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价值取向论文,经济学论文,道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市场经济实践的飞跃，即中国经济运行方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导致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经济学陷入盲区和困境。由此引发一个问题：怎样走出中国经济学的困境？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一、对经济学本质的现实考察
对中国经济学走向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却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认为必须首先弄清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自从马克思所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处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和“热战”的对立之中，迫使政治经济学更多地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性的浓厚色彩。冷战时代结束后，经济竞争代替了以往的军事竞赛，中国社会也开始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进程，由此决定了政治经济学也要由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经济建设的工具，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从经济学的最直接来源来看，它是人类科学与理性的结晶。作为工具，经济学的效用取决于科学与理性的积淀程度。科学的本质在于实践的证伪。一种科学假说的提出是被实践不断证实的过程，而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所证实的学说，注定要在变化了的时空中为不断发展的实践所证伪。真理就在这种证实—证伪—证实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实践证明，经济学只有在科学的范围内经过实践的不断锤炼，才能够接近真理。如果把经济学看作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的话，那就越出了科学的界限，成为绝对的东西，不在讨论和研究的范围内。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所追求的是利益，而科学所追求的是真理，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
跳出经济学的狭隘空间，站在人类理性的高度上，我们就更容易深化对经济学本质的认识。自从人类精神分野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后，经济学一直被看作是人类理性的结晶。这是我们讨论和研究经济学的前提条件。否则，经济学一旦沦为非理性的东西，就会同神学、宗教划为一类，成为超越时空的信仰上的绝对与永恒的范畴，与人类理性具有不可通约性。因而也就不在讨论和研究的范围内。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科学与理性进步的结果，科学与理性的进步必然导致作为人类理性结晶的经济学的不断更新。所以，人类理性的积淀越充分，经济学就越完善，它的实践效用也就随之增大。
二、历史没有给予中国产生自己经济学的条件
勿需讳言，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从来都是“泊来品”。从客观条件看，中国至今尚未形成能够孕育和产生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土壤。当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迈进时，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已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进化，中国既无机遇也无必要重新探索市场经济理论，只要借鉴人家的优秀成果即可。从主观方面说，中国缺乏产生经济学大师的主体条件。中国大陆科学与理性的启蒙仅仅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事情，“五四”运动虽然喊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但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对经济学的科学与理性本质有所认识，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与禁锢才开始松动。本世纪50年代，中国也曾试图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然而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久即被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所代替。
科学与理性是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内在尺度。没有本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去借鉴他国的实践经验，但是如果没有科学与理性的长期深厚的积淀，就很难成就经济学的伟业。《资本论》的写作可以英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为素材，但如果没有德国优秀哲学传统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思维方式和科学探索精神，是不会完成《资本论》这一划时代的经济学巨著的。科学与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伴侣，放纵理性，科学才有了安身之处。科学只有在理性的王国里才能复归自己的本质。中国经济学的诞生，首先取决于科学与理性精神的弘扬，以及经济学大师的问世。承认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与理性的态度。现实的态度是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选择，同时也要注意把握21世纪可能给中国经济学带来的机遇。
三、中国经济学之路的现实选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决定了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市场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如何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学体系，即在中国经济学之路如何选择的问题上，目前人们的争议仍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修补论”。主张在坚持现有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以达到对现有体系的修补和完善的目的。
2.“拿来主义”。主张全面搬来西方经济学代替现有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3.“回复论”。主张摒弃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重新回到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那里去。
4.“重构论”。主张抛弃现有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重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上述观点虽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重构论”只是一种未来的事情，“修补论”也难成立。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不能溶入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与方法。两种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它们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也完全不同，它们研究经济问题的目的和出发点以及研究的侧重点更是不同。因此，“调和”、“修补”、“整合”非但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会产生畸形的“怪胎”，与其硬性“拉郎配”，还莫不如自立门户，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形成互补效应。
把西方经济学“拿来”代替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学，倒不失为中国经济学由计划化走向市场化同国际接轨的一条捷径。虽说经济学是科学与理性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涵着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任何一门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经验归纳和理论升华，因而其理论本身总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定。本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说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必须以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为依托，才能产生最为先进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的落后自不待言，更主要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和西方有许多差异，其中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尤为悬殊。因此，单纯地搬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就难以有效地解释和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简单的“拿来主义”行不通。因为历史已向我们反复昭示，迷信任何一种经济学说都会导致灾难。
主张我国经济学回到马克思那里去的“回复论”观点更是难以立足。不可否认，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经济思想，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毕竟是19世纪那个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不可能预料到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所处的时代，让中国经济学退回去，实在是一种无能和倒退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综上所述，本文否定了“修补论”、“拿来主义”、“回复论”、“重构论”四种观点，实际上等于给出了中国经济学无处去的结论。然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学的指导，而中国现有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又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这个矛盾究竟应该怎么解决？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之路究竟如何选择？
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跳出经济学的狭隘视野，避免在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之间兜圈子，要站在经济学观的层面上审视这一时代课题，方能高瞻远瞩。其次，他要从中国的经济学现时状况出发，充分理解不同群体人们的经济学偏好，不搞行政性的简单取舍命令行为，以避免埋没真理和伤害人们的感情。要把一切交给实践，让历史做出公正的筛选。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学具有一种“容百家于一堂”的气度与魄力，而不再拘泥于某种偏好。
事物即过程。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样需要一个过程。没有百家并存、互相争鸣的过程，就不会有中国真正成熟的经济学出现。因为人类任何一个完整的思想都是以其他思想为中介而引伸出来的，因此它本身必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代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都不能单独地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而只能从自己研究的特定角度和某些侧面给予一定的说明。中国经济学的春天能否到来，关键在于能否选择一种切实可行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就其现实性来说，摆在中国经济学面前的道路只能是：彻底摒弃传统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引进当代各种卓有成效的经济学说，开创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学术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让中国经济学在多样性的互补中求生存与完善，在多元化的竞争中求发展，在对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中求创新。
多样性的结构互补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前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理论的进化，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和所涉及的变量日趋增多，由此决定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分布的广延性和多样性。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既需要有研究人与人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也需要有研究人与物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既需要有研究生产活动的经济学，也需要有研究交换活动的经济学。正是研究同一经济过程不同侧面的各种经济学说的并存，才可能从结构上弥补中国经济学体系上的不足和缺陷，使得中国经济学走向系统化。
多元化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与理性的进化程度是经济学发达兴旺的充分条件。没有科学与理性的进化与积淀，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学的飞跃与发展。对此，我们应从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性角度予以理解。科学与理性的本质特征是证伪与否定，由此导致它与现存的矛盾，并常常遭到人类本能的抵制。因此，没有宽松的环境和竞争的氛围，不驱除传统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就谈不上科学与理性的存在。偏见是科学与理性的天敌。一门学科只有在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中才能求得发展。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
在共性的互补中求得完善，在差异的竞争中求得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之路的现实选择。因为经济学本来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成功的经济学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对于人类社会最为先进和最为成功的经济学理论来说，一国的经济学也是世界的经济学，世界的经济学也是一国的经济学。共性的普遍存在，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无法回避的事实。尽管各种经济学都需要维护特定的利益，但最终都是围绕资源配置这一问题展开的，都是为了解决如何使生产者和投资者达到利益最大化，如何使劳动者达到收入最大化，如何使政府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如何使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等问题，以及如何使生产者、投资者、消费者、劳动者、政府之间保持利益均衡，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发展。由此形成的经济学成果必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都离不开对他国经济学成果的借鉴，中国经济学当前的重心应主要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用的东西，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力争少走一些弯路，少付一点学费。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创新，也不失为中国经济学的一条出路。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形态至今尚不完全，这条道路将是十分漫长的，所付的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借鉴为主、创新为辅，这是中国经济学之路最为现实的明智选择。
四、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未来取向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获得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但它所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令人关注。尽管经济学的泛化在西方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各种变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被争先恐后地引入经济学中，作为回报，经济学也义无反顾地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大有主宰人们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各种经济学层出不穷，在众学科中可谓一枝独秀。然而，由于传统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限制，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缺乏能够覆盖全球整体性的大概念，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中信息含量低，如对资源的理解就缺乏生态变量的总体考虑，一味追求资源的物质变量的投入产出，由此造成“先污染、后治理”的非可持续发展经济运行模式。不可否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过外部性这一重要概念，其中包涵着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所达到的程度却无法同物质性资源在经济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相提并论，时代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失与遗憾。（1）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至多注意到了微观和短期环境污染问题，忽视了宏观生态变量这一长期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负效果，更多指的是环境问题，很少涉及到生态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就是外部性的内在化问题。（2）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使涉及到了生态问题，也未能做出量化，进行宏观生态成本的投入产出分析。这里也存在着如何来计量宏观生态成本的问题。（3）由此导致对污染所造成的外部效果缺乏有效的解决思路。在英国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所开辟的思维传统中，解决外部负效果的通常方式是“谁使用，谁付费”的办法。这种办法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同样都不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对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束手无策。
应当承认，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兴起的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等边缘学科给予了生态问题以最大的关注，这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伟大壮举。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生态变量的强烈关注却未能溶入到主流经济学中去，生态与资源的分离状态依旧，人们要么在一种经济学里强调生态的意义，要么在另一种经济学里强调物质性资源或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它们始终不能揉合到一起去，通过一条曲线表达出来，因而这些经济学说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中国经济，也确实需要认真反省一下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汲取生态成本付出巨大的经验教训，重新选择和设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生态、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这就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应更多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外来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应是理论创新的过程。借鉴于《老子》关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智慧，中国经济学之“道”应当从“自然”中重新寻找自己的根基，建立起新坐标，应尽早代之以融生态变量与物质变量为一体的生态资源范畴，从全球整体观层面上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学的走向。
从科学的角度看，所谓资源，都是生态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都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只不过是我们人类尚没有认识到而已。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起来的“帕累托最优”这一神话最终还是被自己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矛盾所打破。当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出现脱节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经济增长的手段性与社会发展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即如何在增长与发展之间作出某种合乎科学与理性的制度安排。这是摆在21世纪中国经济学面前的艰巨任务和伟大使命。科学与理性的锋芒越是指向这个世界的深处，越是接近那些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命题，人类知识的传统界限也就越发模糊，人类知识的进化方式也就越发容易从分化走向综合，从而在各门知识的边缘和综合之处生发出一个新的凝聚点。这个人类知识的融汇之处也许正是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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