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据论文,价值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西方甚至是原苏联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问题存在误解、曲解，甚至是诽谤。国内一些学者对此亦不敢涉足。本文从经济学理论体系出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明确指出其价值判据是人道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人道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包含着自己的价值判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价值判据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对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重建经济学很有裨益，而且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也极有意义。
一、从库普曼的“理论结构式”谈起
“资源配置经济学”的理论开创人之一库普曼（荷兰经济学家），是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由于他开创的资源配置经济学用公理化的方法，证明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既是充分条件，又是必要条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性方式，与社会的政治制度无关；等等，所以，他的学术声望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相当高的。
库普曼的学术建树，也得力于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包括他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分析。
在他看来，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从某一种坐标判断出发的，都表现为建立在某一种价值判断之上的形式逻辑推理体系。因此，从结构上看，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呈现为“价值判断+形式逻辑推理体系”的形态。其中，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以出发的价值判断，反映着提出此理论体系的主体从某一角度出发对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的一种理解，一种评价；任何经济学理论，均不能不包含其提出主体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评价〔1〕。
应当说，库氏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这种见解，是符合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种，也只能呈现为“价值判据+逻辑推理体系”的结构。其中的价值判断作为科学体系的出发点，它一方面反映着工人阶级对面前的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评价，是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又只能是经济事实及其运行规律的反映，不能是主观随意的臆想。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理解的两种极端倾向
以前，人们由于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认识不清晰，所以往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价值判断的地位存有误解和曲解。
曲解的源头之一，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一书中，公开提出马恩著作对道德“抱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著作中也直截了当地避免了直接诉诸道德动机”，因而表现出一种所谓“反伦理的倾向”。其根据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倚仗伦理的”。〔2〕考茨基也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非道德”的命题，断言马克思主义似乎不需要任何道德标准，社会主义仅仅相信自然历史的必然性。意大利的克罗齐则写道：“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伦理学的原则，依我看总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3〕在诸如此类的半是诽谤、半是曲解的观点蛊惑之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观判断似乎成了不能深谈的事情。本世纪60年代初，原苏联一位学者在专门研究价值哲学的书中也写道：“马克思并没有向资本家作道德上的说教，也没有‘遣责’他们没有实现劳动人民所需要的自由”，似乎价值判断确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缘〔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今还被许多人视为“反伦理学说”。
与这种误解、曲解对立的另一种错误看法，则是否定社会主义作为客观的自然历史的必然性，而仅仅把它归结为一种价值观追求。所谓“伦理社会主义”，便是这种货色。这种说教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等基本观点，仅仅从伦理价值的消极宣传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在这种曲解下，在本世纪60-70年代，欧洲有的工党理论家仍坚持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一个伦理的或道德的问题”的观点〔5〕。直到最近，美国还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出现，是对所谓资本主义的道德缺陷的一种反动”〔6〕。正是在“伦理社会主义”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下，国内一些论者不敢涉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的价值判断问题的研究。
这里的理论关键在于：一方面，作为揭示经济发展必然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注目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分析，注目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注目于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的揭示。它并不像以前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仅诉诸于道德说教。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揭示道德上的要求”〔7〕。正是通过这种宣布，科学社会主义者把自己明确地区别于“伦理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作为饱含着作者一腔无产阶级感情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是一种冰冷的、纯客观的学说。它像一切经济学一样，都包含着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判断，具有自己的伦理和审美判据。正是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的鲜明无产阶级特征，才形成了它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武器的根本依据。也正是由于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的存在，才使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归结为“反伦理”学说的诋毁成为笑话。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的原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的”〔8〕。由此可以设想，产生于商品经济方兴未艾的经济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判据的建立上，不可能超越这一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所决定的文化的制约。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能以产生于商品经济中的自由、平等、尊重“人的价值”等原则构成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据。当然，它对这些判据的理解和把握，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有本质上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的揭示等，构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然含纳的价值规范体系，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深层内容。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诋毁为“反伦理”，等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扮”成反人道主义体系，从而在深层的理论上败坏它的名声。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充分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人道主义价值判据，进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人道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以彻底粉碎一切诋毁。
我们并不否认，马恩当年曾设想过的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完全对立于商品经济的，由此出发，他们也确实在某些论述中，把产生于商品经济中的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包含并加以否定。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一，唯物史观关于人们的价值观不能超越一定的经济基础及由这一基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也完全适用。这也就是说，作为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上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不以自己特殊的形式把特定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据。这一点，并不会因为马恩在某些论述中对人道主义的否定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那就等于放弃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性质的原理。其二，不是别人而正是马克思自己，不仅在早年的著作中，而且在成熟期的论述中，也都这样那样地明确申言过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肯定。正是这些明确的申言，构成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据的一个理论依据。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的佐证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劳动价值论。
这种理论，一方面反映着工人阶级作为劳动者对劳动创造财富的客观事实的把握；另方面又是工人阶级人权观念的一种体现（笔者曾在一系列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论证过这种劳动价值论是工人阶级人权观的表现。限于篇幅，此不再述）。确定这一事实，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据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勿庸讳言，以前，人们由于对人道主义性质判定不准，对其源自把握不清，同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理解不准确，所以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对客观经济事实的一种科学反映的同时，又承认它是工人阶级人权观念的表现，这在许多论者那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也由于对哲学及方法论的不熟悉而对劳动价值论作为价值观的实质不甚了知，他们仅仅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对事实的唯一的科学抽象。诸如此类的误解，一层又一层地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出发点所体现的它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判据的事实。现在，应当是消除这些误解的时候了。
第二，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
在以前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解释中，一些论者往往完全忽略了它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剥削加以否定的平等权利判据，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既然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是劳动价值论，既然劳动价值论也是工人阶级人权观的表现，那么，剩余价值理论对剥削的否定以平等人权为判据，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此从不讳言。他多次明确地说过，剩余价值乃是资本家获得的大于其支出不平等不正当的收入。可以说，一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劳动者的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时代潮流，正是以劳动者吁求自己应有的人权为依托的。无视工人阶级吁求人权的史实及其理论价值，是错误的。
第三，《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否定，也是鉴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形成了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控制。
十分显然，作为人道主义价值观之一的人的自由，是这一谴责得以形成的价值判据。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3点， 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骼框架之体现。它们不是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片断，而是构成了它的脊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确不可忽视。
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言论
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界标。这部巨著是在1845年9月开始撰写的。 正是在这部巨著写作期间，恩格斯提出：“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9〕。在这一表述中，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人道主义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其中，根本不存在两者的对立或“你死我活”。“修养”一词还表明，这时恩格斯已经把人道主义当作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判据对待了。
第二，1847年底，正在与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又公开肯定“撒播人道主义种子”〔10〕。把这种态度和《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的论断相联系，人们不难设想，即使在宣布阶级斗争的《宣言》时期，马克思也并未把人道主义价值判据摒弃于自己学说之外。在写完《宣言》后4年， 马克思又一次以肯定口吻提及“人道”〔12〕，堪为另一例证。
第三，上世纪60年代，是撰成《资本论》初稿的马克思在思想理论上更臻成熟的年代。1861年底，他在评述1856年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时，再一次以人道主义作为判据，揭露这一《宣言》的否定性质：“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因为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13〕。在这一表述中，尊重“人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前提；只尊重私有财产的价值而贬低人的价值的行为，被当作“不人道”的行为而受到谴责。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与《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商品拜物教贬低“人的价值”的谴责，在理论上是一脉相通的。对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含纳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要把马克思对贬低“人的价值”而悖离人道主义行径的谴责，以及与这一谴责相适应的其他谴责否定掉，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第四，1870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指出：“你们当然了解，我不仅仅是从人道出发的。除此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为了加速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15〕。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他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领导人之一，针对当时英国政府囚禁爱尔兰革命者的行为，草拟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16〕，并于1869年11月30日被总委员会通过的这一情况的。其中，马克思明确承认他此举的出发点也包含人道精神，这种人道精神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是统一的。鉴于马克思的这一明确申言写于1870年，当时《资本论》的草稿全部写成，而且第一卷已公开出版了3年，因而， 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明确地把人道精神确定为自己的“出发点”之一，很令人深思。
第五，1875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演习。在总结其历史经验著作中，马克思曾两次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人道”的概念。其一，他指出，巴黎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17〕。数十年后，马克思对之表白人道精神也是自己的“出发点”之一的拉法格，是这样向巴黎人描述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的：
无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残忍。
……在1848年和1871年，资产阶级使2万和3万个尸体盖满巴黎街道。然而，你们只要回想一下就能记得，巴黎在无产阶级当权的个月里，那些人质的头上连一两根头发也没有落下。只是在战斗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当人民由于自己的失败和反动将军们耸人听闻的罪行几乎被引到疯狂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才处决了人质。但是在两个月中间，这是历史事实：统治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触动人质头上的一根头发。然而这时候公社的被俘的将军们却被阴险地杀死。〔18〕
如果这种描写可以被看成对马克思前述论述的某种注释的话，那么，很显然，马克思是首肯阶级斗争中的人道方式的，因为与最新的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联的无产阶级，代表着最新的文明。他们优越于自己敌人的地方之一，便在于他们的文明物质，决定了他们不能像自己的敌对者那样残忍。众所周知，这一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在尔后的中国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其二，马克思在讲到无产阶级与敌人的对比时，又一次写道：前者“显示了这样过份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无耻”〔19〕。在这一论述中，“人道”仍被作为肯定性概念使用。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领导人的批评，只限于后者“过份的人道”。他们这种被绝对化了的人道面对卑鄙无耻的敌对者，只能酿成悲剧。这一教训至今值得记取。但它丝毫不包含马克思对人道精神的全盘否定。有的人从反面理解这里两次使用的“人道”概念，显然不符合马克思意愿。
第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含纳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最明白无误的理论申明之一，出自马克思在1872年春天写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此文最后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20〕。在这一论述中，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价值目标的共产主义，便是公有制经济计划所导向的自由、平等以及人道。显然，这种明确无误的表述证明，晚年的马克思，经历过巴黎公社斗争洗礼的马克思，并不像法国阿尔杜塞所描绘的那样，已经和人道主义“彻底决裂”，“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21〕；更不像阿氏所诋毁的那样，已经成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者”〔22〕。事情的真相根本不像阿氏的杜撰那样。晚年的马克思，一方面确实比早年的马克思更加科学、成熟；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更成熟的科学理论层次上继承、发扬了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论土地国有化》一文就是一个证明。它可以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论述并读：“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23〕。在笔者看来，在这种并读和仔细的体味之中，深受阿尔杜塞的影响而总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解成“反人道主义”、“反伦理”学说的人们，应当在理论良心上有所自悔，应当看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熟悉和理解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知道，从广义来看，价值观是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历史观之中都包含着人们对历史善恶的评价和评价判据，因而，把历史和价值截然一裂为二，在价值观上有条件地肯定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又笼统地否定一切人道主义，这至少在逻辑上很不严密。当然，写《论土地国有化》时的老年马克思，肯定是把共产主义所实现的人道目标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专政以及公有制等紧密相连的。他的人道目标不是一种幻想玄思，而是一种科学的成熟的斗争标的。这与早年马克思确有区别。无视这一区别，用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代替晚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不行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像阿尔杜塞那样把马克思一裂为二，企图把晚年马克思歪曲为反人道主义者；或者像伊斯门那样，说“非人道的”共产党要把一切讲道德价值的人“开除出去”〔24〕，都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文献，是任何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发表见解的论者都不能忽视的论著。它把共产主义当作人道目标看待的论点，永远是对反马克思主义者诋毁的响亮回答。列宁也曾毫不含糊地说：“真正的自由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25〕他理直气壮地把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旗帜握在共产主义者手中，我们为什么却要把这一旗帜拱手奉送敌手而给自己脸上抹黑呢？！
第七，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末尾，又沿着马克思上述思路进行论述，引用摩尔根的话说，来日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6〕。人道主义的原则，在这里又一次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在此之前，1880年，与马克思恩格期关系颇密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之一的倍倍尔，在论述共产主义的著作中，也认为共产主义“最高的道德状态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7〕。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述的注释，说明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就不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对立于一切人道主义的看法。这一看法的出现，完全是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附加、误解和曲解，应予彻底抛弃。
本文于1994年10月收到。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On Basis of Value Judgment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Hu Yicheng
Abstract Some scholars in the West including the former USSR have been presenting misunderstood, misinterpreted and even libelous remarks agaist the basis of value judgment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Some scholars in China dare no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issue.This essay proceeds from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elaborates the value judg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explicit conclusion is that its basis of judgment is humanitarianism.
Key words Marxism,political economics,value,humanitarianism.
注释：
〔1〕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1-153页。
〔2〕〔3〕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第242注〔1〕。
〔4〕图加林诺夫：《论生活和文化的价值》，三联书店1964 年版，第71页。
〔5〕（英国）社会主义同盟：《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页。
〔6〕诺克：《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第323页。
〔7〕〔9〕〔10〕〔11〕〔12〕〔13〕〔14〕〔15〕〔16〕〔17〕〔19〕〔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第2卷第666页，第42卷第477页，第4卷第489～491页，第42卷第509页，第15卷第452页，第23卷第87-101页，第32卷第646页，第16卷第433-434页，第17卷第593页，第17卷第640页，第42卷第120页。
〔8〕〔20〕〔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33页，第二卷第454页，第四卷第175页。
〔18〕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3-24页。
〔21〕见《西方学者论＜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22〕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
〔24〕《社会主义的失败》，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0页。
〔25〕《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8页。
〔27〕参见《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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