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苏联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有个人垄断真理、错误地对待人民内部的不同观点、教条主义、脱离实际、高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自我封闭、宣传工作收效甚微、宣传了不少错误观点、没有提出新的科学理论等九大失误，这又导致信仰危机等问题的出现。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应该象抓经济那样抓意识形态，两手都要硬；要敢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科学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向人民宣传的内容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以理服人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几十年里，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保证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苏联占主导地位，应该予以肯定，但也犯了不少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对加强我党的思想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对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
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失误主要有：
第一，个人垄断真理。尽管列宁在党内有无与伦比的理论造诣，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但列宁在党内从来不以理论权威和真理垄断者自居，总是平等地虚心地与别人讨论和争论问题，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但20年代末，斯大林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唯一领袖地位之后，垄断真理发明权，认为只有他才有权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才有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权。他提出的任何新理论、新观点，都是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真理，其他人只能顶礼膜拜，论证其正确性。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个人垄断真理的现象虽然没有斯大林时期那么严重，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赫鲁晓夫提出的一些自以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实际上是错误的观点，如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亡、20年建成共产主义等，都是神圣不可批评的，其他人只能颂扬和进行“科学论证”。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也是如此。例如，1967年他提出了苏联已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论断。此后的三四年，苏联理论界对此都反应冷淡，漠然视之。这种情况受到了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严厉批评。此后，理论界被迫挖空心思为“发达社会主义”论进行“包装”和论证，使“发达社会主义”论真有点象名符其实的科学论断。
第二，利用行政命令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对待人民内部的不同观点。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高压政策，采取行政命令直至斯大林直接出面的办法，干预学术讨论；把哲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不同意见的争论，都看成是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一棍子打死。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策放宽了，有了有限的民主和自由，但这种有限的民主和自由仍然缺乏法律和政策的保障。行政干预学术讨论之事仍然存在，赫鲁晓夫支持李森科压制遗传学派即是显例。对知识分子不断训诫、警告、“敲山震虎”，对其中的思想越轨、离经叛道者则给予各种惩处。因此，人们仍然心存戒惧，学术讨论难以开展。虽然苏联领导人一再号召接近生活，揭露矛盾，创造性地研究马列主义，但真正敢如此做者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或者被迫为苏联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作挖空心思的论证和无聊的注解；或者躲进小楼，远避政治和现实，作“纯学术”的研究；或者是看破红尘，懒惰懈怠，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在此情况下，怎么会有高质量的意识形态产品呢？
第三，教条主义严重。在某些方面，斯大林能够根据苏联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于实际生活。但是，他有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倾向，往往把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和苏联的经验凝固化和普遍化，成为神圣不可触犯的万古不变的教条。尽管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理论却刻舟求剑、僵死不变。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①]这就窒息了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这种情况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有些变化，但却没有根本的变化。1960年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卡皮查就尖锐地指出：我国的社会科学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而且不管怎样也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搞成了普罗克鲁斯特之床（普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路人躺在他的一张床上，长于床者则砍足适床，短于床者则拉长如床——引者），这是违犯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思想的。“我们用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列宁的学说”。“教条主义现在已变成了阻碍因素”。“巨大的危险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停滞不前”[②]。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969年，苏联还有人指出：“近50年来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却停滞了。从整体看，马克思主义落后于现实形势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威望和影响在人们心目中，尤其是在最发达国家里下降的原因”[③]。从斯大林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这块土地上越来越缺乏新鲜活泼的内容，越来越失去吸引和指引人民前进的魅力，越来越失去生命力。
第四，脱离实际。几十年来，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一直存在脱离实际、不研究和不解决实际问题、空对空、形式主义、学究气、烦琐哲学的问题。在苏共20大上，苏斯洛夫就批评说：意识形态工作“目前的主要缺点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际生活”，“不准确”，“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的，变成死记一些大家知道的公式和原理，并且常常培养出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与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思想作风有关，二是与苏共领导人怕暴露苏联社会的黑暗面，因而不鼓励进而压制意识形态工作者研究和揭示社会的真实情况有关。1969年就有人指出：“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现象进行客观的研究遇到了较多的障碍，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要困难得多。使人产生的印象是，现今的社会主义比现今的资本主义更害怕对自己的缺点进行客观的分析。我们通常不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更不对一些极其重大的政策问题进行民意测验”[④]。
第五，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以过分乐观的调子来宣传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精神面貌。如说，苏联人已经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达到了一致，已培养出了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等等。到1961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这种调子就唱得更高了。1963年6月21日苏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党的思想工作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竟说“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千百万人的世界观在历史上首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这种估计未免太乐观、太天真了！而对于社会上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大量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苏联领导人又认为那仅仅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旧残余”，往往低估其严重性。对人的思想觉悟过高的估计，对意识形态工作目标的过高的要求，在实践上必然低估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从而使其难以脚踏实地进行，自然难以收到实效。
第六，自我封闭。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苏联长期以来对国外的思想文化实行自我封锁政策。对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甚至连有关的专业人员也往往禁止接触，对他们与西方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来往严加限制。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甚至连系统论、控制论、遗传学等优秀成果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加以摒弃和批判。到60年代，才开始对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自我封闭的政策使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无法吸收外国有益的东西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不让人民群众来接触外国的东西，也使他们丧失了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免疫力，一旦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把西方的东西大规模地放进来，人们便目眩神秘，纷纷顶礼膜拜。这种情况，颇象当年从未见到过马匹，初见马匹便视之为神物的美洲印第安人。
第七，宣传工作收效甚微。几十年来，苏联的宣传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弊端很多，问题严重，如报喜不报忧、假大空、枯燥无味、形式呆板、千篇一律、信息量太少、质量不高。1965年4月7日，主管意识形态的新任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承认：“我们犯了浮夸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赫鲁晓夫时期“大肆渲染的各种纲领（说什么三年赶上并超过美国等等）毁坏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经常说，我们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我们的生活日益改善。我们空喊这些‘一年比一年高’、‘日益改善’的口号，只会损害我们的事业。因为这些空喊常常变成了谎言。意识形态工作需要真实性。我们害怕在报刊上回答一些尖锐的问题，回避这些问题。应当让人民相信我们。而如果我们说谎，人民怎么会相信我们呢？”1966年10月，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斯捷帕科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上也承认：我们党的宣传形式陈腐，报刊、广播和电视总是用旧方法工作[⑤]。这样的宣传工作自然收效甚微，更有甚者，还会产生逆反心理。人们不满足于国内的宣传，于是就把兴趣转到小道消息、政治笑话、地下出版物、西方广播等，结果为官方所不容的信息和观点暗暗流传，这更使官方的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第八，宣传了不少错误观点。这里仅举几例：
其一、人道主义。赫鲁晓夫时期，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也掀起了人道主义思潮。赫鲁晓夫本人就发表了大量颂扬人道主义的言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世界上最人道的思想体系”，“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等等。1961年，苏共22大通过的纲领也说：党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理论界、文艺界的人道主义思潮有增无减，发表了大量论著。这些研究成果中，的确有珍贵有益的东西可资借鉴。但总体来说，当时就严重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有害倾向。如有人宣扬：“人和个性问题，人道主义和科学性的相互关系问题”，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心”[⑥]。前《真理报》主编、苏共中央书记、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的理论顾问之一的弗洛洛夫在1983年出版的《人的前景》一书中说：“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真正的新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就宣布过这种人道主义”，而今天它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着”。他曾公开承认他的观点对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影响。苏联的人道主义，由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⑦]。它的泛滥，成了后来苏联发生剧变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二，社会主义建成论。这是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大力宣传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观点。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已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18大上，提出“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号召。他认为，只要苏联工业产量按人均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这大约需要10—15年[⑧]。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19大明确规定，苏联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提出，苏联要在20年内即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7年，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这一荒唐提法，却又提出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后二者都坚持“全民国家”、“全民党”等观点，诸如此类的提法，抹去了群众头脑中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从思想上取消了共产党，这为后来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苏联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共产党、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了肥沃的意识形态土壤。
其三，苏联模式完美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或称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在保证实现苏联工业化和卫国战争胜利等方面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战后，越来越显露出它的严重弊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虽然都进行过某些改革，但都半途而废。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苏共在认识上没有根本突破，认为苏联模式是最好的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是有些美中不足，只需小改小革即可。例如，认为只有苏联的那种指令性计划经济才是标准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凡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群众就信以为真，结果经济越来越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大肆渲染西方经济的美妙和繁荣，以及苏联经济制度的不可救药，群众认识忽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制度，又把苏联的经济制度看得一无是处。
其四，全盘否定斯大林。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不仅使斯大林个人的声誉在许许多多苏联人眼中一落千丈，也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声誉。更为严重的是，使许多正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政治观的青少年脱离了马列主义的轨道。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任总统期间的首席顾问、被某些人称为“苏联改革之父”的亚·雅科夫列夫说：“苏共20大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生活巨大的根本转折点”。“20大以后，人们对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及其所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20大以后，“形成了一些思想认识比较统一的群体并延留至今。如人们所说的，20大耕耘了多少土地，播下了多少健康的种子，就有多少收获，就造就了一片新天地。20大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中播下了的种子是不可磨灭的。”[⑨]在20大的影响下，苏联形成了具有后来的所谓的“新思维”思想要素的整整一代人，即西方所谓“二十大的一代”。苏联理论家费·布尔拉茨基则认为，“戈尔巴乔夫代表了我们整整一代二十大的儿女们”[⑩]。
正确评价斯大林，可以使苏共和苏联人民继承和发扬斯大林身上和斯大林时期有益的东西，使苏联人民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信心百倍地前进，并接受历史教训，避免重犯错误。但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共对斯大林问题这个极其重大极其敏感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始终没有作出科学的、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有权威的、为广大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的结论和决议。这无疑给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设下了一个政治陷井，为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人借大反斯大林搞垮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埋下了伏笔。
第九，没有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十月革命前，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和世界的新情况，提出了新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后来，列宁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打开了一片新天地。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30年代中叶，苏联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斯大林模式。到了50年代，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越来越严重，迫切需要对之进行改革和提出新的目标模式，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但可惜，在整个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人都没有能力深刻地科学地总结苏联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概括，提出符合马列主义和苏联国情的关于在新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理论，没有能力在认识上来个飞跃，在理论领域里杀出一条生路来。失去了科学的理论灯塔的导航，苏联的这艘社会主义的巨轮就只能徘徊踟蹰，停滞不前。从70年代开始，苏联的情况正是如此。至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一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并用它把苏联巨轮引上了暗礁，导致其倾覆瓦解，那已是另一个问题了。
总之，从斯大林晚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或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共领导人始终没有能提出符合苏联新的国情的新理论，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最致命的失误。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苏联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诸多失误，以及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日益恶化，必然使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严重的问题。这主要有：
第一，信仰危机。这是指一些人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苏共不再相信的社会现象。它是苏共20大后出现的。赫鲁晓夫在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一些人便由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苏共。苏共20大刚闭幕，一些党员作家便公然声言：“对于作家来说，马克思主义也可能不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的人是自由的，他怎么想就怎么评论。”(11)
8年之后，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又产生了一次信仰冲击波。许多人由此认为苏共领导集团、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均不可相信。次年4月7日，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说：“现在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以及缺乏信念的现象越来越盛行。”(12)5天后，高教部副部长尼基谢夫说：最近一个时期，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情绪。1966年10月，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斯捷帕科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上说：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和政治笑话危害着我们的思想工作。在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青年中间怀疑主义很盛行，他们在西方的宣传面前表现得很不坚定(13)。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在1976年1月23日的《东方曙光报》上撰文说：“青年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估价我们的信念与价值观念，这对任何人来说已不是秘密。”不少青年人不喜欢苏联的一切，却事事崇拜西方，从发型、服装、文学艺术到政治思潮。他们常收听西方广播和被查禁的出版物。
第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运动的势头。他们以出版地下刊物、集会、静坐、抗议、写公开信、向外国人散发文件和演讲等形式进行斗争，还建立了一些地下的或半公开的组织，但还有不少人没有加入任何组织，是散兵游勇。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还有极少数人是工人和军人。
他们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有的（“党内民主派”）认为自己仍然信仰马列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主张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有的（“社会民主派”）持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主张走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那些西欧国家的道路。有的（“西方派”）干脆主张走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有的（“宗教论理派”）则主张把苏联变成一个东正教主宰一切的国家。他们的人数不多，但有一定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民主派和西方派的观点大肆泛滥，成了苏联领导人的指导思想，终于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被冲垮。
第三，宗教趋于活跃。几十年来，苏联官方一再预言宗教将出现“危机”和“衰亡”。但到70年代后期，宗教反趋活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状况恶化的不满，信仰危机的出现，长期实行的“左”的宗教政策所引起的逆反作用，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对苏联境内穆斯林宗教热情的鼓舞等等。70年代以来，地下宗教刊物屡有出现。信徒的人数也增加不少。年轻的和文化水平较高的教徒的人数增加较快。
第四，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上升。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工作消极、待人冷漠、私欲膨胀、损人利己、毁坏和盗窃公物的现象有增无减。干部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腐败现象积重唯返。性自由之风悄悄蔓延，离婚率逐年增长。酗酒之风愈演愈烈。80年代初，出现了苏联历史上又一次犯罪高峰，而且青年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或称黑手党犯罪）增加较快。
启迪与教训
苏联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问题给我们的启迪是深刻的，教训是严重的：
第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意识形态工作也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的，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14)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现实充分说明，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冲垮。而在此之前，苏联早就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国和苏东的正反面经验表明，共产党人应当象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意识形态，两手都要硬。
第二，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智慧，有魄力搁置过时的理论观点，提出新的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永葆青春。如果象苏共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和结论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只能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引入死胡同。在我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巨轮新航路上的灯塔，才使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第三，共产党人在向人民群众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时，必须区分真伪、明辨是非，宣传的内容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宣传了错误的东西，其后果不堪设想。长期以来，苏共向人民群众宣传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全民国家、全民党、斯大林罪行论等错误观点，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剧变做了意识形态和舆论准备。而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建成论、苏联模式完美论、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等，又使原政治经济体制和人们的思想更加僵化凝固。这又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必须彻底“粉碎”、“打碎”、“炸毁”、“摧毁”(15)的口实。
第四，共产党人向人民群众作宣传时，在内容上必须实事求是，求真求实。由于苏联的宣传往往是假大空和报喜不报忧，致使人们不再相信这种宣传。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钻了这个空子，打着“新闻真实”的幌子，一味给苏共和社会主义抹黑，为推翻它们作了舆论准备。在宣传的态度和方法上，必须尊重宣传对象、以理服人、循循善诱、沁人肺腑，而苏联的宣传往往是枯燥无味、内容贫乏、千篇一律、缺乏说服力，对人民内部的不同观点又往往粗暴生硬、以势压人，这只能引起人们的厌弃和反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又钻了这个空子。戈尔巴乔夫大搞“无条件的民主”、“毫无限制的公开性”、舆论和意见多元化，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共的污言秽语都无条件地毫无限制地喷涌而出，一时黑潮滚滚、浊浪滔天，很快便吞没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一切。
总之，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页。
② ③ ④ ⑤ (11) (12) (13)罗·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8、218、219、287、289、70、100、289、69、71页。
⑥苏联《哲学问题》，1968年第7期。
⑦关于二者的区别，可参看胡乔木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第1、3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5、256页。
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9、30页。
⑩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页。
(14)《苏联东欧巨变与新闻媒介》，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5)1990年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