显然，此种土地政策无法根本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普遍要求，它的“不彻底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论及的：“‘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虽然是要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普遍地变更土地关系，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解决的方式除对大汉奸的土地直接没收分配外，一般并不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样直接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就说明，‘五四指示’所主张的是一种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是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向彻底的土地改革转变的一个过渡性政策。”(11)应该说此种过渡性既是争取和平与进行土改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表现。其中，“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说服他们不应该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自动采取开明态度”(12)，要求开明绅士主动献出土地。所以，《五四指示》发布后不久，各解放区的献田运动便相继开展起来。 献田作为一种土地关系变更的形式和手段，其实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就已出现，而且涉及的阶层范围更广。如山东解放区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候，东邵疃村土改时要求“‘各人献田，上中农也好，地主也好，都献田给贫下中农’。献田的对象主要是上中农以上的阶级”(13)。1945年4月，山东肥城安驾庄等地动员开明绅士无偿献田，解决部分农民少地、无地问题。在部分开明士绅带动下，安驾庄镇156户富户自动献出土地16578.6亩。其他区乡也开展了这项工作，献地多少不等。(14)但是，献田作为一项政策在全解放区推行，且主要针对开明绅士这一群体并最终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则是在《五四指示》发布之后。 《五四指示》宣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后，各解放区迅即发动起来。华中解放区在亲自参与制订《五四指示》的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领导下，1946年5月28日发布了《贯彻党中央“五四”关于土地政策新决定的指示》，要求“用一切方法使广大农民能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上解放出来”。其中，针对开明绅士则明确指出“赞扬地主献田给农民”。(15)在中共新的土地政策的感召下，一部分开明绅士纷纷响应，积极献田。苏北名绅、时任苏皖边区临参会议员邹鲁山先生首倡献田，将自己所有的130亩土地，除留下25亩作为他一家五口的生活必需外，其余全部献出，分给那些无地的贫农。(16)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陈荫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身作则，“决定将所有田1200亩，除留一家五口生活及祖宗坟地、宅基约60亩外，其余1133亩(高地833亩，红草地300亩)全部献给农会分配给少地无地农民耕种”。《新华日报》(华中版)为此专门编发社论《为繁荣解放区而献田》，号召“向公正明智的陈厅长学习”，指出这一行动“只有在解放区公务人员中才能出现；这样公正明智的人物，是解放区的光荣”(17)，这在当时各解放区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其后，各解放区开明绅士的献田运动随之热烈地开展起来。察哈尔省(18)高等法院院长、中共党员阮慕韩同志，协同叔父于1946年7月23日在柴沟堡召集群众大会，当场慷慨宣布除留少部分自耕地外，愿将全部土地(怀安原籍田产3200余亩)无代价分给贫苦农民耕种，且殷切嘱咐乡亲们加紧生产、勤俭持家。全场农民掌声雷动，热烈欢迎这一义举。与会各开明士绅亦受感动，表示愿追随其后。边区农会也发表指示，代表全边区三千万农民对这一模范行动表示热烈拥护，并号召农民对自动献田的政民干部、开明地主等，应在经济上多加照顾，使边区人民更臻于亲密团结，合力发展解放区经济(19)。河北邯郸市焦家窑群众于1946年8月2日召开大会，欢迎开明士绅焦蔚然先生向市农会献田的义举，焦在群众掌声中说：“我这65亩地，抗战前被军阀商震、黄光华霸占，做成大操场。日本鬼子来了，又把它作了操场和仓库。民主政府来了，清理敌人占领老百姓的财产，是谁的归还谁，把这65亩还给了我。我现在种不了这多地，许多乡亲又没有地种，所以我把它献给市农会，分配给没有地种的乡亲们永远为业。我还有些多余的房子，谁没住的，我还可让给一些。”焦先生当场把全部文契交给市农会，以示诚意。(20)在东北解放区，继安东省(21)副主席刘澜波之后，实业厅长李大璋家有十几口人，不足700亩祖田，1946年4月间即说服家庭献出220亩，7月又献出360亩，剩余几十亩由患肺病的一个残疾弟弟经营。副主席吕其恩全家十二口人，只留下48亩土地，把110亩亲手置下的良田献给县政府和县农会，委托他们送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22)安东凤城城厢区的开明地主绅士，也纷纷献田，拥护政协“耕者有其田”的决议。截至1946年8月27日，十天间献田的地主，计有省行政委员蔡贡之、省参议员鄂禹忱，县行政委员赫文博，翰墨村军属伊聚五及王贯一、佟关氏等40人，共献田20300亩零1分，另外献出房屋291间半。(23)山东利津参议会1946年8月29日召开驻会委员会议，向开明绅士发出号召：(1)大量开展节约运动，支援前线；(2)号召逃亡地主回家，不为国特所利用，争取被骗误入歧途的特务分子回头自新；(3)号召开明绅士开展献田运动，拥护实行土地改革。(24) 解放区开明绅士的献田运动是在当时和战未定的特殊政治情势下，中共为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确有部分开明绅士出于对民主政权的衷心拥护，而非形势所逼，主动献田。他们深明大义，共襄义举，甚至毁家纾难，自愿无偿地将土地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展解放区生产，支援自卫前线。至如有的论者强调：“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内战的全面升级……此后土地改革中不再采取献田的方式”(25)，似有悖于史实。事实上，即便是内战全面爆发后，一些解放区的献田运动仍在进行。1947年7月，中共天津县一区赤土村的村长、农会主任和区武工队队长根据冀东十五军分区首长的指示，在全村发动了“献田”运动。他们主持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吸收地主参加，在会上动员地主自愿献田。会后，开明绅士魏国清(解放军军属)带头献田数百亩。随后，数十户地主、富农共献田2000余亩。所献田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26)献田运动的真正结束，应该是在1947年10月10日《五四指示》正式被更为彻底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所替代之时。 开明绅士的献田作为一场运动兴起于1946年《五四指示》的下达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的这一年多时间内，与没收、清算等方式相比，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无法充分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加之，开明绅士这一特殊群体人数不众，所献田地在农民获取土地的份额中也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它毕竟还地与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矛盾，释放了生产力，有利于解放区经济的恢复和自卫战争的准备。 第一，献田运动本身既反映了开明绅士对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拥护，也是他们自我甦醒、自我改造的重要体验。开明绅士作为中间势力的一部分，在抗战期间就与中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解放区“三三制”的实施，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和参议会中，均有相当数量的开明绅士参与其中，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他们不断地改造自我，同过去决裂，服膺党的民主政治，支持土改，主动献田以赞襄党的土地改革。许多开明绅士在献田后纷纷表示：“地主阶级依靠农民而驱侈逸乐的过活，这是历史上的大不公平。现在靠自己经营来过生活，心境可畅快多了”(27)；“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已经几千年了，早就应该把这种剥削取消，将土地归还耕种的农民了”(28)；“过去剥削农民的血汗，今天觉得十分惭愧，早就想献给农民，但怕人说特殊，看到报载各地献田，给我很大影响，今天献出，觉得十分愉快。”(29)甚至一些逃亡的地主也受党的政策的感召，纷纷回乡加入到献田这一行列。如华中解放区至1946年6月底，仅淮安城就有200多个地主因在外生活无着而返乡，他们历诉逃亡的困苦，请求不要斗争他们，愿意献出田地等。(30)这些皆表明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与土改的深入人心，自觉地与封建地主阶级相剥离，如时论所云：“由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努力，减租减息已彻底实行，而工商业又日趋繁荣了。这使得开明地主们提高了自己的觉悟，从实际生活中深深感到封建的土地关系对于广大农民是一副沉重的枷锁，是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一块阻碍物，因而深深感觉自己的寄生虫地位的可耻。他们对中共合理的土地政策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已完全明了和衷心拥护。他们为了不愿做阻碍社会进步的渣滓，而极力改变自己成为民主社会里的有前途的人，因此许多开明地主都自动献出自己的田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31) 第二，开明绅士的献田运动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改变了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并进而变动了农村中的阶级构成，他们不仅经济上翻了身，而且政治地位也迥异于前，积极参政议政，踊跃参军、支前，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充足的政治与人力、物力保障。献田作为土改过程中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尽管不是农民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早在抗战期间，各解放区经由减租减息，土地占有状况与阶级结构就已发生了改变，据北岳区、太行区、晋绥区、盐阜区、滨海区等五个地区的调查，“减租后地主户数比减租前减少三分之一，土地减少40%至70%，平均减少54.25%；富农户数下降7%，土地减少16.7%；中农户数增加33.8%，土地增长44%，贫农户数减少五分之一，土地增加18.4%；雇农减少50%”(32)。抗战胜利特别是《五四指示》下达后，减租减息为新的土改政策所替代，各解放区的土地占有状况与阶级结构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即便从献田的层面观照也是如此。仅以山东解放区为例，邵疃村经过献田，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变化。据1946年县委档案记录，邵疃村共有246户，1322人，1928.9市亩土地，每人平均有地1.46市亩。有赤贫户41户，有38户摆脱了赤贫，剩余3家赤贫户。占地数量最多的人家平均每人2.48亩，最少每人平均0.73亩。(33)至1946年12月，山东解放区约有1000万农民，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464万亩。(34)经由土改，地主阶级被大大削弱，中农大量增加，贫农减少，赤贫几近消灭。据太岳区长子县的6个村的调查，地主全数转入劳动，富裕中农由37户增至55户，增加48.6%；中农由464户增至950户，增加104.7%；贫农由638户减至389户，减少39%；赤贫由189户减至7户，减少96.3%。(35)如此翻天覆地的剧变就连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也不得不慨叹：“国民党执政20年，没有把孙中山的主义执行出来……中国共产党的确实践了土地改革来解放中国受压迫的农民，他们不是空谈地租和税率，而是实际做了些事。”(36)此种经济关系与阶级地位的变化，使得农民渐次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生活改善了，农村的面貌也振刷一新，农民参政、从军、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据冀中区的安平、大城、饶阳等16个县统计，农会会员增加128043人，妇女会员增加88482人。(37)太行区9个县15个村的统计，参加农会、妇联会、民兵等组织的农民，占全村农民总数的57.2%。(38) 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保田参军已然成为解放区的主潮流。仅1946年8、9、10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参加解放军，300至400万人参加了游击队和民兵。(39)此外，他们还以各种方式通过出工出力、出粮出畜积极参加战地勤务，踊跃支前。在华中解放区著名的“七战七捷”中，据不完全统计，单苏中区东台就出动支前民工23000余人，其中民船4000条、船工8000人，担架1000副、担架队员6000人，牛车300辆、车工600人，手推车1000辆、车工1000人，纠察队员7000人。(40)从1946年7月到1947年底，单是战争最初的8个月中，冀鲁豫解放区就出了120万个民夫，用了3320.8个工来支援前线(41)，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军的内线与外线作战。 第三，献田也是推进解放区经济民主化、繁荣边区工商业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经济民主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平等化，对于广大的农民阶级而言，没有土地而想达至经济民主化，无异于痴人说梦。正如苏北盐阜区民绅邹鲁山在首倡献田时所说的那样：“实行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是达到经济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而要想解放区进一步的繁荣与巩固，首先就应该这样做。”(42)献田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推进了解放区经济民主化的进程，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而且各边区政府还对献田后的开明绅士积极帮助与扶持他们发展工商业。如河北邯郸武安城地主兼商业界巨子韩修礼先生，将其在敌伪统治时期埋藏地下八年的价值一万万三千万元(法币)的大批物资，计煤油四百桶，洋布百六十余匹，土布百余匹，块靛及水靛六十八桶，银洋八千余元，铜元二万斤，白矾三千斤，碱三千斤等献出，请政府转给群众，清算其家庭过去的封建剥削账目。中共武安县委及县府经过慎重讨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当即致函韩先生表示嘉勉，称：“欢迎私人投资发展工商业，乃民主政府一贯政策。现经群众同意，除以先生所献物资之极小部分偿还群众外，其余绝大部分仍退还先生，望能以之兴办工商实业，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同时号召全县商人向韩学习，把冻结资财都投入工商业中生利。(43)河北鸡泽县议会议长杨直轩，积极赞助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献出三百余亩良田后，又响应民主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订出新的生产发家计划……他计划以一头骡子与别人合伙拉脚，解决烧炭问题；女人料理家务、纺花织布，解决全家衣着，再养猪五头，解决全年吃肉吃油问题。为了增加收入，他计划从明年起雇两个长工，再打一眼井(原田一井)，亲自将十四亩老坟地栽培成果园，秋后再设立一座油房。他现有四十只羊，每年至少可赚五万元，另外还有十一只鸭子，三十只母鸡，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杨议长津津有味地谈着他已实现或开始实现的生产计划说：“亲自动手经营新民主主义的家务，不但生活足可改善，且亦生平一大快事。”(44)冀南区故城参议员王宗州，“全家四十口，有地一顷零四亩，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自动献田卅亩。所余七十四亩，预备明年自己耕种，并计划出卖十四亩置买大车、耕牛、皮套、犁、锄等农具。王参议员除决心学习耕种外，并买卷烟机一架，小猪两口，纺花车数辆，以进行冬季家庭副业生产。全家现已开始了劳动的新生活。”(45)华中解放区也出台相关政策，在“地主献田及清算后，政府贷款华中币1万万元，帮助其转营工商业”(46)。1947年2月，山西宁晋曾被清算和自动献田的地主，改变了过去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积极投资开办工商业，有榨油、磨面、运输等项。如城乡区大地主武望重联合股东七人，集资一百二十五石粮，合股经营酱园，并带其子、侄在园中劳动。(47)凡此种种不绝于报端，这些既是这些开明地主们自食其力的写照，亦成为边区工商业经济繁荣一个不可或缺的助力。 《五四指示》下达后，献田作为一项政策在各解放区广为宣传，继而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运动开展起来，总起来讲其影响与效果是显著的，但是鉴于各解放区的情况不一(老区、半老区、新区差别尤异)，加之土改干部的阶级觉悟与知识水平及斗争艺术参差不齐，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滞碍了土改工作的顺畅进行。 第一，献田界限模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不利于农村统一战线的结成。此种影响的产生主要在于一些土改干部对于农村阶级、阶层的划分不明确，究竟多少土地以上的人是地主、富农而需要献田数量不清楚。加上部分中农受地主裹胁，怕斗争，也被动地要求献田，使得献田界限模糊，不利于团结农村中的大多数。如冀鲁豫解放区在此次清丰县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骆家村群众向大地主骆锡贤展开清算斗争，索还了被掠去之许多土地，不少中农因此发生错觉，纷纷向农会自动献田。(48)宋窑村在填平补齐运动中，一部分中农因对我政策不了解，加之特务破坏分子造谣，便恐慌不安。在群众大会上，有六个伪人员(中农成分)，坦白自己的错误，并献出若干土地。于是一般中农都更加惶恐，打算“自动”献土地。(49)冀南区故城四区激村和五户村地主，在群众运动开始后，便秘密开会，假装“献田”，麻痹群众，以保持其统治地位，避免群众斗争。当他们“献田”以后，便造谣恐吓中农也来献田，说什么“每人平均超出三亩，不献便得挨斗争”，借此拉拢中农，破坏群众的团结等。(50)这些均不利于农村统战工作的开展和封建剥削势力的清肃，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宣传力度，细化党的土改政策，强调决不侵犯中农利益。如山东清河县一区干部在各村召开了支部会、村干会、积极分子会，研究什么是中农、谁和我们是一家、伤害了中农为什么不对？一致认为“雇农贫是骨，中农是肉，如伤害了中农利益就是挖掉了自己的肉，伤害了中农像自己撒土迷了自己的眼”。经打通思想，退回中农不少献地。在退地中解释政策，“说明中贫农是一家，大量吸收中农参加农会，中贫农之间表现出空前的融洽，现正团结向封建残余作斗争”(51)。 第二，没有与清算联系在一起，“单纯献田”或“以献田为主”的思想作祟，使得农民阶级觉悟与自主斗争意识淡漠，导致献田不彻底。解放区的一些干部在献田运动中思想麻痹，忽视了对政策的研究和掌握，认为地主只要献了田，就算大功告成，甚而至于糊涂地理解土改就是献田，而不去充分发动与组织群众经由追穷根、诉苦水的清算斗争来获取土地，在清算中献田，在献田中清算。如河北，“不少干部看到报纸登载许多献田消息，就误认为耕者有其田主要依靠献田方式解决问题，忘记了通过群众要求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对豪绅恶霸汉奸大地主采取游行示威，对中小地主直接谈判讲理)……很少揭发地主的非法剥削，说明献田也是还田。特别是发动群众给地主献花献匾更值得考虑。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形成地主恩赐农民的空气，而不能加强农民的阶级意识，提高阶级觉悟，这样就不能使农民真正从思想上解放出来”(52)。这就使得有些地主迫于形势，为了缓解斗争压力，仅献出少量坏地、边地，而且大多只献田，不献契，使农民认为土地仍不属于自己，怕将来反攻倒算，因而畏葸不前，积极性不高。像河北“庞各庄作到末尾，叫承当户去立契约时，佃户还不愿去，叫了三四趟(思想上还觉着不应当，怕变天)”(53)；再如华中淮安鹅钱乡农民对地契看得很重，即便是另立新契，也要求边区政府注明“老契一律作废，本契负责”字样。(54)正如时评所分析指出的那样：“自从这次新的土地问题被传播起来以后，各地都发生了地主要求献田的问题，我们说如果当农民斗争还没有真正掀动起来，最大与最坏地主还未被农民以集体力量压倒以前，地主献田是不会彻底的，而且是可能含有阴谋的，如献田不献好田，献少数保留多数，企图以此来缓和群众斗争的火力，达到保存实力(土地)的目的，或者是献田给私人，献田不献契，以达其分化农民收买干部，和留着红契准备将来反攻。这样献田群众是不会答应的。”(55) 针对这些情况，解放区各级党委加强督察与执行力度，坚决强调献田必须紧密围绕清算进行。“至于抗干属和开明绅士经我们动员后而自动献田，这是对的，但不要太早，也不要太迟，而在运动起来以后的适当时机，既献田就同样应该全部献光，缴出红契，在分配时再说服群众多给一些照顾，还有在另一种情况下，即本乡群众虽尚未真正发动，而由周围影响嚇倒了，情愿全部献出毫不保留，如果属普通地主，暂拖一下，等运动真正起来后再接受其献田，如属主要斗争对象，则仍应以召开群众大会方法，一方面要他说出过去压迫群众不对，同群众道歉求饶，以撕破其假面具，一方面要群众向之说理斗争，诉苦算账，叫农民懂得不是地主把田献给农民，而是因为地主剥削农民，欠农民的账，现在因我们农民组织起来力量大，地主不敢不拿出田来还我们的账。总而言之，一定要使农民与地主撕破面皮。”(56)其后，各根据地又经历了“填平补齐”的土改大复查，使得献田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偏差、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扭转、改正，其不彻底性大大降低。 第三，对战争形势的变化及土改政策的调整缺乏实事求是的研判，人为地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五四指示》制定时，正处于抗战胜利与内战爆发之际，我党从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出发，其时的土改政策对地主阶级照顾较多，农民获取土地的份额相对较少。其后不久，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农民被压抑的获取土地的愿望再一次经由战争激发出来。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对土地望眼欲穿的农民、情况不一的各解放区、水平参差的土改干部等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我党土地政策的制订与调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最终导致一些解放区在土改过程中“左”的情绪悄然滋长，甚而愈演愈烈，特别是对于一些地主包括开明绅士不分具体情况，一律采取斗争与打击，甚而至于肉体消灭，造成了严重不良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晋绥解放区著名的开明绅士刘少白被斗、牛友兰被整死即为突出的事例。晋冀鲁豫解放区在“进行‘翻身大检查’的过程中，‘左’的错误迅速发展。一是‘挤封建’中出现了‘挖窖财’(也叫‘斗地财’、‘挖内货’)，捆绑吊打，乱斗乱杀……二是把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三是在复查划阶级成分时有些地方为了扩大斗争面，多分浮财，有意将中农划成富农甚至地主。定成分不是按文件规定的以反奸清算的前三年为准，而是追三代……四是区村干部纷纷被斗争。有的地方还提出‘搬石头’、‘反新贵’，把多占土改果实、作风不好的区村干部同地主一样看待”(57)。此种冤假错案在当时各解放区均有发生，其中特别典型反映在翟士贤献田问题上。(58)翟士贤又名翟墨新，早年即参加革命，其出身系武安县伯延镇的大地主家庭。1946年献田运动兴起后，他说服其父自动献出田地200余亩、房屋200余间及价值数百万之衣物用具。1946年8月2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载文《主动帮助农民翻身翟士贤献出大部田产》，并号召向翟士贤学习。在其影响下，晋冀鲁豫解放区各地的开明绅士纷纷献田，晋冀鲁豫中央局甚至把这称之为“翟士贤献田运动”。可是《五四指示》下达不久，全面内战爆发。本来献田就不是土改的重点，加之其时各边区均有地主“假献田”事情的发生，翟士贤献田问题就变得敏感而复杂了。到后来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翟士贤的献田又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向直接定性为地主阶级的“假献田”。194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新闻：《北方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清算翟士贤地主思想行为翟执迷不悟已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翟士贤又从一名中共党员“沦为”恶霸地主。此后漫漫岁月，翟士贤经历了斗争、检查、申诉、平反，直至1987年，他在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才得以完全证明，四十年的冤屈终得昭雪。 解放区的献田运动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中共为实践“耕者有其田”、变革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所采取的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性举措，其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作为抗战胜利后施行新土改的一个补充，随着内战的爆发与全面升级，特别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这场以开明绅士为主体的献田运动遂告结束。尽管运动的本身与过程，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与偏差，但其所产生的良好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是不应低估的。 ①参见李庆刚《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构成辨析》，《高教社科信息》2004年第5期；吕波《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李庆刚《论开明士绅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高教社科信息》2005年第3期；吕波《政治参与：陕北开明绅士与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西北大学未刊硕士论文)；刘金栋《统一战线政策下开明士绅与华北抗日根据地建设探析》(河北师范大学未刊硕士论文)；李庆刚《论开明士绅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公益活动》，《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等。 ②诸丞亮、栾培琴主编：《毛泽东言语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③王邦佐等编：《政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④李庆刚：《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构成辨析》，《高教社科信息》2004年第5期。 ⑤(11)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572～573、396页。 ⑥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0、1290页。 ⑦靳德行、陈万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⑨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1页；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7年8月20日。 ⑩《毛泽东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104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 (13)钟霞：《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4)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肥城党史大事记(1922年至194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15)《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页。 (16)(31)(42)《解放区的献田运动》，《正报》1946年第3期。 (17)《陈荫南献田十一顷》，《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7月19日。 (18)旧省名。1914年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北部及山西省北部，省会张家口市。1952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 (19)《察哈尔高等法院院长阮慕韩献田三千余亩》，《人民日报》1946年8月2日。 (20)《邯市群众集会欢迎义举 士绅焦蔚然先生献田》，《人民日报》1946年8月12日。 (21)旧省名。1945年设置，辖今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西南部，省会通化市。1949年撤销，并入辽东省。1954年辽东省与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 (22)《安东在刘吕主席等倡导下，献田运动广泛展开》，《东北日报》1946年9月7日。 (23)《安东凤城开明地主士绅献田两万三百余亩》，《东北日报》1946年9月10日。 (24)《利漳县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号召开明绅士献田拥护实行土地改革》，《渤海日报》1946年9月23日。 (25)(34)(40)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0、68页。 (26)陈章伟主编：《东丽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593页。 (27)《察省专员作模范 开明地主纷纷献田》，《人民日报》1946年8月19日。 (28)《各地党员干部首起模范纷纷献田给贫苦农民》，《人民日报》1946年8月31日。 (29)《彻底帮助群众翻身 太行干部献田成热潮》，《人民日报》1946年9月6日。 (30)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编：《苏皖边区史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32)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33)(日照县委)《1947年关于提拔干部、发展党员、群众团体发展整理、消灭赤贫户统计表》，日照市档案馆藏，全宗号革1，永久，案卷号60。 (35)于光远：《一年来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解放日报》1947年1月1日。 (36)转引自《人民日报》，1946年9月8日。 (37)《冀中中心区大体完成土地改革，结合生产进行复查》，《人民日报》1947年3月2日。 (38)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39)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41)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页。 (43)《武安地主商业巨子自动清算韩修礼先生献埋藏物资 政府致函嘉勉并退还大部望继续工商投资》，《人民日报》1946年8月19日。 (44)《献田后响应号召发家致富 杨议长自订生产计划》，《人民日报》1946年10月19日。 (45)《献田后全家动手纺织卷烟 王参议员决心耕种》，《人民日报》1946年11月2日。 (46)《日寇投降一年来边区民主建设成绩》，《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8月17日。 (47)中共宁晋县委党史研究室：《宁晋人民革命斗争史》(第3辑)，1997年版，第34页。 (48)《掌握政策完成填平补齐 骆家村拒受中农献田》，《人民日报》1946年11月3日。 (49)《宋窑群众一致通过 全部退回中农献田》，《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5日。 (50)《地主狡施假献田假斗争 各地群众予以粉碎打击》，《人民日报》1946年10月31日。 (51)《退还中农献田后 清河中贫农大团结》，《人民日报》1946年12月2日。 (52)(53)河北档案馆编：《河北土地革命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9～100、100页。 (54)江苏省财政厅编：《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二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55)(56)《几个问题》，《快报》1947年第3期。 (57)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58)详见宋琤、燕凌《“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